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专题->简明西夏史-> 第四节宋夏战争

　　第四节宋夏战争 一、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原因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按理元昊也应像我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那样，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的社会经济上，但元昊没有这样做，而是立即发动了一连串的对宋战争，其中大战三次，使西夏人民蒙上了深重的战争灾难。

　　为什么元昊在立国不久即发动对宋战争呢？

　　蔡美彪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6册西夏专章在分析宋夏战争的起因时指出：“新建的夏国，处在宋、辽两大王朝之间，这不能不和宋、辽发生冲突。”

　　由于这种分析过于简略，我们无法从中看出这次战争的必然性。实际上，元昊之所以发动对宋战争，并非偶然，而是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从西夏方面去看，有以下四点：首先，由于党项贵族的贪欲所引起。元昊立国前后，随着党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新兴的农、牧地主阶级为了满足他们对财富日益增长的贪欲，扩大其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需要发动一场旨在掠夺扩张的战争，这从元昊劝其父德明“勿事中朝”，背宋自立即可看出。这是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经济方面的原因。

　　第二，在“国中数有叛者”①的情况下，为了转移国内人民视线，消灭异己，提高国威，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用武力迫使宋朝承认，也需要同宋决一雌雄。至于宋仁宗对待元昊的错误做法，则直接加深了宋夏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如前所述，元昊称帝建国后，曾上表要求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西夏国家，但宋仁宗不但不予承认，反而采取了粗暴的敌视态度。史载：“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①。

　　这种做法，不但无补于解决日益紧张的宋夏关系，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成为元昊发动战争的借口和导火线。

　　第三，具备了发动战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西夏自德明以来，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禾黍云合”②的丰盛景象；另方面，西夏通过同宋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正如韩琦、范仲淹所指出：“从德明纳款后，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货所归，获中国（指宋朝）之利，充于窟穴，贼因其事力，乃兴兵为乱”③。

　　说明德明以来通过贸易所积聚的财物，为元昊发动战争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

　　第四，张元、吴昊的图谋和策动，对于这次战争的爆发起了火上添油的作用。张元、吴昊是怎么鼓动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呢？史称：“（张元、吴昊）以刘元海、苻坚、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④。

　　在张、吴的策动下，元昊不断兴兵侵犯宋朝边境。“朝廷困西兵十二年，皆二人之力”⑤。

　　从宋朝方面去看，宋自真宗之后，积贫积弱之势已经形成，到了仁宗、英宗之际，更是“因循姑息”①、“群盗蜂起”②、内外交困，国防空虚。这种情况正如欧阳修所指出：“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

　　从表象上去看，宋朝是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二、宋夏陕西之战所谓宋夏陕西之战，指北宋仁宗年间，发生在陕西境内的著名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砦之战。下面对这三次规模较大的战役分别加以阐述。

　　1.三川口之战公元1040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仁宗康定元年）正月，元昊集中了10万人马的优势兵力，发动了著名的三川口之战。所谓三川口，在今陕西省安塞县东，即延川、宜川、洛川三条河流的汇合处。这次战争的激战地点虽然在三川口，但元昊的主攻目标却在延州。延州（今陕西延安）是宋朝西北的边防重镇。元昊为什么要选择陕西延州作为主攻目标？这得从宋夏两国的国界说起。在西夏南部边界与宋毗连相接之处，有一条横山山脉。该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在东到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北）、府州（今陕西府谷县境），西至原州（今甘肃镇原县）、渭州（今甘肃平凉）2000余里的边境线上，形成了一条宋夏天然分界线，称为“山界”。自元昊建国之后，宋夏两国均沿着横山一线积极布防。元昊为了突破宋军防线，经过多次试探性的进攻和派人侦察，终于摸清了宋朝整个西北边防的情况。宋陕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后设环庆路），边砦排列甚密，且有宋宿将刘平、赵振等把守，加上“蕃部素不知其山川道路”①，很难打开缺口；泾州（今甘肃泾川）、源州（今甘肃镇原）一带（后设泾原路），壁垒坚固，屯兵颇多，尤其是戍守于这一带的蕃部弓箭手，“甲骑精强”②，元昊以此为突破口，也不能稳操胜券。至于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一带，有吐蕃首领瞎毡率兵驻守，并与宋结成联盟，牵制西夏。唯有陕西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带（后置鄜延路，延州即为该路的治所）。“其地阔远，而贼所入路颇多。又寨栅疏远，士兵至少，无宿将精卒，熟谙山川形势”③。加上延州知州范雍怯懦无谋，延州外围金明寨守将都巡检李士彬贪暴愚顽，部下怨声载道。相比之下，是元昊比较理想的和稳操胜券的突破口。

　　这次战役，西夏由元昊亲自担任总指挥，宋方由延州知州范雍负责全面防守。

　　这次战争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小阶段：第一小阶段为计取金明寨。元昊要想攻占延州，必须首先拿下延州北面的重要军事据点——金明寨。镇守金明寨的将领为党项族首领金明都巡检使李士彬。士彬是一位勇猛过人的宿将。他率领的18寨羌兵，近10万人。被延州人称为“铁壁相公”。是一支只可智取，不可硬拼的劲敌。元昊为了拔除这颗钉子，大体上采取了如下对策：首先行反间计，试图借宋人之手，轻取李士彬首级。他派人捎书信、锦袍、金带投置金明县境上。书信大意是说同李士彬相约叛宋。不料该反间计被鄜延副都部署夏随识破。当有人怀疑李士彬对宋不忠时，夏随即辩解道：“此夏人行间耳，士彬与羌世仇。若有私约，通赠遗，岂使众知耶”？①其次，行诱降之计。反间计失败后，元昊暗中派人到金明寨，许以高官厚禄，劝其投降。不料士彬斩使拒降，此计又成泡影。

