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专题->简明西夏史-> 第六节西夏文学艺术

　　第六节西夏文学艺术 一、文学党项族早在吐蕃奴隶主王朝统治之时，曾用藏文记录过有关本民族古老的传说。在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之后，由于不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文学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造诣较高，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这突出地表现在夏州地方政权的统治者给中原王朝用汉文书写的表章之上。如公元955年（宋至道元年）六月，李继迁为向宋朝索取夏州而写的表章，其中有云：“臣先世自唐初向化，永任边陲；迨僖庙勤王，再忝国姓。历五代而恩荣勿替，入本朝而封爵有加。德并戴天，情深拱极。……臣虽拓跋小宗，身是荩臣后裔。十世之宥，义在褒忠；三代之仁，典昭继绝。聿维夏州荒土，羌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祖先灵爽，应恋首邱；明发私怀，敢忘宗土。恭惟皇帝陛下，垂天心之慈爱，舍兹弹丸；矜蓬梗之飘零，俾以主器。诚知小人无厌，难免僭越之求，伏祈圣主宽仁，远降哀全之诏，曲成靡既，再造莫酬。……”②该表章层次分明，文字优美，逻辑清楚。将索取夏州之理讲得明白。

　　元昊建国后，由于西夏统治者重视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同时注意尽量吸收周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从而将西夏文学的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元昊称帝时给宋所上表章，首先对其祖先歌功颂德，接着揭示其称帝建国的必然趋势，最后恳请仁宗予以册封，愿意同宋永远保持友好交往的睦邻关系。全文约380字，但却给人以气势磅礴，一气呵成，文字洗练优美之感。

　　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反映在文学上有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文学的地位大大提高。公元1112年（贞观十二年），在遴选官员审查资格时，规定对于精通文学的知识分子，优先提拔为官；其次，这一时期不仅散文佳作增多，而且产生了一些优秀诗歌。公元1139年（大德五年）四月，大臣高守忠家生有灵芝，群臣认为是一种祥瑞徵兆，上表向皇帝祝贺。“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李仁宗和之”①。并将歌词刻在石碑上以资纪念。《灵芝歌》的全文不见记载，1975年清理西夏陵区仁孝陵碑亭遗址时，发现《灵芝颂》的部份内容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②等语句。每句为4字，二句一韵，给人以文雅秀美的感觉。虽是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但也反映了作为西夏最高统治者的文学功力。

　　除君臣互相酬和的宫廷诗外，还有大量老百姓创作的诗歌汇编成诗歌集。如《新集金粹掌置文》是长达千字的五言诗。由文学家梁德育汇集的《新集锦合辞》是一本充满生活气息，富有哲理性内容的诗歌集。如“水珠不沾者体法，人身无祸者德忠。无德富贵天中云，非道贮财草头露”③。就是富有哲理性的诗句。在西夏诗歌集中，还有赞颂西夏祖先的《颂祖先诗》，颂扬造字师野利仁荣的《颂师书》以及劝导容忍的宗教诗《忍教搜（寻）颂》和劝善性的诗文集《三世属明言集文》、《贤智集》，等等。

　　同时，西夏谚语也很有特色。如诗体类书《圣立义海》中的谚语有云：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

　　公元1176年梁德养编辑的《谚语》有云：“钟爱美观，不会雄强；严守礼节，不会英勇。

　　狼吃东西，留下余食，贼偷东西，留下痕迹。”

　　这些谚语也与诗歌一样，往往富有哲理性。

　　 二、音乐党项羌人喜爱音乐，但他们使用的乐器比较简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仅有琵琶、萧笛等，而以击缶为节。在使用这些乐器时，他们最长于吹笛。他们所吹的笛叫羌笛，其音调悠扬婉转，久负盛名。唐宋之际，我国汉族诗人非常欣赏，经常在诗词中提到它。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乐府《出塞》有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宋仁宗时，身任边防司令官的范仲淹所写的《渔家傲》，有“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些，说明扣人心弦的羌笛有着深远影响。

