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一九四三年夏天，红军突破库尔斯克包围圈并解放奥廖尔后，不久前晋升为少尉的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少校分头回到他们所属的同一部队。一个从莫斯科出差回来，另一个在那儿度完三天假归队。

　　他们在归途中不期而遇，一同在切尔尼小镇过夜。这座小镇像“沙漠地带”的大多数居民居住的城镇一样，尽管惨遭破坏，但尚未完全毁灭；敌人撤退时曾打算把它们从地球上抹掉。

　　在城内一块块烧焦的残砖碎瓦中，他们找到一个完好无损的干草棚，两人便在那里过夜。

　　他们睡不着觉，整整谈了一夜。凌晨三点，社多罗夫刚刚打脑儿，便被戈尔东吵醒。他笨手笨脚地钻进柔软的干草里翻腾，像在水里扑腾一样，把几件衣服打成一捆，又笨手笨脚地从干草堆顶上爬下来，来到门口。

　　“你穿好衣服上哪儿？还早着呢。”

　　“我上河边去一趟。想洗几件衣服。”

　　“你真疯了。晚上到达部队后，洗衣员塔尼妞会替你洗的。你着什么急呀。”

　　“我不想拖了。汗都浸透了，穿得太脏了。上午太阳毒，涮一涮，把水拧干，在太阳底下一晒就干。洗个澡，换上干净衣裳。”

　　“可总不大雅观吧。你好歹是军官，我说得对吧？”

　　“天还早，周围的人都在睡觉。我找个树丛躲在后面。谁也看不见。你别说话了，睡吧，要不然困劲就过去了。”

　　“不说话我也睡不着了。我跟你一块去。”

　　他们经过～堆堆石头废墟向小河走去。白石头已经被初升的太阳晒热了。在先前的街道当中，人们躺在地上睡觉、打鼾，被太阳晒得满脸通红，浑身流汗。他们大多数是当地没地方住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追赶自己部队的掉队的红军战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小心地看着脚下，从睡觉的人当中穿过，生怕踩着他们。

　　“说话声音低点，别把城里人吵醒，不然我就洗不成衣服了。”

　　他们低声地继续夜晚的谈话。

　　“这是条什么河？”

　　“我不知道。没打听过。大概是祖沙河。”

　　“这不是祖沙河。而是另一条什么河。”

　　“可一切都发生在祖沙河上。我说的是赫里斯京娜牺牲的事。”

　　“不错，但是在河的另外的地方。靠下游。听说教堂已经把她奉为圣女。”

　　“那里有座叫‘马厩’的石建筑物。确实是国营农场的养马场，现在这个普通名词成为历史名词了。旧式建筑，墙很厚。德国人又加固了，使它成为无法攻陷的堡垒。从那儿很容易射击整个地区，阻止住我们的进攻。非拿下马厩不可。赫里斯京娜凭着勇敢和机智，神出鬼没地潜入德国人的防线，把马厩炸掉，但被敌人活捉后绞死了。”

　　“为什么叫赫里斯京娜·奥尔列佐娃，而不姓杜多罗娃呢？”

　　“我们还没结婚。一九四一年夏天我们互相发誓，战争不结束决不结婚。这之后我便随部队到处转战。我们那个部队不停地调来调去。在调动过程中我同她失去了联系。此后我再没见过她。关于她的英雄事迹和牺牲情形，我同大家知道得一样多，都是从报纸、从团队命令里看到的。听说这儿要为她建立一座纪念碑。还听说日瓦戈将军，死去的尤拉的弟弟，正在这一带视察，搜集她的材料。”

　　“对不起，我不该跟你提起她。这对你太沉重了。”

　　“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可我们一谈起来就没完。我不想妨碍你洗衣服。脱衣服下水吧，干你自己的事。我躺在岸上嚼草叶，我想能打个脑儿。”

　　过了几分钟他们又谈起来。

　　“你在哪儿学会洗衣服的？”

　　“逼出来的。我们木走运。我进了一个最可怕的惩罚劳改营。活着出来的人很少。从我们到的那天起就开始受罪。我们一群人被从火车里带出来。一片茫茫雪原。远处有树林。看押的人把来福枪口对着我们，还有狼狗。这时，先前的犯人也赶到这里来了。让我们在雪地里排成多角形，脸朝外，免得互相看见。命令我们跪下。我们怕被枪决，不敢向四外看。然后便开始了侮辱性的点名，点名的时间拖得长极了。所有的人都一直跪着。后来让大家站起来，有的分别被带走了，可是对我们宣布：‘这里就是你们的劳改营。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天空下的雪地，雪地当中插着一个柱子，柱子上写着‘古拉格92fi H90’，此外什么都没有。”

