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近代军用工业之一——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

　　第四章近代军用工业之一——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①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安庆内军械所 在本书前三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或是洋枪洋炮的使用和“借师助剿”的实行，都在某一侧面和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自己创办近代军用工业，作了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尤其是清军使用洋枪炮、火轮船和“借师助剿”的实践，对清政府的军政官员下定自己掌握先进武器的决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必须设厂制造枪炮轮船的直接认识，始自林则徐。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内与英国侵略军的接仗中，即明确意识到：为了国防的需要，不仅从西洋购买火炮船只，更要自己制造，而首先在国防前线地区制造。他说：“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①魏源并建议在虎门外的大角、沙角建立造船厂和火药局各一座，雇用法、美等国技术工匠，制造船炮。这种主张在当时虽未能实现，但对后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直至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并付诸实践后，左宗棠因此举被顽固派阻挠以致20年停滞不前犹引为遗憾。

　　其实，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必然性。作为清朝统治者，如果不是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地位，他们是不会改变陈法的。60年代初洋务派头目们之所以迫切要求“师夷长技”，是为了“两害取轻”地镇压“心腹之害”。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非洋火器不足以取胜，非自制火器轮船不足以长治久安。所以奕喋喋不休地叫嚷“练兵”“制器”；曾国藩有了在镇压太平军中“实赖洋炮之力”的亲身感受，就非常积极地大力购求洋火器和第一个办近代军火工厂；李鸿章也正是到上海后，亲眼看到外国兵人数少“即当大敌”，中国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②的情况，从而加快了“资取洋人长技”，自己设厂制造军火的步伐。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字伯涵，号涤主。1838年中式进士。先后求教于理学大师兼尚“经济之学”的唐鉴，并师事倭仁、穆彰阿。曾氏善经世致用之学和理学。中进士后，被授为翰林院检讨、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升授为礼部右侍郎，此后四年中，历任兵、工、刑、吏各部待郎。1852年丁母忧回籍。正值太平军转战湘鄂，奉命帮办团练，后编为湘军。1854年湘军练成，与太平军为敌，屡战屡败。1856年乘“杨韦事变”之机全力反扑，转败为胜。1860年8月被授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在攻陷天京上游重镇安庆后，派李鸿章率淮军支援被太平军围攻、危在旦夕的上海，又派左宗棠图浙，并同意江浙绅商“借洋兵助剿”的意见，对天京逐渐形成和缩小包围圈，终于1864年7月破天京。曾国藩在历史上所起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曾氏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较早使用西洋新式武器，从而认识到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既能“平内患”，又能“勤远略”以抵御外侮。于是他第一个办起了新式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第一个同意和支持容闳所提“觅制器之器”的建议从而办成了江南制造局。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的。

　　安庆内军械所是曾国藩在攻陷安庆后的1861年秋冬之交创办的。早在1860年12月初，曾国藩就上奏清廷说：“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①。这里所说的“永远之利”，就是一年后他所说“剿发逆”“勤远略”，以期渐至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的思想。曾国藩本想先通过买船仿造的方式求得先进技术，他说：“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他是相信中国人“智者尽心，劳者尽力，无不能制之器，无不能演之技”②的。于是他不等“购成之后”，就马上进行仿求“覃思之士，智巧之匠”的工作了；也不等“始而演习”，就进行试造了。这种全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制造轮船火器，也就成了安庆内军械所一个特点。

　　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即着手筹建兵工厂。他派人寻觅到了无锡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员，并通过江苏巡抚薛焕的访求，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由薛焕将徐、华送赴曾国藩军营效力。徐、华到后，即奉命筹建机器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檄雪村创建机器局于安庆。”可见建安庆局是有抵制洋人利用火器买卖以侵利的用意的。而该局筹建之时，也正是奕与赫德酝酿购置和建立“阿斯本舰队”之际；而次年李泰国赴英办理“阿斯本舰队”的购置组建事宜之际，也正是安皮内军械所试造小火轮初见成效之时。因此，自造轮船也有作为“阿斯本舰队”对立面而存在的意义。

　　内军械所是一个综合性军火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其重要成就是自己试造的小火轮，主持该轮制造的负责人是蔡国祥，科技人员则为徐寿、华衡芳。

　　徐寿（1818—1884年），字雪村，江苏金匮县（今无锡市）人。“幼娴帖括，习举业”，继以为无稗实用，遂“专研博物致知之学”。积岁勤搜，凡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学、汽机、医学、光学、电学，“具窥见原委，尤精制器”。①徐氏在当时以博学多才奢称，曾自制过指南针、象限仪等器具，还仿制过墨西哥银元。

