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适逢经济和思潮变革之会的洋务运动的兴起 一、“两害取轻”的抉择 左宗棠在《重刻〈海国图志〉叙》中指出，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先进政治家思想家，试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来拯救清王朝垂危统治的改革主张和措施，由于顽固势力的破坏阻挠而被扼杀，以致“廿余载事局如故”，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毫无革新和前进；20年后，清政府处于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却又将“师夷长技”提到了实践的日程。这也就是说，“师夷长技”的变革，没有能在抵御外侮也即所谓“制夷”中实行，而却在镇压人民起义中实行了。
清政府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不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开始就定下来的，而是经过四年的酝酿讨论和各种“力”的较量后，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挽救清王朝的危亡局面的目的，从而作出这样的决定的。
太平军成为清王朝之“害”始于1851年。1856年在太平军摧枯拉朽般打击下，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清政府，又遭英国和法国的武装侵入。面对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内外两大敌人的清朝统治者，从天朝至尊和统治利益出发，当然要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向内外两重威胁。但事实上，这为它的力量所不允许。于是酝酿着先解除一个“祸患”。先解除哪一个呢？
还在1854年，英、法、美等国使者到广州、上海乃至扬言要去天津要求“修约”谈判之时，清政府鉴于太平军直接威胁其统治的现实，尽管怀疑英法包藏有“助逆犯顺”的“祸心”；对于美国的“剿办逆匪开通长江”①恭顺之请，则有“居心亦不可测”的疑虑，但总的倾向是如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所说：“略为变通，以副其望”，这既可以使海关税收不受影响，“且可杜其助逆犯顺之心”。②也就是说，适当满足侵略者的欲望，以便至少可以做到洋人不被太平天国所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后，清统治集团内部则有着很多不同的意见。在战争开头的两年间，清最高统治者，基本采取两个拳头同时打向内外两大敌人的方针。实践证明此路不通。于是在1858年以后的两年间，清朝统治者总的倾向起了变化，即采取对外国侵略者妥协以便集中力量镇压人民革命的政策。但各地方督抚仍有着不同的意见。
一般他说，处在英法联军严重压力下的官僚们，“御夷”重于安内。例如，当英军强行侵入广州城时，1858年1月江南御史何璟就提出下述主张说：“此时着不临以兵威，而仍藉口怀柔，曲加姑息”，不仅美、法效尤，且恐“迁延日久，土匪闻风四起，啸聚鸱张”。③这是只有“剿夷”才能止内乱的思想。但这种主张没有被清廷所接受，下谕说，应“熟商安内攘外之方，勿生他变。”还是将“安内”放在第一位。又如，当英法联军陈兵天津，僧格林沁正与其交战之际，有人提议派僧格林沁“移师南下”皖、豫“剿办”，“以期一鼓荡平”发捻时，直隶总督恒福坚决反对，说皖、豫剿捻可以另选大员，津沽“御夷则非僧格林沁不办，断难另易他人，致令全局有碍”。恒福恳请皇恩“俯念奴才为全局起见，无令重臣轻出而远离。此不特海防之幸，实天下之幸也。”①这种在特定条件下重“御夷”的观点，山东道御史林寿图说得更为明确，他说：“腹心大患，贼甚于夷；而咽喉急症，夷重于贼。”②这里虽把人民起义看作“腹心大患”，但“咽喉急症”在一定时间里，比之“腹心大患”更加迫切地需要治疗。因此，林寿图不仅认为僧格林沁不能调离津沽前线，而且主张把“剿捻”战场上的劲旅调来津沽归僧格林沁指挥，以加速取得抗战的胜利，而后集中力量镇压人民的起义。这是明显的“攘外”优先于“安内”的思想。由于此时救治“咽喉急症”的需要，清廷当然是接受的。
另一种情况，是遭受太平军威胁最严重地区的督抚，一般都是主张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例如，两江总督何桂清的主张就是如此，他明确表达说：“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③，以纾目前之急。“俟内寇稍平，饷需充裕，然后卧薪尝胆，简练水师，再相机办理，以复国仇，而伸天讨。”④这是先对外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然后再养精蓄锐以“御夷”的思想。
不管是先攘外而后安内，或是先安内而后攘外，两种主张都是两线出击，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人民并重的，只是先后不同而已。清朝统治者经过几年的实践，于1860年终于上下一致地统一在“师夷长技”以先安年而后攘外这一论点上。这种统一是与这一年的形势密切联系着的。
1860年，太平军进兵沪、杭，捻军驰骋于鲁、豫、皖等省的广阔平原；英法窥伺京津，大有侵入京都之势。清王朝君臣们着慌了，认为太平军东进，威胁到洋人麕集的上海，“逆夷”间矛盾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外妥协才能救清廷岌岌之危。长芦盐运使等奏称：“土匪盐枭，乘隙四起，必应预为之防。……以目前大沽之势论之，亦不宜再与（英法）一战，战则已成彼逸我劳、彼主我客之势。惟有速为议抚，方可补救目前。”①中央权势人物桂良则主张“以筹备海防之用，移而为抚局赔偿之用。……用于海防，系属无穷之壑，用于议抚，尚为有数之需。此中轻重不辨自明。”②这就是要撤除“防夷”之防线，并不惜物力财力以“速为议抚”。定下了满足侵略者的欲壑以全力镇压人民起义的方针。
方针既定，军事上的部署也随即一反过去两线出击的分兵的做法，而是全力对付革命人民了。原来准备北上勤王“御夷”之兵，均着原地不动或折回“剿逆”防地了。当河南巡抚庆廉将“剿匪事宜交毛昶熙督办”，而自己带兵北上时，清廷因恐济宁一带“捻匪折回侵及豫疆”，而谕令庆廉“无论行抵何处，即统领赴援兵勇折回该省督办剿匪事宜”③；当漕运总督袁甲三请“北上随同僧格林沁”保卫“根本重地”时，清廷给予了“贼氛正炽，汝断难远离，所请勿庸议”④的殊批。与此同时，清廷谕令驻兵直隶的山东巡抚文煜着“统带兵勇，即赴济宁……迅解城围，毋留余孽”⑤；而将驻兵津沽“御夷”大将僧格林沁调往豫、鲁“剿捻”前线去了。至于处于长江中下游的曾园藩，清廷本来要他在“夷氛逼近阙下”北上，“以资夹击”的，但随即另作安排说：当此“皖南北均当吃紧之时，该大臣等一经北上，逆匪难保不乘虚思窜，扰及完善之区，江西、湖北均为可虑，曾国藩、胡林翼均著毋庸来京”⑥了。