　　第三，行诈降之计。元昊先遣党项部众诈降李士彬。士彬将此事禀知延州知州范雍，并建议将这些请降者迁徙到南方，范雍命厚赏金帛隶属于士彬麾下，于是继降者络绎不绝。这等于在士彬营垒里安上了定时炸弹。于是元昊又派衙校贺真到延州诈降，很快取得范雍信任。贺真到金明与诈降士彬的党项部众取得联络，随时准备内应。

　　第四，行骄兵之计。元昊命夏军将士与李士彬的军队相遇时，故意不战而退。并扬言道：“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地也”②。士彬闻之，果然喜形于色，更加骄横，不可一世。遇部下偶有过失，则严刑拷问，弄得部下怨声载道。

　　公元1040年正月，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元昊用猝不及防的突击战术，出兵包围金明，并发起猛攻。原诈降的士兵，群起响应。当时李士彬居黄堆寨，闻敌至急忙披挂准备迎敌，向左右索马，随从牵弱马让其骑坐，无法冲出包围，被内应者执送元昊，其子李怀宝也一同被擒。

　　第二小阶段为决战于三川口。元昊攻占金明之后，乘胜进攻延州。延州故城丰林县，其城为赫连勃勃所筑，故又名赫连城。延河直贯其中，将延州一分为二。因其城墙依山而筑，故易守难攻。时延州城内只有钤辖内侍卢守勤率领的士兵数百人。可谓兵力单薄，孤城难守。延州知州范雍为了守住该城，急忙发出檄令，要求驻在庆州的鄜延副总管刘平率兵增援延州。刘平率领3000士卒用了4天时间自庆州赶至保安军，按照原定计划应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会合，一起向土门进军。这时接到范雍援救延州檄令。急忙昼夜倍道兼行，刘平军在前，石元孙军继后。行至三川口以西10里处安下营寨，并遣骑兵先趋延州夺门。

　　范雍在檄调刘平、石元孙增援延州的同时，还命令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等各将所部前来与刘平、石元孙会合。于是五将合步骑万余，结阵向东行5里至三川口。此时的宋军已完全陷入元昊预设的埋伏圈内。西夏军队列阵包围攻击宋军，刘平指挥宋军奋力迎战，杀声震天。激战中主将刘平左耳右颈受伤，宋军怯战。元昊抓住战机，乘日暮以轻骑兵袭击宋军，宋军不能抵御。时黄德和居后阵，见宋军退却，便率部先遁，宋军大溃，郭遵率部队奋力拼杀，战死。刘平率残卒且战且退，退至西南山下，设七道栅寨固守。入夜，元昊派人向寨中问道：“主将安在”？刘平命令宋军不准答应。夜四鼓之时，元昊命士兵围寨大呼：“如许残兵，不降何待”！①黎明，再一次派人大声呼叫道：“汝降乎！不然当尽死”②。刘平令士兵自山后发起攻击。不幸战败，与石元孙同时被俘。三川口之战以夏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第三小阶段为元昊被迫撤军。元昊于三川口大捷之后，即集中主力，准备进攻延安城。知州范雍见援军被歼，孤城难守，举止失措，在绝望中求神庇祐。延安被围困了一个星期未能攻下。此时，元昊得到一连串夏军战败的消息，宋麟州都教练使折继闵，柔远砦主张岊袭破浪黄、党儿二族，军主敖保被杀，并代钤辖王仲宝率军进入贺兰山谷。蕃将逻逋被宋军战败于长鸡岭。加上正遇天降大雪，朔风怒号，寒气袭人，夏军缺少御寒衣物，无心再战，在此情况下，元昊下令撤军，延安之围被解。

　　2.好水川之战公元1041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庆历元年）二月，元昊再一次发动对宋进攻。这次主攻的目标是属于秦凤路的渭州（今甘肃平凉）。而双方的决战地点则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又名甜水河，在今宁夏隆德县北。川水自东而西流入葫芦川，全长约60余里）。这次战役宋方的最高司令官为夏竦，西夏方面仍然是元昊。

　　战前双方的态势大体上是这样：西夏方面元昊自撤离延州之后，将大军驻扎在金明，打算以金明为基地，在扫清后路之后，再一次发动对宋的进攻。五月，元昊率军进攻金明以北200里处的塞门砦，塞门砦主内殿承制高延德、兵马都监王继元，在坚守5个月之后，因粮尽援绝而率众弃城逃走。元昊率军截击，王继元战死，高延德被俘。接着，元昊乘胜攻占安远寨，并分兵夺取栳栳、黑水等砦。从此，元昊控制了横山以南至延州一带的大片地方。宋西北边防因失去屏障而更加易攻难守了。

　　宋朝方面，三川口战败的消息传到北宋朝廷时，满朝文武大臣为之震惊，手足无措，但经过一阵震惊之后，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宋夏对垒的严重性，决心改弦易辙，积极布防，采取了如下应急对策和措施。

　　首先，宋仁宗撤换了败军之将范雍，将他贬知安州。对临阵逃脱的黄德和处以腰斩之刑，枭首于延安城下，对于三川口战役中的有功和阵亡将士，则封官进爵。如赠刘平为忠武军节度使兼侍中，石元孙为忠正军节度使兼太傅（其实，刘平、石元孙并未阵亡，而是束手就擒，详前）；李士彬为宿州观察使，子怀宝为右千牛卫将军。

　　其次，调整边帅人选。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措置陕西的军事防务。同时让他们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即由夏竦负责全面指挥，范仲淹具体负责主持鄜延路，韩琦主持泾原路。在对西夏的战略问题上，韩、范2人主张是各不相同的。韩琦主张应集中优势兵力，寻找西夏主力进行决战。范仲淹则主张先巩固自己的防务，然后进取绥、宥，占领茶山、横山，认为只要能控制这一战略地带，就能有效地阻止西夏的侵扰活动。但宋仁宗采纳了韩琦的主张。

