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专题->简明西夏史-> 第一章总论

　　第一章总论 一、12世纪前后的中国概况12世纪前后的中国境内，与西夏同时并存的民族政权，在其东南地区有宋、北部地区有蒙古诸部，东北地区有辽，西部地区有高昌等小国，其南部地区有吐蕃和大理。

　　下面就这些民族政权林立的概况作一简要的叙述。

　　公元960年（建隆元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夺取了后周政权。接着，在后周初步统一的基础[柴荣去世前，已夺取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市）、凤（今陕西凤县东北）、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和南唐的14州60县]之上，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在将近20年（960—779年）的时间里，先后于960年平泽州（今山西晋城县）李筠和扬州李重进，962年（建隆三年）平荆南（南平），964年（乾德二年）平后蜀，971年（开宝四年）平南汉，975年（开宝八年）平南唐，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平北汉，从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完成了统一，结束了自中唐以来的方镇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

　　北宋时期的统治地盘，“东南际海，西尽巴楚，北极三关（指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东西（宽）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长）万一千六百二十里。”①有关专家据此推算，北宋疆域大体上为250万平方公里。①北宋在相当范围内进行统一后，随即强化了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从而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之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农业方面，宋代垦田数量大体上在700万顷至750万顷之间，为汉唐的2倍。手工业方面，唐代矿冶有186所，北宋增至271处，同时产量也有提高，唐中叶，铜的产量为60万斤，宋仁宗、英宗时增加为697万斤，比唐增加了近12倍。商业方面，唐代旧的城市厢坊制度（居民居住区与贸易区严格分开）已被打破，而代之以新的厢坊制度，工商业者面街而居，随地经营，标志着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积累尖锐起来。北宋仁宗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赋税不均，大量的自耕农破产，从而促使阶级矛盾激化，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处处蜂起”，“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如一伙”②。

　　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民族矛盾也日益发展。仁宗时，元昊称帝建国，与辽结成联盟，不断侵宋，使宋在军事上连续失利。加上国家财政出现赤字，国库空虚，积贫积弱之势，日趋严重。所谓“民力殚竭，国用乏匮”，③“中夏之弱，自古未有”，④正是这种积贫积弱形势的写照。

　　北宋统治者在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国家处于“体弱势危，可忧可惧”①的情况下，虽然先后推行过“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局势，发展至徽、钦之时，随着统治者的腐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宋王朝犹如一幢将倾的大厦，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终于在女真兵马的沉重打击下寿终正寝了。

　　辽是契丹族耶律氏建立的国家。其统治地盘，“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②辽自耶律阿保机建国后，三传至穆宗耶律述律（951—969年），明显开始了它的封建化，至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年）统治时期，大体上完成了封建化。这从以下几个方面清楚地看出：从生产关系看，社会上存在着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对立。一方面，农民的土地被封建地主所占有；另方面，农民逐渐变为农奴，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从政治制度看，统治者采用汉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各种封建的典章制度日益完备。从社会经济看，畜牧业逐渐衰落，农业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统治者完全采用封建的剥削方式，凭借着政治权力强迫各族劳动人民，按照耕地交纳租税，交纳布帛、房钱、农器钱以及其他杂税，并从事各种无偿劳役。而从事畜牧业者则要给统治者供应军马，交纳丁口和牲口税。这一封建化过程的完成，是契丹族发展史上的界碑，对于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加速和促进的作用，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辽王朝的封建化和国力的增强，宋辽之间也多次发生了激烈的较量。公元1004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圣宗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转移人民视线，以及掠夺更多财富以巩固其统治，主动挥师南下侵宋，结果宋胜辽败。在宋军打了胜仗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和约，史称“澶渊之盟”。按照和约规定，宋每年要给辽赠纳绢10万匹，银10万两。这对改善辽国的财政状况，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宋关系形成了暂时的稳定局面。辽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比较重视采纳中原地区进步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从而加速了农业和文化的发展，缩小了宋辽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差距。