力量既集中于制内前线，对逼压北京城的英法联军当然赶紧与之签订和约。清廷给谈判首席代表奕“将退兵各层迅速定议，俟该夷酋进城，即行前住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①的上谕，其急于投降，签订城下之盟，以换取英法退兵而达到“回銮”目的的心情，溢于言表。奕描绘当时的形势说：“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故不得不）权宜办理”。
所谓“权宜办理”就是对外妥协投降以便更快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的同义语。这也就是奕所说的“灭发捻为先”，治英俄等国次之的政策由来。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师夷长技”以拯救清政府垂危统治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洋务派所意想不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实践。
由此可见，以“师夷长技”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尽管包含有“御夷”意图，但他是作为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发生的。那种认为洋务运动主要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对立面而兴起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变，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至于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到这种变的必要性，并付之于实际行动以促进这种变，那不是历史所注定的。历史不能凭假设作结论。但从史实和逻辑说，如果在鸦片战争“御夷”中，实行林、魏等“师夷长技”的变革主张，那么，以“师夷长技”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这种运动，就是不折不扣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对立面发生的了。因此，那种说洋务运动只是勾结并依靠外国侵略者的“长技”和支援，以镇压人民革命的活动，那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洋务运动的发起是有制内和“御夷”的双重目的的。历史发展的逻辑也证实了这一点。19世纪70年代初期，当人民起义被镇压，国内阶级矛盾缓和，列强对华侵略加强，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多数洋务派人物如左宗棠、刘铭传等人，不是从“师夷长技”以制人民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者了吗？1874年以后，清政府大办海军海防和塞防等措施，不正是在实践洋务派所提出的先灭发捻，后治俄英等国的策略吗？这些将在本书第八章及其他有关章节专题论述。
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根据奕、桂良、文样等于是年1月11日所上“通筹夷务全局折”六条章程中的首条：“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的建议而成立的。上谕任命奕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样等管理该衙门，其中以奕为首席总理大臣。从此，奕成了洋务派的首领，坐镇中央。
奕（1833—1898年），道光帝第六子，从小受到极为严格的“三纲五常”为基干的儒家伦理的封建教育。1850年道光帝病逝，咸丰帝奕即位，奕被封为恭亲王。1853年升任军机大臣，随后于1855年以故被撤；不久任为都统、宗人府宗令、内务府大臣等职。具有这种教育素质和地位的奕，很自然地希望清王朝稳固和强大。因此，在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双重压力面前，他的主张是既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又坚定地抵御外侮。但后来当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向两个敌人变为不可能时，他采取“两害取轻”的对外妥协集中力量对内“剿逆”的方针，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1861年咸丰帝病死，奕以协助西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有功，恢复了军机大臣职位，并披授为议政王。由于奕权倾朝廷，对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洋务运动事实上起了促进的作用。他所领导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新的办理洋务外交的政权机构在其间也有不小贡献。
奕、桂良、文祥的奏折，在总理衙门一词中，本无“通商”两字，但清廷于批准奕的奏请时，加了“通商”两字，成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①。可见在清王朝统治者心目中，这个衙门成立，主要是主持“通商”事务。奕忻对此也不加以否认，只是借列强“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为由，请礼部铸造关防时节去“通商”两字，以免洋人“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的误解，这得到了“批：依议”的许诺。②奕的意思是，总理衙门虽以通商为主，但对外交涉的一切事务均在该机关职权之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包括“通商”，如加上“通商”两字，则限制了“通商”以外的其他交涉等事务。那样，该衙门的权力就会大大地缩小。这当然是奕所不甘心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能以“通商”为中心，是清政府上下一致的意见。“通商”的含义是什么呢？在当时，即意味着在对外开放中取洋人之长，其中心即是“师夷长技”，兼及外交和其他与“师夷”有关的一切事务。而这正是洋务运动的特征。我早在198O年就曾说过：“洋务（原来叫‘夷务’），本来是指清政府与外国打交道的一切事务。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变为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包括外交、贸易的一些事务为‘洋务’。”
