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我希望我能够说，自从有关玛森案件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办公室里的基调已经根本的变了；人们怀着敬意聚拢到我的办公桌前来，想知道事情发生的每一处细节，一个哈佛医学院的医生自杀而死，一个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处于毒品调查之下。莫瑞恩供认出了毒贩的姓名．他被证实与墨西哥黑手党有牵连，所以至少简娜·玛森没有捏造这个事实，狱劳狄德确实来自墨西哥。这对吉姆·凯利和毒品组的小姐绅士们来说是个好的导向，但是对于“牛栅”里余下的家伙们而言则是事不关己。

　　从我桌子这边的有利位置观察，我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在处理自己的麻烦事，每位特工都要同时对付四十件以上的案子，独独在我的电路筐子里，只有两打未完成的关于武装劫案的报告。但是在这种时候，面对所有那些暴行，我所能激起的唯一反应就是坐在这里，漠然地耐心地把剪下来的纸条，一张接到另一张上。

　　只有当亨利·卡拉维蒂摇着他的电动轮椅进来分发邮件时，我的兴趣才偶尔达到一次高峰，但也维持不了多久。处理到C—1组的调职申请将花掉数周的时间，而且我可能会消耗全部的时间，麻木地立在原地，想怎么样能够逐步建立起勇气去和麦克·唐纳多搭上话。我们已经有好几天在互相躲避。

　　这会是很长的一串锁链。

　　问题是……好的，他们是不会为此为女人们说一句话的，但是我曾经听见男同事们把这种环境称作“持续肿胀”。这是一种集中的感觉垂临在你的身上，无论何时它都会燃起强烈的，难以承受的渴望，只要你瞥见，比如说，他的腰背部，便会想到他把我的手插进那腰带里，缓缓地抽出压在里边、带着汗味的粗棉布衬衫的衣襟，感受着暖融融的肌肤，用我的手指在脊柱上刻画，一直画到它变细的地方，就在臀部不容置疑的曲线之上。我最好是站起来，散散步。

　　“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给了我一个友好的暗示。唐纳多正和凯乐、弗兰克一起穿过屋子。他穿的正是那件粗棉衬衫，一条森林绿的编织领带，牛仔裤，对我完全是装腔作势的挑衅置之不理，手抬起来，搔着他的后脑勺，身体过度的舒展，毫无顾忌地露出了胸肌和腋窝。迟疑着该不该上前，但我告诉自己有绝好的理由加入他们的谈话，他们确凿无疑是在谈论即将举行的全明星赛，我振作精神在头脑里复述了一遍我在体育版里读到的几行字：圣弗兰西斯科队的主管，罗杰·克雷格；和埃斯队的当家，托尼·拉鲁萨，一个素食主义者。

　　我只走到半道，SAC罗伯特·高罗威插了进来，打断了这次设想中的甜蜜偶遇，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去。但是我估摸着我一样可以把我准备好的台词用到他身上。

　　“你说罗杰·克雷格会把托尼·拉鲁萨捣成牛肉馅饼吗？”

　　“我总是因为罗杰·克雷格而陷于哭笑不得的窘境之中。”高罗威说：“他在起用梅茨的第一场比赛中就在说大话，到这个赛季结束，十胜二十四负的劣绩足以说明他的级别。”

　　高罗威从咖啡桌上拾起那枚NYPD侦探皮带扣，在手中掂量着，没有说话。我很不自在地站在房中央。

　　“简娜把它寄还给你了？”

　　“我请一位头儿回纽约的时候给我寄了枚新的来，没有它真让我有点神经过敏。”

　　“好极了”，因为现在你可以安静下来了。”

　　高罗威的手指在他的波浪型头发上虚拂了几下，显然，他的情绪似乎也高昂起来。

　　“我想要你去与寡妇谈谈。”

　　“阮德尔·依贝哈特的寡妇？”