　　华衡芳（1833—1902年）字若汀，与徐寿同为无锡人。幼时即嗜数学，14岁就弄懂了当时流传的应用算术书《算法统宗》。是年结识了比自己长15岁的徐寿。华衡芳在此后的岁月里，除研读中国古典数学著作《数理精蕴》等书，“遂能通几何之学”外，还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对翻译过来的代数、几何、微积分、重量、博物等书一一研读。这就为华氏在数学、自然科学乃至技艺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寿、华衡芳相识后，不时在一起研讨并作实验。例如，他们为了探索光学奥秘，将水晶印章磨成三角形来代替难以找到的三棱玻璃，“验得光分七色”；为了验证枪弹运行的轨迹是否呈抛物线，他们设远近多靶，通过实弹射击测试，终于粗知抛物线之梗概。②1858年两人在上海获得墨海书馆出版的合信氏的《博物新编》一书，此书内容包括理、化、天文、气象等，使他们得益颇多。1860年由华衡芳著述、徐寿插图的《抛物线说》一书问世。此书具有开创性意义，它比当时国外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圆锥曲线说》中译本早6年。徐、华有了这些科技造诣，故一到安庆内军械所，即进入实际科学研究制造阶段。

　　首先是蒸汽机的制造。造蒸汽机必须依赖数学、力学和物理学等知识，还须有制机械的实际工艺经验。徐、华对于前者已具备必要的条件，对于后者却是缺乏基础的，加之军械所设备简陋，全靠手工操作，困难很大。但他们还是于1862年8月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此前已有人试造非实用性的蒸汽机）。此蒸汽机的结构与当时居世界先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类似。它“以火蒸水气”运转自如，“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①曾国藩看了蒸汽机的试验运转颇为高兴，当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做我以其所不知矣！”②确实，蒸汽机制成，为造火轮船开辟了道路，某种程度上，也为后来江南制造局制造各种机器创造了前提和基础。

　　内军械所第二个成就是造成了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中国造船业在世界上向列前茅。到清代，造船工场规模和技术均很发达，这就为试制轮船提供了技术条件和技术工人。该木壳轮船的制造，华衡芳主要负责测算，徐寿主要负责制机，在其他有关技术人员吴嘉廉、龚云棠、徐建寅等的配合下，从1862年4月到同年8月即造成了轮船模型，到是年底试造成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小火轮，并正式在安庆江面试航，由轮船委员蔡国祥亲自驾驶，曾国藩则坐在船头上督看。航行约八、九里。曾氏十分得意地说：“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矣。”

　　1864年，徐寿等在此基础上进行放大试制火轮船的工作。接着搬迁南京，1865年火轮船放大试制成功，曾国藩赐名“黄鹄”。1866年“黄鹄”号火轮船在南京下关江面试航，据8月31日《字林西报》记载：船重25吨，长55华尺，高压引擎，单汽筒，直径1华尺，长2尺；轮船的回转轴长14尺，直径2.4寸；锅炉长11尺，直径2尺。船舱设在回转轴的后面，机器设在船的前部。试航时速，顺流28里，逆流16里。

　　安庆内军械所的规模很小，但不用洋人而用中国自己的科技人员设计制造火器弹药，特别是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虽“不甚得法”，却标志了中国进入制造机器的历史时期；为手工造机器向机器造机器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它尽管未用洋人，但它是在西洋火器、轮船和西洋科技书籍的启迪下产生的。如徐寿、华衡芳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又从《博物新编》一类西洋科技书籍中学到不少知识；又如徐寿等在上海对洋轮的观察模仿等等。因此，它既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也是洋务工业起始的标志。有了这个不成熟的实践，使曾国藩和参预制造的人员，既看到自己的优点，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尤其是看到手工造器的缺陷，于是存“觅制器之器”的决心和行动。

　　内军械所也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开端。它的经费由湘军拨款，劳动力一部分是招募，另一部分是蔡国样准备接收阿斯本舰队未成留下的200名士兵，他们基本上是接受以工资形式付酬的劳动者，某种程度上，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因此，可以认为安庆内军械所是封建性很浓的带资本主义性的企业。

　　 二、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的过渡——上海、苏州洋炮局 在安庆内军械所创办一年之后，李鸿章在上海也办起了制造军火的洋炮局。如果说前者未用洋匠是一个特色的话，后者却一开始即用洋技术人员。

　　李鸿章（1823—1901年），字少荃，安徽合肥人。1847年中式进士，1850年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2月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皖北襄办团练，以抵御太平军。因在皖北屡被太平军打败，“不能自立于乡里”，乃于1858年趋谒驻师建昌的曾国藩，旋入曾幕。李鸿章以其父与曾国藩有同年关系，于1845年即师事曾氏。这次入曾幕颇得器重，在仕途上得到了实际的锻炼。李鸿章回忆说：“臣从曾国藩讨论军事数年，见其选将练兵，艰苦经营”①，颇得启示。又对曾国藩说：“鸿章侍函丈最久，于时事微有通晓”②。用兵本领与通晓“时事”，正是李鸿章一生发迹的基础和条件。1861年湘军先后陷天京上游的安庆、芦州，而太平军却在下游横扫江浙，曾国藩派左宗棠图浙，着李鸿章到皖北募练淮军以图苏。1862年3月淮军练成，4、5月间由长江轮运至上海。李鸿章到上海后即定下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军的方针，他在致沈葆桢函中指出，必须顺着上海买办官绅借洋兵“助剿”的“人心”，利用“华洋混一”已成之局，以为“据形势接应上游为进兵张本”③，达到攻占天京，灭亡太平天国的目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用夷变夏”的“自强之术”④。