“夷务”，清政府本一向由理藩院处理。鸦片战争中闯进国门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当然不是过去的所谓“四夷”，不能作为“藩”来对待了，于是设立了处理五口事务的钦差大臣，始由两广总督兼领，1859年改由两江总督兼管，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北方天津、牛庄和长江内河汉口、镇江等增开口岸十余处，因而南洋钦差大臣由江苏巡抚兼任，北方则增设三口通商大臣一员。这就是后来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由来。它们名为“通商”大臣，实际上“通商”以外的政治性外交等事务也是涉及的。在中央就再不是理藩院，而是于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了。在洋务运动整个过程中，总理衙门起了枢纽的作用，左宗棠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①由此可见，总理衙门是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需要的产物。它的成立，表明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心以拯救清朝统治的自强新政（也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的洋务运动）成为国策了。因此，以1861年作为洋务运动开端的标志是适当的。
在过去，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的开端有1860年、1861年和1862年三种说法。1860年说，是以清政府定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政策，向外国侵略者妥协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从而取得列强的支援以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为标志；1862年说，主要是以李鸿章在上海办洋炮局和比较系统地使用洋枪洋炮、练洋操以更有效地镇压人民革命为标志。前一说法，突出了妥协投降和反对人民革命，也即传统的把洋务运动看作是买办性与反动性相结合的产物，那当然就一无足取了。后一种说法，虽注意到了先进技术的引进和使用以及近代工业的发生，但使用坚船利炮并不自1862年始，新式军事工业的起点，亦宜以1861年成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据《曾文正公年谱》记载，安庆内军械所设所的时间是咸丰十年十一月，曾国藩还曾于是年十一月初二日“至子弹局、火药局一看。”①，这一天正是1861年12月3日。因此，1862年开端说，难以成立。因此，即使从办近代军用工业说，将洋务运动开端定于1861年也是适当的。
按照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原理，历史学上的分段线，不可能以去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表现来划分，因为它们都是渐变的，没有一个明显的标记。拿引进先进技术说，中国人包括太平军在内，使用洋枪洋炮早在19世纪50年代前期即已开始，那时引进先进技术尚未成为清政府的方针政策，而且很难找到哪一年哪一天为开始日。因此，历史事件的开始与终结的标记，常常要在政治方面寻找，而政治方面除某些运动外，又往往以某一机构的成立或撤销作为起迄的标记的一种。洋务运动之所以以总理衙门成立作为开端，是因为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洋枪洋炮为中心的变革，是从该衙门成立之日才成为清王朝政策和比较全面实践的开端。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历史的分段线只有以政治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标记来进行划分才是正确的。清王朝虽于1860年10月前后，《北京条约》签订时即定下“面害相权取其轻”的方针，但具体执行并较为全面推广，却始自1861年1月总理衙门②的成立。
明确了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洋务运动开端的标志，就可以来谈总理衙门的地位与作用了。这从奕等“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已可看出端倪。
首先是级别同于军机处。（1）原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从总理衙门成立后，则由总理衙门“专一其事”。（2）总理衙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与军机处相同。一是领导人以王大臣领之”，二是“军机大臣承书谕旨，非兼领其事，恐有歧误，请一并兼管”，三是“其应设司员，拟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轮班入直，一切仿照军机处办理”。
其次谈总理衙门的管理范围。奕奏折中所谓“统计全局”章程六条所列各项，均在总理衙门的管理职权之内。其中最重要、也就是被左宗棠称为“洋务关键”的南北洋通商大臣，是它“总揽全局”中的要害，清廷规定“中外交涉事件，一并按月咨照总理处察核”。除此之外，如：新开口岸关税的管理，“以裕国课”；“军机处既不发钞，各督抚亦不互相关会”的各涉外事务，由“各该省及通商大臣、钦差大臣随时咨报京城总理处”；“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按月咨报总理处”，①以便通晓中外情况，作为核办的依据；以及办英法等国语言学校以培养外交人才等。
