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各种力量和事件的一个不同寻常的转折，救英格兰出水火，给改革以新生，也使格雷在政坛中不再保持沉默。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经济和社会力量已经超越了旧有的选举和立法形式的限制。工业的扩张和运输业的现代化进程，帮助产生了一个工人阶级，他们在繁荣与萧条反复轮回的环境之下日益富有战斗精神，立场日益鲜明；它也帮助产生了一个日益增长的工厂雇主和商人的群体，他们对于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感到愤愤不平；它还帮助造就了各种小雇主们，他们对养老金制度、报酬丰厚的闲职以及法庭对富裕的老年人（the older rich）的承认心怀怨愤；最后还有那些佃耕者们，他们承租了土地，却没有享受土地所在郡的公民权利和各种利益。逐渐高涨的民主情绪反映了这些群体在政治上的需要和期望。现在他们被更好地组织起来——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参与了许多政治团体，持不同政见的工人阶级则参与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团体。当有关改革的争论激烈时，这些团体就会合并成一些全国性的集团，以支持其在全国的发言人。
冲突的中轴也正在发生转移。威灵顿（Wellington）在1828年的上台执政,作为一种催化剂加快了四党派——威灵顿的托利党、卡宁的托利党、格雷的辉格党和布卢翰姆的辉格党——重组为两个在外表上大致显现出相对和谐一致的政党。当然，威灵顿通过开展天主教解放运动而挫败了辉格党，辉格党多年来曾致力于天主教解放——但是却付出了托利党内部分裂的代价。格雷置身于威灵顿内阁之外，但仍与其保持友好的个人关系，这使他既能够帮助转变冲突的路线，又能使自己不沾惹是非。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辉格党和托利党自由派领导下的托利党结成某种联盟来支持一项象征性的改革法案，该法案将会导致改革者内部阵营的分裂。凭借后退和等待，格雷帮助避免了这种可能性。反之，威灵顿却把自己的党搞得四分五裂，从而帮助了辉格党在1830年上台执政。
党派、领袖和利益之争，也是思想观念之争。对辉格党而言，自由是其核心价值观念。所有的人都口口声声地支持这种崇高的理想；但问题是自由的真正含义——辉格党人很少对此提出质疑。在皮特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战争的反应中，他们不寒而栗地看到了自己的政府在镇压公民的自由时可能会如何做。英国人因煽动性的言论——表达对托利党政府的批评——便被鞭打、监禁、流放和绞死。辉格党关于自由的观念自然也受到一定限制；它呼吁政府容忍个人言论、良心和异议，它并没有对政府关于社会和经济自由的保护和培育这个更为广泛的问题进行抨击。当数万人在大型集会中共同为改革法案高唱赞歌时，也就表明了当时民众对自由的理解：
…By union, Justice, reason, law
We ll gain the birthright of our sires
And thus we raise from Sea to Sea
Our sacred watchword, Liberty!
……凭着联合、正义、理性、法律
我们将赢得我们祖先的天赋权利。
因而我们越过重洋高呼起
我们神圣的口号，自由！
在格雷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在议会中保住辉格党的席位意义极为重大，因为该党是“唯一真正捍卫国家自由的党”。
不断增强的需要和期望、冲突水平的变化、作为指导行为的价值观——无论这些力量多么强大，如果缺少罕见而杰出的领导作为催化剂，便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政治变革——这正是格雷在那关键时刻所做的贡献。早期的缺乏自信、一味退让、消沉沮丧与摇摆不定都已成为过去。“他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他70岁时必须要采取的措施，”后来一位历史学家以稍稍夸张的手法写道，“他好像就是为进行改革而生。”
格雷的改革策略在概念上比较简单：依靠一个强势的改革法案，将内阁、辉格党和国家紧紧团结起来。他告诉上议院的议员，“逐步进行改革”，会使问题“像以前那样处于悬而不决的境地”——他的意思是，人们的期望一直不断地在高涨，然而未能得到一点点的满足，因此容易落入那些想要即刻取得普选权的激进分子的掌控中。但是由于势力分化成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所以这一战略实施起来极为困难。不仅多数托利党人强烈反对这一法案——实际上，他们的确震惊于这一法案的鲁莽而大胆的条款，包括彻底清除“选举区的票贩子”，以及将选举权授予小土地所有者——而且许多保守的辉格党人，在被该法案震惊之余，对该法案的支持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在格雷的改革内阁中，左翼大多是在辉格党中的亲密同事，包括他的女婿。平衡左、右翼的势力是一个联盟的领导者的标准姿态，但是格雷必须解决掉另外两股更为棘手的势力，这使他的空中动作表演得更为精湛：一个是有些反复无常的君主，他几乎不能容忍改革法案，但是更惧怕混乱和革命；另一个是反对该法案的上议院，他们经常被国教会中的顽固分子唆使去粗暴地抵制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