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生活(1)

  在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化的时期,半知识分子总是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军队,毛泽东开始显露出自己的半知识分子的特征。毛泽东不愿参加学生组织不只是因为自己年龄大,而且还是因为他对教育一直存在着矛盾心理。

  毛泽东担心学校生活对他的影响。作为毛顺生的儿子,他比自己所期望的更像一名有教养的绅士。他喜欢那些没有文化的士兵把他看作学问人。他后来回顾说:“我能写,有些书

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13]他为士兵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纸。

  虽然其他的士兵都是亲自去白沙井挑水,但毛泽东却是从到营房来卖水的挑夫那里买水。毛泽东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明确身份,他回忆说:“但我是个学生,不能屈尊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去买。”[14]他的父亲虽有绝对的权威,但始终未能把泽东培养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毛泽东在回忆1912年春天时说,“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15]孙中山已和袁世凯达成妥协,袁是个阴险的铁腕人物,他表面鼓吹共和,内心却留恋中国过去的帝制。革命的军事对峙阶段已经结束。

  毛泽东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生活。在军队那段时间,他没打过仗,只是给长官们办些杂事。他之所以当兵,是因为他认为军队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中会起重要作用。他在与一位朋友的交谈中激烈抨击孔孟之道:“如果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强大起来。”[16]

  连长和排长们都劝他留下来,但是当他认为军队不再是时代的先锋时,他突然离开了。这位18岁的半知识分子决定重返学校。

  去哪所学校呢?毛泽东拿不定主意,于是他查阅《湘汉新闻》和其他报上的招生广告。学费到哪里去找?家里捎来信说,到现在泽东必须谋份差事了。

  这个曾经的士兵住进了很便宜的“湘乡会馆”,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流浪生活。

  一个警察学堂的招生广告吸引了毛泽东,但他也喜欢一个开设肥皂制造课程的学校,是因为他认为这对中国的清洁、文明有益吗?这两个学校他都报考了,但是即将开学之际,他又退了出来。

  他又报考了另外两所学校,政法学堂和商业中学,他指望这两个学校对家里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从他父亲那儿弄到学费。

  毛泽东在第一次谈到他给父亲写信要钱时说:“我向他们描绘了我未来的美好前程,我说我会当律师或做大官。”[17]还没等到家里回信,这位犹豫不决的青年对这两个学校又失去了兴趣,当然也又一次搭上了报名费。

  毛泽东不断地接受同学的劝告,今天听这个的,明天又听那个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决定下来。他什么都想抓住,结果一无所获。

  不久,毛泽东瞄准了一个目标,他花钱报考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毛顺生同意支付学费,“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17],年轻的毛泽东坐下来学习经济。

  他起初肯定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很多课程和教材都是英文的。他的英文并不好,只是在东山高小时学了点入门的知识。

  毛泽东回忆说:“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18]

  不名一文,邋里邋遢,毛泽东无所事事地混迹于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用他那发呆的大眼睛盯着报纸。干什么去呢?

  毛泽东一度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他反求诸自身(其思维我们无从得知)。他坐在人生的高处,俯视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他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19]

  湖南省政府军的军火库爆炸,烈焰熊熊,他和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这支军队。但是现在,他以旁观者取乐的口吻说:“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 [20]

  一天,三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毛泽东,他正独自专注而平静地在城墙的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毛泽东从冥思中回到了现实,四人一起去喝茶、吃瓜子。

  这三个青年在社会地位上都比毛泽东高一等,其中一个常常借钱给他。对于政治,从世故的角度来说他们比他更懂。一位姓谭的青年是大官的儿子,他说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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