　　“用夷变夏”的“自强之术”从哪里开始？李鸿章到上海后不多天，就明确了使用西方先进武器的目标。上章已谈到，他亲眼看到外国军队武器精良，常常以少量军队胜数量大大超过于自己的敌军，其原因是先进的火炮。于是淮军到沪后很快更换新式武器。但购器甚难，而热兵器弹药的消耗量很大，供应尤难而且贵。“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十二磅炮弹要费三十两银子，买一万粒最坏的铜帽也要十九两银子。”⑤这是淮军饷需经费负担不了的。这时，在李鸿章军营服务的英国人马格里建议设厂自造。李鸿章惟恐造不出来。马格里即毛遂自荐，经过试验，他在兵营门外造出了第一个铸模。他让一位中国木匠用普通的车床制作了一个拳师式导火管，随即造出了一个炮弹、几个药引和几枝炮门纸管自来火。适英国军官士迪佛立进谒李鸿章，李以之相征询，得到士迪佛立的赞赏和肯定。又经过士兵的使用，证明质量可靠，李鸿章乃委派马格里和其他几名洋人在松江一个庙宇里筹建上海洋炮局。开始工具极其简陋，除在上海购买一些和用田间粘土自造一个熔化炉等之外，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①。李鸿章并不是全靠洋人，而是一开头即“令参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制造开花炮弹、自来火等件。为“得其密传，推广尽利”，李鸿章又把“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同知衔丁日昌从广东特聘来上海专办军火制造②。

　　丁日昌（1823—1882年），字禹生，又作雨生。广东丰顺汤坑人。父贤拔经营药店，早逝。少随叔兄课读，涉猎经史。20岁中秀才，曾任惠潮嘉道李璋煜幕僚，因助李平吴忠恕起义军有功，捐授琼州府学训导。1859年以“军功”升任江西万安知县。1861年因庐陵县一度失守而被革职。后在曾国藩军营当差。曾氏派他前往广东办厘务和在提督崑寿军营督造火器。丁日昌先后铸造大小硼炮36尊，大小硼炮子2000余颗。李鸿章得知即请清廷饬粤省督抚调丁来沪任炮局委员，与韩殿甲一起主持洋炮局事务，“颇渐能窥西洋人奥窔”。

　　上海洋炮局主要生产开花炮弹和自来火，每月生产炮弹六、七千枚，交淮军各营使用。据薛福成记载：淮军所用自产的“开花炮，大者可攻城，小者以击贼阵、破贼垒，遂能下姑苏，拔常州，连克嘉湖诸郡。设非借助利器，殆不能若是就且捷也。”③这里虽把上海炮局的军火产品的作用夸大了些，但也不能否认它在镇压人民起义中的反动作用。

　　1863年12月，苏州被清军攻陷，李鸿章移驻城中，马格里等也把松江的上海洋炮局迁至苏州，占用了原太平军纳王所住的王府，局面较在松江庙字里大得多，但设备没有多少改善。这时，正是“阿斯本舰队”被清政府遣回英国之际。该舰队来华时，有供应舰队以军火武器的各项机器设备，“大有同时被送回欧洲的可能”①，马格里向李鸿章建议，将这些机器设备全部买下来。李鸿章很欣赏这个建议，但不愿自己出面做这件事，于是组织一个小团体出钱于1864年1月将此设备买了下来。这样苏州洋炮局机械化水平大有提高，初步摆脱了手工操作进入机器制作阶段。

　　苏州炮局分外国汽炉和内地泥炉两种，所谓“进入机器制作阶段”，主要是指前者。李鸿章在描述洋机器运转情况时说：“敝处顷购有西人汽炉，镟木、打眼、铰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旋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之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②上述机器每套数万金。由于机器并不齐全，不能制造轮船长炸炮，仅能锉铸炮弹。这座汽炉由马格里和委员刘佐禹综理其事。雇用洋匠4—5名，每月工资多者300元，少者100多元；中国匠人50—60名，每月工资多者30元，少者7—8元不等。所出大小炸弹，每月约有4000余个。