　　“我想要你代表调查局对她的不幸表示慰问。”

　　我干脆晕倒在这金色的地毯上算了。

　　“我应该怎么说？”

　　“就说我们知道她丈夫是清白的，我们会找出真正的坏种。”

　　他放下百叶窗遮挡早晨的阳光的探视。

　　“我对外交手腕可是一窍不通。”

　　“只是去看看她，女人对女人。保持低调。”

　　“为什么是我，做这样的事？”

　　“因为这有助于树立调查局的形象……还有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高罗威坐在执行官的椅子里，目光注视着关上的百叶窗。这是他的方式，要为对医生办公室的荒唐地劫掠承担责任，可能是，当然也可能不是这个原因催促医生带走了自己的生命。自杀是一个谜，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谜底；尽管我被深深地触动了，也尊重高罗威的仁慈，但我还是真他妈希望他能自己来填写这张该死的吊唁卡。

　　我一直等到天黑以后，为了使这次访问看起来是工作之外的事，“低调”的。好家伙，可我确实不想这么做。我们首先欺骗了她的丈夫，然后发现她排斥过一个无辜的女佣人，要对这样一个女人表示我们的同情心，这主意真让人恶心。我打算捎几句话过去就走人。沿着圣维森特往下行驶，我被一种不坚定地强迫自己最后一次经过第二十街外公房子的念头所刺痛，而最终还是彻底屈服于它，甚至是最短暂的迂回一次也会让我感到一种奢侈的回味。

　　但是当我把车开近屋子前边时它已变得完全陌生了：灯亮着，里面有人在走动。

　　我在路边停下。踩着混凝土小径经过山毛榉树走向门口。当我的手握住房门把手的弧面时我停了下来，试着感觉一下记忆，剩下的拇指抚弄着已经长了块绿锈的破旧门锁。“记着上锁”，它说。涂着棕色油漆的圆门铃失灵了，但门并没有关上。

　　我跨进一间小斗室，橡木地板，有一个铸铁暖气管。立刻有一位面色红润的女士从厨房里出来，向我伸出手，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运动上衣，银白色的头发编成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

　　“嗨，我是黛娜·玛德森，‘太平洋海岸房地产’，今晚一切都好吧？绝好的起步者的房子，你不这样认为吗？”

　　“确实是起步者的房子。我是在这里面长大的。”

　　“你骗人吧。如果你认为它有情感上的价值，赶紧抓住它吧，我只是带着两位韩国商人参观这边的地产，他们想买下邻近的这两块地，把旧房子拆了，然后修建两栋时髦的大屋。”

　　“什么是时髦的大屋？”

　　“通常大约有五千平方尺，五、六间卧室，全套家具，壁炉，环境典雅舒适。没有后院，但那是你不得不牺牲的。”

　　“我见过。”依贝哈特家的房子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感觉都曾经混乱过。”她附合着我的腔调，“我听见他们叫它反建筑。对一家人来说它可能太大了，而且难看，违背常理，但是它们可以卖上几百万美元，人们也爱寻找些新鲜的东西。”

　　以前的屋主都留下了那棵不自然的树。

　　“那么你是在这儿长大的了。可能自你出生那时候起我就已经在圣莫尼卡出售房地产了。我1961年开始干这行时，十年以内在蒙塔娜之北没有修建任何新房子。人们宁愿离开他们在狭窄地带矮小的加利福尼亚平房而去‘太平洋岩壁’买一套牧场住宅。他们也在寻求新鲜的玩艺儿。蒙塔娜过去是一条发臭的小街，哼，你们拥有了金巴利超市和苏氏加油站。我们过去有许多加油站，无处不在。”

　　“我想去看看后院。”

　　我越过她，走进装着槭木壁橱的厨房。我不能忍受这一切的终止，不去想这儿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一架微型便携式索尼电视机搁在缺角有隙缝的白瓷橱台上，开着。