　　但到12世纪初期，随着辽封建化的加深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统治者也日趋腐朽，他们对各族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如垄断土地，检括户口，等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起义不断，加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从而使辽王朝的统治迅速走向崩溃的深渊，至天祚帝时，终于经不住内忧（民族起义）、外患（宋金联合攻辽）的夹击而灭亡了。

　　高昌在回鹘（今维族）人迁去之前，早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其农业基础较好，回鹘人迁去之后，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农业，开始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

　　由回鹘人所建立的高昌，其最高统治者称亦都护，又称阿萨兰（意为幸福之王），推行封建中央集权统治，首都喀喇和卓（今新疆吐鲁番东），其极盛时的统治地盘，“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①境内有汉、回鹘、南突厥、北突厥、大众慰、小众慰等民族。有的经营农业，有的经营畜牧业。无论农业、畜牧业均颇发达。农业方面，盛产五谷、棉花、葡萄、蚕桑等等。水利灌溉也颇发达。“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灌田园，作水磴”①。畜牧业方面，其“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②手工业产冶金、琢玉、丝棉纺织及酿酒技术，均达到了相当水平。

　　自10世纪至12世纪期间，高昌的使节和商人，络绎往来于辽、宋之间。他们用马匹、药物、香料，交换宋、辽的金银和各种产品。辽在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设有“回鹘营”，作为回鹘人的住宿区。宋在秦凤路设“市易司”，专门管理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贸易。市易司的收入，每年达2000万贯以上。

　　高昌地处东西陆路交通要冲，当时波斯、印度、阿拉伯及东罗马商品，通过高昌转输到中原地区，从而促进了中原王朝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中转站的积极作用。

　　吐蕃于唐咸平年间（869—877年）所爆发的奴隶和各族人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吐蕃统治阶级，结束了吐蕃奴隶主的统治，并进入了封建农奴制时期。

　　12世纪的吐蕃，虽然已经进入了封建农奴制时期，但其发展极为缓慢，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封建主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吐蕃本部有拉萨阿里、亚泽及雅龙觉阿四个王系对立。在今青海东部至今甘肃甘南一带的汉藏地区，还建立了唃厮罗地方割据政权。

　　唃厮罗（996—1065年），出身于吐蕃赞普之后，他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所控制的地区，据零星史料记载，大约东至秦州，北临夏国，西过青海，南界蛮夷①。用沈括的话来说：“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千余里”。②具体地说，大致包括宋代的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湟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尖扎北）、叠州（今甘肃迭部）、宕州（今甘肃岩昌县）和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县）。其政治中心则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居民以经营农业为主，“居板屋”，兼营畜牧，“以毡为幕”。盛行佛教。如青唐城，广建佛祠，“城中之屋，佛舍居半”。③在唃厮罗统治期间，无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均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农业。经由青唐城北的湟水两岸，土壤肥沃，水利灌溉发达，生产粮食较多。如青唐城（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处的粮食积蓄，就可供1万军队十年之用，反映了河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畜牧业。出产马、牦牛、羊等，其中以马的产量最多。宋每年需马量最高时为4万余匹，最低时为2万余匹。这些马匹几乎全部都依赖吐蕃各部落供给。

　　手工业。境内有专门制造各种手工业产品的行业，如铁甲制造业、铜器制造业、银器制造业和采盐业，等等。这些手工业除了能生产一般农牧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外，还能制造质量较高的贡品，如铁甲、铜印、银枪、银装椅等。

　　商业。唃厮罗统治时期商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城市商业的繁荣。如唃厮罗政权的首府——青唐城里，就居住着“四方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①“厮罗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②除青唐之外，邈川、喀啰（今青海乐都东北）、嘉木卓（今青海乐都东北）等地，也都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

