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芭芭娜·苏立文的办公室里，有一整面墙都挂满了劫犯们的照片，这是摄相机拍下来的。对那些没受过太多的训练的眼睛而言，除了性别、人种、武器型号等显而易见的特征以外，他们的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站在那儿令人作呕，你还得克服显影剂冲鼻的味儿，那些鬼影铺天盖地向你迫来。大多数相片颗粒太粗，焦距不准，你不得不借助放大镜来寻找细节。

　　但是对于“电脑”而言，这些东西便成了家常便饭，值得仔细地咀嚼、吞咽、消化，然后变成有用的信息存贮在大脑里面以便随时取用。“电脑”常忘记了其他一切事情，包括她的个人生活。在她嫁给另一位同事之前，芭芭娜和我经常结伴到警察酒吧去作乐，她至今还能说出我每一次幽会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还记得他们的警衔和姓名。

　　芭芭娜这次的协助任务是找出此次劫案和洛杉矶市每年发生的两千次以上的银行劫案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单独作案的劫犯会多次出手，十次或者十五次，仅仅为了不到一千美元的数目，然后消失在闹市中，或者劫犯们的乐园里，或者某个法制薄弱的地方。现在这些家伙们都难保没有卷进来，调查已经铺开，而且将进行得更加细致。我们的破案率并不高。而经常要靠“电脑”，通过对那些图片的周密分析，才找出一条破案的线索。

　　我走进办公室时，芭芭娜正在读一本《人民》杂志，封面上印着简娜·玛森的照片，一面吃着一块生日蛋糕，蛋糕好像是从谁放在午餐室里的那一大块上切下来的，涂着厚厚的巧克力、几颗山莓点缀其间。她向我推过来一只米老鼠纸盘，上面搁着选好的餐巾和一把红色的塑料餐叉。我带着我的大杯子，知道她这里总是有自己调制的新鲜的咖啡，带有桂皮香气的。

　　“我已经被简娜·玛森彻底弄栽了，”她说，眼都没抬一下，“整个世界就像坠入了一团迷雾。”

　　我看着那些乱七八糟的相片，就像对自己的家庭影集一样熟悉。在芭芭娜心里，五十或六十个或者所有她知道的影星中，只有简娜·玛森是真正不朽的。

　　“她是个瘾君子。”芭芭娜摆了摆手，她是发出内心的伤感，好像被击溃的反倒是她自己。

　　我吸了一口咖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是一个戏子，当然是要吸毒的了。”

　　“噢，说什么！简娜·玛森？整个美国女孩的偶像？你应该承认她太高雅了。”

　　她挥舞着那本杂志，我看见那张著名的黑白肖像，这是简娜·玛森不到二十岁时拍的，她那动人的颊骨似乎是在述说：“如斯图加蒂瓦的曲线一般单纯，如莫扎特的音乐一般动人心魄。”

　　芭芭娜急切地说下去：“你不记得那些精彩、感伤的老音乐片了吗？”

　　“我讨厌音乐片。”

　　“她像天使一样。她总是扮演好心肠的农家姑娘，父亲刚刚去世；或者是一个贫穷小街上精灵似的人物，刚刚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准备推出一部歌剧作品，却发现她自己得了肺结核。但是不用担心——一个年轻英俊的医生救了她的生命，她最后成了百老汇大牌明星。”

　　我说不出话来。芭芭娜瞪着我，有些沮丧：“你是不是觉得那些掉眼泪的故事太粘乎？”

　　“是啊，机器人死了她都要伤心”。

　　“她拒绝了在《姬姬》中出演主角——这是个大错误——因为这个时候她和路易斯·约旦发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关系。”“电脑”不停地说下去：“她的第一个惹人注目角色是《坏男人》，著名的西部电影，和约翰·维勒演对手戏。”

　　“连我都记得，他们在亚利桑那州最高的一座小山垛上作爱。我猜他们是真的干了那事。”

　　“看看这个！”芭芭娜举着杂志，手指用力像要掐住谁的脖子一样，“她成了瘾君子！就像大街上的每一个浑球。”

　　我把杂志接过来，查看了一张简娜·玛森上周拍的相片，她戴着墨镜，正要钻进一辆高级轿车，身上的亚麻套装是定做的，手里握着一大把黄玫瑰。看样子不像是在去贝蒂·福特中心的路上躲避记者，倒像是急着赶飞机去罗马。

　　芭芭娜指点着说道：“我过去常常在我的卡索尼克校服外边套上背带裙，因为简娜·玛森的这一身打扮着起来如此的性感和罗曼蒂克。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爱华滋高等学校，那时候我三岁，以后我每年都在那儿寻觅，希望她也在。她那时穿着所有舞裙中最美的舞裙，她是所有皇后的皇后。上帝，我也希望能有那么美！”