　　西夏音乐源远流长，它深受汉族音乐的影响。早在唐朝晚期，僖宗曾赐给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全套鼓吹，共有三驾，大驾用1530人，法驾781人，小驾816人，“俱以金钲（zhēng征）、节鼓、（gāng刚）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篥（觱音必bì）、桃皮、笳、笛为器”①。这里的“大驾”，“法驾”，本是封建帝王享用的“乘舆”之制，作为夏州节度使也享用此制，而且乐队人数达到3000人以上，令人难以置信。但它反映了党项族此时已经接受中原汉族音乐的影响，党项统治者从此有了自己的人数较多乐器较全的乐队。在唐朝音乐的影响下，党项族音乐历经五代至宋，相隔100多年。“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②。李德明统治期间，随着党项人的汉化，在礼仪、官制、音乐方面，继续保持向中原王朝学习的劲头。“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③。元昊建国之后，从西夏的实际出发，第一次对西夏音乐进行改革。元昊认为中原王朝的那套‘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的比较繁复的音乐，已不适用于充满战斗精神的党项民族。他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④。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下令“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令于国中有不遵者，族”⑤。

　　西夏音乐经过元昊更张之后，早已不是唐末的遗音。但任何文化都是一定观念形态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化，必须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音乐当然也不能例外。随着西夏封建经济的发展，党项族汉化的加深，西夏音乐到仁宗仁孝期间，再一次发生了变革。公元1148年（人庆五年）仁孝命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汉族乐书，参照本国制度，修定乐律，“历三年始成，赐名新律”①。李元儒等也因此升官。经过这次改革，西夏音乐由于吸收了较多的汉族音乐的养料，从形式到内容更加丰富了。

　　西夏音乐不仅深受汉族的影响，而且不少汉化较深的党项羌人，还能直接唱汉族歌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沈括，任职鄜延时，曾作过几十首“凯歌”，令他的士兵歌唱，其中一曲云：“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

　　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②。

　　这里的羌人，指宋夏沿边的党项羌等少数民族。不仅宋夏沿边的党项羌人能唱汉族歌曲，而且在西夏境内的党项羌人，也大都能唱汉族歌曲。尤其是对北宋中期的著名文学家柳永所作的词，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爱唱。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③。说明汉族诗词和歌曲在西夏流传甚广。

　　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音乐，还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蕃汉乐人院》属“末等司”④。该机构的设立，表明在西夏存在着两种音乐，即蕃乐与汉乐并存。自立国后，经过100多年发展的西夏音乐，其乐器种类很多，据《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的记载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萧、笠、筚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等。表明蕃汉乐人所用乐器，已经相当齐全了。

　　由于西夏音乐，吸收汉、吐蕃、回鹘等众多民族音乐之长，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深得汉族人民，尤其是统治者的喜爱。公元1083年（元丰六年），宋神宗召见宋夏边境投降的蕃乐人42人，“奏乐于崇政殿”①。表明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西夏音乐，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反过来给予宋朝以影响。

　　西夏音乐不仅影响四周邻国，而且对元代音乐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蒙古灭夏后，西夏音乐，经过高智耀的推荐，为元朝所采用。元朝统治者在其政府机构中设有昭和署（后改名为乐府署）管理河西（即西夏）乐人，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西夏音乐的重视。

　　 三、绘画与书法西夏绘画大体上可分为壁画、木板画和岩画等。所谓壁画，指的是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玉门的昌马石窟，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的马蹄寺石窟，银川的须弥山圆光寺石窟，内蒙古的百眼窑石窟中的壁画。在这些石窟的壁画中，保存得最集中和全面反映西夏早、中、晚期壁画特点的则是莫高窟和榆林窟。

　　莫高窟的西夏壁画以西夏早、中期最多。其画法继承五代、宋初的壁画传统，人物很少创新，但花饰图案却相当精美。如莫高窟三○一窟顶部的团龙藻井（窟顶装饰图案）中央为团曲龙形，四角配以朵云，构图立意新颖。此外，如保相花图案、交技卷草图案都勘称精美。至于有一种波状卷云纹边饰（以一条波浪式的藤蔓为主干，两侧派生出像忍冬草形的卷云纹），因为构图简单朴素，成为西夏广为流行的装饰图案。