　　10至12世纪，吐蕃与宋、回鹘的关系十分友好。吐蕃与宋的朝贡贸易十分突出。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唃厮罗一次送给北宋马达582匹。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至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91年中，唃厮罗共向宋进贡39次。进贡的物品有马、金、银、珍珠、玉石、象牙、犏牛、乳香、硇砂、银枪、铁甲、铜印、银装交椅等十余种，但其中主要贡品为马匹。③同时，吐蕃与回鹘贸易也很频繁，回鹘商人到青唐鄯州（今青海乐都）贸易的很多。

　　公元937年（后晋天福二年）白族继南诏之后所建立的大理国，是我国西南边疆的封建国家。其统治地盘以洱海四周地区为中心，统治着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统治者段思平，虽然继承了南诏的一切制度，但同南诏相比，其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方面，注意兴修水利，开辟了许多梯田。手工业方面，制铁、制毡、织绫等手工业相当发达，所制的剑锋利精美。

　　大理同宋王朝不仅在政治上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在经济上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大理以刀、甲胄、弓箭、披毡、药材等交换宋的手工业产品。由于朝贡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有利可图，“进奉实利于贾贩”。①因此，他们经常向宋朝贡。如公元1076年（宋熙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氇罽、刀剑、犀皮甲鞍辔”。②政和七年二月，“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③在大理向宋输出的物品中，尤以马为大宗。大理每年向宋供给数以千计的马，宋金战争爆发后，大理的马成了宋朝军用马匹的重要来源之一。

　　大理和宋的文化联系也很密切。汉文成为大理的通用文字，汉文书籍在大理广为流行，宋曾赠送给大理很多儒家经典和其他书籍。

　　大理佛教十分盛行，寺庙遍布全国，有“妙香国”之称。

　　元宪宗蒙哥三年（1253年），大理被忽必烈所灭，不久，建立云南行省，省下设路府州县。

　　以上是12世纪前后中国境内民族政权林立的简要概况。这一简要概况说明：第一，有宋一代是我国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扩展时期，12世纪前后中国境内林立的民族政权，尽管其政治、经济、文化在宋朝的影响下，水平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均已进入了封建制阶段，并且根据各自的国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第二，封建经济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其基本特征的。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是以一家一户（或一帐）为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其基础的。而小农经济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上述民族政权，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经济文化联系（诸如朝贡贸易、在边境设立榷场、和市等等），但这些交往和联系，并不足以影响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占的支配统治地位。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其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正是12世纪前后中国民族政权林立割据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第三，在上述民族林立的割据政权中，以宋朝的疆域最大，封建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真可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繁荣昌盛，在众多的民族政权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在唐末以来，分裂割据日益缩小，大统一的趋势日臻成熟的情况下，赵宋统治者本应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更大规模的统一，但由于赵宋王朝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展，积贫积弱之势早在真宗之时即已形成，顾此失彼的内忧外患，严重削弱了赵宋统治者的实力，无力进一步彻底消灭当时中国境内的割据势力，相反，经过激烈的民族冲突和较量，出现了辽、宋、夏、金的新的割据均势，这种均势，大体上维持了300余年，最后被元朝统治者所打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统一。

　　西夏正是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称帝建国的。① 二、西夏的国名及其立国长久的原因“大夏”——这是元昊立国时的自称。为什么要国号“大夏”呢？因为赫连勃勃，曾于东晋末年所谓“五胡乱华”之时，在今宁夏一带建立过大夏国，并自称大夏天王，元昊国号大夏，显然与此有关。

　　“西夏”——这是宋朝对它的称呼。为什么称大夏为西夏呢？因为西夏在宋朝的西北方，习惯上称之为“西夏”。从西夏同宋辽官方的往来文书看，他们之间还有以下一些自称和互称。如西夏自称“西朝”，称宋为“东朝”，或“南朝”，称辽为“北边”，辽则称宋为“南朝”，宋有时称辽为“北朝”①。这种称呼，显然是为突出三国鼎立的地理方位。

