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北京(1)

  毛泽东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在武汉停留10天以后———毛泽东在这里对当地形势作了考察———这一行人到达北京

,正好参加在湘乡会馆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反张集会。毛泽东带着一条标语来到会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他睡在没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镀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这里就是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

  毛泽东的驱张计划并没有多大进展。北京的世界更广阔,所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大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的腐败;凡尔赛会议以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响;五四思想的传播。毛泽东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

  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获是杨小姐。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圆脸庞,皮肤白皙。毛泽东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萌发对她的爱情,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深了。

  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是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下的《偶感》。诗中表达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18],这是杨教授不曾赞成的,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没有共同的居处。他们在毛泽东栖身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去温暖舒适的杨家。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游,在僻静处相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杨的结合是自由恋爱的结晶,这在旧中国是极为少见的。一年以后在长沙举行的结婚仪式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很少有人记在心中,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回忆不起这次婚礼的确切日子。

  长沙的赵女士没能活着去光扬五四道德准则,而杨小姐的奋争使这种精神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体现。死去的赵女士使毛泽东满腔愤懑尽诉笔端,活着的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赵女士永离人间,杨开慧则在精神上给毛泽东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泽东在20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

  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他热心搜读各种译成中文的有关材料)。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在中国1919年11月出现——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

  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

  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就像1790年法国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在同一位青年妇女的交谈中表现出他对新俄罗斯的热情。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19]

  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不过,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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