　　至于内地泥炉，以及锉磨螺旋器皿，每套不过数百金。此局由丁日昌、韩殿甲③分别负责。每炉约需工匠50—60名。一局每日可开数炉，每炉可得炮子50—60个，工紧时日可得炮子300余个。工匠需300余人。匠目每月工资20元至30元，散匠5—6元至10余元。所出大小炸弹每月约有6000—7000个，大小炸炮可得6—7尊。铜帽及铜自来火引门，均可仿制。所制产品价比购买便宜甚多，质虽不及洋货之精，但略可使用。

　　苏州炮局对于“尤为得力”的长炸炮还不能制造，只能制造短炸炮。受18磅弹之铁短炸炮，连架制就40金，受48磅弹之铁短炸炮，连架制就不过80金。炸弹大者须费2—3元，小者须费1元零。比之购买外洋12磅炸弹需费20两银子是便宜多了。李鸿章通过苏州炮局的制造实践，认识到发展机器枪炮局非进一步提高其机械化程度不可。例如长炸炮的制造，“非用外国全副机器，延请外国巧匠，不能入手。”这种强烈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才的要求是很可贵的。基于这种认识，他慷慨陈词地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责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是李鸿章在1864年5月间讲的话，距办成苏州炮局不到半年。李氏很快认识到“觅制器之器”的必要性，尤其是为了“觅制器之人”，他建议专设一科取士，并且，“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这在以八股科第取士的当时，在顽固守旧者看来，简直是异端邪说！但这是时势之必然。其思想开明和高人一筹于此可见。

　　李鸿章在办苏州洋炮局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是他积极举办江南制造局的思想基础，因此，说上海洋炮局、尤其是苏州洋炮局是过渡到江南制造局的物质前提，是完全恰当的。

　　 三、“制器之器”的江南制造局创办 上海、苏州两洋炮局是安庆内军械所过渡到江南制造局关键阶段，百江南制造局的创办，则是李鸿章“觅制器之器”思想的实践和运用。

　　江南制造局由下面三部分机器设备所组成：一是容闳在美国购买的“制造机器之机器”；二是丁日昌在上海虹口地方购买的旗记铁广；三是苏州洋炮局丁日昌、韩殿甲所管辖的两局（两个车间）。现分别简述之。

　　首先谈容闳赴美购买机器的简单过程。

　　容闳（1828—1912年），原名光照，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出生于贫苦家庭。7岁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所办的小学读书，13岁入玛礼逊学校。该校第一任校长勃朗于1846年回美，容闳与另两位同学随同赴美。到美后，先入麻萨诸塞州的盂松学校，2年后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18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学士学位（1876年耶鲁大学又授予他博士学位）。学习期间，容氏即立下“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①的决心。1855年容闳怀着强盛祖国的满腔热情，毅然从美回国。回国后，多次更换职业：担任过美国驻华使节的文书；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上海海关职员；在英商公司和宝顺洋行任职；还自由经商3年。这过程中，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蓬勃发展和英法联军入侵时期。容闳愤清朝腐败无能，而去天京向洪仁玕作过模仿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建议，无成。转而把希望寄托于正在安庆招募人才兴办工业的曾国藩。1863年容闳在安庆面向曾氏说：“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①可见容闳虽与李鸿章的“觅制器之器”同调，但容氏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后，可以造枪炮子药，可以造轮船，更可以造各种机械，这比之曾、李等人强调“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容闳的主张得到曾国藩的赞同，拨款68000两，派容闳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容氏于1863年10月出发，经英国伦敦于1864年春抵美。经多方洽谈，终于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于1865年运抵上海。

　　在曾国藩派容闳到美国订购“制器之器”的同时，李鸿章正在为苏州炮局“所购机器未齐”以致未能制造轮船长炸炮等物而发愁，委派人员到上海觅购机器。李鸿章为什么要在上海购买现成机器设备？他认为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既无把握，若请派弁兵径赴外国机器厂讲求学习”，也不一定能马上奏效。所以他说：“不若于就近海口，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进退之权既得自操，尺寸之功均获实际。”②于是饬派当时升任上海海关道的丁日昌觅购，丁氏终于找到了设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该厂为洋人在上海较大的一座机器厂，设备也较先进齐全。李鸿章说：“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②，饬丁氏迅速定议。丁日昌联络了历游外国多年、熟习洋匠、因案革究而赎罪心切的海关通事唐国华，与同案的已革扦手张灿、秦吉等人，集资40000两，买下了旗记铁厂。另有其他物件如铜、铁、木料等作价20000两。故实际是化了60000两银子。价钱不能算贵。有的研究者说李鸿章用高价买了一座废旧铁工厂，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应该说，丁日昌所买的这座铁厂，机器较精而非废旧，价格公道而不算昂贵。

