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的回民起义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 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①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②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 士）①，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②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③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④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⑤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 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①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②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③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①《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②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宣布他们的起义为忠义之举。俩人迅速占领了甘州和凉州，然后沿长城分路回师南下，在兰州渡过黄河，攻击军事重镇巩昌。③他们陈师于巩昌城下，展开围攻，引起了许多人的惊骇。虽然他们号称部众百万，官方资料的估计则为10万：哈密和甘肃的回民、起而响应的凉州回民、大顺残部，以及对他们以明朝亲王名义为号召的起义加以响应的土寇。清廷得到起义的消息后，准备派遣大军，最后任命固山贝子屯齐帅八旗兵出征，固山额真、宗室韩岱率外藩蒙古兵副之。清政府在这一年稍后一些时候还宣布，陕西中部和南部地区，例如西安、延安、临洮和汉中，在前一年遭受雹灾，应予以蠲免赋税。④总督孟乔芳（他当时驻守固原）对这些措施均无异议，但他认为，他本人应赶在叛贼得以加强联盟、攻夺巩昌城之前立刻出击。因此他马上派遣赵光瑞、马宁率援军出发。这支满汉部队在5月25日赶到巩昌，残杀回民3000多人，将叛乱者驱出城外。⑤米喇印和丁国栋退到临洮，当地的回民在他们到来之后纷纷起义。孟乔芳兵分三路追击：一路由参将马宁指挥，一路由赵光瑞指挥，还有一路由游击张勇率领。1648年6月10日，张勇部率先攻打临洮，马宁部也参与作战。他们袭击了起义回民驻地，杀回民首领马韩山部众700人，夺回临洮城。①临洮到手之后，清军将领下面的任务就是攻克回民在兰州的防御，以便扫除清军渡河进入甘肃西部的最后一道障碍。孟乔芳决定亲自督战。在张勇继续追捕这一地带的其他回民，并捕杀了明亲王朱识■的同时，孟乔芳率部到了巩昌，又从巩昌到了兰州城下，与他的三名将领马宁、赵光瑞、张勇会合。攻打兰州的战役进行得很顺利。回民很快就弃城渡河逃回河西地区，并随后烧毁了黄河浮桥。只有一支主要的回民义军留在河东，由丁嘉升统帅，占据着兰州。没过几天，这支义军就被歼灭了。黄河东边所有重要的据点，现在重新又掌握在清军手中，就如孟乔芳在1648年6月24日得意洋洋地奏呈北京的那样。②于是到7月间，清军就准备渡过黄河，向凉州追击米喇印和丁国栋。他们于8月夺回凉州，没遇到什么抵抗。起义军退到起源地甘州一带，这很好理解，这儿是他们的家乡，较为熟悉。他们在甘州失败的情况不很清楚。据19世纪的历史学家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记载的一个奇异的故事，孟乔芳本人在1648年10月到达甘州，很快将义军骗出城堡，陷入他精心设下的埋伏。然而，虽说他和张勇当时被认为杀了多得难以置信的义军，对甘州的围 攻却还是不知何故持续了六个多月之久。①最后，清政府任命张勇为甘肃总兵副将，他的部队以正红旗满洲兵丁为先导，架起云梯攻打甘州西城。1649年3月5日，张勇率众700从西南角突入甘州城，在城中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相持达五日之久。张勇人马伤亡达七成。虽然他自称大获全胜，并报告说杀死了半数以上的起义回民；虽然孟乔芳报告说甘州的回民已被平定，局势却更可能是双方在军事上相持不下，而结果实际上是实行了招安。②4月2日，米喇印和丁国栋出城，以甘州降清。作为安排的一部分，米喇印本人被任命为副将，受命驻守兰州，虽然实际上他仍留在甘州。③米喇印之依附清政府所持续的时间，就是大约甘州的清军能够与他的力量相抗衡的时间。这时间不很长久。1649年4月27日——孟乔芳上奏报捷后不到4周——米喇印认定自己在军力对比中又占了上风。因为一当甘肃西部的回民起义在表面上平定下来，总督孟乔芳向朝廷称报大捷，清政府就开始要求部队从陕西战场转移到四川，去对抗那儿日益强大起来的南明军队。这些军队的移防，使得他们在陕西的驻防力量极为薄弱。