总起来看，总理衙门级同军机处，兼有管理商务、外交、教育、关税财政、军事政治情报等权力。发展到后来，权力更大，范围更广，实际上是以举办自强新政为己任兼有军机处、内阁权力于一身的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最高政权机构。活动的中心在于“自强”。这一点，奕在清廷批准总理衙门成立后几天即1861年 1月24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明确说：“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显然，“自强”是总理衙门的首要任务。怎样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奕等人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武装和训练军队。这就拉开了引进和运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拯救和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序幕。现简述其成立后工作重心，从而作出初步评价。
总理衙门的首要任务既是自强，因此它的最核心的工作，除办理外交事务外，就是主持军队和军器的求新，并从而逐步发展到近代企业的创办。
奕等在“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的思想指导下，首先倡导和主持陆军的编练，而练陆军又是从1861年北京神机营开始，而后逐步推广至湘军、淮军乃至于各省兵营的。这里的所谓“练军”，就是使用新式枪炮和聘请英法等国军官对兵士作配合新式武器使用的训练。因此，“练军”是洋操与洋枪同步进行的。故也可认为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至于海军创建，也一直是总理衙门主持进行的。在借外力筹建的所谓阿思本舰队遣散之后，他们即着手于自力筹办，并于70年代逐渐成为高潮，1883年总理衙门设海防股，1886年虽另设海军衙门，其管理权实际上是由总理衙门大臣奕、李鸿章等兼摄的。1894年海军衙门撤销后，海军悁归总理衙门直接管理。
练陆军或建海军，均必须有大量的新式武器，为此，总理衙门不仅倡议购买，且极力主张自己制造。当总理衙门刚成立时，曾国藩奏称：“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为永远之利”的后几天，奕就上奏说：“臣等正拟筹画办理。”①这里所谓“筹画办理”，不仅是指枪炮，而且要“仿照其式”造兵船，并准备“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
1862年夏李鸿章设上海洋炮局，随后又筹建江南制造局，其执行总理衙门的指示是得力的。
总理衙门在新式军用工业的创办中所起的作用是显然的：1864年李鸿章将丁日昌关于江南制造局的筹建和讲求驾驶轮船之法上呈时，总理衙门给予了“识议宏远，泅非睹之目前可比，足为洞见症结，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③的赞许；1866年在福建马尾设造船厂时，总理衙门在给予“砥柱中流，留心时事”的称许之余，勉励“无论著何为难，总期志在必行，行则必成”①；其他对于天津、金陵等机器局的筹建，总理衙门也是极力支持的。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之所以如此支持和提倡办机器局，是由于认识到“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②的缘故。
怎么做好制造船炮的工作？条件和因素很多，其中新型的科学技术人才应该是第一位的。人才哪里来，奕等人的见解也是正确的，即先雇用洋人，而后逐渐培养自己的人才。他们说：“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②这是实事求是之论。向之论者曾有把洋务派雇请洋技术人员也看作是买办性的表现，那是错误的。这种言论实际上是要中国长期落后下去或跟在先进国家后面爬行。奕等人既要聘请洋人为“先导”，但又不长期依赖洋人，而立足于自己培养新型知识分子，这不是很对的吗？他们打算于仅仅培养语言人才的同文馆之外，另设天文算学馆，以培养科技人才。他们并奏准通过考试选取各类正途出身的翰林进士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这项措施，除为机械船炮的制造培养基础人才之外，也是为了造就适合于改革需要的管理干部。应该把这看作是更新干部队伍之举。虽此举由于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却是有着伟大的战略意义。
总理衙门在派遣留学生出国问题上也是率先倡导者。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初的1863年，奕等即有意像日本那样派人赴美、俄等国学习技艺，说：“伏思购买外国炮船，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惟此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④。1865年总理衙门又密商李鸿章派旗兵赴外国学习机器制造技术之事⑤。此事直至1871年由曾国藩、李鸿章奏准派幼童出国，才得以实现。
至于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矿务、纺织、炼钢铁、筑铁路等新型的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总理衙门在经费、购置设备和聘用洋技术人员等多方面，都是积极支持的。
可见总理衙门所经办之事是很多很广的，真所谓“不独繁于六部，而实综乎六部”。然而它的工作人员比之清政府各部院却是少得多。六部和内阁的人数，少则200人左右，多则400人左右，而总理衙门从总署大臣、章京到总办、帮办乃至差役等，最多时也不过百人左右。这些人中，总署大臣是兼差，章京的差使也不限于本衙门。因此，增设的总理衙门基本上没有增加清政府编制名额。由于总理衙门是名符其实的人少事繁，这就规定它处理公务必须明快迅速，事到即办，统由章京亲自办稿，决不拖延推诿，从而革除了其他老衙门办理文稿经由堂吏、司员、堂官多道手续和公文“旅行”的弊端。总理衙门每天处理公文均有数十乃至上百件，包括奏折、奏片和京师各衙门、各省将军督抚、南北洋大臣的往来咨文信函，与各国使臣的往来照会，节略、会议记录、各种条约章程，以及各地呈报的商情、税务、新闻纸与总税务司、同文馆的各种往来文件、堂谕，等等。从1881年设电报处以后，京内外凡外交、军情及一切要事，大都用电报传递信息；总理衙门也逐渐更多地用电报了解和指示各地的外交与洋务经济等活动。从此各地电奏都由总理衙门译呈，电旨也经由总理衙门交发。在不断加重的负荷下，总理衙门所理的事务都一一完成得很好。可以认为，总理衙门这一新机构，是颇有生气的。
据上所述，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顺应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它的成立和发展，虽也有对外妥协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一面，但主要方面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主要着重于经济和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机构的改革也仅限于总理衙门本身，未能也不想深入到政治制度和带全局性的体制上的改革。
