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祺和顾炎武
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Jr.)著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③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 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①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②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回淮安,又在浦西安居下来。虽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身价却在不断提高。向他索字求画者络绎不绝。像著名的16世纪苏州画家唐寅(字子畏)一样,他乐意靠他的艺术作品生活,“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③他现在有钱买下“隰西草堂”以南的一些地产了,并在那里建了一座花园,称为南村,以纪念隐居诗人陶渊明。④在浦西的画室与花园,万寿祺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了从江南17世纪40年代后期的战乱中逃生的那些友人。⑤著名的浙江书法家胡彦元加入了这个团体,他们经常举办诗会,和不上诗者为众人买酒食。万寿祺后期诗文的内容就以旧友为中心:拜访以前的老师的叙述,祭扫已故复明分子陵墓的故事,以及在水边吟诗作画的描写等。⑥万寿祺的画人人欲得,但颇不易得。19世纪书法家何绍基在他一幅画的题记(1852年)中写道:寿道人画不恒见,大抵皆焦墨减笔,若有意若无意。其隰西草堂屡屡为友人画之,不知风景何似,想萧澹如其画境也。余昔在京师,见道人所画《秋江送别图》,乃亭林载米泛舟来草堂话别,道人作图送之。①万寿祺为顾炎武画的这幅著名的卷轴,如题记所述,作于1651年顾炎武访万寿祺期间。②1651年顾炎武39岁,那年夏天他去金陵(南京)拜谒孝陵。明朝遗民拜谒明陵乃司空见惯,但对顾炎武来说,这只是他六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陵墓中的一次,此外他还曾四次拜谒在北方的崇祯皇帝的思陵。③他之着迷于明朝的开国与末代皇帝的陵墓与亡魂, 大概与他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有点关系。她给他的信这样断然责成:“无仕二姓”。①这当然会让顾炎武对自己轻易躲过许多密友与亲戚都未能幸免的大屠杀而感到内疚。②1647年他写道:念二年以来,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③自然,在这些年里他的内心是异常痛苦的。1650年,顾炎武又写道: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仇在门户。50000454_0592_3④于是,到1651年,他可能已急于寻找一个和他一样的幸存者,能将自己的经历与记忆向其一吐为快。9月28日,顾炎武去淮安拜访万寿祺⑤,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⑥当时,人们常常用一幅画来换取一首诗。①因此,顾炎武报答万寿祺为他画的宝贵卷轴的礼物,就是一首长诗,诗的主题是赞美松江抵抗结束后万寿祺的生活。它以中国文人常用的半隐半明的语言写成。顾炎武在诗中仅仅作为一个相似的背井离乡的旅行伴侣出现。这首诗是顾炎武对万寿祺曾积极参预松江起义做出的明证。顾炎武对此极表欣赏。而万寿祺此人,在顾炎武看来,正是明朝复辟的现实希望所在。赠万举人寿祺白龙化为鱼,一入豫且网,愕眙不敢杀,纵之遂长往。万子当代才,深情特高爽,时危见系维,忠义性无枉。翻然一辞去,割发变容像,卜筑清江西,赋诗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驰轮鞅。何人诇北方,处士才无两。回首见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一来登金陵,九州大如掌。还车息淮东,浩歌闭书幌。尚念吴市卒,空中吊魍魉。南方不可讬,吾亦久飘荡。崎岖千里间,旷然得心赏。会待淮水平,清秋发吴榜。②顾炎武的诗蓄意影射。白龙是神话中天帝的爱畜,变作一条鱼下凡而去。在那个神话中,捕鱼人豫且用箭刺中了龙的眼睛,因为他不知道它是神物。龙于是恢复它原先高贵的形体飞回到天帝那儿,哭着要求惩罚豫且。但天帝不答应,说白龙本来就不该变成那种如此低下的形象。①但在顾炎武对这则神话的引用中,豫且就好比满族征服者。他们俘获了白龙——高贵的万寿祺,认出了他的身份,“愕眙不敢杀”这样一个神圣的生灵。而万寿祺本人就像神龙一般,恢复了其神圣的形象,逍遥邀游。②万寿祺以其化身“何人诇北方”,这一句说的是唐代英雄权皋。晚唐“中兴”期间,权皋到北方为宣宗皇帝(847—859年在位)执行一项重要的使命,又从北方返回来照料他患病的母亲。顾炎武也许正是以此(他本人便为此理由而未积极从事复明活动)来看待万寿祺对家室的恋眷。不过,虽然这首诗明确承认了万寿祺因此就从其积极参预的复明事业中引退了,但在后面两行里,顾炎武也暗示说,他可能是在等待时机。