　　我像抓住了点什么东西：“三岁的时候，你什么都还记不得。”

　　“我记得。”

　　“我在五岁之前就什么也不知道。我和外祖父住在圣莫尼卡的整个时期都是一片空白。”

　　芭芭娜瞧着她的咖啡杯底露出了一丝苦笑：“你跟你的精神病医生谈过这些吗？”

　　“为什么？这很正常。”

　　但是芭芭娜的注意力又已若有所思地转到那本杂志上去了。

　　“简娜没有嫁给肯尼迪总统我真是很难过。他们可以成为这个世纪最为匹配的一对。结果错失良机。”没有停顿地，“丢勒什么时候回来？”

　　“后天吧。”

　　“那么我们可以给他准备一点特别的东西了。”

　　芭芭娜笑了。骨骼瘦小，桔红的头发滑落在肩头，冒失的鼻子，蓝眼睛，从生理上说处于高度进化状态，看起来就像个FBI，跟我一样。印有米老鼠图案的餐巾卡在她黄色羊毛衫的脖颈处。

　　她把一张监视器上拍下的相片放到我面前。

　　“这就是你那家伙。”

　　照片上那家伙戴着棒球帽，穿着两件衬衫，在加利福利亚第一银行里，正站在一个出纳员的窗口前。他没有拔枪，什么都没做，哪怕是极细小的危险动作。相片上贴着：UNSUB（不明目标）。

　　“这个也是。”

　　第二张相片上他穿着不同的衬衫，戴着另一顶棒球帽，但是同样是虚胖的脸，萎靡的眼睛。

　　“一样的M．O．（汇票），”芭芭娜继续说，一面用她的餐叉指指点点，“枪，棒球帽，完全相同的要求：‘给我百元钞，不许染色。’”

　　第二张相片上贴着：“UNSUB，西部银行，库尔文城市分行，1984。”我非常吃惊。

　　“你怎么做到的？”

　　“维他命A。”

　　“你怎么记得？你在玩什么花样？”

　　“当然有诀窍。”

　　她突然站起来，把我们盘子扫进垃圾篓，然后转向我，双手抱在胸前。

　　“那时我还是个新手，丢勒·卡特尔经常溜过来，把我推到卷宗柜这儿靠住，然后暗示我怎样消遣那个下午。我都一笑了之，自己觉得很机敏，还说‘不想伤害他的感情’——后来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他的大腿上，那硬邦邦的玩艺儿在后面顶着，他的手也滑到了我的裙子下面。”

　　“芭芭娜！”

　　“是，是这样。我可以一枪击中那个无耻骗徒两眼之间，但是相反……我没有能够很好处理。我哭了。告诉他我有男朋友。诸如此类的谎话废话。这是一次性骚扰。”

　　她把珍珠拨来拨去。

　　“他要带我去吃午饭，我们应该讨论一下这次的事情，或者谈论一下怎样在百威利坞饭店找一处顶层套间，谈论一下摩门教男子在床上那么的出色，他们有许多高超的性技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的妻子和孩子……但事实却是，他恨女人。”

　　我又看了看这位身着黄衫、戴着珍珠项链的、小巧的，来自芝加哥的卡索尼克校女学生，虽然充满愤怒却仍显得淑静。

　　“碰上这种事情我真替你感到难过。”

　　“我结婚之后才从丢勒·卡特尔的魔掌下解放出来。这些年来他一直以为还能在我身上占点小便宜。但是时过境迁，我一定会报复他的。”

　　“怎么做？现在才诉诸法律太晚了。”

　　“我一直在注意他，他也知道这点。你想我为什么会在银行劫案这件事上和你们合作这么久？在这个位置是最好盯住他，就像现在——你抓到的这家伙做过两起劫案，你一定会有机会升到C一1去。丢勒·卡特尔肯定会动些歪脑筋，因为你是女人你却做到了，而他却永远也升不了职。”

　　我搂住她的双肩。她是我的朋友。“不要把你的生命浪费在丢勒·卡特尔身上。”

　　“那让我得到快意。”她单薄的玫瑰色的嘴唇现出一丝僵硬的微笑。

　　“某天，”我对她说，“你来和我一起扳倒这堵墙。”

　　“上帝与你同在。”