　　“我走到哪儿都带着它，”她解释说，“有许多的时间你得坐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

　　她跟着我走到后屋，嘴里不停地说着。

　　“你还记得第七街和蒙塔娜西北拐角的V形臂章加油站吗？然后那儿又有了飞行A加油站，接着是第十一街的联合76加油站。在第十四街有埃坷加油站，另一家牟比加油站也在那儿建起来了……”

　　纱门被我“砰”地关上，那张脸在门后还不停地数着圣莫尼卡剩下的加油站。我迈下台阶走到后院中。架置在一根高电线杆上的一盏泛光灯，照亮了插在一张圆桌中间的小孔里的大遮阳伞上的圆点花纹，花纹颜色早已褪尽了。我拉开一把摇摇晃晃的金属椅子，可以听到海风穿过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隔壁的小孩子在说：“呀——呀——呀。”

　　我的视线顺着一架梯子爬上了绿色木屋顶，那儿还有一套锈迹斑斑的老式电视接收天线射向空中，不用怀疑，就是它过去常常把我带入《狄克·凡·戴克娱乐时空》。一辆轿车从小巷经过，这时我注意到这里竟有双重栅栏，两层绑在一起，高的那层是用木材做的。也许这样连接起来支撑着最初的栅栏要比拆掉它完全重新搭起一圈新的构造简便得多，也更周密。红木厚板间再留不下什么空隙，不像以前我们住在这里时那样，到了晚上，汽车经过也不会有车灯光穿透进来。记忆的明晰让我自己大吃一惊。今天晚上我会花掉多少时间呆在这个后院里。

　　“你可能不会记得，但是，沿着大海和第七街之间的‘岩壁’区域，那时候你只需花上四万美元就可以得到双份地盘。”

　　我转过身来，开始面对着这个站在纱门后面的真正地产女性漫射的身影。

　　“五十年代他们就开始分割这些地盘，当然，劳伦斯·韦尔克修建了他的闪光的白色堡垒于是你们现在才有了被称之为摩天大厦的东西。我们没有能够保留我们对太平洋应有的尊重，哼，现在你随处可以见到的是圣莫尼卡正在为迎接二十一世纪把自己重新修整一番。”

　　我听得不耐烦，推开了门。这位真正的地产女性已经把头扭向了橱台上的电视机，里面正在播放当地的晚间新闻，领衔主演的是发生在百威利·希尔的一点儿小骚乱，当时，简娜·玛森正在萨克斯第五大街露面，介绍她的新型化妆品系列。

　　没有人想到竟会有二千名妇女排着长队等着看到她。人群失控，中年家庭主妇们像一群暴徒一样疯狂地涌进化妆品部。我们从一个朴素的微型荧屏上观看到这滑稽的一幕，简娜·玛森出现了，把玫瑰花抛向人群时，所有那些女士能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她不漂亮吗？她依然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二十五秒钟之后，这个故事结束了，换上了一种肃穆的强调声音说，就在几天之前，因为违法使用麻醉剂而被玛森小姐起诉的医生自杀了。他们再度闪回那张模糊不清的，阮德尔·依贝哈特躬着背的照片，明显地暗示，他之所以杀死自己，是因为他在医疗保健这一行当中做出了欺诈行为。

　　我取过一张纸在上边画了画房子的大致情况，算出八十七万五千美元出售价值。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我出去的时候顺手将它扔进了那棵造作的树里。

　　怀着动荡的和不愉快的心情，我把车开到了第二十街，远远停在依贝哈特家的住所外，强迫我自己艰难地走上一段路。在她开门的那一刻，无论我对克莱诺·依贝哈特有什么样敌意，都已开始变得淡漠了。