　　第三，积极备战。如增募兵员，收括驴马，在陕西境内普遍修筑城池。甚至在潼关设防。参知政事宋庠“请于潼关别添使臣兵甲，严设守备，诏如其请”①。同时，打算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准备随时放弃关中。

　　第四，遣使联络青唐唃厮罗，促其出兵助战，牵制西夏。如宋政府先派左侍禁鲁经，前往邈川联系唃厮罗，“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赐帛二万匹”②。相约出兵灭亡西夏后，即予高官厚禄。“如能有心荡灭得吴贼，即当授卿银、夏等州节制”③。并派屯田员外郎刘涣出使青唐，“见唃厮罗授以爵命”①。企图用爵禄笼络唃厮罗，让他为宋王朝牵制西夏效力。

　　尽管赵宋统治者进行了种种的积极备战，但丝毫也不能阻挡元昊新的军事进攻。

　　公元1041年二月，元昊亲自率领10万大军自天都山出发，深入宋境准备同韩琦统领的泾原路主力决战。这时韩琦正在高平（今宁夏固原北）巡边，听说元昊率领大军经三川砦已经到达怀远城（今甘肃平凉以北），于是急忙赶到镇戎军，集合军队数万，交大将任福带领。同时命耿傅任参谋。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都监王珪各率所部，在任福的指挥下，并力抵御夏军。为了确保对夏战争的胜利，韩琦召见任福面授机宜。他要求任福率军趋怀远城向西到德胜砦，向南到羊牧隆城，迂回敌后，以逸待劳据险伺机伏击，断其归路。临行前，韩琦再三嘱咐道：“苟违节制，有功亦斩”②。

　　元昊到怀远城，谍报宋大将任福带兵北来，于是命令大军利用夜色朦胧，向西南方的羊牧隆城推进，在羊牧隆城南、瓦亭川东山地摆好阵势，等待任福的到来。

　　大将任福和先锋桑怿、参军耿傅等率领轻骑数千，越过六盘山，到达笄头山西麓时，遇上镇戎军西路巡检常昆、巡检内侍刘肃与夏军战于张家堡南，旋即参加战斗，斩首数百级。夏军弃马、羊、骆驼假装败北，桑怿、任福从后追赶。

　　当晚，任福、桑怿军屯好水川，朱观、武英等军驻笼头山北的笼络川（为好水川支流）。两军隔山相距5里，约明日会兵川口、全歼夏军。

　　伪败的夏军，故意保持四五里的距离，引诱宋军追赶。任福不知是计，分兵两路，朱观军在北，任福军在南，沿好水川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笼竿城北，进入了夏军的包围圈，这才发现已经中了元昊的诱兵诡计。

　　任福、桑怿等为了冲出包围圈，率军沿好水川西行，出六盘山，在距羊牧隆城5里处准备布阵应敌时，有士兵自路旁拾得五、六只泥盒，封闭严实，内中有跳动的声音。任福命士兵打开，但见百余只悬哨鸽子腾空而起，盘旋于宋军之上。元昊知宋军中计，决定采用分割包围的战术消灭宋军。命将军克成赏率领洪州所部5万人马包围驻扎在南山东面的朱观、武英等部宋军。自己率领亲军与窦惟吉所率领的灵州部队包围任福、桑怿、刘肃等军。任福等率军决一死战。自辰时交战到午时，宋军人困马乏，饥渴交迫，渐渐不支。任福下令突围，宋军左冲右突，未能破围而出。桑怿、刘肃力竭战死。任福被夏军团团围住，身中十余箭，小校刘进劝福投诚自免，福叹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①于是挥动四刃方铁锏，挺身决斗，身上血流如注。接着，左面部又中一枪，福无法继续战斗，以手自扼咽喉而死。其子怀亮也战死。

　　在任福军被围困的同时，朱观、武英的军队也在东面被包围。两军隔山虽然只相距5里，但却失去任何联系，彼此不知对方情况。夏军分左右两翼包围朱观、武英，幸好王珪率领4500步兵从羊牧隆城增援，渭州都监赵津率领2200骑兵自瓦亭堡增援，才摆脱被围的困境。

　　当四将合兵一处，向夏军阵地发起攻击时，元昊率西面大军自背后杀来。宋军顿时因腹背受敌而大乱。武英、王珪、赵津、耿傅均战死，宋军死伤7万，惟副将朱观率领1000余人，退守一处围墙之内，四向纵射，等到夜幕降临，夏军退去，因而得以保全下来。

　　这次战争，宋军损失惨重，任福以下几十名将校全部战死。败报传到朝廷，群臣交章弹劾夏竦，宋仁宗撤去了夏竦的总指挥之职务。韩琦上章自劾，被贬至秦州任知州。同时，赠任福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王珪、赵津、武英、桑怿等皆赠官，以示褒奖。

　　这次战争，张元也跟随元昊参与机谋，战斗结束后，张元奉命于界上寺壁题诗云：“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①。

　　诗的下面写着“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该诗虽然是对夏竦、韩琦的挖苦及对宋朝的蔑视，但也反映了西夏君臣的踌躇满志和喜形于色。

　　3.定川砦之战公元1042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仁宗庆历二年）闰九月。元昊再一次发动了对宋朝较大规模的战争。这次战争的主攻目标为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决战地点在定川砦。定川砦在镇戎军西北面。“西控六盘山一带，太平兴国中置，东至州四十里，西赵林砦二十里，西南仪州制胜关三十里，北至山砦五十里”②。表明该砦形势险要。

　　战前双方态势：西夏方面，好水川之战以后，元昊将他的军队驻扎在天都山。在那里经过几个月的休整补充之后，旋即转攻属于河东路的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和府州（今陕西府谷县）。由于宋军死守，进行顽强的抵抗，未能攻下。于是转攻长州（今陕西府谷县北）。在攻克丰州后，再回师围攻麟、府二州。元昊派兵绝其粮饷，断其水源，使二州朝不保夕，幸好宋并代钤辖张亢来到府州，与张岊兵合，防守麟、府二州。并接连打了胜仗，才使二州转危为安。

