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参观完驾驶台，又走到收割台旁边。就在郑建国详细讲解收割台的工作原理时，李红梅发现有一处油管在滴油，便指给建国看。建国看了看说:“是收割台的液压升降油管接头有点漏油，小毛病，我把它紧紧就行。”说着，他爬上驾驶台，把收割台升起来，然后拿了扳子跑下来钻到收割台底下。
红梅蹲在收割台边上，问道:“用我帮忙吗?”
“不用!”小伙子心花怒放。
郑建国找到那个漏油的接头，用扳子紧了紧，但蓝黑色的机油仍在一滴滴流出。他看那接头螺丝已经紧到头了，便往回拧，想松下螺母看看。然而，他忘了用“千斤顶”把收割台支上。结果，他尚未把那螺母完全松开，油管里的高压机油就喷了出来。沉重的收割台失去支撑力，一下子落下来，压到郑建国的身上。只听郑建国一声惨叫，便没有了声音。
李红梅吓坏了，过了一会儿才叫出声来。在地头休息的人们听到喊声，急忙跑过来。当人们抬起收割台并把郑建国拖出来时，他已经失去了知觉。人们立即用“铁牛55”把他送往场部医院。
郑建国醒来时已是黄昏了。他的腹部被收割台横梁压了一下，好在没有内伤，但他的右前臂骨折了。他睁开眼睛，看见床边的机务排长和哥哥，还有眼睛红红的李红梅!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想用右手擦擦眼睛，但发觉右胳膊已经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他这才想起今天中午发生的事情。
人们见郑建国醒了，都围上来，询问着、安慰着。然而，他什么也没听见，他的耳边只有红梅那喃喃细语——“都怪我……”
在建国住院的那几天里。红梅天天都来看望他，而且经常流下歉疚的眼泪。
建国右臂的骨折虽然接上了，但已不能吃力，而且动作也不灵活。然而，他却觉得这次受伤很值得，因为他由此得到了红梅的爱———至少他自觉如此。
郑建中也觉得兄弟挺有福气——虽然挨了一下砸，但是得到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不过，事情并没按他想象的那样发展。几个月之后，他发现弟弟与红梅的关系又凉了。他知道还有几个小伙子在追红梅，便劝弟弟要主动进攻，但弟弟总是苦笑着说“算啦”。他问弟弟为啥，可弟弟从不正面回答。弟弟的性格已经由内向变得有些孤僻了。不过时间长了，郑建中对此也就淡漠了。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
198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郑建中还没有起床，就听见李青山家那边有人喊叫，声音很凄惨。他急忙穿上衣服走了出来，正好弟弟也从对面走了出来。他们一起来到西边李青山的家。李青山家的房子和郑家的一样，也是一明两暗。中间有一盘炉灶，一张方桌和各种杂物。东边一间住着李青山，西边一间住着李红梅。进屋后，他们看见李青山正坐在西屋地上大哭，再看炕上——李红梅下身裸露，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郑家兄弟愣了片刻，还是建中走到炕边拉过条被子盖在尸体的身上，而建国则呆呆地站在旁边。这时，又跑来几个邻居，院子里乱哄哄的。又过了一会儿，公安局的人也来了。
当时正好有县公安局的两个同志住在农场办案，为首的名叫谷春山，是个科长，另一位名叫吴鸿飞。据说，他们办的是个大案子，还是政治性的。被审查的人名叫肖雄，是个老右派的儿子，原来在农场开胶轮拖拉机，可那一阵子老往外跑，不正经上班。肖雄和郑建国是好朋友，也是李红梅的追求者，而且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有的人甚至说肖雄和李红梅的关系已经“铁”了，因此调查肖雄的公安人员曾多次找李红梅单独谈话。
公安局的人来到之后就封锁了现场。不过，还有好多群众在远处围观。后来，公安局又来了两辆车，还带来些仪器。那天下午，很多人都被叫到场部办公室去问话，当然也包括郑家兄弟。问话内容主要是关于李红梅与小伙子们的关系以及被询问人在头天晚上的活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