　　莫高窟的人物壁画，数量较多。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四○九窟东壁的王者供养像。该像身高167厘米，头顶高冠，身着龙袍，腰束玉带，手持长柄香炉。前立一童子，高70厘米，服饰华丽，当为王者眷属。男像后有侍从7人，其身材大约只有王者的一半。作者试图以身材的大小来表现人物的尊卑富贱的差别，但这种画法却违反了现实生活，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幅迎合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人物画。

　　与莫高窟的人物画相反，榆林窟的人物画精品较多。如第二窟的壁画《水月观音》构思巧妙，造型杰出，画技精湛，为世人所倾倒。该画继承了中原的传统画法，它将人、神融为一体，将山水和人物有机地结合，运用勾描皱擦、点染等技法，使画面达到了很高的意境。

　　除《水月观音》为世人交口称赞之外，榆林窟第三窟的《千手千眼观音像》也很有特色。它反映了西夏的现实生活。在观音像的法光中左右对称地画有《打铁图》、《犁耕图》、《踏碓图》、《酿酒图》。此外，还绘有锹、镐、锄、犁、耙、斧、锯、锛、剪尺、规等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这些画给我们再现了西夏社会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较多场景，从而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夏的经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

　　榆林窟内的西夏供养人像，也有其特色。如第二十九窟西壁画有供养人群像。其壁画南侧和北侧各有男女供养人像两列，窟主和他的眷属都以西夏文题记标明官职、姓名、身份。从供养人的长像及其所穿衣服和冠履，可知当时西夏人的长像和衣着，同时可以与有关史料相印证。如所画供养人面部丰满而微长，鼻梁较高，身材高大，则与《宋史·夏国传》所载西夏人面部特征“圆面高准”完全吻合。至于西夏文题记，则为我们提供了党项姓氏及西夏官制等方面的历史资料。

　　总之，西夏壁画既继承了中原绘画传统，又吸收了高昌回鹘的画法，同时还接收了吐蕃佛教密宗绘画的影响，加以融合贯通，从而在构图、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绘画风格。正如谢稚柳所指出：“妙能自创，俨然成一家”①。

　　西夏木版画，在科兹洛夫和斯坦因盗走的西夏文献中，保存了一些木刻板佛画，其中以佛、菩画像较多。此外，在甘肃武威西郊的西夏墓里发现了29块木板画，其板画内容有重甲武士、男女侍从、牵马人以及家禽、家畜等。这些木板画构图简练，线条流畅，不同人物具有不同的神态，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画家的深厚功力。

　　岩画分布于当时西夏的东部，即今鄂尔多斯草原以北的那仁乌拉山中。该地有许多岩画，其中有些属于西夏时期。岩画的内容有羊、马、太阳、磨盘和骑者等。岩画画风朴实、粗犷、构图简单。可能为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西夏牧民所作。此外，在银川西面的贺兰山中也发现了岩画数处，有的画面与带有佛教内容的西夏文字相毗邻。西夏岩画虽然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绘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比较落后的处于社会低层的西夏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一种活的原始民族文化遗存，是西夏绘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份。

　　西夏书法可谓字体秀美，书法精湛。由于西夏文字与汉文文字性质近似，因此，其书写方法如执笔、用笔、点划、结构、分布等与汉字大体相同。

　　如同汉字书法一样，西夏书法，也分为楷书、行书、草书、篆书等种类。但以楷书、行书最多。西夏楷书如柏林图书馆藏《妙法莲花经》字体俏劲有力，气韵隽秀，刚柔相济，堪称西夏书法精品。列宁格勒所藏《佛说宝雨经》，墨书小楷，书法婉丽遒逸，工整秀美。行书在日常应用文字和部份佛经中使用较多，其特点是书写随意自然。