　　宋朝方面，自好水川战败之后，宋政府完全采取守势。为了加强西北防务，宋政府将陕西划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相当于今天的军区）。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边缘招讨使，分区守防，各专其职，负责各路军事。

　　四路之中，以泾原路为薄弱环节。原因是由于该路“川平原阔”①，无险可守。正如泾原安抚使王尧臣所指出：“至陕西，见鄜延、环庆路其地皆险固而易以守；惟泾原则不然……。盖自镇戎军至渭州，沿泾河大川直抵泾邠，略无险阻。虽有城寨，多居平地，贼径交属，难以捍防”②。

　　这就是元昊接连发动对宋战争，每次都选择了泾原的原因。

　　至于这次元昊选择泾原路，除了地势对他有利之外，还因知渭州王沿，既不熟习边事，又无军事指挥才能。选择这样的地方为突破口，是比较理想的。

　　公元1042年闰九月，元昊的宰相张元建议进军路线可定为自天都山出发，向南攻占镇戎军，然后经渭州东南深入关中地区。张元道：“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①。

　　元昊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天都山点集兵马10万，分东西两路进军。一路出刘璠堡（今宁夏海原西南），一路出彭阳城（今宁夏固原东北）。分进合击，会师镇戎。

　　渭州知州王沿闻夏军自天都山倾巢出动，急忙派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率兵据瓦亭砦阻击夏军。按照王沿的原定布置，葛怀敏应在第背城安营扎寨，诱敌深入，伺机进击。葛怀敏率领缘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等4将至瓦亭砦未遇夏兵，于是便不按王沿的部署，擅自领兵向养马城进军。同时，镇戎军统领曹英，泾原路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镇戎军都监李岳，西路都巡检使赵璘等也领兵前来会合。此时谍报元昊军已进入镇戎军界，部将赵珣对怀敏道：“贼远来，利速战，其众数倍，锐甚。为今之计，且以奇制之，宜依马栏城布栅，扼贼归路，固守镇戎以便饷道，俟其衰击之，可必胜。不然，必为贼所屠”②。

　　但葛怀敏不听，下令兵分四路。向进、刘湛出西水口，泾原路都监赵珣出莲花堡（今甘肃隆德西），曹英、李知和出刘璠堡。葛怀敏率领一支军出定西堡，四路并进，会师定川砦（固原北、葫芦河西）。

　　葛怀敏的这种军事部署，正好是元昊所希望的。因为元昊为了诱敌深入，已在定川砦做好了埋伏的一切准备，单等怀敏主力的到来。

　　元昊为了全歼宋军，还派军烧毁定川砦后面定川河上的木桥，断绝宋军退路。又派人断绝流入定川砦的水道，使宋军无水可饮。

　　这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元昊亲率优势夏军，将屯集于定川砦的葛怀敏军队重重包围，分割歼灭。元昊先以锐兵冲击葛怀敏中军，被击退。接着，向曹英军发起攻击，忽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曹英军阵乱溃败，向西南砦内逃避。葛怀敏军见此情况，也争相强奔入砦。元昊抓住战机挥军掩杀，宋兵自相践踏，曹英受伤，怀敏被士兵蹂践得一度昏死过去，良久方苏。幸好此时赵珣骑兵赶到，杀退夏军，怀敏等才得以进入瓮城之内。

　　当天夜晚，元昊派士兵手持火把到城墙外西北角向惊魂未定的葛怀敏喊话：“尔得非部署听上点阵图者耶？尔善屯军，乃入我围中，今将何往”①？夜一更天，葛怀敏召开军事会议，让诸将商议向何处突围，最后决定“结阵走镇戎军”②。

　　葛怀敏率军退至长城边上，不料壕路已被元昊截断，这才发觉又陷入元昊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宋军遭到夏军的四面攻击，葛怀敏及诸将曹英等16人皆战死。宋士兵9400余人，马600余匹，均成了元昊的战利品。葛怀敏子宗晟与郭京、走马承受王昭明、赵政等还保定川。

　　元昊取得定川砦大捷之后，紧接着率领大军直捣渭州。攻破栏马、平泉（今甘肃平凉境）2城。一路上焚荡庐舍，屠掠居民，最后满载而归。元昊在胜利进军途中曾张贴榜文，告谕关中军民。令张元做露布，有“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一种按捺不住的胜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当定川砦之战宋军惨败的消息传到首都汴京之时，宰相吕夷简感到震惊，慨叹道：“一战不如一战，可骇也”①。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西夏对宋战争三战三胜，战果辉煌，但在胜利之后，西夏并未乘胜追击，攻占关中地区，进一步扩大战果，这是什么原因呢？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认为：“昊之不能东取环、延，南收秦、陇以席卷关中者，幸其无刘渊、石勒之才也”②。

　　这显然不是中肯之论。实际上，那是由于元昊的行动受到下列各种因素的制约。

　　从西夏方面看，首先，人民不让元昊将这场不义战争继续打下去。如前所述，元昊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大量掠夺财富，以满足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的贪欲，但战争的结果，“所获不偿所费”③，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相反，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将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上宋朝关闭边境榷场，停止和市贸易，使西夏人民“饮无茶，衣帛贵”④。深感今不如昔，“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⑤。在“上下困乏”⑥，元昊“知众之疲，闻下之怨”⑦的情况下，是不会贸然向关中进军的。

　　其次，西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裂痕，矛盾重重，也不允许元昊继续打下去。

　　元昊立国之初，为了获得党项贵族的支持，在对宋战争的一些决策问题上，往往召集部落首领召开军事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但随着元昊独断专行的加强，必然要使元昊同党项部落首领之间矛盾的激化。元昊为了发展中央集权，对于那些反对者往往“峻诛杀”，“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诛”①。这样做固然可以大权独揽，集权中央，但当“诸部大人且尽”②之时，元昊也就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困境，无力进兵关中，只好罢兵求和了。