　　“我们那时要好～些。我们走运。我第二次进去是头一次牵连的。此外，我判的罪不同，条件也就不同。我出来后像头一次一样，再度恢复名誉，又准许我上大学讲台。动员我参军的时候结了我个少校军衔，真正的少校，不是准备戴罪立功的惩罚营的劳改犯，像你似的。”

　　“是啊。一根写着‘古拉格92月H90’的柱子，此外什么都没有。刚到的时候在严冬里空手撅树干搭草棚。没什么，信不信由你，我们给自己盖了牢房，圈上栅栏，修了单身禁闭室和降望塔，都是我们自己干的。我们伐树，拉木材。八个人拉一辆雪橇，雪陷到胸口。一直不知道爆发了战争。对我们隐瞒着。突然来了通知。惩罚营的人以志愿兵的身份上前线。万一几次战役没被打死，就恢复你的自由。以后便是一次次进攻，剪几千米的电网，埋地雷，发射迫击炮，一连几个月在隆隆的炮火声下。在这些连里称我们为敢死队。全都死光了。我怎么活下来了？我究竟怎么活下来了？可是，你想不到吧，这个流血的地狱同集中营相比还是一种幸福，这并非因为条件恶劣，而是因为别的原因。”

　　“是啊，伙计，你可真吃了不少苦啊。”

　　“那儿别说洗衣服了，什么都能学会。”

　　“真不可思议。不仅同你的苦役生活相比，就同过去的三十年代的生活相比，同监狱以外的生活相比，同我在大学执教，有书读有钱花，所过的宽裕舒适的生活相比，战争仍然是一场冲洗污垢的暴风雨，一股新鲜的空气，一阵解脱的轻风。

　　“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叶若夫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

　　“但是当战争爆发后，它的现实的恐怖、现实的危险和现实死亡的威胁同不人道的谎言统治相比，给人们带来了轻松，因为它们限制了僵化语言的魔力。

　　“不仅是处于你那种苦役犯地位的人，而是所有的人，不论在后方还是在前线，都更自由地、舒畅地松了口气，满怀激情和真正的幸福感投入严酷的、殊死的、得救的洪炉。

　　“战争——是十几年革命锁链中特殊的一个环节。作为直接变革本质的原因不再起作用了。间接的结果，成果的成果，后果的后果开始显露出来。来自灾难的力量，性格的锻炼，不再有的娇惯，英雄主义，干一番巨大的、殊死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准备。这是神话般的、令人震惊的品质，它们构成一代人的道德色彩。

　　“这些观察使我充满幸福的感觉，尽管赫里斯京娜受折磨而死，尽管我多次负伤，尽管我们受到巨大损失，尽管经历了这场代价昂贵的流血战争。自我牺牲的光芒帮我忍受赫里斯京娜死亡的重负，这种光芒照亮她的死亡，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你这可怜的家伙忍受无穷尽的折磨的时候，我获得了自由。奥尔列佐娃这时考入了历史系。她的研究兴趣的范围使她成为我的门下。我很早以前，第一次从集中营里放出来后，便注意到这个出色的姑娘了，不过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呢。那时尤里还活着，你记得吗，我跟你们讲过她。现在呢，她竟成了我的学生。

　　“那时，学生教训教师刚刚成为一种时髦风气。奥尔列佐娃狂热地卷入这种风气中。她为什么疯狂地申斥我，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她的攻击如此固执，如此气势汹汹，又如此不公正，以致系里的其他同学纷纷起来替我打抱不平。奥尔列佐娃是个了不起的幽默家。她在墙报上写文章，用假名代替我的真名把我嘲笑了个够，而且谁都知道她指的就是我。突然，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明白这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原来是年轻姑娘爱情的伪装形式，一种牢固的、埋藏在心里的、产生多年的爱情。我一直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她。

　　“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的前夕以及刚刚宣战之后，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夏天。几个青年人，男女大学生们，她也在其中，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区，我们的部队也驻扎在那里。我们产生了友谊。我们的友谊是在他们的军训环境中、民兵分队的组建过程中、赫里斯京娜受跳伞训练的期间，以及击退初次对莫斯科进行夜袭的德国飞机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们就在那时订了婚，但很快就由于我们部队的调动而分手了。我再没见过她。

