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西部

　　征服西部 当孟乔芳军队前去援助博洛和满达海的时候，他们背后的陕西省与南明的复兴及姜瓖兵变相呼应，新的叛乱四起，这是可以预见的。在陕南——多尔衮将这一地区划给了“平西王”吴三桂——有个名叫朱森釜的人声称是明朝宗室，自封为秦王。他的主要支持者、反清分子赵荣贵，有兵1万，在解州建立了总部，保卫秦王。解州距四川边境不远。吴三桂在侍卫李国翰与总兵许占魁的帮助下，攻打解州，斩杀7000余人。后来在碎石中发现一堆尸体，赵荣贵与秦王均在其中。②紧接着解州事变，在延安又爆发了一场大叛乱。延安巡抚是王正志（1628年北直隶进士），曾任明户部侍郎，入清后继任旧职。1645年，除兵部右侍郎，充延安巡抚。姜瓖起义爆发之初，王正志就令其大将王永强整饬防务，而王永强却早就与姜瓖有了秘密联系，遂即时起兵叛变。根据巡抚黄尔性报告，1649年4月19日，叛军攻占了延安及延安周围的19个县，还杀了巡抚王正志和道台。③处在延安与长城之间的榆林守将刘登楼也决定起兵造反。他本是刘芳名部将，清廷集结兵力进攻四川之时，留刘芳名任都督副 将，驻守宁夏。刘登楼在1647年对马德作战时战绩卓著，被擢为榆林守将。此刻，听到姜瓖起义的消息后，他“易衣服”，自署“大明招抚总督”，杀靖边道夏时芳，送信给刘芳名，请求支援。这时已对清朝忠贞不渝的刘芳名给宁夏巡抚李鉴看了此信，发誓粉碎反叛。①陕西省的清朝要员刚刚收到延安和榆林这两个军事重镇公开造反的惊人消息，巡抚黄尔性就在1649年4月23日接到报告，说王永强又占领了几座县城；蒙古头领扎穆素在贺兰山区起兵反清；刘登楼与扎穆素结盟，赢得定边城民众的支持，煽动驻军兵变。②显而易见，姜瓖起义在整个宁夏引起反应，许多原已归顺清廷的职业军人也贰心陡起，其中有些人如今正在陕北一心反清。③吴三桂军队很快解决了王永强叛军。1649年5月8日吴三桂报告，他的人马与王永强军接战，一举将其击溃，斩首7000余级。④接着他又向北挺进，捕杀了一些王永强任命的县官。7月2日，据报告，吴三桂、墨尔根、李国翰指挥了对延安府的第一次进攻，多数叛军望风而逃。⑤收复延安决不是镇压叛乱的结束，必须将西安西北的盗匪也平息下去。整个8月间，陕西清军一直在与一支支的反清武装作战，诸如由赵铁棍领导的2000人马。⑥所有这些交战都是小规模的，然而肃清小股孤立的反清力量，比与大股叛军作战更加要紧。还有，叛军的伤亡远不是微不足道的。在这几个星期内，吴三桂和李国翰部下至少杀了4600名“贼”。9月5日，他 们得以声称完全控制了延安和绥德两个州府。①大约在同一时间，榆林也被占领了。在李国翰和李鉴的部队与蒙古人札穆素作战的同时，刘芳名沿长城进军，去攻打他以前的副将刘登楼。在榆林附近一个被称为官团庄的地方，双方开仗交战。这一仗是本次战役中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刘登楼士卒箭如雨发，刘芳名的部将一度确曾险些溃退，但经刘芳名大声斥骂，又重新投入力战，终于大胜刘登楼，并将其斩首。②清军在陕西中部和宁夏的胜利，与孟乔芳经山西南部征服姜瓖反清联军的胜利正相一致。到吴三桂、李国翰和刘芳名结束战斗的时候，孟乔芳就快要回到陕西了。孟乔芳回陕西后，迅速率兵穿过省境，来到肃州城下，在围攻丁国栋叛军的清军中打头阵。现在，由于后方安定，麾下兵员充足，孟乔芳觉得肃州唾手可得，以致对攻占这座回民义军的据点似乎有点兴致不足了。11月，总督孟乔芳简洁地向多尔衮报告：“勇、宁克肃州，诛国栋、伦泰及其党黑承印等，斩5000余级。河西平。”③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孟乔芳收复城镇100多座。1650年后，孟乔芳出任兵部尚书，成为所有效劳清朝的汉人中官爵最高的一个。1652年，累进三等思哈尼哈番，后被康熙皇帝说成是征服中国的两个最得其用的汉族将领之一。然而，为他赢得了这种荣誉的军功，是以可怕的死亡为代价的。在任陕西总督期间，孟乔芳共杀死或捕获17.6万多人。④肃州陷落和丁国栋与土伦泰之死决定性地结束了1648—1649年甘肃西部的回民起义。然而，为了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定，继续对它的控制，还必须实施抚民政策，以使回民部族心平气和，消除抵触情绪。这在根本上意味着采取可靠的措施，即采取增进社会福利、改进吏治的传统方法。新任巡抚张中元于1650年3月29日赴任，将这些措施具体付诸实施。5月2日当他到巩昌时，“目击残黎”，感到自己首要的责任是抚慰“百姓”。于是这位循吏着手医治参战双方留下的战争创伤，他亲自到周围村落进行调查，很快弄清了甘肃士民受贪官污吏渔侵的情况，其中武将为害尤烈。巡抚张中允因此鼓励士民向官府申诉，并许诺立刻惩处贪官污吏。不过，他对河西地区和再往前的甘肃走廊的形势也深为担心。他乘船横渡黄河，对荒凉境地感到畏惧，甚至受到前后呼拥的“番人”的惊吓。职宣扬我朝德威以弹压，又捐备烟茶银牌以犒赏之，令其且畏而且喜。①1650年6月27日，张中元到达甘州，他在那里的首要问题是决定分给甘州戍军多少赏物。张中元恪守规章，虽然他认为以前极低的定额是不适当的，但是他不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所需颁发的数额开支官物，遂以私人财产根据官兵等级赏给钱物。为赢得沿边戍军之心，他预先就有所准备，随身带着这些钱物。他感到自己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不久，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就特别提到，官兵在领受赏物时欢呼：“皇帝万岁！”并吹吹打打地欢送他。这一经历使他相信，士卒们是忠于朝廷的，未来的兵变可以防止：甘肃一带，不特回变一事，往往鼓譟为常事，杀官为奇货，虽边俗之薄恶如此，亦皆抚镇之不得其人也。幸今抚臣，一尘不染； 镇臣爱惜士卒，抚镇和衷，皆实心任事，以致各郡道将大小文武，无不奉公守法。职始而为地方虑，转而为地方庆，可抒皇上、皇〔叔〕父摄政王西顾之忧也。①当时，对张中元来说，减轻战乱所带来的破坏的最好办法，是鼓励官员廉正忠恪，遵纪守法。但是，像给边地戍军军赏这类措施，虽然也许能如愿以偿地立即赢得戍军的兵心，以保护士民免受掠夺，却不能为边境地区回汉冲突问题提供长久的解决办法。不过，这样的解决办法以前是有人提出过的。1648年6月25日，当回民义军还在与清军鏖战的时候，兵部左给事中郝壁曾就控制西北特别地区的方式问题，向朝廷呈递了一份很长的、也是很重要的奏章。