由此可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是一个进步的表现，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促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机构。这是必须为之反正过来的。
三、坚船利炮的购求 如果说总理衙门的成立，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标志的活，那末坚船利炮的购求成为清中央政府的方针，也是洋务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记号。因为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内容，就是从坚船利炮引发出来的。洋枪洋炮和轮船的使用与购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认可和成为它的方针政策，却是这一年开始的。是年奕明确奏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清廷复谕说：“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
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①并着赫德代为购办。在东南前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根据切身体会，也说出了“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的话。于是购买外洋船炮全面展开。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跳跃，常常是从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其端。两军对阵的唯一目的是战胜敌人。为此，指挥员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新式的有效的武器。这一点中国近代史上有颇为典型的事例。鸦片战争中，向来做视“四夷”的中国官员，在英国大炮的教训下发觉了中国的武器落后，从而被迫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和购置其技术与武器。很能正视现实的思想开明的林则徐，除向洋人购买新式船炮外，还打算自己设厂制造。这虽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几乎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先进士子们的主要话题和行为方向。十三行商的潘仕成于1843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梁章钜称“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引者）之厚力亦莫能仿成。”①姚莹向俘获的“黑夷目”诘以造船炮之法，以为自己仿造作准备②。掌云南监察御史福隆阿主张“讯众夷犯，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携，即应募匠照制。”③19世纪40年代前、中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制新式武器，一时成为风气，士子群起钻研军事技术并著书立说者甚多，粗略统计，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这些仿造与著述，反映了人们把西洋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国将西洋新技艺转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体现。
社会往往不是按人们臆想的模式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师夷长技”，不是在“制夷”中兴起的，而是在“制人民”开始认真实行的。甚至某种程度还是在革命人民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实行的。事实表明，在封建地主和农民两大敌对阶级的斗争中，双方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同步实行“师夷长技”。两军对阵，指挥员和士兵对于敌方武器锐利程度感触最为敏锐，追求新式而有效战胜敌人的武器，最没有保守观点。太平军为了制胜清王朝而“师夷长技”，清军为了制胜太平军而“师夷长技”，这是历史的必然。观将这一必然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
太平军在广西起义时，尚不知有先进新式武器，它的购置和使用洋枪洋炮是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其使用洋枪炮的具体思想虽无从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却是事实。两江总督怡良的一段活可以证明：“据吴健彰（苏松太道）禀称：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国等字样，当即拆阅，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又附带上海逆首刘丽川逆书一件。讯据船户王阿莫等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