但是，面对1648和1649年南明的复兴，清廷几乎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事实上，在1649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南明打败清朝看来并非完全不可能。因而，米喇印决心恢复反清起义，这可能既是因为其部众对他的压力，或者出于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一种公认的信仰，同时又是由于他对 南方的战事了如指掌。米喇印的起义计划，显然为甘州驻军主将刘良臣所知。不过，这个回民首领赶在刘良臣采取措施之前，捎信给甘肃巡抚张文衡，说自己风闻可能会发生兵变，建议与张文衡合议，并请张文衡到甘州城北赴宴相见。在内部，米喇印又不得不面对其副将的反对，此人可能是孟乔芳安插进来的一个清朝军官。于是，在张文衡未赴宴之前，米喇印叫人毒死了这位副将，然后，一伺巡抚亲临，他就率伏兵杀死张文衡，于1649年4月27日控制了甘州城。还有几名清朝官员也被杀，不过甘州同知和一名参将转而投顺了起义军。①丁国栋立即起兵响应，因而，实际上又是义兵四起，回民们马上在肃州和凉州举起义旗。米喇印南进攻打兰州、临洮，杀了两地知州。这一次孟乔芳立刻渡过黄河，尽快地把米喇印赶回了甘州。甘州坚守不屈，孟乔芳开始准备在甘州城四周深沟坚垒，长期围攻。但是，清军尚未合围，米喇印就突围而走了。他并没能逃出多远。当天晚上，孟乔芳部下在附近的一块小绿洲追上了这个“逆回”，经过一场速决战，米喇印终于被杀。②与此同时，另一回民首领丁国栋在长城西端的肃州安顿下来，这里地处哈密东南，距哈密约660公里，属巴海可汗的统治区。也许因为他得到了哈密难民的大力支持，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因为他想从哈密回民处得到军需物资和援助，丁国栋邀请哈密王的儿子来肃州即王位，号土伦泰。③不久兰州陷落，孟乔芳出兵肃 州，来围攻土伦泰王新都。肃州城沟深墙高，围攻势必旷日持久。然而孟乔芳还没来得及对肃州发起全面进攻，就突然发现他的后方基地出现了险情。据《清史稿·孟乔芳传》载：国栋复与缠头回土伦泰等据肃州，号伦泰王。而国栋自署总兵官，城守，出掠武威、张掖、酒泉。会平阳盗渠虞允、韩昭宣等，应大同叛将姜瓖为乱，以三十万人陷蒲州，上命乔芳与额塞还军御之。①这就是大同姜瓖兵变，一起甚至比榆园军起义更加危急的事件，它就发生在北京以西250公里处。正是这场兵变促使孟乔芳放弃肃州，折回来援助在山西遭到围困、且近乎覆没的清军。 ① 莫里斯·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21—27页。例如1647年9月宁夏的马德起义。《世祖实录》第三十三卷，第397页。 ② 在清朝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与蒙古、库库淖尔以及中国西部回民部族的关系，是由理藩院负责的。1638年，清廷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清人进京后，改理藩院承政为尚书，品位同六部长官。1659年，理藩院尚书、待郎改兼礼部衔，两年后，理藩院长官复称尚书。理藩院尚书以满人充，侍郎满、蒙各一人。不过，在清朝建立的最初10年，理藩院的职责（1647年后理藩院尚书为尼堪）只在于管理蒙古的司法、政治与军务。对其他中亚国家及进贡国的贸易法规，由礼部直接颁布。会同馆承担接待来自朝鲜、暹罗、东京及缅甸贡使之职，唯有关中亚事务全由理藩院治之。吕世鹏：《清代的理藩院》。 ① 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当时年已50的孙承泽三次试图自杀，但都被一个大顺官员救下了，此人在孙承泽在河南任县官时就认识他。孙承泽最后同意参加大顺政权。他之屈膝事清，正与此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 ② 《世祖实录》第十三卷，第14页。颁令日期为1645年1月31日。 ③ 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90—191页。 ④ 《世祖实录》第二十六卷，第310页，颁令时间为1646年7月1日。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三十三卷，第3页；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 ⑤ 《世祖实录》第二十六卷，第311页。颁令时间为1646年7月4日。清朝虽在中国西北置立了茶马司的六所榷场，但生意并不兴隆。到17世纪70年代，政府征收的大部分茶叶被用于支付军饷，而不是购买马匹。此后50年内，清朝将大量茶叶出口到俄国和西欧。罗塞比：《明末清初的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91页。 ① 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第5—6页；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格特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31页。此时，吐鲁番接受了纳贡国的地位。哈密直到1696年才归顺。