　　“当战局开始好转，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开始投降，我受过两次伤并两次住院治疗之后，把我从高射炮部队调到司令部的第七处，那里需要懂外语的人，在我仿佛大海捞针似的找到你之后，就坚持把你也调到这里来。

　　“洗衣员塔尼姐非常了解奥尔列佐娃。她们是在前线认识的，成了好朋友。她讲了很多赫里斯京娜的事。塔尼娜一笑满脸开花，笑法跟尤里一样，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高颧骨和翘鼻子不那么明显的时候，脸就变得非常迷人和可爱了。这是那种同一类型的人，这种人我们这儿非常多。”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也许吧。我没留意。”

　　“塔尼娜·别佐切列多娃这绰号多粗野，多不像话。不管

　　怎么说，这也不是她的姓，而是胡编出来糟蹋她的。你说是木是？”

　　“她不是解释过嘛。她是个无人照管的流浪儿，不知父母是谁。在俄国内地，语言粗俗生动，可能管她叫无父儿。她住的那条街上的人不懂得这个外号的意思，叫着叫着就叫成她现在的牲了，这么叫同他们方言的发音接近。”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切尔尼小镇夜间谈话后木久，便来到夷为平地的卡恰列沃。在这里，两个朋友正赶上追赶主力部队的后勤部队。

　　秋天，炎热晴朗的天气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之间的伏林什内的肥沃黑土地带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泛着咖啡色。

　　把城市切成两半的街道同公路汇合在～起。街道一侧的房屋被地雷炸成一片瓦砾，把果园里的树木烧焦、炸成碎片、连根拔起。街道的另一侧也是一片荒凉，不过受炸药的破坏较轻，那是因为先前房子盖得也不多，没有什么可毁坏的。

　　先前房子盖得多的那边，无家可归的居民还在冒烟的灰烬中翻腾、挖掘，把从离火堆较远的地方搜寻到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另一些人忙着盖土房，把地上的草皮切成一块块的，用它们去盖屋顶。

　　街道房子盖得少的那一侧搭起一排白帐篷，挤满第二梯队的卡车和马拉的带篷大车、脱离营部的野战医院以及迷失道路、互相寻找的各种军需后勤部门。这里还有从补充连队来的男孩子，戴着灰船形帽，背着打成卷的大衣。他们非常瘦弱，面无血色，拉痢疾拉得虚弱不堪。他们解手，放下行囊休息，吃点东西，以便继续向西前进。

　　一半变为灰烬的城市仍在燃烧，远处迟缓引爆的地雷仍在不断爆炸。在园子里挖掘的人不时停下手里的活儿，伸直身子，靠在铁锨把上休息一下，把头转向爆炸的地方。

　　从垃圾里冒出的烟，灰色的、黑色的、红砖色的和火红色的，升上天空，先像立柱或喷泉，后在空中懒洋洋地扩散开，最后又像羽毛似的散落到地面上。挖东西的人继续干起活来。

　　在荒地的这一边，有一块四边围着树丛的林间空地，被参天古树的浓荫覆盖着。古树和灌木丛把这片空地同周围的世界隔开，仿佛把它变成一个单独的带篷的院子，阴凉而昏暗。

　　洗衣员塔尼妞同两三个要求同她一起搭车的同连队的伙伴，还有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从早上就在这块林间空地上等候派来接塔尼娘的汽车。团部委托她顺便把一批东西带走。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箱子装得鼓鼓地放在地上。塔尼娜寸步不离地守着箱子。其余的人也站在箱子旁边，唯恐失去上车的机会。

　　他们已经等了五个多小时。等车的人无事可干。他们听着这个见过世面的姑娘没完没了的话。她正在给他们讲日瓦戈将军接见她的经过。

　　“怎么不记得，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他们带我见将军本人，见日瓦戈少将。他路过这里，了解赫里斯京娜的情况，寻找见过她的见证人。他们把我推荐给他，说我是她的好朋友。将军下令召见我。于是他们就把我带去了。他一点都不可怕。跟大家一样。黑头发，眼睛有点斜。我知道的都说了。他听完了说谢谢。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当然支支吾吾。有什么可夸口的？一个流浪儿。你们都知道。感化院，四处流浪。可他让我别难为情，讲下去。起先我只说了～点，他直点头。我胆子大起来，越说越多。我确实有很多事可讲。你们听了准不相信，以为是我瞎编的。我想他也一样。可我讲完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说：‘你讲的可真不寻常，现在我没空，我还要找你，你放心，我还会召见你。我简直没想到会听说这些事。我一定会照顾你。还有些细节需要核实。说不定我还认你作侄女呢。我送你上学念书，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真的，我说的是真话。’多会逗笑啊。”