这段话清楚他说明，太平军于1853年已与洋人有联系并购求新式武器了。事实上此后即不断有太平军使用洋武器的记载。例如：1856年曾国藩攻陷安福县时，“夺获洋枪炮械藤牌四百余件”②；1859年，曾国藩说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时所带“器械甚精，洋枪甚多”③；同年胡林翼奏称太平军杨辅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枪子落如雨。”④1860年后李秀成经营江浙时洋枪洋炮就更多了，李鸿章说李秀成部“洋枪最多”⑤，不为虚语。这些洋枪炮均为洋人所供给无疑。据萧一山《清代通史》（三）第393页上记载：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万余磅，子弹18000发。太平军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购买外，从敌军那里缴获的也不在少数，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围中，杀洋兵600余人，得洋枪2000余条、炮10余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战斗力大增，当他于1862年率13万大军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围，轰击湘军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⑥事后曾国荃向郭嵩焘叙述太平军洋武器的情况说：“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年，洋枪队多至两万杆。”⑦左宗棠于1865年对此也有概括叙述：“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上年陈炳文赴鲍军门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
上述材料表明太平军使用新式武器已相当普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时势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促使清军加快洋式武器购求的压力。
清军中追求武器装备近代化，认真购求和使用新式武器并坚持下去加以发展扩大的，首推湘军和淮军。曾国藩于1853年在湖南湘乡办团练时，即派员赴广州购买洋式武器，1854年湘军水师已有夷炮六百余尊，并说“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②此后，胡林翼、彭玉麟等军将领均不时购求洋炮，其中多数用于水军。然而，曾国藩虽是较早倡导购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于他是以封建卫道者自居，他意识到过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后果将是“用夷变夏”，放进展不速，并屡戒其弟国荃少用或有限制地使用西洋武器。他只是迫于太平军的威胁和出于速胜太平军的考虑，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给曾国荃。这种指导思想，就规定了湘军对洋武器的购求与使用进程是缓慢的。故总的看湘军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
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当推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于1862年4月间率淮军从安徽来到上海，一与外国军队接触，即惊叹洋枪洋炮的“神技”，他致书曾国藩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③并推崇洋人的“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李鸿章要比曾国藩开明得多，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以学习西人“秘法”。①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视野，加上他所遇强敌李秀成部的洋枪洋炮最多，使李氏认识到“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①始克有济，促使他更“坚意要学洋人”。这就使李鸿章淮军的洋枪化的速度较之湘军要快得多，据统计，淮军1864年使用洋枪占全军80％以上，到1865年，据李鸿章自己记载：5万人中“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基本上做到“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洋枪队”。③反观曾国藩的湘军不及淮军远矣：湘军“每营五百人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而淮军“每营则用洋枪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杆”。④淮军于1864年且另设有洋炮队四营。淮军比之湘军的武器质优而量多，与淮军洋枪化武器相适应，练兵的方面也加以改变，这又是湘军所不能与之比拟的。
四、推动洋务运动全面展开的“练军”
“练兵”是指使用西洋新式武器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洋式操练方法，它与八旗、绿营旧式训练有着明显的时代区别。“练兵”开始于1861年1月奕等人所上酌议大局章程六条中所说“自强之术，在于练兵”的建议。清军使用洋枪洋炮较早者当推曾国藩的湘军，但它的操法基本上仍是旧式。清中央政府倡导练兵，不仅是军事上的一项革新，而且也应该说是洋务运动一个显著的标记。因为“练兵”既然是使用新式枪炮和新式操练方法的综合体现，新的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广泛推行运用就会随之而来，这也必将导致经济上的进步与飞跃。所以军事技术的率先更新，在恩格斯看来，“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练兵，动议于1861年 1月，具体实行始于1862年 1月8日（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清廷对奕等奏请“会议练兵章程”作了“依议”的批准。为什么要另议练兵？奕讲得很清楚：“窃以今日练兵之举，原因近来营务未能整顿，兵丁训练多疏，不足以资捍卫，始议另为操演。”②确实，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城，旗、绿各军无能为力；而太平军起义又有“兵为将有”的勇营兴起，有着兵权下移的趋势，清军不仅有制洋兵任务，更肩负抗御太平军的重任，于是出现了“欲求制勇，不外练兵”③的考虑。为了捍卫京师以“固本”，也为了“强于弱枝无尾大不掉之患”④，清廷很自然地选择以北京地区为练兵重点场所。这就是咸丰十一年挑选旗、绿各军的士兵另行成立北京神机营的由来，这也就是清廷招募洋弁使用洋武器训练新式军队以“固本”卫京师方针的起始。