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 ② 拉斐尔·伊斯雷里：《汉人与回人》。 ③ 12、13世纪期间，苏非派长老们创立书院，致力于恢复原教旨主义的正统学说，这种学说能够清除渗透进波斯及中亚伊斯兰社会中的非伊斯兰习俗。这些书院中的一个支派，以默诵静修为其特征，是由巴哈阿尔·J·纳其西班德在14世纪后期创立的。两个世纪以后，纳其西班德迪亚学说由迈克杜姆·伊·阿查姆传遍中亚。后来，又由他的孙子穆罕默德·优素福东传至哈密。优素福本人远游至肃州，进入甘肃走廊。后来那些自称为“先知”后裔，并在查喀台汗国陷落之后在喀什噶尔建立起自己王朝的纳其西班德迪亚派首领或阿訇们，煽动甘肃和青海回民反清，是极有可能的。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6—20页；参见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73页。然而，即使中亚的苏非派首领与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者之间存在着这一联系，它也不过是一种脆弱的联系。事实上，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将哈密或在甘肃与宁夏的哈密难民中的纳其西班德迪亚教派分子的存在与叛乱者本身联系起来。此外，李普曼引证了许多回民与清政府合作的实例，表明纳其西班德迪亚的苏非派教义“根本不是非穆斯林国度中固有的颠覆因素，而是非常灵活的，最终能与世俗政界达成谅解的一个教派”。乔纳森·N·李普曼：《中国西北的穆斯林》，第12页。 ① 在汉语文献中，米喇印常被以名相称：喇印，表明“米”字是一个姓。我在下面关于起义的一般阐述中，许多地方引用了下列诸书所提供的简略记述：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的两次回民起义》，第497—504页；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29—31页；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31—32、19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卷，第53—54页。我引用的主要资料均注明了出处。 ② 《甘州府志》第三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0页。 ③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 ④ 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29—30页。 ⑤ 《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7页。 ① 《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8页。伤亡情况见《清史稿·孟乔芳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 ② 《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9页。参见孟乔芳1648年7月30日奏章，同上书第三十八卷，第445页。他奏称最后“平定”了兰州地区所有的回民贼寇，其中提到，在忠诚的蒙古军队的帮助下，肃清残匪的工作又进行了整整一个月。 ① 伊鲍勒-华特：《甘肃的两次回民起义》。据《清史稿·孟乔芳传》，他和张勇在那时候确实开始围城，并乘夜色攻打了甘州，但关于进攻该城与该城投降之间这长长一段时间内的详情，却史无明文。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7页。 ③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 ① 《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4页；《清史稿·张文衡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9页；《甘州府志》第三卷，见《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0页。 ②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 ③ 在汉字文献原文中，土伦泰（Turumtay）被称作“缠头回土伦泰”。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丁国栋可能还试图取得青海蒙古人的支持。但是青海蒙古土司由于与喇嘛寺院的斗争，长期以来支持北京的统治王朝。而且，8月16日以后，清廷下诏免除了西宁一切赋税。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31页；参见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92页。 ① 《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