　　李鸿章买定旗记铁厂之际，正是容闳在美所购机器运抵上海之时，两者合并一起，加上苏州洋炮局中丁日昌、韩殿甲经营的两车间，就成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机器厂了。此厂名为“江南制造总局”，亦称“上海机器制造局”。厂址本在虹口旗记铁厂原址，因虹口被美国占为租界，侵略者反对中国在那里制造军火；又因“厂中工匠繁多，时有与洋人口角生事，均不相宜”；另一方面，为了不断扩大规模和修造轮船，既需有发展余地的地界，也必须择一滨江处所。于是选择城南高昌庙滨临黄浦江的地方，于1867年江南制造局迁往该处。开始圈地70余亩，1870年扩大到400余亩，即今之江南造船厂原址。另外，在总局附近又买了一些零星土地设立分厂。

　　江南制造局在筹建时，虽主要是为了制造军火，但既注重于“制器之器”，就不专注于军火，而要求能制造各种民用器具。这一点，李鸿章在购置旗记铁厂时即已讲得很明确，他上奏清廷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抑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惟其先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这里主要有以下几种思想：（1）军火工厂除造军火外，必须造民用产品；（2）中国人的智慧并不逊于西人，在铲除隔绝对外开放的今天，必能“自发其覆”地创造性发展而超过西人；（3）预见私人投资办实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上述三条在李氏之前的魏源、冯桂芬等先进思想家们已都初步涉及过①，但李鸿章在办机器制造局的实践中谈到这些，却有新的现实意义。从他对江南制造局各分厂、车间的构成和部署，以及产品及其分配销售等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思想的体现。

　　 四、江南制造局的建制结构与产品 由于江南制造局的创建，有旗记铁厂的全套设备和容闳从美国买来的“制器之器”两部分较为先进的机器合在一起，所以向之“机器不齐全”的缺陷基本得到弥补，很多不能制造的炮械等物都能造了。整个生产过程基本配套，机械化程度也较高，加之不断补充扩建，到90年代，江南制造局已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了。

　　总计，江南制造总局包括16个分厂：机器局、木工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炮厂、枪子厂、炮弹厂、炼钢厂、熟铁厂、栗药厂、铜引厂、无烟药厂、铸铜铁厂和两个黑药厂；两个学堂：工艺学堂、广方言馆（兼翻译馆）；一个药库；一个炮队营。厂内的机器设备例举如下：机器厂内有钻床六，刨床六，车床五十二，铡床四，辊床一，制螺丝母机二，制齿机一，抽水机一，汽机一，小汽机一，锅炉二，磨刀石二，乎台二，烟通一。铜引厂内有车床三十一，钻床四，刨床四，轧床一，砂轮床一，汽机二，锅炉二，磨刀石一。锅炉厂内有打铁炉十三，车床四，辊床四，剪撞机四，刨床四，钻床三，轧床二，汽机二，汽炉二，汽锤二，撞锅钉机一，热板炉一，烟通一，磨刀石一。熔、轧铜厂内熔铜炉二十，轧铜抽架五，老虎钳五，烘铜炉八，轧铜机器四，车床二，剪铜条机器二，起重架三，六十马力轧铜汽机、二十马力轧铜汽机、抽水机器、洗铜条铅箱、擦铜条木枱、打铁炉、打铁墩各一。炼钢厂各种机器设备共一百八十一；铜壳厂有各种机器设备共一百四十二：黑药厂内有各种机器设备共九十九；栗药厂内共有各种机器设备二百九十六；枪厂有各种机器设备二百五十五；炮厂内共有各种机器设备二百零二。

　　从上述各分厂的机器设备看，江南制造局不仅是当时设备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军用工厂，而且确实是一个如容闳所说的“机器母厂”。从所有那些机械结构情况看，专用于军用生产的车间设备占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车间设备是既可以为军用生产服务，也可以为广泛地制造机械设备、工业、农业等各种民用器皿服务。因此，当时大多数文书都把这个工厂称之为“上海机器制造局”，是不无道理的。此厂生产产品的主要情况：第一，制造了大量的机器。据《江南制造局记》1867—1904年粗略统计，计有：制造车床138台，刨床、钻床、开齿机、卷铁板机、汽锤、大锤机、砂轮机、绞螺丝机、锯床、翻砂机等母机性的机器117台、起重机84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抽水机77台，轧钢机5台，其他各种机器135台，另外机器零件及工具110余万件。可见制造机器的数目不能算少。它们既有自用者，亦有卖给或调给其他如天津、金陵等机器局者，售给一般民用工业厂家者亦不在少数。这在中国机器制造完全是一张白纸情况下，应该承认它对于技术发展是起到相当作用的。

