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先生的说法不可说不详备了。在他的文中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正如杨先生所说：“在魏晋以前，唐宋以后，儒家的经典中绝对容纳不下老庄。”这无疑是对“《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的最好反驳。
我们知道，隋唐时代随着政治上南北的逐渐统一，经学上魏晋以来形成的南北学之分也趋于一统。作为南学后人的陆德明，他的经学思想自然延续着南学的传统。南学的主要特点就是“谈玄”，他们强调经学与老庄的合流，在当时便有把《易》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的说法。再加上杨向奎先生所说的初唐“政治上的原因，打算拉老子作为李唐的不祧祖先”，看来陆德明列《老子》、《庄子》于“经典”还是可以理解的。
说了这么多，我们明白了《庄子》在魏晋至唐代初年的特殊地位。也许我们会说，《庄子》在思想上的高度与我们通常所谓的儒家“经典”完全可以相媲美。这话确实不假，但和其他的概念一样，“经典”也有它特定的意义和范畴。笼统地说“《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们今天常说的“经典”，指的是古代儒家的经籍。
我们知道，历代确定和通行的儒家经典的数量不尽相同。简单来说，“经典”的演进轨迹，是由先秦时期所谓的“六经”经过一千多年的不断扩充、发展，到宋代定型为“十三经”。这个递增的过程也是中国经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作为后人，我们还是有义务和必要了解“六经”到“十三经”的发展过程，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下面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经典”的历史。
从先秦到西汉，逐渐形成“六经”的概念。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先秦文献里称述的“六经”一词，最早出现在于丹所说的“历代被奉为经典”的《庄子》中，今天我们在《庄子》的《天运》、《天下》、《徐无鬼》等篇章中我们都能找到“六经”这一词。这说明，至少在“六经”概念已经开始形成的先秦，《庄子》并没被称为“经”。
西汉时期，人们又称六经为“六艺”。尽管称谓不同，但“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籍，还是被当时人们共同认可的。我们知道，六经实际上到了西汉只流传下来了除《乐》经外的其他五部。在西汉前期，汉文帝、汉武帝设立了五经博士，却没有设立《乐》经博士便是最好的证明。关于《乐》经失传的问题，在历史上更是众说纷纭。
发展到东汉，五经增至七经。“七经”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后汉书·赵典传》中。东汉通行的七经，指在原先五经的基础上再加上《论语》和《孝经》。当时规定，除了设立五经为官学外，《论语》和《孝经》为学生的必读书，读书人非读不可。这样，“七经”的称谓逐渐形成。
到了唐代初年，为推行新王朝的文化政策和促进儒学的发展，唐太宗李世民颁布了《五经正义》，为五经制作了标准的注释。同时，从五经升发，提出“九经”概念。具体是在之前五经的基础上，把《礼》和《春秋》各扩充为三，即《仪礼》、《周礼》、《礼记》和《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NB338梁传》。
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十二经于长安国子监门前的石碑上，作为士人传习和考试的文字定本，史称“开成石经”。这十二经就是唐前期的九经再加上《论语》、《孝经》、《尔雅》。
到宋代，由原来的十二经再加上《孟子》，便成为流传至今的十三经。
以上就是儒家“经典”的精简历史，我们可见看出，于丹所说的“《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一句，是有待商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