　　草书也广为流利，其代表作有《孝经》，其字划简约流畅，结构均匀自然。篆书，如西夏陵园的寿陵碑额，所刻之字笔划匀称畅达，结构严谨整齐，字形方正典雅，类似汉文小篆。至于西夏官印用的篆字，笔划屈曲折叠，填满印面，疏密得中，变化较多，庄重美观，类似汉文九叠篆文。

　　书写工具，在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曾发现两支竹笔。如写本《孟子》字体粗黑整齐，刚健有力，显然是用这种竹笔书写的。

　　 四、雕塑与铸造西夏雕塑品种颇多，内容丰富。计有石雕、木雕和竹雕，并有许多精品。

　　西夏陵园出土了大量的石雕。其中尤以雕龙栏柱为上乘之作。该浮雕以二龙戏珠为题材，凸雕出两条龙在云雾中翻腾戏珠的生动形象。该浮雕图案，布局匀称，结构严谨，造型美观，显示了作者高超的雕刻技巧。陵园中出土的大石马，长130厘米，重350公斤。通体圆雕，其比例适宜，刀法细腻，是石雕中的代表作。园陵中出土的石雕人头像，脸形方长，高鼻深目，颧骨较大，留八字须，面带微笑，栩栩如生，是西夏雕刻艺术的精品。此外，西夏陵园出土的五座人像石碑座，其雕像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从而反映了西夏底层劳动人民不堪压迫的艰难处境。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古庙遗址出土的木雕菩萨像，端庄安详，神态怡然，端坐于佛龛之内，其左有宝瓶，右有顽童，嬉戏自乐，富有生气。武威西郊林场出土的木缘塔，共四个，其中一塔由座、身、顶、刹四部组成，呈八角形。各部均由小木板雕凿卯榫相接合。制作精巧，造型稳重。

　　西夏陵区出土的长方形竹雕，在长7厘米，宽不足3厘米的竹子内，却雕刻有人物、庭院、假山、花树，等等，雕刻精细，形象生动。

　　至于泥塑，在西夏寺庙里，几乎到处都有，十分普遍。莫高窟四九一窟佛座南侧的西夏供养天女的彩塑一铺，雕出了一个额宽腮小，高鼻梁，面带美丽微笑的少女形象。内蒙古自治区黑水城遗址附近的一所古庙里出土的25尊彩塑像，包括佛像、菩萨像、男女供养人像、力士像、化生童子像，等等，运用了写实与艺术夸张相结合的手法，着力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所塑各种人物姿态各异，真实自然，活灵活现，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彩塑因其成就很好，堪称西夏彩塑艺术中的上乘之作。

　　西夏铸造作品中的精品，首推西夏陵园一○一号墓出土的，现陈列于宁夏博物馆中的鎏金大铜牛。该铜牛为尊卧式，长120厘米，重188公斤，模制浇铸成型，腹内空心，外表鎏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这种集美术、模型、浇铸、鎏金等多种技艺于一身的大型金属铸造，显示了西夏高超的艺术水准。西夏统治者在中央十六司中设有“文思院”，专门掌管制造统治阶级享用的各种工艺品。表明西夏统治者对工艺制造业的高度重视。虽然设该机构的目的是为皇室统治者奢侈生活服务，但在组织上加强了工艺制造的管理，对工艺制造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所藏的两盒铜符牌，为青铜所铸，圆形，牌身直径为15厘米和14.7厘米。符牌上刻有西夏文“敕”字及“敕然马牌”四字。铸作细腻平滑，线条刻划流畅，属于铜铸中的精品。

　　内蒙古临河县西夏城址出土了一批金器，其中莲花盏托1件，金佛1件，金碗2件，以及双鱼柱形作柄的指剔、雕刻人物、花朵耳饰等，制作精巧，刻工精细，表现了西夏金器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②《西夏书事》卷5。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③转引自史金波著：《西夏文化》第139页，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①《西夏书事》卷12。

　　②《西夏书事》卷12。

　　③同上。

　　④《西夏书事》卷12。

　　⑤同上。

　　①《西夏书事》卷36。

　　②《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

　　③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3。

　　④《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①《宋会要辑稿》第102册，《职官》22之33。

　　①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