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昊鸥
《于丹〈论语〉心得》开篇这样写道：
“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真理是朴素的，这话不假，但朴素绝不仅仅等于表面。太阳从东边升起，现代社会无人不知，但我们今天知道太阳之所以不从西方升起这个看似最简单不过的常识，也不是生而知之，也是一代又一代的先人历经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挫折后才发现的。要知道，在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帮助下，我们的上古先民曾经想象着太阳是从山谷中升起的（“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真理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让我们认知世界的真实，其更重要在于它作为一种悬置的理想高标指引我们不断向世界的真实与本质靠拢——而不是相反，令我们停留在太阳东升西落这样表面现象中故步自封。
将朴素和表面混为一谈之后，于丹开始了她的“三段论”，即，真理是“朴素”的，《论语》讲的是真理，所以《论语》是“朴素”的。先抛开立论基础的不稳定性，于丹又进一步混淆了概念——最朴素、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以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它贯穿着孔子关于政治、哲学、教育、为人等各个方面的伟大思想。如果说《论语》“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种说法实际上无疑于是在说孔子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
快乐心灵是美好的，孔子是伟大的，所以将伟大的孔子和美好的快乐心灵绑定在一起兜售，“看上去很美”。这就好比说，牛顿三大力学是经典的，爱因斯坦是伟大的，所以爱因斯坦是主张三大经典力学的。任何一个有物理常识的人都不会认同这种逻辑。
我不禁要请教于丹女士：孔子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吗？
首先可以来看看孔子究竟快不快乐。这个问题看起来就像庄子笔下的“子非鱼”一样，似乎是个无解的方程，但对于我们现在讨论“孔子是否是快乐哲学的代言人”这个问题却很重要。如果孔子的思想是快乐哲学，那么他必然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很快乐。就像一个穷困潦倒的穷光蛋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向大家宣讲他的财富学理念一样，不快乐的孔子也绝不可能向人们宣扬什么快乐哲学。
如果按照于丹的标准，孔子的一生绝对是不快乐的一生，不仅不快乐，甚至用句四川话可以说“霉得起冬瓜灰”。如果参照《史记·孔子世家》，用现代格式写一份孔子的个人简历，大概如下：
孔丘，男，生于公元前551年，是叔梁纥和颜氏女的私生子，父亲早亡，少年时代生活贫贱。成年后当过仓库管理员和畜牧管理员等小公务员，但在仕途上一直不得志。他创办私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办教师，教学所得的收入不过是些肉干之类的东西。他在政治上经常遭到排挤陷害，加上当时政局不稳定，只得带领弟子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来回找工作。后来，五十多岁的时候重新做公务员，并且曾经一度做到鲁国总理这样显赫的位置，但是没几年就被齐国用离间计排挤了出去，后来就再也没有得到重用。晚年除了教授弟子以外潜心著述。公元前479年病死。
从上面这份履历表可以看出，如果以“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为快乐标准，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及格。《论语》里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说有一次孔子让子路去问路，子路碰上一个叫做桀溺的人。桀溺说：“天下到处都在动荡不安，而谁能改变这种现状呢？况且你与其跟着那逃避乱臣的人四处奔走，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躲避乱世的人呢。”说完，就继续不停地耕田。子路把此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失望地说：“我们不能居住在山林里与鸟兽同群，要是天下太平，我也用不着到处奔走想改变这个局面了。”而另一部先秦子书《庄子》中，也记载了孔子带着弟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游历的时候受困，窘迫到“七日不火食”，就是七天都没有吃到热的食物。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第49页这样说道：“孔子和他的弟子所享受的那种快乐，同样是我们今天快乐的源泉”，我不知道有多少现代人愿意享受“急急如丧家之犬”（孔子自谓）一样的“快乐”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