　　三小时以后，我带着那家伙到了城市拘留中心的审讯室。他叫丹尼斯·希尔。我把他的权力告诉他，就开始问话。但他拒绝开口。他穿了件橙色外套，背后印着MDC 字样，看起来还是跟昨天一样阴郁，我捉住他那时候——一张没有刮过的、长有双下巴的脸，蓬乱的灰色头发缠结在一起，混杂着颈背上长起来的卷毛。

　　“你是个不错的银行劫犯，丹尼斯。”

　　他的眼睛注视着我。我发觉里面闪动着一丝狡黠。

　　“这不是你的第一桩买卖。你以前从来没有被抓住过，对不对？”

　　他没有回答。

　　“所以说你很不错。不是了不起。是不错。”

　　我向他出示了两张监督照片，一张是最近这次的，另一张则会把他带回从前。

　　他用那双沉重的眼睛看了看相片，又回看我。

　　“很好，丹尼斯。你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已捉着你两回了。”

　　我把相片装回信封。

　　“你们只是从理论上捉住过我。”

　　他的第一句话。好精明。

　　“怎么讲？”

　　“你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另一半。”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他把手撑在桌子上，同时把椅子向后挤了挤。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尽管门口就站着一个六尺四的大个儿警察。

　　丹尼斯把手指插进他油腻的头发里。

　　“你知道我从前住在哪里？”

　　“巴黎。”

　　“帕罗斯一维得斯。在一所房子里。房子那时已很值钱……也许值五十万美元。”

　　“你一定是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好的抢劫犯。”

　　他摇了摇头：“我是乌格斯·埃诺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年薪二十万美元。”

　　他很平静，似乎在等我把这些零碎拼接起来。我还记得在停车坪上，当我直接面对他时我的第一印象。他没有反抗。他似乎很狂躁……堕落……从高空坠落的边缘。

　　“是谁诱使你做那些事的呢？”我谨慎地问。

　　“除了我自己，没别人。一卷卷钞票，大堆的女人，漂亮的汽车，可爱的小马驹，全他妈的臭狗屎，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你的脑袋里全塞满了这些念头。开始是变卖资产以满足这些嗜好。当你失去一切以后你变得绝望你就去抢劫银行。这很容易。所以你又干了一次。”

　　他全身一阵颤抖：“我有个儿子。他今天早晨来看过我。他仍然爱我。”

　　他咬着拇指指甲的一角。

　　“你是个聪明人，有教养，丹尼斯，为什么你不寻求一些帮助呢？”

　　“因为我爱上了柯卡因。”

　　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他爱上了柯卡因。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谁这样清楚、这样干脆、毫无愧疚地说出这一点。他爱柯卡因甚于爱他自己的儿子。

　　我相信我能嗅到他身上的汗水味，警察身上的汗水味，陈年积垢的砖墙上渗出的酸味等。墙后面装着数以千计的各种谋杀犯、鸡奸者、强奸犯、毒贩子、电影明星，以及小偷，他们全都会毫无自觉地告诉他们干过，无论他们干过什么，因为他们全都溺于爱中。爱使他们得到解脱，使他们感到清白。

　　我站起来：“找个速记员来，你做你的供述。”

　　“供述什么？”

　　当然，他还没有真正承认在“鸽城”做的那桩案子。但是我希望他说出来。

　　“我没有做另一桩劫案。”

　　我站在那里等了好一会儿，考虑着。也许我应该先把这家伙带到某个地方，我们达成某种妥协，再回来——

　　这时他说：“我做过六桩。”

　　第二天唐纳多请我到“波拉一波拉”吃午饭。这是大学生们经常聚会的热闹之地，女招待们穿着暴露的短裤和夏威夷衬衫。所有东西都装在塑料篮里送上来。四周很吵闹，以至我们几乎听不见对方说话。

　　“这次专门为你送行，”他说道，“马上你就要高高在上了。”

　　“我会想念你的，唐纳多。”

　　他耸耸肩，叉起一块鸡肉送进嘴里。“你早该去了。我告诉你：七年。这段时间足以耗光所有人的激情。”

　　“你认为绑架和敲诈组是我该去的地方？”

　　我以前已经问过他这问题，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只是想拖延点时间罢了。

　　“我告诉你：更小的压力；更多的案件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处理；还有，上司是个不错的家伙。”

　　我伸过手去，替他把沾在胡子上的玉米饼碎屑掸掉。

　　“没有了我你会做些什么呢？”

　　“带着淫欲疯狂追逐别的娘们。”

　　“你真的这么想？”

　　“安娜，我能像读一本书一样地读透你。”

　　“你完全能，”我对他说，“你是最适合于婚姻的男人，我知道。”

　　“尤其适合于你。”