因为,“回首见彭城”,彭城是古时徐州一带的地名,是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的楚霸王项羽的活动中心。顾炎武似乎是说,克敌制胜须待时日,不过淮水最终是会平静的,“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从顾炎武赠万寿祺诗的观点看来,清朝的占领不合正统,是毫 无疑问的。万寿祺本人据说落下书房的帘子作诗以纪念“吴市卒”,这与后汉梅福拒事篡位者王莽的故事有关。据说梅福上天成仙了,万寿祺“南方不可讬”,像一个精灵哀悼中国被玷污的山峦,也应该成仙。像顾炎武一样,万寿祺也会在他极无定形的倏忽即逝的生活中,发现他们最终向往的自由。顾炎武诗的最后两行含糊其辞地谈到,一旦淮水平静就为万寿祺送来一只船。顾炎武是在邀请万寿祺参加他的旅行,还是在暗示吴市抵抗者将东山再起,当这时刻到来时要请万寿祺共事?清人对中国的征服远未完成。还有一个尚需10余年时间才能最终平定的南明政权,其后,不管是否可信,还会有其他反清复明分子。不过清人对江南的占领是巩固的。然而,顾炎武为何又认真地暗示说吴市会东山再起?令人疑惑。当然,顾炎武和万寿祺也许认为满清王朝必定昙花一现。它与元朝以及秦朝的相似之处,比比皆是。顾炎武早先曾以尖锐的对比手法,写到据说是于1638年在苏州承天寺一口井里发现的那本著名的《心史》。这本重见天日的南宋史书为画家郑思肖所著,它预言元朝的统治只能持续100年,或者还不到100年,后来果真如此。顾炎武强调这个预言,因此不言而喻,清人也会有同样下场。①而且,纵使清朝确能统治一时,中国的文化也会继续繁荣,也会同样在这种蛮族统治的间歇期中生存下来。②但是证明清朝必然昙花一现,与继续号召复明全然不是一码事。在这种意义上说,纯粹的引喻,隐约其辞,以吴人的抱负为背景所做的关于精神发展的暧昧不明的陈述,顾炎武赠给万寿祺的诗中所有这些晦涩之处,可能都反映了顾炎武本人心中的一个信念,即尽管对清人的抵抗可能时有发生,真正恢复明朝的希望已几乎不复存在了。实际上,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某一天中,他曾对那些对明朝的灭亡追思不已的士人这样写道:“计士悲疵国,遗民想霸图。登临多感慨,莫笑一穷儒。”①对于一个在1670年因写反清短文而锒铛入狱的人,人们不会加以嘲笑。但人们至少可以想到,顾炎武本人的不恒其居,四处游历,反映出他渴望逃避一个令人窒息的认识:明朝实际已不复存在了。②尤其在第二次广东起义于1651年失败后,其他人似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①著名抒情诗人阎尔梅停止漫游生涯而定居下来,②并接受了巡抚赵福星的保护。赵福星派人来到阎尔梅暂住的大河卫,恭恭敬敬地邀请他做自己的客人。③阎尔梅把头发打成一个结,放在大红顶带下面,带上所有行李乘车去了巡抚的客馆。他为找到一个定居之所而宽慰地流下了热泪,并总结了自己的今昔:下榻授餐,犹昔日也。嗟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者几人乎!④对顾炎武“久飘荡”的呼唤,万寿祺也未加留意。万寿祺在1652年的确去过昆山,但他的目的,是邀请顾炎武的密友归庄与他一起到淮阴,当他儿子的塾师。或许他已隐约感到了自己的羸弱,于是想把儿子的教育一事落实下来,因为当他与归庄返回“隰西草堂”后没几天,就得了脾痛症。病情发展极快,几周之后画家已奄奄一息了。到农历五月初三,他便离开了人间,时年50岁。⑤他最后的一幅画没来得及完成,但仍挣扎着写下了最后几行词句,并又一次勾起了那些渐已消失的动乱辛酸年月的回忆。《病中风雨》一词绝大部分失传,不过还留下了几行:梦千重,家万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浑不记,墙角多情,犹挂崇祯历。⑥ ③ 巡抚土国宝关于政府直接支持经济重建的政策,在那些年里一直被其他官员所执行。特别是在江南地区纺织业方面。1646年,清廷初遣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官,他们立即挑选苏州、松江、常州等地的富庶之户作为机织户。现有的纺织工具得到修复,并有所扩充(苏州建机屋196间,拥有织机450台,杭州修复旧机屋95间,新建机屋302间)。1647年,苏州在工部帮助下建立织造局,采取特别措施吸引织匠返回城市。到1653年,纺织工业已经恢复,实际上开始超过明代生产水平。例如,明代苏州织造局雇工504名,有织机173台。1685年,苏州织造局有织机800台,雇工2330名。见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5、7—8、10—11页所录碑文;史民雄:《中国清代的丝绸业》,第39—40页;参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82—89页。 ① 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一卷,第20—21页。 ② 同上书第三卷,第3—4页。 ③ 米歇尔·彼阿佐利等:《万寿祺画卷》,第157—158页。人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1470—1523),为明代四大画家之一。傅路德、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1256—1258页。 ④ 彼阿佐利等:《万寿祺画卷》,第157页。 ⑤ 这些人的名单见于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一卷,第25页;第二卷,第19、24页。万寿祺的朋友中包括周亮工、方以智、钱谦益,以及新安画家程遂。程遂写了一首关于在隰西草堂访万寿祺的著名的诗。周尔坎编:《明遗民诗》,第323—324页;参见斯卡利特·詹:《程遂》,第111页。 ⑥ 其例见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0、25页。他在文中自称胡杰。 ① 何绍基,引自彼阿佐利等:《万寿祺画卷》,第160页。这篇题记作于1852年。何绍基(1799—1873),出生于苏州一丹青世家,曾入朝任翰林供奉学士、国史院总撰,后回苏州,以书法闻名于世。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87页。万寿祺的画被一些艺术史家认为是不少明朝遗民干笔画的代表。傅申:《17世纪中叶中国绘画概况》,第609页。关于清初遗民画家的动机和主旨,主要可参见艾伦·约翰斯顿·莱英:《文点与金俊明》。 ② 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第11页,该画题为《秋江别思》。万寿祺自己所作题记有云:“送别先生淮阴过江返唐市。”万寿祺在题记中还以其别号(圭年)来称呼顾炎武。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第1页。在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谢国桢在其老师梁启超家中见到一幅船画。该画属于一个名叫余越园的收藏家,藏在他的家里。画上有篇题记,说明该画是万寿祺为换取一首诗而赠给顾炎武的。梁启超也为该画加了一篇题记。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24页。 ③ 威拉德·J·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篇,第209、243页。关于典型的忠君复明分子拜谒明陵的例子,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四卷,第18页。多铎占领南京后,清人指派两名太监守护孝陵(洪武陵)。在这以前,孝陵荒废冷落,相当破烂。最近在南京一座倒塌的指示陵墓进路的牌楼附近,发现了一块碑石,上有崇祯1641年签署的一道敕令。敕令警告说,将予渎坏陵区的人以严惩,因为近年以来,孝陵已遭损坏。清人从附近的一个村子抽调40家人户,隶属太监照看陵墓。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7页。据威拉德·彼得森说,顾炎武为了祭陵,也许贿赂过这些看守太监。1660年顾炎武写了一首关于他祭拜洪武和永乐皇帝陵墓的诗: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吉川幸次郎:《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不问国事》,第10页。 ① 这至少在顾炎武给国史院《明史》编修官的信中略有暗示,他在信中描述过他母亲的死。《与史馆诸君书》,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第三卷,第12—13页;亦见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第一卷,第2—3页;石锦:《顾炎武经世思想的界限》,第114页。 ② 这也是画家陈洪绶的反应,他决不会忘记抵抗运动期间他是如何不知所措的。高居翰编:《不平静的风景》,第146—147页。 ③ 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一篇,第149页,文见《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状》(译者)。 ④ 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一篇,第150页。顾炎武说“仇仇在门户”,并非夸张之语。他的义祖父顾绍芾于1641年去世时,他抵押了800亩地产以支付丧葬费。受押人是个名叫叶方恒的昆山士绅,他觊觎顾家地产。1652年,顾家一个叫陆恩的仆人投靠叶家,应允告发顾炎武支持南明,以帮助叶方恒吞没顾家地产。1655年,顾炎武为报仇杀了陆恩。在其后的两年里,顾炎武先被判服苦役,他呼吁法庭裁决,受过鞭挞,后被释放出狱,叶方恒雇刺客试图对他行刺,他又不得不逃离江南到北方去了。同上书,第154—156页。 ⑤ 《顾亭林先生年谱》,第23页。 ⑥ 此后不久,顾炎武的一群密友——万寿祺是其中一员——写了一则启事,将顾炎武作为一个名士介绍给国内其他学者,宣布他旅行、寻访善本、古迹等等的计划。我是由于陈一范才注意到这封信的,它被收入《同志赠言》,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集》,1888年版第四十卷,第1—3页。 ① “艺术活动是表达友谊的手段。吟诗的用诗来回赠画;绘画的则以画来代替诗。画卷与诗文互慰向往之情。”饶宗颐:《晚明的绘画与文人》,第143页。 ②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3页。