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昊鸥
朱大可曾经将余秋雨比作“文化口红”予以痛批。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有那么几根文化口红翘首弄姿倒也无伤大雅，要命的是文化苏丹红大行其道。
去年“苏丹红”还是一个为人们所不知的名词的时候，肯德基照常顾客盈门。后来曝了光，一时间就变得门可罗雀。为什么呢？因为有关专家站出来告诉大家，苏丹红是一种人造化学染料，它虽然能让食品保持辣椒的鲜红，但是含有致癌物，可能会使肝部DNA结构变化，导致肝部病症。于是大家就知道，哦，这个对身体不好，于是就不吃了。其实我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对这个病变过程并不甚清楚，但是我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听了专家的话，不吃肯德基了。
我当然知道文化产品和学术著作之间有很大不同，它不像后者一样要“无一字无来处”，或者要像顾炎武写《日知录》一样字斟句酌，生怕贻误后学。文化产品是商品，要卖，要考虑市场，要考虑消费群体，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也正因为文化产品是一种商品，它也应该附合商品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比如不能在鸡翅上抹苏丹红以次充好，还有就是广告商不能只为牟利而作虚假宣传。
现在来说正题，《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就是这样的文化苏丹红。如果说造一般的商品要本钱，做文化产品也同样需要本钱，这个本钱就是你的学力和识力。没有太多本钱也不要紧，大排档的烤鸡翅也不是没有市场，但是你抹上苏丹红再把价格抬上去，这就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商家之所以会在食品里面加苏丹红就是要让消费者看起来心里舒服，从而引导消费，文化苏丹红亦然。比如《于丹〈论语〉心得》，一眼看去，文从字顺喜闻乐见，但其实是谬种流传，但是让人误以为，哦，这就是《论语》。这不是读者的错，好比绝大多数吃肯德基的人都不明白它的制作原理，误食了带苏丹红的鸡翅，他们是受害者。这个时候，有关专家同样应该站出来，告诉大家，这是一种与传统文化有距离的读物。当然，当你知道了苏丹红是什么东西之后你还要吃肯德基，那就不是专家的责任了。
于丹女士有这样一段话：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
当我读到于丹女士这段可以代表她全书整体基调的文字时，内心涌现起无尽的悲凉。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毕生以复兴周道为己任，虽百死而不悔。这样一位孤独的英雄在于丹口中竟成为了心灵鸡汤的代言人，成为了小资生活哲学的始作俑者，我为孔子，也为今人觉得悲哀。
我很庆幸在我辨别能力尚弱的中学时代，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关于《庄子》的读物是流沙河先生的《〈庄子〉现代版》。后来因为学了古代文学专业，阅读了许多不同《庄子》的版本。现在再来看那本书，有些地方我不是很赞同，但大致是没有错的。谁说普及传统文化和媚俗就天生是一对双胞胎？
苏丹红事件之后，肯德基公开道歉并整改了。我希望我们的某些媒体也应该有这样承认错误的勇气。我们的文化在面对致癌物的时候，和人体一样脆弱。知识分子的“生产化”是其堕落的前兆
徐晋如
在新浪博客上读到陶东风的一篇奇文，名为《赢者输：易中天－于丹现象解读》。在这篇文章之中，他从法国左派学者布迪厄那里寻找理论的支撑，以表示他的不偏不倚。他认为，围绕于丹现象展开的论争，是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一场文化资本之争。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被划分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是相当专门化的领域，具有抵抗市场等外部力量的高度自主性，参与者在其中争夺的是专业人士的认可和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学术资本；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追求的就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布迪厄认为，由于这两个文化生产场遵从的规则不同，所以在批量的文化生产场获得成功的文化人（学术明星、文化名人等）常常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遭到抵制，不被承认。这就是著名的“赢者输”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