　　我喝光了啤酒，当女招待走过来时，我另要了一杯冰茶。

　　“看看你，”我对着我的拍档嚷道，“你能不能把你的眼睛从她那该死的短裤上拿开。”

　　“它们是什么做的？我想那是鲸的表皮。”

　　咯咯地笑着：“只不过是因为我要离开你了吧。不要再装作‘你是我的全部’之类的样子。”

　　忽然间唐纳多好像对我们之间的小调情感到厌倦了。他总是这样。一会儿变得很严厉，或者抱怨他三十岁的身子，说那些工作原应该是青年人玩的游戏。事实上他有三个孩子，他的心急是系在他们身上的。在这条感情线上维系的是一个父亲的职责，常常超过了做特工的范围。他至今仍宣称在这两个部需要献身和全副精力的角色中，人们常常只可能选择做一个。你可以看到，现在疲惫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全身。

　　“安娜，你是个出色的特工。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嗨……”我有点局促不安，话似乎要被噎往了，但还是说了出来，“一切都是你教我的。我想这次也要特别感谢你。”

　　我们都望着别处，感到尴尬，目光捉到了吧台上方CNN的电视节目，就都盯着看，直到帐单送过来。他付了帐，我们就离开了，回办公室的途中给罗莎琳挂了个电话，下午余下的时间就在考虑，为我何以会调升到C—1，绑架和敲诈组去打一番有说服力的口饰。

　　就在我正打算离开，6点半去游泳的时候，接到了LAPD罗思警探的电话。

　　“安娜？是约翰。”

　　他等着。我也一样。

　　谨慎地，“这几天你在哪儿，约翰？”

　　“维尔希尔分局，执行组。”

　　又是沉默，我听见他紧张的呼吸，不知说什么好。

　　“你一定是个忙人。

　　“我认为你才是。”

　　“只是希望过得有点意思。”

　　我站在那里，游泳包的背后带挎在肩上，准备好走的。卷曲的电话绳已经被我拉直了，离开桌子远远的。在学校里他们教我：紧张和身体放松是同一种身体的反应。现在又听到了约翰·罗思的声音，其反应并不亚于，用他们的例子来说，一个带着滑雪面罩的人突然跳到了你眼前。

　　“我现在正在处理一桩两周前发生在圣莫卡尼大街的杀人案。一个名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拉丁血统女性。除了两个未成年者没有直系亲属，但是邻居说受害者跟一个叫安娜·格蕾的FBI特工有关系。”他用音乐腔补充道：“应该是你。”

　　紧张：“也许是。”

　　“所以，很对不起，这是一个不幸的电话。”

　　“用不着说对不起，我甚至不认识那个死者。”

　　电话在把我往回拽，我坐了下来，话绳松弛，游泳包也顺势滑落到地板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恰恰是你接手这案子。”

　　“我知道。”

　　当约翰·罗思和我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我们对彼此间那瞬息的、充满魅力的默契大为惊奇，就好像经受着从环礁湖中流出的神秘水流的冲荡，令平日的乐趣大为失色，那种欲热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是如此的有创意如此的和谐如此的令人心旷神怡，以至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应该制作一盘完整的录相带，或者是给艺术家做性交造型的模特；我们常常对着镜子自我陶醉，或用爱称“约翰”和“约河”彼此挑逗。

　　而现在，一年过去了，似乎一切也随之碎了焚了。也许我们还都认为——这使我怀有一种冷冷的恐慌——我们之间的联结在某种程度仍然存在，也许上苍会以一种奇怪的、不曾预料的方式重新把我们连到一起。

　　“在平常我们会遇到很多死人，”约翰说。

　　我神经质地大笑，他似乎受到了鼓励。

　　“我没有用警线打电话，因为我想你也许想把这件事查出来。”

　　“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位小姐曾坚持——”

　　我突然间感到一阵惊搐，脚好像有思想似的，自个儿“沓吧，沓吧”地颤动。

　　“听着，约翰，它很怪诞，它很滑稽，不管它是什么，但是它已经结束了，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我也确实不想招惹麻烦。所以，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我得走了，我得参加个会。”

　　我挂上电话，一把抓起熟悉的尼龙手把，包很重，里面放着橡皮脚掌、手浮板、折叠式头发干燥器，以及一个装着几瓶香波和保湿霜（瓶子很旧，字迹都磨掉了）的网袋。钻出“牛栅”，我试图集中精力去想象在那个五十码的池子里拍击水面、伸展身体的感觉该是多么的好啊，当疲劳消除时，恐惧也会驱散；1外小时结束后，我就将彻底忘掉约翰·罗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