到了1998年底，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告一段落，基本采样已经完成，调查问卷表也都整理归类，监管部门政策官员，也都清楚了解了信用风险模型所处的位置、在银行内部的实际运用。接下来的焦点，便是修订巴塞尔I的讨论、磋商、谈判的细节工作，就是银行监管者盖棺定论、作政策抉择的时候。
这个时候，Christine把我和Jennifer叫到她办公室谈话，同我们讲述资本在银行监管的重要性。“21世纪是资本监管的世纪”，这是整个国际间银行监管机构的共识，很多过去依赖行政管制的政策，都逐渐向资本管制方向过渡，所以有关资本监管的课题数不胜数。她希望我们以信用风险模型的工作经验为基点，继续留在她手下的资本项目组里工作，在同巴塞尔有关的政策领域里驰骋。
但我当即告诉她，我想打回“老家”风险评估组，去做一段市场风险管理方面的检查工作。她没有预料到我会打退堂鼓，不过也很尊重我的要求，没有坚持我一定留在资本政策项目组里。反过来说，风险评估组依然是她手下的一个组，我依然归她领导，只是没有那么直接了，我加入到了银行检查的大部队里，换一个崭新的工作领域。Jennifer也归队到她的银行分析组，继续她的广义上的资本政策调研工作。
巴塞尔项目到了这个阶段，完成了对银行业的认识了解，掌握了信用风险模型的利弊得失，接下来便是各国银行监管部门协商讨论，制定方针政策，然后再同银行界交流妥协，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我尽管涉足这个项目才一年，但通过同联储总部、美国其他银行监管机构，甚至巴塞尔总部短暂的交往，我已经预测到这将是一个旷日持久、劳心费神、需要十足耐心和毅力的、庞大艰难的国际项目。美国的银行监管系统对巴塞尔I的意见和口径已经不一致，美国的其他银行监管机构已经责备美联储过于倾向商业界、大银行，而纽约联储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不用说在国际舞台上要让那么多国家协调步骤、统一口径了。其间肯定会牵扯很多官僚、扯皮、拉锯战，会为细节问题争执不休，有无休止的内部会议和与商业界的讨论协调。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这也是一个很严峻、很重要的政策课题，举世上下都在密切关注，影响极其深远，对喜欢做政策工作的人士，会有开天辟地、津津乐道的成就感。这个项目在联储也受到极大重视。试想，纽约联储总裁WilliamMcDonough便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他亲自挂帅的项目，顺理成章地成为纽约联储头等大事。从个人职业角度来说，从事这个项目会结识很多头头脑脑，与上级、上上级一起共事，若工作出色，便会前程似锦，仕途无量。纽约联储有几位去巴塞尔蹲点两年镀过金的，回来后都被委以重任，仕途通畅。我和Jennifer从事这项工作一年，也都各自被提拔两级，这在纽约联储实属罕见，除了工资上涨15％外，还有对工作的赞赏和对一年辛苦的认可。
但我效劳纽约联储，并非只想从事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我希望能对金融界有个全面深刻的了解，我希望能经常去银行蹲点审查，看看整个银行的经营状况、结构产品。不仅局限于信贷产品和信用风险这一块，还有更新颖、更先进的交易产品和市场风险这一大块。当初我从学校决定“下海”，就是觉得金融业蓬勃兴旺、热火朝天，是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上的一个很成功的运用，而且势必随着时间推移，爆炸式地发展。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要掌握，时间不等人，我不会心甘情愿把宝贵的光阴消耗在妥协、斡旋、平衡上。其他政策官员或多或少已经有过银行业经验，外面的世界对他们已没有新奇感，巴塞尔项目则是他们的职业生涯，是光荣成就。而我却是初出茅庐，无知幼稚，缺少银行界的跌打磨炼，说起话来也自觉不够响亮，底气不足。所以我得去经风雨，见世面，才能胸有成竹、理直气壮。我曾夸下海口，“我离开巴塞尔项目两年再回来的话，巴塞尔项目不会有长足进展，而我却会更胜任这个项目”。当时，我还真低估了巴塞尔II的艰难曲折。时隔近十年，巴塞尔II在美国依然尚无定论，各大监管机构(FED，OCC，FDIC，SBD，SEC——美国的监管体系也确实错综复杂)依然在争执不休，翻天覆地。“巴塞尔II难，难于上青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