　　这时，一辆高帮的空大车赶进空地。这是波兰和俄国西部运干草的那种大车。两匹驾辕的马由一名运输队的士兵驾驭着，这种人过去被称作马车夫。他赶进空地后便勒住马，从驭手台上跳下来，开始卸马。除了塔尼姬和几名士兵外，其他的人把马车围住，求他别卸马，把他们拉到指定的地方去，当然付给他钱。土兵拒绝了，因为他无权私自使用马和马车，他得执行任务。他把卸下的马牵走了，以后再没露面。坐在地上的人都站起来，爬上他留在空地上的空马车。大车的出现和大家同马车夫的交涉打断了塔尼娜的话，现在大家又让她继续讲下去。

　　“你对将军讲的，”戈尔东请求道，“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遍？”

　　“怎么不能呢？”

　　她给他们讲了自己可怕的一生。

　　“我真有不少可讲的。我好像并不是普通人家出身。是谁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记在心里的，就说不清了。我只听说我妈妈，拉伊莎·科马罗娃，是躲藏在白色蒙古的一位俄国部长科马罗夫同志的妻子。我猜这位科马罗夫不是我生父。好啦，我是个没念过书的姑娘，无父无母的孤儿。我说的你们也许觉得可笑，可我只说我所知道的，你们必须设身处地听我讲。

　　“是的。我下面讲的事都发生在克鲁什茨那一边，西伯利亚另一头，哈萨克地区的那个方向，靠近中国边界的地方。当我们，我说的是红军，靠近他们白军首都的时候，这个科马罗夫便让妈妈和全家上了一列军用专车，命令把她们送走。妈妈早就吓坏了，没有他的话一步也不敢动。

　　“科马罗夫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妈妈一直把我藏在别的地方，并唯恐有人说漏了嘴。他特别恨小孩，又喊又跺脚，说小孩把家里弄得脏得要命，不得安宁。他常喊他受不了这些。

　　“大概就像我说的那样，红军接近的时候，妈妈派人把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上巡守员的女人马尔法找来。会让站离城里三站地。我马上就给你们解释。头一站是尼佐瓦亚，其次是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下面便是萨姆松诺夫斯基山口。现在我明白我妈妈怎么认识马尔法的了。大概马尔法在城市卖蔬菜，送牛奶。

　　“看来现在有些事我还不清楚。她大概骗了妈妈，没对她说实话。契约上写的是带我一两年，等这阵混乱过去就送回来，并不是让我永远留在别人家。要是永远留在别人家，妈妈不会把亲生孩子送出去的。

　　“骗小孩还不容易。走到大婶跟前，大婶给块饼干，大婶好，别怕大婶。后来我哭得伤心极了，心都要碎了，最好还是别去想。我想上吊，我很小的时候就差点发疯。我还太小呀。肯定给了马尔福莎大婶很多钱，我的赡养费。

　　“信号室的院子很阔气，有牛又有马，当然还有各种家禽，一大块园子。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房子也是铁路上的，不用花钱。火车在我们家乡好不容易才爬上来，费很大劲，可从你们俄罗斯这边，开得快极了，还得时常刹车。秋天，叶子落了以后，从下面能看见纳格尔纳亚车站，就像放在盘子里一样。

　　“巡守员瓦西里叔叔，我按照当地的叫法管他叫爹。他是个好心眼的快活人，就是耳朵太软，特别是喝醉了酒的时候。像俗话所说的，肚子里藏不住一个屁，见着谁都掏心窝子。

　　“可我从来不管马尔法叫妈。不知是我忘不了妈妈还是由于别的原因。马尔福莎大婶可怕极了。是的，我只管她叫马尔福莎大婶。

　　“时间过去了，一年年过去了。多少年我记不得了。我那时也上站上去摇旗子。我还能卸马，把牛牵回来。马尔福莎大婶教我纺线。家里活更不用说了。擦地，收拾屋子，做饭，样样都会。和面我也不当一回事，什么我都会干。对啦，我忘记说了，我还看彼坚卡。彼坚卡是个瘫子，三岁还不会走路，老躺着，我看着他。已经过了多少年，我一想起马尔福莎大婶斜眼看我的腿还吓得浑身打哆喀呢。她好像说为什么我的腿是好的，最好我是瘫子，而彼坚卡不是，都是我害的，你们想想她这人心眼多黑，多愚昧。