　　“白上国”（■）——西夏语音译为“痝■领”，也译作邦泥定。白上国是义译。在西夏文碑铭、经典和诗歌里，经常出现“白上国”或白上大夏国”（■）或“大白上国”（■）之称。为什么称“白上”？中外史学界学者曾对此展开过热烈的争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白上”指的是白河之上。所谓白河，即四川、甘肃两省交界的白水，也叫白龙江。白河上指其上流。《西夏赋》云：“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赤面父”，即“猕猴种”。因党项羌自称“猕猴种”，其发源地当在白河之上，故称“白上国”②。

　　其二，“白上国”即“尚白国”。因为汉文的“上”与“尚”相通，“白上”就是“尚白”，即崇尚白的颜色。西夏统治者为什么要崇尚白的颜色呢？因为尚白是我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的固有的风俗习惯。不仅党项族尚白，就是与西夏为邻的一些少数民族，诸如女真、蒙古、吐蕃以及中亚的一些民族也都崇尚白的颜色，“以白为好”。同时“尚白”还为了适应当时立国的政治需要（对外摆出一副独立自主的姿态），以及随着党项统治者的日益汉化，很自然地会采取汉族的五行学说。由于西夏在宋西边，西方属金，金为白色，金为五行之首，故曰白上③。上述两种意见，各持一端，虽然都已讲了一番道理，但因其未能举出较多的具有说服力的史料加以佐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因此，该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发掘新的史料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番”、“番国”——党项人自称。如西夏《凉州碑》中凡提及党项人多称“番”。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也称番。

　　“梅那国”——如榆林窟15窟墨书西夏文题记云：“梅那国番天子国王大臣官律菩萨，当为修福”。这里的“梅那国”可能是藏族对党项族的称呼。

　　至于“唐兀”、“唐古特”，那是后来蒙古人对党项人的称呼。

　　西夏立国，如果自1038年（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景宗元昊正式称帝建国算起，至122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末主■（音贤）被蒙古所灭，首尾190年。如果上溯至唐末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靖难军节度使，建立夏州地方政权的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则其立国为347年。如果将它同辽、宋、金的立国时间作一比较，辽立国为210年（916—1125年），宋立国为320年（960—1279年），金立国为120年（1115—1234年）。即比辽长137年，北宋长27年，比金长227年。

　　西夏立国为什么如此长久呢？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

　　地形险要，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是西夏赖以立国，并能长期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

　　宋人蔡襄在谈到西夏的险要地形时指出：“西虏之地亦多险隘”。①西夏境内北有阴山与狼山，西有贺兰山，西南有祁连山，东南有六盘山，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直贯其中，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更是依山带河，形势雄固，至于靠近宋朝边境的横山，“延袤千里……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②西夏境内的河西走廊和黄河河套的一些地区，如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以及兴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州（今宁夏宁武西南）等地，宜农宜牧，水利素称发达。为西夏的粮仓和良马的产地，是西夏赖以立国重要经济区域之一。

　　西夏统治阶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胆选拔人才，注意培养人才，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国家对外职能。这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又一重要原因。

　　对人才的尊重、选拔和重用，突出表现在景宗元昊之时。元昊除了十分重视在其统治境内延揽人材之外，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对于这些投奔西夏的宋人，“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①，对于在战争中被俘的宋朝降官降将，不但不杀，相反，加以礼遇和重用。“执却蕃官，获吾将帅，多礼而不杀”。②同时，在使用人才时，注意赏罚分明，量才录用，将被用者放在恰当的位置。“昊贼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善于用人，此中国之患也”。③在尊重知识，重用人才的同时，西夏统治者还特别注意通过兴建学校培养人才。元昊时创建蕃学，乾顺时创建“国学”（汉学），仁孝时进一步在全国各州县设立学校，尤其重视小学幼儿教育。由于西夏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培养了大批人才，缩小了汉族同党项族在文教方面的差距，从整体上提高了西夏国家的文化水平。

　　西夏统治阶级不断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改革，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西夏立国长久的根本原因。