　　她削瘦了许多，眼圈下出现了青肿的眼泡。一件老式的钮扣松垂的黄色衬衫挂在她嶙峋的身形上，袖口挽起来，它对她来说实在是太肥大了。也许它原本是阮德尔的，或者也许是她在过去一周里就掉了十磅的体重。在她身后的房子显得很空，只有从隐蔽的位置传过来的电视机的回响，似乎播放的是同样的当地新闻，我刚刚才在第十二街见过来的。我意识到她一直在反复察看被媒介残忍对待的她的丈夫。

　　我又一次做了自我介绍，因为明显的看出她过于焦虑不安，不大可能想起我来。当这个词“FBI”一说出口，她就开始哆嗦。

　　“怎么？你到这儿来做什么？”一只眼睛变红了，开始渗出泪水。一只颤抖着的手在脸颊上不由自主地轻轻拍打。

　　“我奉命来向你通告我们的调查情况。”

　　“为什么向我？”

　　“我们想让你知道，你的丈夫已不再是我们的调查对象……”

　　“不再是调查对象？”

　　“他已经被宣布无罪，没有做任何错事，我希望这对你多少是些安慰。”

　　面对着她毫无反应、被深深蹂躏过的脸，我感到自己是个彻底的傻瓜，只能用更多浮华的语言来掩饰自己的退却：“我们正在坚决地追击真正的罪犯，我们希望对他们能够按照法律程序施以公正的裁决。”

　　她根本没有在听我说的话，她麻木了，这些话塞进她耳朵时肯定就像一团乱麻一样。

　　“他杀死了自己。”

　　“我知道。”

　　“孩子们送回波士顿和我的家人们住在一起。真是好笑，我的女儿是真的爱上过加利福尼亚……”

　　她确实微笑着，闪光的泪迹遍布在她阴森可怕的笑容上。

　　“……但是现在她害怕呆在这栋房子里。这个小女孩是她爹的公主呵。”

　　在那间检察室里，依贝哈特大夫告诉过我关于他女儿的事，说她就像一只小猴子一样往钢琴上爬。我记得在他的语调里充满了引为自豪的柔情。

　　“我刚刚在新闻里看到简娜·玛森。她看上去是挺不错的。她宣称她从未进行过矫形外科手术，阮德尔说确实如此。我敢打赌她已经卖了好多化妆品。我们一直喜欢她在电影中的形象，但是，真的，她有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妙嗓音，甚至在她成为我们的病人之前，我们就有了她的全套唱片集。从波士顿带过来的。”

　　一脸抽搐的怪相。

　　“你也将搬回去吗？”

　　她对这个问题没有反应。

　　“你知道吗？我接到一个脱口秀打来的屯话，他们正打算搞一点什么东西，关于‘罪犯医生的妻子’。”

　　“那很恶劣。”

　　“我告诉他们阮德尔不是个罪犯，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们知道这点，依贝哈特夫人。”

　　“可简娜·玛森做过。”

　　突然间，一股晚香玉的香气变得难以相信的浓郁，把我们全都裹在它令人生厌的焦糖一样的腻味中。

　　“简娜·玛森做过什么？”

　　克莱诺·依贝哈特的胳膊垂抱在腰际，以抵御湿润海风的侵袭。这是第一次我们抱有同样的信念站在这个门槛的两边，护士和警察，世界原本就是这样运转的。那双有缺陷的眼睛重新盯牢我。

　　但是，她说出口的只是“祝你好运”，然后便轻轻掩上了门。

　　我往回走，钻进了汽车，发动了引擎。正当我打亮转向灯向后视镜里一瞥的时候，我看见阮德尔·依贝哈特的青铜色阿库拉在行车道以外粗野地转过车身来。它的轮胎“嗤”地跳过路边石所有车灯全部打开。一开始它似乎是直接朝我撞过来的，一时间竟让我不知所措。但是反射镜突然又变得一团黑，我意识到克莱诺·依贝哈特转弯了，它开上另外一条路，朝向圣维森特林荫大道。