　　“现在你们听着，还有更可怕的呢，你们听了准会哎呀一声叫起来。

　　“那时是新经济政策，一千卢布顶一个戈比使。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在山下卖了一条牛，背回两袋子钱，叫克伦斯基票子，对不起，说错了，叫柠檬票。他喝多了，便到纳格尔纳亚车站上告诉大家他有多少钱。

　　“记得那一天刮大风，风快把屋顶掀下来了，把人能刮倒，火车顶风，爬不上来。我看见山上有个朝圣的老太婆，风吹得她裙子和技巾在空中乱飘。

　　“老太婆走过来，抱着肚子直哼哼，求我放她进屋。我让她坐在凳子上，她喊着肚子疼得受不了，马上就要死了，让我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她送进医院，她给我钱，她不心疼钱。我套上爹的马，搀着老太婆上了马车，把她送进十五俄里以外的县医院。

　　“我和马尔福莎大婶刚躺下，便听见爹的马叫起来，我们的马车进了院子。爹回来得太早了点。马尔福莎大婶点着灯，披上上衣，没等爹敲门便去给他开门。

　　“开门～看，门槛上站着的哪是爹呀，是个陌生男人，黑得怕人。他说：‘指给我卖牛的钱搁在哪儿啦。我在树林里把你男人宰了，可我可怜你是老娘儿们，只要说出钱在哪儿就没你的事儿了。要是不说出来，你自己明白，别怪我了。别跟我泡，我没空跟你吵嚷。’

　　“嗅，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要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我们吓得半死不活，浑身哆佩，说不出话。第一，他自己说，用斧子把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劈死了；其次，强盗在家里，而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马尔福莎大婶大概一下子就吓掉魂了。丈夫的死让她心碎了。但得挺住，不能让他看出来。

　　“马尔福莎大婶先给他跪下。‘发发慈悲吧，’她说，‘别杀我。你说的钱我压根儿没听说过，头一次听你说。’可这个孩杀的没那么傻，用话支不走他。她突然想了个主意骗他：‘好吧，我告诉你，钱在地窖里，我给你掀开地窖的门，你钻进去找吧。’可那魔鬼一眼就看穿了她的诡计。‘不，’他说，‘你钻进去，快点，我不管你下地窖还是上房顶，把钱给我就行。可你记着，你要耍弄我可不会有好果子吃。’那时她说：‘上帝保佑你，你要那么多心我就自己下去，可我腿脚不方便。我从上面用灯给你照着行不行。你别害怕，为了说话算数，我让女儿陪你下去。’她指的是我。

　　“嗅，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想想，我听见这些话当时是什么感觉！得了，我的末日到了。我眼睛发黑，腿发软，我觉得我要倒下了。

　　“可那个恶棍还不上当。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眯起眼睛，张开大嘴狞笑了一下，好像说：‘跟我开玩笑，可骗不了我。’他看出她不心疼我，我可能不是她的亲骨肉。他一只手抓起彼坚卡，另一只手拉住地窖门的铁环，拉开门。‘瞧着。’他说，便带着彼坚卡从梯子下到地窖里。

　　“我想，马尔福莎大婶那时神经已经错乱了，什么都不明白了。恶棍和彼坚卡刚一下去，她便把地窖的门砰的一声关上，还上了锁。她还想把一只重箱子推到地窖门上，朝我点点头，让我帮她推箱子，因为箱子太沉了。压好箱子后，这个傻瓜便坐在箱子上笑。她刚坐下，强盗就在下面喊起来，使劲敲地板。恶棍喊道，赶快放他出来，不然他就要彼坚卡的命。地板太厚，里面的话听不清楚，可听不清楚也能明白他的意思。他吼叫得比野兽还可怕。他喊道，你的彼坚卡马上就没命了。可她还是不明白，只管坐在那儿傻笑，对我眨眼。好像说你爱怎么喊就怎么喊，反正钥匙在我手里。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明白，对着她耳朵喊，想把她从箱子上推下来。得打开地窖，把彼坚卡救出来。可我哪里办得到呢！我怎么对付得了她？

　　“他一个劲地在下面敲打，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坐在箱子上眼珠乱转，什么也不听。