然而，1861年前后，正是太平军东进沪、杭、雨，在沿海开辟新区之际，直接威胁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沿海的利益。清王朝仅仅为“固本”而练兵的方针，遭到洋人的非议，认为保卫沿海城市是当务之急，要求在海口练兵。清王朝只能在洋人面前屈服，答应海口可以练兵，但在兵源上作了限制，这种限制就是两广总督劳崇光所说：“此等教练之法，似止可施之于营兵，不宜施之于壮勇。”⑤随后总理衙门明确地说：练兵只能“拨旗兵或绿营正身兵丁交给洋弁教练，断不可令招募之勇学习”其兵法，以免后患。⑥这就是说，可以向洋人让步，而对湘军为代表的勇兵则寸步不让，理由是“军兴以来，舍兵用勇，本系权宜之计。”①这样，练兵问题上，清廷解决了它与洋人的矛盾，却激发了它与地方勇兵的对立。朝廷忌讳勇营，而勇营统帅则要全力保护勇嘈，视朝廷挑选绿营为无用之举。首先是曾国藩不能容忍，说：“绿营废坏已极，……今欲厘革积弊，一新壁垒，殊乏良策。”②李鸿章则说：“绿营弁兵惰窳已久，就中挑选加饷操练，外貌即似整齐，实恐难当大敌。……往往百战名将，练勇则易为力，练兵则无成效”③。其他如刘坤一等湘淮将钡也有类似说法。清朝“强干弱枝”的“固本”政策，遭到地方勇营实力派的反对，于是不得不把练兵区域由京畿扩至沿海各口乃至湘淮等勇营。
清政府的“练军”计划，虽为了缓和它与洋人、地方勇营的对立关系，由京城地区扩大到了海口和湘淮等勇营，但其“固本”的方针未变，这个方针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是神机营到直隶练军、新建陆军、武卫军、北洋军等都出现在北京地区的重要原因。现简述清政府“固本”的练兵情况。
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前后，俄国为拉拢清王朝，多次主动提出赠送洋枪万杆、炮若干尊，以助清“剿贼”。1861年底第一批俄国鸟枪和火炮运到恰克图。京营八旗当即派出少数官兵到恰克图向俄国军事人员学习演放之法，迈出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第一步。沙俄要求：一是“准伊天下各处任意行走贸易”，二是“不可令英、佛知之”。这些条件既为清王朝所难以接受，也为英法所不容。其结果：一方面由于库伦大臣奏称，俄国在恰克图教演清兵“毫无实益”，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副使威妥玛提出，“如欲讲求外国兵法，英国可以教演”，并建议这种教演选在距京很近佃天津为宜。在总署奕等人的在天津练兵，“如将来（英国）教演得力，固可杜洋商雇募广勇之心，并可收畿辅屏藩之效”①思想指导下，恰克图的俄国教演不久停止，天津的向英法学牙的练兵开张了。
《北京条约》后，英法联军退出天津，洋商以防务空虚为由，要求招募潮勇保护洋行，新任三口通商大巨崇厚当然不愿看到“常胜军”那样的军队在天津京畿地区出现，于是建议总理衙门于京营中选兵来津，会同天津地方兵勇一起接受洋将训练。总署大巨会商奏明，于1862年初派出第一批京兵126名到津，会同地方绿营同在天津接受西式操练。这是清中央政府正式由向沙俄转为向英法学习军事技术之始。正当天津（后移大沽）练兵顺利进行之时，5月间英国卜鲁士照会总署，以维护通商口岸安全为由，建议沿海口岸练兵，并推荐练兵的洋人军弁。清廷虽有与“强干弱枝”方针相违和洋人干涉兵权的顾虑，但出于请洋人练兵，可以断绝洋人与太平军的关系，和“借教练之策，笼络其心”②的考虑，总署咨文各海口，“酌拨旗绿各营官兵，会同英国官兵勤加练习，以成劲旅。”③于是1862年天津、上海、宁波、福州、广州先后有了一支受洋人训练的军队。海口练兵的简况如下：
*资料来源：参考《洋务运动》（三）《练兵篇》制成。
除海口雇洋人练兵外，此后在内地如湖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省亦有雇洋人练兵者，均规模小，且旋练旋辍。这里不一一列举。显然，在海口洋人练兵的问题上，清政府是被动的，但它为整顿八旗、绿营而设神机营、练军，则是主动的。
咸丰十一年，管理神机营事务大臣拟定神机营章程十条，为神机营的营地、兵员、官制、经费、武器、操练等作了全面落实①。它的奏准实行，标志了京营八旗练兵的开始。接着神机营于京营八旗、内务府挑选精壮旗兵1000名，按营队分设公所，就地操练，各营队设专操大臣、帮操侍卫章京统带，并以俄国赠送的洋枪武装。从1862年起，分别派出官兵赴津接受英国军官训练。1864年，神机营奏准将受训的京营八旗调回，并添枪兵、炮车入内，成立威远队名目。以后又逐年扩充，发展马队，到1868年，威远队内已有受英车训练两年之久的洋枪步兵600名、马队兵1000名，成为一支拥有洋枪洋炮达5600多人的马、步、炮综合的洋枪队。它是神机营的核心。
除训练京营八旗之外，清政府又有整顿各省驻防旗兵，挑选精壮，编成“八旗练营”之议。其间特别重视东三省旗兵的整顿。其实早于1860年奕在提出训练京营八旗的同时，就已建议谕饬“东三省各营兵丁，勤加训练，弓马之外，兼有技艺抬枪，按期操练。”②于是咸、同间，盛京将军于六十六佐领属下挑选精壮旗兵2500人，加练火器，是为奉天练营之始③。吉林将军亦于1867年组成吉林练营④。随后黑龙江将军于1875年抽调精壮组成黑龙江练营⑤。
以上是八旗的整顿办法。至于绿营的整顿办法则是练军。绿营的练军始自直隶。1863年即有以直隶营伍废弛应“酌改练兵”之议⑥，由直督刘长佑负责练兵。1866年刘长佑选练直隶六军，计划在遵化、易州、天津、河间、古北口、宣化六处，各驻一军。每军步兵2000人，马兵500人，共2500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六军共15000人。练军需用的饷项称“练饷”，由各省协济。但六军未练成，刘长佑即于次年去职。1868年才由曾国藩接办。曾氏改变刘的章程，基本上仿湘淮军成规重订章程。嗣后为各省练军所仿效。
继直隶之后，各省也陆续设练军。据兵部于1873年统计，除京师神机营、直隶练军六军外，闽、浙、苏、粤、晋、鲁、湘、豫、甘肃等九省设置了练军①。这些练兵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神机营和直隶练军为代表，其特点是朝廷直接主持，由户部统筹练饷，特设营制。第二类是以山西、山东、湖南为代表，即仿直隶之法，兵于额外抽练，费于饷外略增。第三类是以福建、浙江、江苏、广东为代表，将疲弱营兵裁汰，所剩之饷，加于所练之兵，费用不另增加。除上述九省加直隶共十省已设练军外，内地另八省及新疆先后也有练兵之举。
湘、淮军的练兵用洋枪炮练洋操，似乎与各省练军相似，但实标上近代化程度要快得多，淮军尤其是这样。这是由于他们是自己统帅主持，可自行其事，受洋人影响多而受清王朝牵制较少的缘故。这种情况虽不合清政府“固本”政策本意，但因湘淮勇营已具有国防主力的实际地位，清廷对这一事实也不得不予以默认。
牵一发而动全身。练兵既是使用洋枪洋炮和与之相适应的训练方法的改变，它就有力地突破了传统牢笼。这种“突破”，促使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学习，促使近代军用、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乃至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也就必然促进意识形态的近代化。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页33。