首先，他对孟乔芳的迅速取胜大加称颂。孟乔芳不到半个月就击溃起义回民，收复甘肃主要州府。虽说“制小丑之命，犹搏狐鼠”，但“皆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所致”，及官兵勇猛善战之故也。然与回民的冲突极有可能再度发生。任何人，他很快补充道，都不能否认我朝之仁政，不过应该指出的是，逆贼并未被剿尽杀绝（米喇印起初毕竟是清军的参将）。另外，在西北各大州府，回、汉相杂，“习俗不同，终为疑贰”。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重新安置少数民族的政策。他认为回民部族应该被安置在距最近的汉人州、县、卫至少50里远的、适于开拓的僻静地带。在那儿，他们可与家人相处，从尚武的骑手转变成为和平的农夫。勿令养马，勿藏兵器。令渠掌教之人主之，制其出入，一意耕牧所原有田产，以消其犷悍之性。根据这一“长远计划”，当地司道等官应当不时察勘，以确保回民恪守这些法规。②郝壁的隔离政策得到了清廷的赞同，回民从此以后将被重新 安置，与汉民保持距离。①在归顺的蒙古人和青海蒙古土人的帮助下，清政府将哈密和汉地回民迁移到离固定的州府、集镇和戍堡相当远的地方，他们还试图切断肃州回民与哈密之间的所有联系。嘉峪关关闭了。一直到1855年，在接受了莫卧儿使团为哈密与丁国栋的联盟所做的道歉后，清政府才重新接受西亚诸国的进贡。②重新安置回民并没有结束一切反清活动。西宁蒙古土司在甘肃叛乱期间曾经支持清政府，1653年，那里却在回民彝鲁的领导下爆发了起义。不过，即使当时有几位清朝官员声称起义领袖与哈密有联系，仔细考察的结果却证明事情并非如此。③虽然，把宗教派别间的和谐归功于清廷对这些不同部族的隔离政策，是没有道理的，不过西北沿边确实安宁了一个多世纪。④ ② 《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7—498页；《清史稿·许占魁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5—276页。吴三桂把其中的一些叛军收编进他自己的军队，所以清廷申斥他没有杀了战场上捕获的许多明朝官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51页。 ③ 《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2页；《贰臣传》第一卷，第22—23页。 ① 《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 ② 《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4页。 ③ 《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2、504页。 ④ 《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6页。 ⑤ 同上书第四十三卷，第506、507页。 ⑥ 《世祖实录》第四十五卷，第526、527页。 ① 《世祖实录》第四十五卷，第528页。参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275页。 ② 《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504页。 ③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8页；另见《兰州府志》第六卷。转引自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80页。攻克肃州的消息于1650年1月16日报达朝廷。 ④ 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5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孟乔芳1658年去世后四年，陕西省感激的士绅们在西安的荐福寺立了一块石碑，颂扬他根除了伪逆的官兵。北京的一座庙宇也立有一块石碑，碑文为王士祯所撰。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7页。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3页。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 ① 清政府决定这样来重新安置回民部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鉴于它自己对于不同种族间居住的经验。如上所述，无论在辽宁还是后来在北京，满人都形成这样一种习惯：将不同的少数民族分隔开来，以防止种族间关系紧张化。这种对少数民族隔离性的重新安置办法，后来被用来处理19世纪的起义回民。尤其在肃州地区，当回民向左宗棠投降时，即“受命集体迁移到新的隔离区去”。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起义》，第149—150页。 ② 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21页。 ③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3—284页。上奏日期为1654年1月9日。 ④ 当然，清军1758年至1759年在亚肯特与和阗回部，及1765年与伊犁回部有过大战，不过在甘肃内部，直到1781年和1784年才发生大规模起义。当时，对追溯回民起义与苏非教武士的纳其西班德迪亚“新派”的联系，已经可能做出更为肯定的答复了。罗塞比特别指出：清朝后期，回民都是单独起义，从不与汉人合作。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93页。这或许是满清种族隔离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可能将汉、回完全分隔开来了，致使他们在19世纪50、60年代的种族斗争中成为互相敌对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