　　“过了很长的时间，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这辈子受过很多吉，见过的事多了，可我永远忘不了这悲惨的一幕，不论我活多久，都能听见彼坚卡可怜的叫声——小天使彼坚卡在地窖里呻吟，叫喊。那该杀的恶棍把他掐死了。

　　“我该怎么办？我想。我拿这个半疯的老太婆和杀人的强盗怎么办？时间过去了。我听见马在窗外叫，一直没从大车上卸下来。对了，马在叫，仿佛想对我说，塔纽莎，赶快去找好心人，找人帮忙吧。我一看天快亮了，心想：‘就按你的意思办吧，谢谢，爹的好马，你指教了我，你的主意对，咱们走吧。’可我正这样想的时候，仿佛树林子里有个声音对我说：等等，别急，塔纽莎，咱们还能想出别的办法。’在树林子里又不是我一个人了。公鸡仿佛向对自己同类那样对我幄幄啼，一辆熟悉的机车在下面用汽笛向我招呼。我从汽笛声听出它是纳格尔纳亚车站的机车，正在生火待发，他们管它叫推车，推货车上山；可这次是一列混合列车，每天夜里这时候都打这儿经过。我听见，我所熟悉的机车在下面叫我。我听见，我的心快跳出来了。我想，难道我和马尔福莎大婶神经都出了毛病，每个活物，每个木会说话的机器，都会跟我说人话？

　　“可是还想什么，火车已经很近，没工夫想了。我提起已经不怎么亮了的提灯，拼命沿着铁轨跑去，站在两条铁轨当中，拼命摇提灯。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拦住火车，亏得风大，它开得很慢，慢速行车。我拦住火车，熟识的司机从司机室的窗口伸出身子来，因为风大我听不见他的问话。我对司机喊，有人攻击铁路信号室，杀人枪劫，强盗就在家里，叔叔同志，保护保护我们吧，急需救援。我说话的时候，从取暖货车上下来几名红军战士，问我出了什么事，列车为什么夜里停在树林里的陡坡上。

　　“他们知道出了什么事后，便从地窖里把强盗拖出来、他用比彼坚卡还尖细的声音求他们饶了他。‘好心的人，’他说，‘别杀死我，我再也不敢了。’他们把他拖到路基上，手脚绑在铁轨上，火车从他肚子上轧过去——处以私刑。

　　“我没回去取衣服，那儿太可怕了。我请求叔叔们把我带上火车。他们便把我带走了。此后，我不吹牛，带着流浪儿的名声，走遍半个俄国和半个外国，什么地方都到过了。经过童年的痛苦，我才懂得什么是幸福和自由。当然也有过不少过错和灾难。那都是以后发生的事了，我下次再讲给你们听吧。我刚才说的那天夜里，一个铁路职员走下火车，走进马尔福莎的院子，接收了政府的财产，做了安置马尔福莎大婶的指示。听说她后来在疯人院里发疯死了。也有人说她病好出院了。”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听完塔尼娜讲的经历后，默默地在草地上徘徊了很久。后来卡车开来了，笨拙地从大道上拐进林间空地。人们开始往卡车上装箱子。戈尔东说：

　　“你明白这个洗衣员塔尼姐是难吗？”

　　“嗅，当然明白。”

　　“叶夫格拉夫会照顾她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你不妨对比一下布洛克的话‘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马上便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区别。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当从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国的儿女，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一切转意的都变成字面上的意义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

　　又过了五年或十年、一个宁静的夏天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又聚在一起，坐在高楼敞开的窗口前，俯视着在暮色渐渐变浓中的辽阔无垠的莫斯科。他们正翻阅叶夫格拉夫编辑的尤里耶夫的著作集。他们不止读过一遍了，其中的一半都能背诵。他们交换看法，陷入思考之中，读到一半的时候天黑了，他们看木清字体，不得不点上灯。

　　莫斯科在他们脚下的远方，这座作者出生的城市，他的一半遭遇都发生在这里。现在，他们觉得莫斯科不是发生这类遭遇的地点，而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主角。今晚，他们手中握着著作集已经走近故事的结尾。

　　尽管战后人们所期待的清醒和解放没有伴随着胜利一起到来，但在战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并构成这些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

　　已经变老的两位朋友坐在窗前还是觉得，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想到这神圣的城市和整个地球，想到没有活到今晚的这个故事的参加者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心中便感到一种幸福而温柔的平静，而这种平静正把幸福的无声的音乐撒向周围。而他们手中的这本书仿佛知道这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的感觉。

　　（蓝英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