　　从宋朝方面看，陕西边防的加强，有力地制止了元昊进一步的军事进攻。这首先表现在军事实力的加强。史载：“（元昊）所以复守巢穴者，盖鄜延路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有以牵制其势故也”③。

　　四路驻扎中央禁军近20万，加上地方弓箭手和蕃兵约有30余万，这对元昊的牵制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从根本上改变了指挥人才庸懦无能的状况。通过三大战役的锻炼，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军事指挥人才。正如欧阳修所指出：“朝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极力经营，而勇夫锐将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之间，人谋渐得，武备渐修，似可以枝梧（抵抗）矣”④。

　　说明战争锻炼了陕西边将和人民，并从中涌现出了不少战将和勇士。

　　第三，增加了陕西边防的经济力量。通过招募弓箭手，屯田养兵，且耕且战，既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又部分解决了陕西驻军的兵饷粮运问题。欧阳修指出：“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敕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臣服”①。

　　说明宋在陕西的屯田，无形中筑起了一道人工的藩篱和屏障，对于阻止元昊的进兵关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西夏同其邻国——吐蕃的关系看，据有今青海省东部和甘南一带的唃厮罗政权，虽然父子分裂，各据一块地盘，势力不如从前，但仍与宋结成联盟，对元昊进兵关中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自元昊梗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罗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②。

　　从西夏的盟邦——辽国看，当时辽夏关系已经恶化，辽不再支持西夏继续对宋战争。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宋夏战争期间，辽乘机向宋提出割让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和瓦桥关（今河北雄县）以南十县之地。宋朝虽然没有割让土地，但答应每年增加银10万两、绢10万匹。辽得到这经济实惠后，反过来劝西夏停止对宋战争。从而激怒了元昊，引起两国关系的恶化。在辽夏关系恶化，西夏失去辽的政治声援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对宋战争，那将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此外，从统治者经常采用的两手——战争与和平，究竟哪一手对元昊有利呢？显然，继续战争前途未卜，后果不堪设想。结束战争，同宋签订和约，“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①。西夏将能从宋朝那里获得诸如银、绢、茶叶以及榷场和市贸易等经济利益。同时，对西夏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社会经济也是非常有利的。

　　 三、夏胜宋败的原因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论国力，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西夏为小国寡民；论兵力，宋仁宗时有军队125万，而西夏仅有50余万。无论从版图、人力、物力及军队数量看，宋朝都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夏胜宋败，其原因是什么呢？

　　元昊在发动这场战争时，西夏刚刚建国，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统治者充满着革新和务实精神。他们立官制、定军制，扩大军队来源，健全军事指挥机构，并集军权于中央，从而较好地发挥了自上而下的指挥功能，军队数量虽然不如宋朝，但军队的质量和指挥方面却占有明显的优势。

　　宋朝与此相反。“中夏之弱，自古未有”②，举国上下，“人情玩习而多务因循”③，“天下空虚，全无武备……体弱势危，可忧可惧”④。仅从军事的角度看，宋朝军队的数量虽多，但质量不如西夏。宋臣丁度对比宋夏军队的质量时指出：“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①。

　　这种三不如的结论，尽管很不全面，但仍不失为平允和中肯的。

　　战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是西夏赢得这场战争的有力保证。元昊战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彻底摧毁河西地区的割据势力，以便全力同宋对垒。公元1034年（宋景祐元年，夏广运二年）元昊出兵击败回鹘，彻底完成河西统一，这对于进一步同宋决一雌雄，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②。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割据于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的吐蕃唃厮罗“制其后”，出兵攻打兰州诸羌，向南攻占马衔山等地，筑城留兵镇守，以便“（断）绝吐蕃与中国相通之路”③。

　　于宋夏沿边山险之地，大修堡寨，“欲以收集老幼，并驱壮健，为入寇之谋”④。

　　派遣使者深入宋地，名义上到山西五台山供佛，实际是“欲窥河东道路”⑤，即打探由宋河东入侵的路线。

　　为了孤立宋朝，争取宋境内的党项羌背宋，里应外合，“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乡导”⑥。说明元昊的暗中策反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成功。

　　及时召开党项部落酋长会议，讨论入寇宋朝方略，同他们歃血盟誓，“（相）约先攻鄜延，欲自德靖、塞门寨、赤城路三道并入”①。对于那些反对者严惩不贷，“诸酋有谏者辄杀之”②。

　　总之，元昊战前所做的充分准备工作，同宋朝处于“我无边备”③的被动挨打状况，成了鲜明的对照。

　　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宋方的种种失误是西夏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西夏方面作为指导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元昊，自幼熟读兵书，心娴韬略，年轻时即带兵打仗，长期的战争锻炼使他成为西夏历史上最杰出的指挥者。他结合西夏国情摸索出一套克敌制胜的用兵之法。宋人将它概括为“包藏变谲，图全择利”④，“先谋而后战，啬财用，爱惜人命”⑤，他的这一套，为此后的西夏统兵者所遵循。“大抵夏人用兵，皆本元昊之法”⑥。

　　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首先表现在同宋对垒的战略方针之上。欧阳修云：“（元昊）假僭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如此相待，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调■不胜而盗贼群起，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自初僭叛，媪书已上，逾年不出，一出则其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不杀，此其凶谋所畜，皆非仓卒者也”①。