②同上书卷9，页49。
③同上书卷17，页45—46。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2，页38—39。
②同上书卷46。
③同上书卷19，页23。
④同上书卷20。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6，页25。
②同上书卷60，页17。
③同上书卷68，页10。
④同上书卷66，页25。
⑤同上书卷68，页5。
⑥同上书卷67，页47。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5，页31。
②同上书卷71，页17。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2，页1。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上谕。
②同上书卷72，页22。
③夏东元《洋务运动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此文编入拙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1，页18。·①见《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12。
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亦称“译署”、“总署”。过去有一些学者有着总理衙门系由“抚夷局”发展而来，或者说“抚夷局”、“抚局”是总理衙门前身的说法。据我的博士研究生吴福环同志在他所撰博士论文《总理衙门研究》中的详细考证，认为“抚夷”、“抚局”、“抚夷局”，均是当时习惯用语，并非政权机构实体。因此，“抚夷局”改为”总理衙门”之说不能成立。吴说可信。·①以上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奕等《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1，页21、23、25。
②奕等《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2，页11。
①②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2，页7。
③《海防档·机器局》（一），第6页。 ①《海防档·福建造船厂》（一），第15—16页。
②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6，页44。
④同上书卷15，页33。
⑤《海防档·机器局》（二）附大事年表。·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页29。·①梁章钜《浪迹丛谭》卷5，页12。
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7，页16。
③同上书卷37，页20—21。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页2、3。
②曾国藩《克复安福县城折》，《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260页世界书局版。
③曾国藩《复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
④《太平天国史事志》（上），第648页。
⑤《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15。
⑥《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519页，世界书局版。
⑦《八贤手札》第248—249页。 ·①左宗棠《答福州税务司美里登》，中国历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运动》）（三），第602页。
②曾国藩《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55页，世界书局版。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46。·①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46，页14。
③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页56。
④李鸿章《密陈剿捻事宜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8，页35。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9卷，第206页。
②奕等《会议练兵章程由》，《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二），第268页。
③山西巡抚鲍源深奏，《皇朝政典类纂》卷326，页5。
④倭仁《论直隶添设六军疏稿》，见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2。
⑤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劳崇光奏，《洋务运动》（三），第460页。
⑥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总理衙门奕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30，页10。·①《皇朝政典类纂》卷325，页2。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页20。
③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皇朝政典类纂》卷326，页5。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3，页45。
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30，页2。
③见《洋务运动》（三），第459页。
①参见《光绪会典事例》卷1166。
②《清实录》文宗朝卷338，页10。
③见《奉天通志》卷171，页11。
④见《吉林通志》卷5，页14。
⑤参见《光绪朝东华录》（一），第101页，中华书局版。
⑥《清史稿》卷132，第3930页。
①参见《皇朝政典类纂》卷326，页6。
第二章 适逢经济和思潮变革之会的洋务运动的兴起
洋务运动史
夏东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