　　我立刻也掉转巴罗库塔的车头，跟在她后面，沿着第七街的斜坡向下到查陶癸，然后从这儿驶上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一直向北开去。

　　我一路上都在想那位日本移民妇女，由于对用情不专的丈夫恼羞成怒，她就是沿着这条线到维尔·罗格斯海滩，从那里走过沙岸，走进海浪，投身于太平洋之中，还带着她的两个幼子。孩子们淹死了，她没有。然而，克莱诺·依贝哈特却是一个人在车上，保持着五十五英里的均匀时速，遇上每一个红灯都谨慎地停下。她继续往前开，我也放松了一些，认为也许她只不过是开车出来兜兜风、散散心，但是，就在经过了倍伯戴恩之后，她左转弯驶入阿诺约路，这个方向是通往简娜·玛森的私宅的。

　　但是我却被一伙骑摩托车的飞车党阻隔了，他们有三十到四十人，骑在他们的“哈里斯”上，排成四分之一英里的长龙，嗡嗡地轰鸣着，排满了整个双向车道，就像一群炸了窝的蜜蜂一样狂暴蛮横。我的车停顿下来，转向信号“啪啪”地闪烁着，肾上腺激素越升越高。

　　许久以前，似乎，是在一家银行前的停车坪上，我遇到的是类似的自由主宰的境地。市民也许受到过威胁，我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选择了傲慢与莽撞的方式，毋须寻求任何的支援。那一次我是幸运的。这一次我拾起了无线电话。

　　“编号345呼叫。”我对着调查局办公室的无线电通讯间说道，“请你通知洛杉矶县司法官，马里布警察局，并要求他们立即对有可能出现在阿诺约路玛森的地界里的骚乱事件作出反应。要让他们务必搞清楚，已经有一位FBI特工在场，并且需要帮助。”

　　等摩托党过完以后，我才猛然横过高速公路，数秒钟内，巴罗库塔的速度便提升到五十，我在按树覆盖下的肮脏小路上颠簸着，穿越黑暗空旷的草场，直到很快我看见那间门房迎面而来。克莱诺·依贝哈特一定是用她丈夫的通行证瞒了过去，因为现在防护栏杆已放了下来，考虑到这个障碍可能会延误地方司法官的手下，而且现在我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停也没停，一头撞了上去，一下把木头长臂弹到空中，变成碎木柴，只能希望对护栏架没造成什么损害。

　　所有这些已经给了克莱诺·依口哈特充裕的三分钟的领先时间。我在碎石停车坪上画了半个圈，“嘎”地滑到玛格达·斯脱克曼的卡迪拉克旁停下。阿库拉扔在一边，引擎仍然转动着，白色围墙的前门半开。她当然还有她丈夫获准使用的这栋房子的钥匙。

　　我跑进庭院，它处在两面零碎的聚光灯照射之下，在水池里有几点摇曳的绿色反射光。远端暗黑的院子角落，克莱诺·依贝哈特逼近了玛格达·斯脱克曼高大的身形。斯脱克曼打着驳斥的手势，对着入侵者说着什么，然后弯腰捡起了一段盘卷的花园软皮水管，把它挂回到它的挂钩上。

　　我加快脚步向前，一面叫了出来：“克莱诺。”

　　有人把滑动玻璃门拉得更开，说道：“怎么在外边打招呼，出什么事了？”

　　与此同时，简娜·玛森刚站在那个亮着灯的房间的门槛上，她的身影清晰可见。

　　克莱诺·依贝哈特拔出一支手枪就开了两火，玻璃全部崩裂了，又一个三连响声在随后的不到两秒钟内发生。

　　我的武器已拔了出来，瞄准医生的妻子。

　　“警察。把枪扔掉。”

　　她的头朝我扭转过来，黑头发甩出一片模糊的亮光。我退后了一步，但是身姿保持了稳定，我的脚步扎牢．我的手臂平稳。我现在反而感到放松，数百个小时训练使我完全能够控制在我心灵上搔动的情感因素。