　　可见，元昊对宋战争确有一套灵活的多变和比较完整的方略。

　　其次，突出表现在对陕西三次战役的正确指导之上。元昊是怎样正确地指导这些战争呢？根据宋人的记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为时出偏师，先发制人。元昊根据当时宋朝西北边防线自东至西长达2000余里的特点，时出偏师以困扰之，使宋朝分兵处处设防，防不胜防。司马光把元昊的这种战术叫做“先发制人之术”。并认定这种战术是从周世宗那里学来的。元昊之所以常常获胜，就是因为运用该战术使宋由逸变劳，西夏则化劳为逸，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贼常得志”②。

　　其二，为主动有次，先易后难。正如集贤校理余靖所指出：“臣观贼昊虽曰小羌，其实黠虏。其所举动，咸有次序。必先剪我枝附，坏我藩篱，先攻易取之地，以成常胜之势……此乃贼知先后之计也”③。

　　试举例以证之。如金明寨离西夏最近，其守将李士彬骄傲轻敌，故用诈降之计，里应外合以取之。接着，见丰州（今内蒙古河套东部）形势孤立，援兵难集，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出兵攻取。后来又发觉泾原路将帅庸懦无能，于是率大军深入宋地，接连获胜。

　　其三，为择有利地形以深入，据胜地以诱宋师。在择有利地形方面，如元昊三次亲率大军深入宋地，一不从秦凤路，二不从环庆路，三不从鄜延路，唯独选择泾原路，就是因为该路地势平坦，“略无险阻”①，有利于西夏骑兵的进攻，且地当要冲，一经突入，势难阻挡。

　　在择胜地设伏以诱宋军方面，元昊所指导的陕西三次战争，都是因为运用了该战术而取胜的。正如宋臣王尧臣所指出：“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败之由，皆为贼先据胜地，诱致我师，将佐不能守险击归，而多倍道趋利，方其疲顿，乃与生兵合战，贼始纵铁鹞子冲突，继以步奚挽强注射，锋不可当，遂致掩覆。此主帅不思应变以惩前失之咎也”②。

　　这段平允而中肯的分析，真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其四，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宋军。就宋朝在陕西布防所投入的兵力，及西夏入侵宋朝的军队看，宋最多时为40万，西夏为10万。也就是说宋军在数量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但就每次战役宋夏双方集中的兵力看，西夏在数量上又往往占了绝对的优势。如好水川之战，西夏并兵一路而来，集中了10万军队，而宋由于战线太长，处处设防，兵力分散，总共集中不到2万人。三川口之战和定川寨之战，西夏军队同样占了压倒的优势，在“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③，众寡悬殊，强弱势异的情况下，加上宋军骄傲轻敌和将领的贪功冒进，宋军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其五，为及时刺探情报，作为指导对宋战争的依据。元昊早就重视对宋朝各种情报的搜集，尤其注重派遣间谍刺探宋朝军情。正如宋臣田况所指出：“自古用兵，未有不用间谍而能破敌者也。昊贼所有谍者，皆厚其赏赂，极其尊宠，故窥我机宜，动必得实”①间谍所得情报对于元昊制定对宋战争正确的战略战术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西夏的情况相反，宋朝指导战争的失误和弊病较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为命将非人。从指导三次战争的最高司令官看，范雍、夏竦、韩琦、范仲淹等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以儒臣委西路，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②。其中尤其是范雍、夏竦很不称职。史载：“范雍在延州，屡贪小利，贼遂激怒其众，执以为辞”④。

　　范雍的贪功生事，为元昊的入侵宋朝找到了藉口，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徒。继范雍之后的夏竦，除庸懦寡谋之外，还加上好色和享乐。正如台谏交章抨击时指出：“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常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至军变”③真可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从具体负责指挥冲锋陷阵的将校看，他们虽然出身戎武，但同样是一些庸碌无能“暗懦险贪”①之辈。如参加三川口之战的宋将刘平“勇而无谋”②；负责好水川之战的大将任福“论其才力，只一卒之用”③；具体指挥定川寨之战的宋将葛怀敏，更具“以善承迎得虚誉”④，“猾懦不知兵”⑤。由于参与作战的宋方将领大多“空疏阘茸”之徒，“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⑥。

　　其二，为兵不习将，将不知兵。正如宋臣韩琦所指出：“（陕西）沿边总管钤辖下指挥使臣甚众，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恤”⑦。

　　以未经“训练服习”之众，对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西夏精兵，其屡战屡败，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为兵分势弱，互不应援。由于陕西边防战线太长，需要扼守要冲的地方很多，因而兵分势弱，被动挨打。韩琦、范仲淹在论述这一弊病导致战争失败时指出：“窃计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盖不知贼人果犯何路，其备常如寇至。彼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或忽而点集，并攻一路，故其众动号十余万。以我分守之兵拒彼专举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①他们的精辟分析，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即使已经集中的军队，大敌当前，其领兵将领也往往互不为援，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军政的腐朽。

　　其四，为不察彼己，如坠云雾。在宋夏的间谍战中，宋方间谍由于无厚赏，所得情报多不真实。因此，指挥作战的将领对西夏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耳目闭塞，几乎成了盲人瞎马，如坠云雾之中。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宋军之所以贪功冒进，其原因固然颇多，但与领兵主将对元昊设伏以待的情况一无所知，不无关系。

　　以上仅就宋夏双方指导战争的得失利弊去分析夏胜宋败的原因。如果我们再从每一次战役去做更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就能找出更为具体的原因。如定川寨之战，从宋朝指挥方面去看至少有如下失误：“定川之败，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离开远堡北，不入镇戎军，由西南直移养马城，二失也。自养马城越长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见贼不能尽死，四失也”②。

　　四失之所以产生，固然与统兵将领葛怀敏“贪功冒进”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暗于知兵所造成。

　　 四、战争的后果和影响这场战争给宋夏双方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由于三大战役都发生在宋朝陕西境内，在战争中西夏统治者又实行屠掠政策，因此，这场战争对西夏的影响较小，而对宋朝的影响最大，后果也最严重。