　　第二是轮船制造。本来收买来的旗记铁厂主要是修造轮船，江南制造局成立后因忙于造军火尚不暇造船。该局创始人之一曾国藩自“黄鹄”号轮船制成之后，颇着意于船舶制造。在他促进下，该局迁高昌庙后，即成立了轮船厂，开船坞、自造锅炉和各种轮船用的机器设备，初步具备了制造轮船的能力。加上1868年曾国藩奏请另拨江海关二成洋税，以一成作为专造轮船经费，经济上有了基础，造船的条件具备了。1868年8月，第一艘木壳轮船下水，曾国藩命名为“恬吉”，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义。后又改名“惠吉”。该轮长18丈5尺，宽2丈7尺余，每小时行37里。船较小，且系木壳，但它是中国自造的机器轮船，浦江试航，轰动了上海滩。曾国藩登舟试航时非常高兴，他很有信心地展望说：“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筒，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①“惠吉”之后，又续造了“操江”、“测海”等轮船，为简便计，列表以说明之。

　　江南制造局所制兵轮表（1867—1885年）

　　

　　

　　 注：①长度、马力、载重三栏均见《江南制造局记》，卷3，第55页。

　　②《英领事商务报告》，1872年，上海，第152页，转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289页。

　　③两江总督马新贻奏，《洋务运动》（四），第130页。

　　④《洋务运动》（四），第29页。

　　⑤《洋务运动》（四），第37页。

　　⑥《洋务运动》（四），第52、62页。

　　⑦《洋务运动》（四），第33—34页。

　　⑧《洋务运动》（四），第40—41页。

　　⑨《洋务运动》（四），第34、41页。

　　从上表看，（1）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发展很慢，前十年造了7艘，1876后近十年未造船只，只是1885年才造了一只“保民”号。直到1904年成立造船厂，基本上未造新船。（2）所造之船均为仿制，没有独立创造，很少发展，吨位很小，虽有变化和扩大，但与制造局的造船能力不相适应。“金瓯”号虽系铁甲，但只有200匹马力。1885年造成的“保民”轮为最好，不仅是钢板，且动力也最大，达到1900匹马力。（3）轮船机件装备国产化程度较高。据两江总督马新贻谈及“操江”说：“该船规制，虽未能遽与外洋大兵轮相颉颃，而船壳、汽炉及暗轮机器，全副均系厂内自造，顿觉机杼一新。”国又据1872年《英领事商务报告》谈到第五号“海安”轮说：“这兵轮的各部分，除了螺轮和曲拐之外，都是局中自己所制造。”英国提督沙德威尔参观此船，虽“发现了技术上的缺点，但大体上认为它应算是修造得很好的船只。”①在这个问题上，史料所记颇不一致，有说大多用外国进口机器零件装配而成，有说基本是自造。这些说法，是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说的。总的看，上面所引用史料比较能体现江南制造局造船上的自造程度。惜乎由于经费难筹和李鸿章想购买外洋新船等原因，江南制造局于1885年停止了造船，而专造枪炮弹药，以致该局在造船方面于一个长期间内未能跟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枪炮弹药的制造。在洋务运动时期，如果说制造轮船不是江南制造局的经常任务，制造枪炮弹药却是它担负的始终不懈的职责。

　　先谈枪的制造。江南制造局开始造洋枪是仿照英国的兵枪、马枪，也就是旧式的前膛枪。湘淮各军曾拥有这种枪枝10余万杆，除部分向外国购买外，多为江南所供给。不久，外洋兴起后门装送子药的后膛枪，制造局即试造后瞠新型的林明敦枪，为此买进这类机器和雇洋匠4人，于1871年开造。但泰西各国枪式不断改进，日新月异，种类繁多，到80年代林明敦式后膛枪又显陈旧，且“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未肯领用”，局中积压达万余杆。鉴于此，制造局一方面将原有的林明敦枪加以改造，克服其容易走火的缺陷，另一方面仿制外国新式枪械，即在奥国的漫利夏枪和德国的新毛瑟枪基础上进行仿制，这两种枪在当时号称最为精利，制造局于1893年试制成功，并有所改进。

　　次谈造炮情况。江南制造局制炮始于1870年所造的称作“开花子轻铜炮”，共造成254尊，专供陆军行营所用。嗣后又仿美国式样造成4斤重铜炮40尊。1872年制成一尊可装12磅炮弹的前膛来福炮——乌理治炮。1878年制成了可装40磅炮弹的阿姆斯脱郎炮2尊，效果良好。但诚如郑观应所说：“邯郸学步，何能精妙入神？”“我方诩为新奇，彼已嗤为陈腐”。阿姆斯脱郎炮又已陈旧了。

　　除制造枪炮轮船而外，制造局在炮弹、枪弹、火药等物的制造方面数量也较大，到90年代大约每日能造各种子弹90000颗，每月能造地雷200枚，每年造无烟火药60000余磅。现将江南制造局历年所造主要军用品或与军用品相关的物品列表（表见下页）说明。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江南制造局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洋式炼钢炉，中国第一炉钢就是这个炼钢炉于1891年炼出的。制造机器枪炮需要各种原材料，其中尤以钢材、钢管等件最为关键，这些，本全部购自外洋，价值既昂，运费又贵，平时尚可买到，战时海上交通梗阻，且有买不到手之虞。制造局乃于1890年筹建炼钢厂，向英国购买15吨炼钢炉一副，次年即炼出了第一炉钢。此举比汉阳铁厂炼钢早了2年。1891年虽只炼出10吨钢，但却是从无到有，表示了良好的开端。到1904年成立造船厂止，最多的一年曾炼出2059吨钢，一般年产均在500吨上下。