　　“把武器放下。”我沉稳地说。

　　玛格达·斯脱克曼迈进了一步，克莱诺·依贝哈特忙乱地转着身子，手枪已缩到了胸口，后背靠在一个石砌的花台上。

　　“放下它。”

　　“别做傻事了，”斯脱克曼的声音像挫刀一般粗厉，“我们得叫一辆救护车来。”

　　在我的右边，用眼角的余光，我看见门有很长的裂缝，并被打掉了一大块。在屋里，简娜·玛森躺在地上，喷出的唾沫、手里抓着和喷出来的都是血，溅到了满地的长条碎玻璃上。

　　“听着，克莱诺，我已经叫了后援部队。警方正在赶来。”

　　“到我面前来，杀了我吧。”克莱诺·依贝哈待的脸完全扭曲了，灯光落在上边像雪一样惨白。

　　“你还有大多东西值得你活下去。想想劳拉和彼得。彼得才一岁呀。难道你想叫他们既没有父亲又没有母亲过一生吗？”

　　我又往前靠了一步。她的枪仍然直直地对着斯脱克曼的前胸。

　　“我很同情你，克莱诺。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你一定能够应付过去的。把你的枪放下，我也将放下我的，我们来好好谈谈。”

　　她只是瞪着眼，身体似乎已失去了机能。

　　“想想你的孩子们，那才是需要做的。”

　　非常缓慢地，克莱诺·依贝哈特弯下了腰，随那武器落在地上。

　　“疯子！”斯脱克曼嚷道，蹒跚地朝房子走去。

　　“你做对了。”我迅速地对克莱诺·依贝哈待说，“现在只需要放松，放松。”

　　我们听见警报声，不久，电话筒的喧嚷声也来到了门外。因为对方放弃了武力，强援又已在身后，所以我能够走得更拢。于是我把枪插进了皮套，但我接近她时手仍未离开它半寸，嘴里保持着“嗒嗒”地说些抚慰的话。那武器是一支小巧的五发，38“史密斯＆文森”左轮手枪，它是易惊慌的医生买来保护他的家庭的，超过二十尺的距离就不那么准确。我一脚把它踢开。

　　我放上一只手在克莱诺的肩膀上，她的精神在这一点触动下彻底萎缩了，身子沉了下去，靠在花台边上，口中呢喃道：“对不起。”

　　当地警方把这儿的乱摊子接管了过去。这本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以内。他们铐上了嫌疑犯，将她拘留。他们先给伤员用了CPR，并且通知了医护人员正在剪除撒满各种形状的碎玻璃片、血迹斑斑的罩衫，把各式医疗仪器联接在受害者的胸部以便把脉搏、呼吸、体温、血压等的数字随时用无线电信号传送给当地的急救医院。那张漂亮的脸现在极为松弛，平日的红润转为苍白，眼睛懒洋洋地闭着。那些医师中的一位在她的胸口按了按，气体立即随着血液一块儿汩汩地冒出。“血胸。”他说。凶杀处的代理官想知道受害者的状况，以便能够指控嫌疑犯。医院的信号返回来，没有生命指数。伤害太严重了。女演员有可能在射击之后几分钟里就死了。指控罪名将是谋杀。

　　这是最后一次我认识到玛格达·斯脱克曼，她跪在湿的混凝土地上，她的头后仰，十指紧捏在一起，哭着：“我的天，杰伊，噢我的天，杰伊。”而奇怪的是，这种惨痛的声音听起来完全像我的母亲。我从未听见她的声音像这样，并不高亢，钻进我耳朵里，有十五年了。当他们告诉她，她的著名的委托人已经死了时，玛格达·斯脱克曼的前额非常缓慢地垂到地面，而且很长时间就以这种方式呆在那儿，悔恨地压弯着腰，直到有人把她拖开。