　　这场战争对宋朝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和后果呢？

　　首先，它加重了宋朝全国老百姓的负担。据司马光奏称：“及元昊背恩，国家发兵调赋以供边役……东自海岱，南逾江淮，占籍之民，无不萧然，苦于科敛。自其始叛，以至纳款，才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复”①。

　　其中尤以关陕和四川人民负担最重。“自关陕兵兴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②。四川人民除了承担层出不穷的科■外，还有和买绢等额外负担。“两川和买绢给陕西，而蜀人苦于烦敛”③。

　　其次，陕西人民蒙受了屠杀和焚掠等空前的战争灾难。即以陕西鄜延路为例，史载：“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边、栲栲寨，破五龙川，边民焚掠殆尽”④。

　　至于宋夏沿边党项羌熟户，经过多次战争的烧杀强掠，“亡失太半”⑤，而没有遭到屠杀的也往往迁徙他处，致使陕西人口锐减。

　　第三，宋朝国库空虚，公私匮竭。随着西夏入侵宋朝规模的扩大，陕西驻军的增多，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包括钱帛粮草）。史载：“宝元元年未用兵，……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五百五十一万，……用兵后，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①这是庆历三年（1043年）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事王尧臣，取陕西路用兵前后岁收支财用“会计以闻”的数字。该数字表明：陕西用兵后的军费开支，比用兵前大约增加了三分之二。如此众多的军费开支，除了部分由陕西本地供给外，大部分要由中央和其他地区调拨。由于数量太大，供不应求，国家积聚的财物有限，结果必然要造成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国家元气大伤。

　　第四，加深了宋朝阶级矛盾的激化。由于宋夏陕西之战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使宋朝本来就很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宋臣富弼在将陕西之战前后农民起义概况作一对比时指出：“臣伏思西贼未叛以前，诸处虽有盗贼，未尝有敢杀戮官吏者。自四五年以来，贼入州城打劫者，约三、四十州。向来入城，尚皆暮夜窃发，今则白昼公行，擅开府库，其势日盛。……今张海、郭邈山等数人，惊扰州县、杀伤吏民，恣凶残之威，泄愤怒之气”②。

　　在张海、郭邈山等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西京诸州的农民起义相继发生。“襄、邓、唐、汝、光、随、均、房、金、商、安、郢等十余州，尽见盗贼”，一时农民起义“遍满天下之渐”③。大有星星之火，将成燎原之势。

　　总之，宋夏陕西之战，加大了宋朝的积贫积弱之势，加深了阶级矛盾。仁宗年间，自庆历三年十月至庆历四年五月的“庆历新政”之所以产生于宋夏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并非偶然。它与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韩琦等曾经领导过陕西之战，目击赵宋王朝由于长期因循守旧，不思更张而形成的种种积弊，在这次战争中暴露无遗，不无关系。

　　宋夏三大战役，对西夏来说，虽然达到了掠夺邻国财富，消灭异己（如山遇惟亮等因反对入侵宋朝，被元昊用乱箭射死等），迫使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大夏国家的目的，但总的来看仍然得不偿失。这场战争不但加重了西夏老百姓的负担，破坏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有点集，人多失业”①，“黄鼠食稼，干旱”②。反映战争破坏了农业的正常生产。“用兵以来，牛羊已悉卖契丹”③。反映战争严重影响了西夏的畜牧业。榷场关闭，“互市不通”④。反映战争中断了宋夏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和商业贸易。这些，同德明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了明显的对照。德明加速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元昊在刚刚立国之初，在西夏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之时，却使西夏人民卷入战争的漩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⑤ 五、宋夏战争的性质关于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的性质，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它是一场反抗宋朝民族压迫的自卫战争。元昊是西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因此，就其性质而言，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这个观点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成问题的。实际上这场战争，对西夏来说，其性质是非正义的。其理由如次：第一，这场战争对西夏来说，自始至终是一场掠夺成性的战争。史称：“贼来利在虏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故贼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汉地，分行钞略，驱掳人畜，劫掠财货……。”①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目的，除了用武力迫使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西夏国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掠夺邻人的财富和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

　　第二，发生在陕西的三次大战，每次都是元昊主动挑起的。他在经过一番战争准备之后，总是先发制人，发动对宋军的进攻，然后屠掠而行。因此，元昊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决不是什么自卫者，而是入侵者、掠夺者。

　　第三，宋人也认为曲在元昊。北宋著名的史学家苏辙在评价这场战争时指出：“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连年入寇，边臣失律，败亡相继，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唯恐在后，虽捐躯中野，不以为怨，兵民竞劝，边守卒固，而‘中国’（宋朝）徐亦自定，无土崩之势；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祸，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顷自出师西讨，虽一胜一负，而计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宝元之多也。然而边人愤怒，天下咨嗟，土崩之忧，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已之兵也”②。

　　苏辙以时人对战争是否支持为标准，对比元昊时期的对宋战争与宋神宗的五路伐夏，认为前者曲在元昊，后者曲在宋廷，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当不失为中肯之论。

　　 六、宋夏和约的缔结元昊在对宋战争中，虽然屡战屡胜，但由于西夏是小国寡民，人力、物力有限，连年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灾难。史称：“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①。

　　在此情况下，为了巩固新建的封建政权，不如乘战胜之威，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富裕的宋朝提出缔结和约，通过谈判，从中捞到经济上的好处。

　　元昊在三川口之战获胜后，就向范仲淹作出和平姿态，他一面“使人于泾原乞和”②，同时又释放宋塞门砦主高延德，让他回到延州，转达其希求和平的愿望。范仲淹也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和平是有条件的，只有元昊同意宋方提出的要求，和平才会到来。他写信给元昊道：“高延德至，传大王之言，以休兵息民之意请于中国，甚善。……大王果然以爱民为意者，言当时之事（指称帝建国），由众请莫遏，以此谢于天子，必当复王爵，承先大王保国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称大王之贤。……况宗庙有先大王誓书在，诸路之兵，非无名而举，钟鼓之伐，以时以年，大王之国，将如之何！他日虽请于朝廷，恐有噬脐之悔，惟大王择焉”③。