　　在西夏统治者中有许多富有革新精神和务实精神的人。如景宗元昊，“更祖宗之成规，邈中朝之建置”，①建国之前即着手在官制、兵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西夏中期的仁宗仁孝，进一步对中央官制和礼乐等进行革新，从而使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教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同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开发西北的爱国主义精神，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以及境内其他各族的友好相处，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于西夏是个小国，人力、物力，同辽、宋、金相比，处于劣势，加上对外战争频繁，因此，经常处于高度警惕的临战状态，庄重自强，奋发进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化劣势为优势，由弱小变为强大。这种情况，正如北宋史学家王称所指出：“大抵国大有所持而不戒，故其强易弱；国小则无所恃而常惧。军民之势犹一家也，相恤相救，谋虑日深，故其弱为难犯，此其所以为‘中国’之患欤？”②一语道破了西夏立国长久的原因。

　　民族政权林立，辽、宋、金在不同时期，互相攻伐，抵消实力，尤其是西夏的邻邦宋朝，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内外交困，穷于应付，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外部原因。

　　西夏立国时，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虽然存着众多的民族政权，但是举足轻重的，足以互相抗衡的为辽、宋、金和西夏，在辽、宋、金鼎足而立的时期里，北宋在1004年（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以前，同辽发生过多次战争，金在太祖阿骨打时，发动了大规模的对辽战争，此后，金对宋进行了长达110年之久的战争。这些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其结果是吃掉了大辽，灭亡了北宋，削弱了南宋和金，这对西夏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巩固，无疑是一个外部的有利条件。

　　此外，西夏统治者善于根据自己的实力及辽、宋、金的强弱形势，决定联合谁，孤立谁，打击谁。正如金史作者所指出：“（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音面，背离）乡（倾向）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①即使对待已经确定的敌国，也往往是战争与和谈两手交替使用。如继迁、元昊统治期间，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联辽抗宋，推行“远交近攻”之策，但联辽的结果，只能得到政治上的声援，经济上捞不到好处，故有时又讨好宋朝，希望能得到它的“岁赐”。正如宋人李纲所指出：“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以故数十年西鄙用师，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领”②。

　　总之，西夏统治者利用外力但不完全依赖外力，采取战争与和谈两手交替使用的灵活外交路线，对于延长西夏的寿命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③ 三、西夏的疆域及其境内民族的分布西夏的疆域有一个逐步发展、扩大和巩固的历史过程。具体来说，它经历了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到宋初李继捧归宋。在这期间，夏州统治者僻居一隅，仅有夏、银、绥、宥等四州，而且这数州之地，还因为李继捧献于宋而一度化为乌有。

　　第二个时期，为李继迁统治时期。李继迁叛宋自立后，经过20年的惨淡经营，终于迫使宋真宗归还银、夏、绥、宥等州故土，同时伺机用武力夺取了宋朝的一些地区，使重建的夏州地方政权统治地盘有所扩大。其具体疆界为：“东薄银、夏，西并灵、盐，南趋鄜、延，北抵丰、会，迤逦平夏，幅员千里”①。也就是说，占有黄河套的大部分地区。

　　第三个时期，为李德明统治时期。德明继位之后，在对宋、辽保持友好的同时，竭尽全力经营河西，先后用武力夺取了甘州、凉州，“扩疆数千里”②。使夏州地方政权的势力范围扩大为银、夏、绥、宥、灵、盐、甘、凉八州之地。此时西夏的统治地盘，“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③同继迁时期的疆域相比，扩大了几倍，为元昊的立国奠定了基础。

　　第四个时期，为景宗元昊时期。在这时期里，由于元昊彻底统一了河西，使疆域扩大为20个州。据李焘所载：“赵元昊既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①《宋史·夏国传》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仅在威龙二州之间少一怀州。这反映了西夏疆域的初步奠定。