　　我记起了母亲的哭喊，因为恐惧，我的脸一下子烧烫了。

　　它经常把我从床上唤醒，我爬起来，迷糊地走到门厅里，她叫我在睡衣外边再穿上一件毛线衫，因为，似乎很奇怪，我们就要去码头找冰淇淋。我记得在我床头的墙面上挂着木头雕刻的玛丽和她的小羊羔，在我的音乐盒里甚至还有一只黑色的毛茸茸的羊羔，它在里面演奏歌曲。

　　当我第二次走出卧室时，我抓住那只羔羊，扣紧了身上的毛线衫，因为我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小女孩。后院里有说话声和咆哮声。我没能找到我的母亲，我就走出门，那时我父亲正和外祖父在激烈地争吵。我的父母一定是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他们在那儿结了婚，而外公一定是气得发疯，因为这个愚昧的非法打工崽子胆敢拐走他的女儿，胆敢威胁拿着黑色警棍的他，让警棍戳了个空。

　　我来到他们两人之间。我父亲抱起我也紧紧地搂住他，我的双腿夹在他的腰间。这时候外公试图把我从那双手臂中拉开，因为他们在同一时间都咆哮了起来。我跌到了草地上，一辆轿车从小巷里穿过，几束光线扫过庭院。在车头灯光脉冲里，我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那不是蚕豆地里的几个工头，那是我的外祖父，他举起了他的警棍，用力砸在我父亲的太阳穴上，然后是肩头、脖子，砸，直到鲜血从太阳穴上一道道地流下来，他强烈地抽搐着、瘫坍着，最后悄无声息地躺倒在地上。

　　引擎吼叫着，宇宙间最响亮的声音，我母亲一直在等我，当我爬进停在屋前的汽车的时候，不安地攀在巨大的方向盘下边她的大腿上，告诉她我看见了什么，可能，或者也许一个字我也没能说得出来。但是，无论我说了些什么，那个晚上我们的确开车去了码头，我还记得海风是如何刺穿我的毛线衫，我们如何坐在一块沙滩上，还有，最后，她如何把我揽进她的怀里，哭着，她是否知道或者怀疑过是她自己的父亲杀死了她的新婚丈夫，我永远不得而知。我想知道他如何处理那具尸体，但毕竟，他是一名执法官员，他是否能更好的隐匿一次罪行？也许他把它倒在了脱潘伽峡谷里，也许他只需要把它运到验尸官办公室，报告说在一家墨西哥酒吧里发生了酒后斗殴事件，但是，母亲一定知道米桂·桑切斯离开了她是因为通过某种方式他被外公的狂暴击溃了。随后，她过分地屈从于他，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或者说偿还给他．明显地逗留于世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了。那次的事件我应该是个见证，但无论怎样的证据我都将它埋葬了，为了我自己，以及．现在我才明白，为了她。

　　“安娜，是我。”

　　他非常温和地说，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刻我的灵魂并不在这个地球上。慢慢地，封闭了我的听觉的尖锐的嗡嗡声平息下来，浪涛的拍击声重新回到耳中，低沉、稀疏、有节律。我已站在悬崖边上。

　　“你打电话回去时我就离开了办公室。凯乐和我赶走了那些笨蛋。”

　　“谢谢你。”

　　“我们可以照看自己。”

　　我没有反应。

　　麦克·唐纳多张开双臂从后面抱住我，我的后背靠在他的胸前，注视着碎浪在暗黑色的海中腾起一条长长的白色水线。

　　“你还好吧？”

　　我摇摇头。不好。

　　“我能做些什么？”他问。

　　我转向他，我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你。”他耳语着。

　　我看到在黑暗中他的眼睛，它们充满了疑问。

　　最后我说：“我不能。”

　　“为什么？”

　　“这里面总会有一次背叛。”

　　我离开他，再没有朝后看。三十分钟以后，我已经在马里布警察局里，写我的陈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