　　另一个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制造局在“西学东渐”上的贡献。1868年制造局成立翻译馆，随即将李鸿章于1862年在上海县城旧“资料来源《江南制造局记》卷3，页2—37；转引《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93页。原表中有“各种枪子”一项因不确切，故删去。

　　注：①另劈山炮111尊。

　　②另劈山炮200尊。

　　③该年另生产格林炮弹235，000枚。

　　④该年另生产格林炮弹537，000枚。

　　学宫旁成立的广方言馆移于厂内，与翻译馆合在一起。广方言馆主要是招收生徒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学校，目的是培养外交人才。后来，特别是迁入江南制造局后，除学习西国语言文字之外，也加学一些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知识。先后聘请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事翻译和一定的教学工作；中国长于数理的科学家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和徐寿、徐建寅父子，协助西人翻译，起了很大的作用。1870年前后即出版了有名的《汽机发韧》、《汽机新制》等工程书，《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数学书，《化学鉴原》等化学书，共达数十种，译作和印刷都称高速度。据统计，从1868—1907年40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的西书有159种，1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30余种关于文科盼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天、地等科学、技术的书籍，这对中国新科技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江南制造局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也有贡献，除在生产实践中训练了大批熟练工匠之外，在机械制图上曾办有带学堂性质的画图房，教授生徒外文、算学、绘图等课，机器图样大多由他们绘制。这实际上就是容闳建议设立的所谓兵工学堂。到1898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工艺学堂。当然，应该承认，江南制造局在培养人才方面赶不上马尾船政局，这是一个缺陷。

　　 五、江南制造局的资本主义性与民族性 就江南制造局的性质而言，是资本主义为其主导面，还是封建主义为其主导面？答曰：资本主义是主导面。若再问：是民族性为其主导面，还是买办性为其主导面？答曰：民族性是主导面。之所以提出这两个问题，因向之论者，多数人认为封建性和买办性是该局性质的主导面的缘故。现从资本、劳动力、流通和产品分配销售等多方面加以论述。

　　江南制造局的资本基本是国家投入的。开办的第一年，约用去54万余两。其中除丁日昌购买虹口旗记铁工厂60000余两主要由唐国华等赎罪费支付外，其余容闳去美国买机器的68000两·由关税支付，高昌庙购置土地和建厂房费24万两，和在虹口旧厂地的房租、薪工、物料等支付的17万余两，均为军需项下拨款。以后厂房扩大，不断加拨，例如，1890年建炼钢厂、1892—1893年建无烟、栗色火药两厂，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拨40万两以为建该三厂之用。常年经费主要仰给于海关二成上下的洋税，其数额据户部称：“每年虽无定数，约计不下五、六十万两”。江南制造局历年收支经费详见表。

　　如表说明，江南制造局经费来源是国家投资。但是封建国家投资，并不能决定企业的性质是封建的或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的性质主要是由生产目的、劳动力性质和产品分配销售等方面来决定的。

　　1862年办上海洋炮局，是因为购买外国军火太贵，自己设厂制造可以便宜很多的缘故，办江南制造局也是一样，除为了平内患御外侮取得军火的使用价值外，其本身的价值也在考虑之列。王之春记其事说：“西洋诸国制造船炮，皆以机器为之，用力少而成攻多。曾国藩因廷臣有采买外洋船炮之议，谓上海已设制造局，不如购其机器自行制造，经费较省，新旧悬殊。于是遣粤人容闳出洋采办各机器。”②军火自造比购之外洋“经费较省”一语表明：（1）国际军火市场与中国自造军火的关系：（2）价值规律对军火生产过程将起着重要作用。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若军用产品造价低于外洋购买价者，则大批生产，若造价高于从外洋购买价者，那就要停止生产的。比如江南制造局中间停造轮船的因素很多，造价昂于买价也是原因之一。李鸿章就说过：制造轮船的“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般之价。”①改自造为向外洋购买，成了重要的理由。可见江南制造局的军火生产相当程度上已不单纯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价值的生产了。事实上，据《江南制造局记》第七、八、九、十等卷的记载，局中各种产品均已有经济核算，尽管这种核算还不算完整、科学，但已具有相对独立的企业特征，不能说它完全是清政府的附属机构。