　　第五个时期为崇宗乾顺统治时期。乾顺利用宋金战争激烈的大好时机，先后用武力攻占了宋朝的震威城、西安州、定边军、府州、西宁州等地，同时，通过外交途径，迫使金朝把陕西北部地区，以及青海东部地区的乐州、积石、廓州等地，割让给西夏，从而把西夏疆域扩大到建国以来从未达到的规模。清人吴广成在评论乾顺开扩疆土时指出：“乾顺当绍圣乖方，靖康厄运。始则谋生豕突，继则利享渔人，不特义合、葭芦侵疆尽复，而西宁、湟、鄯亦入版图。盖摧坚者难为功，拉朽者易为力也。”②概括地阐述了乾顺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开疆扩土的实况。

　　第六个时期为仁宗仁孝统治时期。这是西夏疆域的最后奠定时期。这时西夏比较稳定地统治着22州，面积约2万余里。其具体分布的情况是：“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①22州大体上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以上是西夏比较牢固地长期占领的基本地区。

　　此外，西夏还实际领有静州、胜州、龙州、韦州、西安州、府州等地。据吴天墀先生考证，至少实际领有32州②，但究竟实际领有多少州，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西夏统治的疆域内，其主要民族的分布情况如下：党项（也叫党项羌）：是西夏境内人数最多的民族。该民族大体上分布于今甘肃、陕西北部、宁夏全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在黄河河套内）一带。西夏皇族——鲜卑拓跋部，就是凭借着党项人的力量而建立政权的。

　　汉族：分散在西夏境内，主要居住在城市及其近郊。

　　吐蕃：即藏族。主要分布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兰州、叠州（今甘肃迭部）、宕州（今甘肃宕昌）到宗哥（今西宁市以东大小峡一带）、青唐（今青海西宁市）等地。

　　此外，在宋夏两国交界的一些地区，诸如仪州（今甘肃省华亭县）、渭州（今甘肃平凉）、泾州（今甘肃泾县）、原州（今宁夏固原）、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秦州（今甘肃天水）以及河套内无定河流域的银州、夏州等地，均有吐蕃居民分布。同时，这一带的吐蕃有生户与熟户之分。即所谓“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①回鹘：即维吾儿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西北部的甘州（今甘肃张掖）、瓜州（今甘肃敦煌）一带。其人口仅次于党项羌。

　　此外，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黄河沿线，还有鞑靼、吐谷浑（当时叫吐浑或者退浑）和契丹人，他们也都是西夏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

　　居住在西夏境内的各民族，他们长期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开发着祖国的西北地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西夏历史发展的段落划分及其社会性质西夏史如果从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算起，到末主■被蒙古所灭为止，首尾347年（881年—1227年）。如果将这347年划分一下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段落和八个小的阶段。

　　第一个发展段落，自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至1032年（宋仁宗明道元年，夏显道二年），首尾152年，大体上经历了第九世纪末，第十世纪，第十一世纪初期，总计一个半世纪。这是党项拓跋部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虽未称国，而王其土”②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又可分为两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881年至982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首尾102年。即自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据有夏、银、绥、宥四州，至李继捧将四州八县之地奉献给宋太宗，从而中断了夏州地方政权。在这期间夏州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尽量利用军阀之间的割据混战，从中渔利，进一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982年至1031年，首尾50年。这是李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与德明初步统一河西时期。在这个阶段里，李继迁背宋自立，联辽抗宋，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迫使宋朝统治者归还了四州八县之地。其子德明继立，一方面同宋友好，保境息民，发展社会经济；另方面竭尽全力初步统一河西，从而为元昊进一步建立西夏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发展阶段，自公元1032年（宋天圣九年，夏显道二年）——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首尾55年。大体上经历了11世纪中期和后期，约半个多世纪。这是西夏国家建立和巩固时期。也是宋夏战争最频繁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也可以分为两个小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032年至1048年（宋仁宗庆历八年，夏天授礼法延祚11年）。首尾17年。这是景宗元昊创建西夏国家的时期，也是西夏封建制确立的时期。在这期间，元昊首先用武力彻底统一了河西，接着称帝建国，确立典章制度，确定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同时进行侵宋抗辽战争，并获得胜利。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048年至1086年首尾39年。这是西夏国家的巩固时期。在这期间，西夏国家经历了外戚专政（没藏氏擅权与梁氏擅权）和对外战争（辽夏战争与宋夏战争）的严峻考验，统治者采取了诸如加强皇权、增官职，重用汉人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使西夏国家得到了巩固。