该诗也见于1906年版《亭林先生遗书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3页。 ① 这篇神话见于汉朝著作《说苑》。 ② 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在里面:它暗示着将会有一场极重要的事变。在神话原文中,白龙下凡后来到了一个“清冷之渊”。《易经》在对第一个乾卦的解释中,也出现过同样的渊的概念。在《易经》中,乾卦各爻都形容天龙,而渊则与三九之数密切相关。当天下大变之时,即天龙出世,准备再次下凡之时,但它却受到了约束。诗文中明显的改朝换代的意象——它暗示着一个新的明朝——因提到了楚而被进一步强化了。反秦起义首先是在楚地爆发的。这里还有一种暗示,像秦朝一样,清也是一个暴虐短命的朝代,虽然它在天下之大乱后带来了秩序,但注定很快就要灭亡。 ①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五卷,第12—13页。许多明史学者认为《心史》是部伪书。吉川幸次郎:《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不问国事》,第11—12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6页。 ② 清初作家经常根据元代进行类推。如兰德彰在评论顾嗣立的《元诗选》时所说“顾嗣立似乎认为,他所了解和热爱的文化会在清人统治中国期间继续存在下去,而这个阶段,再用类推法看,证明是短命的。”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中国17世纪后期的忠君主义》,第3页。他还评论说,“一旦斗争结束,文化主义的概念就会使汉族人民参与新的汉满政体,以保证他们的文化普遍性与连续性的信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57页。 ①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三卷,第1页。遗民一词出于《诗经》,可被解释成“残留之民”。遗民常与忠义相区别,后者是忠君殉难者。见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78—379页。 ② 关于“渴望逃避现实的压迫”,见欧久·巴比特:《卢梭和浪漫主义》,第72页。关于顾炎武的旅行和1670年的被捕,见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管理实践》,第31页,彼得森也认为顾炎武的忠君思想模棱两可。“满族的征服为顾炎武提供机会来证明在外界确定的基础上道德的不屈姿态……他拒绝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加入激烈的社会竞争,因为他已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在这种竞争中取胜了。相反,他致力于选择一种可能的方法来赢得名声,作为贤人的义子,这一名声所带来的成功之于他应该是义不容辞的,无论他动机怎样,明朝的灭亡是顾炎武彻底改变生活的时机。”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一篇,第152页。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而去旅行的主题,也可见于忠君复明分子画家龚贤的诗。《明遗民诗》,第330页;参见杰罗姆·西尔伯格德:《龚贤的绘画与诗歌的政治意义》,第564页;《龚贤柳林自画像》,第7—10页。当然,旅行本身是我们所能想到的中华帝国晚期文人生活风格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15世纪以后。蒂莫西·布鲁克:《迷途指南》,第41页。洛弗尔指出:“确实,人们难以想象在历史上的一个社会里,旅行在一定社会等级的生活中,扮演了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那样意味深长的角色……在一种屡屡受到失望、分离和猝亡的打击的生活中,他的想象力在把人作为一个生命历程中的旅行者的无边意想中得到安慰。”欣奇恩·洛弗尔:《选择与再现》,第63—64页。至于中国文人花在旅行上的多得惊人的时间——旅行被视为一种毕生的活动——见李济:《自然之爱》,第5—6页。 ① 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2页 ② 阎尔梅的抒情诗在20世纪仍为徐州人民所知。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40页。 ③ 阎尔梅当时与一个名叫陶羽的家产丰盈的地主住在一起。 ④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九卷,第29页。 ⑤ 彼阿佐利:《万寿祺》,第158页;《归庄集》,第547—548页。 ⑥ 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四卷,第6页(作者谓万寿祺《病中风雨》一词大部分失传,有误。此词有个别字脱漏,但全词基本完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