　　江南制造局既从事价值生产，产品就有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换的可能。其产品既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的制约，各省勇营需用军火枪炮弹药，在使用价值相同的情况下，是不会去光顾价格高昂的洋军火的，而宁愿购买和使用本国制造局所造产品。上面的“收支表”中的收入一项，各省解交的军火价尽管很不完全，——因为清政府在很多情况下是将调拨的军火价计入军饷项内——但已能说明军火出售给各勇营的事实了。当然，地方上地主绅商为保护自己对付义民，购买枪支者亦不在少数。据《江南制造局记》第四卷的记载，制造局出售军火的财务收入是从1884年开始的，这年收到的军火售价是46000余两，往后趋势是逐年增加，最多的一年是1900年，达到20万两之巨，接近海关二成洋税收入70万两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上各省解交之价款10余万两，就达到30万余两，几及洋税收入的二分之一了。这表明制造局的产品投入流通领域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表明江南制造局军用产品向商品化发展了一大步，并逐渐要做到为出卖而生产了。所以，它具有资本主义性是显然的。

　　另外，从劳动力性质说也是如此。在江南制造局做工的人，大多来自原旗记铁厂、苏州洋炮局，以及香港广州等地招雇来的工资劳动者，他们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工资意味着与劳动力价值相当。这样，军火生产既是价值生产，作为自由劳动力出卖者的工人，不仅创造使用价值，同时也就创造价值；在剩余时间内不仅创造剩余产品，也创造剩余价值。按一般规律，剩余价值一部分被资本家消费掉，另一部分积累起来作为扩大再生产之用。军用工业中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什么？我在《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②一文中指出：（1）外国军火商分割；（2）军用工业企业管理者分割；（3）一部分转入包工头手中和拿高出中国工匠几十倍工资的外国工匠手中，等等。江南制造局与上述一般情况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投资创办江南制造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取得廉价军火、自由劳动力的工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以及向纯资本主义型发展趋势等因素看，资本主义是制造局的主导面是显然的。至于封建性当然是有的，而且开始时还较浓厚。例如通常所讲的生产为了镇压人民革命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有利于地方军阀的割据；用封建管理方法实行人治而违反法治以致腐败成风等等。但这些在企业中不是主要方面，尤其是随着为出卖而生产的资本主义性日益增长，这种封建性将日益减少甚至消除的。

　　关于民族性与买办性关系，这里也作出明确的答案。制造局想要生产廉价而取用方便的军用品，想要制造“制器之器”的机器，以发展自己的工业，本身就表明它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对立面而发生和发展的；建厂之后，尽快制造机器以自用，设炼钢厂以期达到钢材自给，设翻译馆译书以学习先进科技知识，设绘画房及其发展为工艺学堂以培养人才，等等，都表明其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企业，提高国产化的能力的意图，其民族性多么鲜明！有些研究者在著作中，说江南制造局在工匠、材料、机器设备过分依赖外国，而这些又被称之为买办性。这实在是欠公允的偏颇之论。在那时，中国在这些新事物一无所有情况下，不靠进口机器设备行吗？不聘用洋技术人员行吗？不进口钢铁等原材料行吗？事实上制造局是力图赶快改变人才、技术、原料、设备等依靠外国的现象的，买办性于何有！

　　

　　①清政府官方文件大多用“上海机器制造局”字样，间有用“江南制造总局”者。 前些年有人考证结果认为应正名为“上海机器制造局”。百多年来人们习惯多 称为“江南制造局”。本书从俗。

　　①林则徐《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林文正公政书》卷4。

　　②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页17。

　　①曾国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370页，世界书局版。

　　②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417—418页，世界书局版。

　　①参见《清史稿》列传艺术四。

　　②上引文见《清史稿》列传艺术四，第13929页。

　　①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50页。

　　②《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14，七月初四日。

　　③同上书卷19，十二月十九日。

　　①李鸿章《初到上海复陈防剿事宜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页3。

　　②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页15。

　　③李鸿章《复沈幼丹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页8—9。

　　④李鸿章《复李黼堂方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页9。

　　⑤见孙毓堂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53页。

　　①李鸿章《上曾相》，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页16。

　　②上引文见李鸿章《催调丁日昌来沪专办制造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页44。

　　③薛福成《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丁凤麟编《薛福成选集》，第261页。

　　①鲍吉尔《马格里传》，第123页。

　　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页7。

　　③李鸿章在《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中说：“苏州先设有三局，嗣因丁日昌在沪购得机器铁厂一座，将丁日昌、韩殿甲两局移并上海铁厂。”丁、韩二局加马格里刘佐禹洋汽炉一局，故称“三局”，实际上所谓“三局”，即苏州洋炮局三个车间。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页10。

　　①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容闳《西学东渐记》，第7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l年版。

　　②③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页31～32。

　　①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页34。 ·①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四节。·①以上数字均见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2。

　　国藩《新造轮船折》，《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84O页，世界书局版。

　　①马新贻《续造第二号轮船工竣循案具报折》，《马端敏公奏议》卷7，页56。

　　②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88—289页。

　　①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68页。

　　②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17。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