　　第三个发展段落，自公元1086年至1206年（宋宁宗开禧二年，夏襄宗应天元年）首尾121年。约当11世纪末期，12世纪、13世纪初期。这是西夏国家的繁荣昌盛时期，也是西夏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可分为两个小发展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086年至1139年（宋绍兴九年，夏大德五年）首尾54年。这是西夏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并进入初步繁荣时期。在这个阶段里，崇宗乾顺适应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改变过去“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为“尚文重法”的方针。他内兴改革，外抗宋朝侵扰，利用辽金、宋金之间的矛盾，开疆扩土，将西夏的疆域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139年至1193年（宋光宗绍熙四年，夏乾祐二十四年），首尾55年。在这个阶段里，由于国内比较安定，加上仁孝继续推行“尚文重法”的路线，对内实行改革，发展生产，振兴文教，励行节约，及时粉碎外戚任得敬分裂夏国的阴谋，对外同宋金保持友好关系，从而使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使西夏国家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第四个发展段落，自公元1193年至1227年（宋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首尾35年。约当13世纪初期。这是西夏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加深，西夏国家走向衰亡时期。这个段落可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193年至1205年（宋开禧元年，夏元庆十二年），首尾13年。这是西夏由盛转衰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桓宗纯祐一方面继续推行崇宗乾顺既定的立国方针，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但此时的西夏面临着蒙古入侵的严重威胁，同时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开始激化，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这些，说明西夏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夏叶中衰，于是乎始”。①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206年（宋开禧二年，夏襄宗应天元年）至1227年（宋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首尾22年。这是西夏国家走向灭亡的时期。这个阶段经历了襄宗安全（5年），神宗遵顼（13年），献宗德旺（3年），末主■（1年）的统治。在这个阶段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激化（突出地表现在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斗争尖锐、激烈，以及皇位更替频繁，每隔5年更换一个）。从襄宗安全开始，执行了一条附蒙侵金的错误的对外路线。侵金的结果，元气大伤，终于在蒙古强大的军事进攻面前，节节败退而寿终正寝了。①关于西夏的社会性质，主要有下列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西夏没有经过奴隶制，而是从氏族公社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党项内迁后，其社会便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过渡阶段，即向部落联盟过渡。宋初，自继迁至元昊建国，为党项社会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转化的时期。元昊建国后，西夏已过渡到封建制。②第二种意见认为西夏社会是从氏族公社制经过奴隶制而发展到封建制。但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在党项社会何时进入氏族制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问题上仍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党项羌自公元6世纪前后已处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自7世纪70年代内迁后，在定居内地的300年中，党项社会已进入了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制社会。同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自五代、宋初，尤其从继迁开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国标志着西夏进入封建制阶段。同时，西夏封建制又可细分为领主制（即采邑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大体上自李继迁到元昊建国完成为领主制阶段，元昊之后至仁宗仁孝时期为地主制阶段。①另一种意见认为，一直到宋朝时期党项族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为奴隶制，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国是“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国家”。一直到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期，西夏社会才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②封建制在夏国占据统治地位。

　　关于西夏的社会性质，我赞同西夏未经过奴隶制阶段，而是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转变为封建制的观点。

　　西夏社会的发展，就其性质而言，大体上以元昊称帝建国为界碑。元昊建国前的党项社会为原始氏族公社制，建国以后为封建制。就其建国前的社会而言，又可分为内徙前的与内迁后的党项社会。