　　这封信的意思很清楚，即恢复和平的条件是取消皇帝称号，依旧向宋称臣纳贡。否则，只有继续战斗下去，一旦宋胜夏败，那时再向宋朝提出取消帝号和称臣，以换取和平，那就成为不可能而后悔莫及了。因为条件苛刻，加上元昊又取得了好水川的胜利，态度强硬，只好暂时作罢。庞籍知延州后，宋政府处境艰难，曾密令庞籍寻求媾和途径，“会帝厌兵，因招怀之，遣籍报书”①，公元1042年九月爆发的定川砦之战，宋朝又遭失败，更加迫切需要和平，西夏因“久不通和市，国人愁怨”②，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于是双方又恢复了和谈联系。公元1043年，元昊派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与文贵到汴京（今开封市）进行和谈，因西夏方面坚持元昊“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③，未能得到宋朝同意，接着宋仁宗派邵良左，张士元、张子奭、王正伦前往西夏首都兴庆府商议，“且许册为夏主”④，因元昊不肯让步，和谈未能取得进展，于是元昊再派如定、聿舍、张延寿、杨守素到汴京继续谈判，这样，双方你来我往，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最后求同存异，和约终于成立。

　　宋夏和约议定后，元昊于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五月，向宋进“誓表”（接受议和的保证书），而宋仁宗也给元昊颁降了“誓诏”。同年十二月，宋朝派尚书祠部员外郎张子奭充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张士元为副使，前往西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赐“夏国主印”，至此，完成了宋夏和约的全过程。

　　宋夏和约的主要内容，根据《长编》、《宋史·夏国传》等有关史书的记载，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六条：（一）夏主对宋称臣，奉正朔（按指循奉宋朝所颁历法）。

　　（二）宋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并承认西夏现有领土。

　　（三）宋岁赐夏银七万二千两，绵帛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总数为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包括净赐二十万，回赐五万五千）

　　（四）置榷场于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及高平砦，（宋属镇戎军，在今宁夏固原）但不通青盐。（即西夏青盐不得远销宋境）。

　　（五）双方以前所俘军民各不归还，今后如有边人逃亡，不得越界追逐。

　　（六）两国边境划中为界，界内听筑城堡。

　　六条主要内容，除了第四条对双方有利，西夏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尤其是第三条宋朝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换取了什么呢？西夏对宋称臣，奉正朔，而这点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西夏名义上虽然对宋称臣，但他们在实际上照样称帝，国号大夏，设置州郡，“自置官属”①，一切同宋朝几乎没有差别。正如宋臣韩琦、范仲淹所指出：“（元昊）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②。“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③。

　　

　　

　　①王称：《东都事略》卷129，《西夏一》。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

　　③《长编》卷139，庆历三年二月。

　　④《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⑤张端义：《贵耳集》卷中。

　　①《宋史》卷302，《鱼周询传》。

　　②《宋史》卷320，《余靖传》。

　　③《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①《西夏书事》卷13。

　　②同上。

　　③《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①《宋史》卷290，《夏随传》。

　　②《西夏书事》卷13。

　　①《宋史》卷325，《刘平传》。

　　②《西夏书事》卷13。

　　①《宋会要辑稿》第185册，《兵》27之26。

　　②《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6之3。

　　①《梦溪笔谈》卷25。

　　②《宋史》卷312，《韩琦传》。

　　①《宋史》卷325，《任福传》。

　　①《西夏书事》卷15。

　　②《武经总要前集》卷18，《边防门》。

　　①《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②《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正月丙子。

　　①《西夏书事》卷16。

　　②《长编》卷137，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

　　①《长编》卷137，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

　　②同上。

　　①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②王夫之：《宋论》卷41，《仁宗》。

　　③《长编》卷154，庆历五年正月丙子。

　　④《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⑤《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⑥《长编》卷154，庆历五年正月丙子。

　　⑦《长编》卷136，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①《西夏书事》卷17。

　　②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③《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④《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①《文献通考》卷15，《兵考》。

　　②《宋史》卷295，《孙甫传》。

　　①《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②《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③《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三月壬寅。

　　④《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辛亥。

　　①《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六月。

　　②《西夏书事》卷12。

　　③《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

　　④《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⑤《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⑥《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①同注③。

　　②《西夏书事》卷12。

　　③《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④同上。

　　⑤赵汝愚：《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张舜民：《论进筑非便》。

　　⑥《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张舜民：《论进筑非便》。

　　①《长编》卷129，康定元年十二月。

　　②《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③《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一月辛巳。

　　①《宋史》卷292，《王尧臣传》。

　　②《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七月癸丑。

　　③《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乙亥。

　　①《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② ④《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乙已。

　　③《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乙巳。

　　①《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戊申。

　　②《长编》卷133，庆历元年八月戊午。

　　③《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戊。

　　④《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一月丁酉。

　　⑤《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癸卯。

　　⑥《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二月甲寅。

　　⑦韩琦：《安阳集》甲集，《家传》卷2。

　　①《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②《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①《温国文正公集》第38，《横山疏》。

　　②《长编》卷140，庆历三年四月壬戌。

　　③《宋史》卷304，《曹颖叔传》。

　　④《宋史》卷311，《庞籍传》。

　　⑤《温国文正公集》第38，《横山疏》。

　　①《长编》卷140，庆历三年四月己未。

　　② ③《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丑。

　　①《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二月辛巳。

　　② ③ ④《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⑤参阅拙作：《试论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载《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①《宋史》卷292，《王尧臣传》。

　　②《栾城集》卷38，《论兰州等地状》。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

　　③《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

　　① ②《宋史》卷311，《庞籍传》。

　　③ 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寅。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