　　内徙前的党项社会：自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期（隋及唐初），党项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这一时期的党项羌人居住在今青海省东南部的草原上。他们过着“牧养■牛、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时的党项社会，土地为公社集体所有，男子由于在生产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成为公社里的主要成员，妇女在生产中起次要作用而降为从属的地位，父权制明显取代了母权制。男子地位的提高与妇女地位的下降，突出表现在婚姻问题上盛行收继婚制，“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妇”③。这种婚姻制度的盛行，表明妇女可以作为家族或家庭的私有财产，由具有家长权力地位的男性及其子弟去继承，说明当时党项社会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末期。这一时期，在党项羌居住的地区内，随着畜牧业的发达，人口的增加，产生了许多大小部落，“其中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这些部落各有地分，“不相统一”①，“习尚武，无法令、赋役”，②“各为生业”③，也就是说这些部落尚未形成部落联盟，产生阶级，过着相当原始而落后的生活。

　　内迁后的党项社会：自7世纪中叶到元昊立国之前。这是党项社会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封建制的转变的时期。7世纪中叶以来，党项羌由于受到吐蕃的侵扰，先后迁到了今甘肃陇东、陕北横山以及夏州以北、河套一带居住。这一带为汉人长期休养生息之地，也是中原王朝统治过的地区。党项羌人与当地汉人杂居，采用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金属生产工具及水利灌溉设施，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加速了党项社会的发展。

　　这一时期，一方面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仍然保存了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那里，财产仅仅是为公社的财产而存在，单独的成员本身只是一块特殊土地的占有者，或是继承的，或是不继承的，因为财产的每一小部分都不属于任何一个单独的成员，而属于作为公社的直接成员的个人”。④无论畜牧业或农业均是被约束在公社内部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小生产；另方面，作为社会生产的负担者依然是公社的广大成员。公社成员的个体家庭往往定期分有小块土地，有少量的私有财物。在公社内，除了具有自由身份的个体农，牧民之外，还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奴隶，他们主要从事家内劳动。由于奴隶数量较少和主要用于家内劳动，这就决定了党项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大可能转变为奴隶制。

　　在党项内迁后的近300年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畜牧业的发达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国内外贸易也有所发展。以对外贸易为例，他们以“善马劲羊”及其副产品，去换取汉族人民的谷物、绢帛、武器、旗帜、铜铁、生产工具和其他日用品。自唐至五代党项同中原王朝的马贸易十分频繁。后唐明宗时，下令于沿边“置场市马”，在成交的马贸易中，以“党项马最多”。除沿边榷场贸易外，一些党项“大姓之强者”，①还通过朝贡的方式同中原王朝进行贸易，以便从中捞到好处。

　　那些党项“大姓之强者”，为了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贪欲，在积极开展内外贸易的同时，还强化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军事组织，对外进行武装掠夺。他们把掠夺当做一种原始劳动，和对外贸易的补充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②在频繁的对外掠夺中，广大的农、牧民为了避免外来掠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不得不依附于那些拥有军事实力的“大姓之强者”，受其庇护，在其占有的土地上进行放牧和耕作，供其役使和剥削，从而同部落大姓之间建立了封建隶属关系。这种在“行将崩溃的氏族公社的躯壳之内所孕育的封建依附关系”①，发展至李继迁、李德明时，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阶级对立的加深和部落联盟的建立，便逐步成为社会的主要关系。因此，自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中经德明到元昊建国之前，是西夏社会自原始公社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即封建制的萌芽时期。

　　就其建国后的社会性质而言，又可分为封建制的确立与巩固时期，和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封建制的确立与巩固时期：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夏国的建立，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正式形成与确立。

　　为什么说元昊称帝建国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形成与确立呢？

　　第一，从生产关系看，党项部落贵族占有土地和牲畜。这些部落贵族同牧民之间的关系，是封建性的隶属关系和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如前所述，早在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前后即已存在和发展。这些部落贵族对于汉人和“熟户”所采用的剥削方式是“计口赋粟”②，或者征取贡赋（牲畜），即剥削方式完全是封建性的。

　　第二，从上层建筑看，在诸如官制、礼乐等很多方面模仿唐宋。史载：“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典则唐也。”③这种政治形式完全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而设置的。

　　第三，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需要，西夏统治者积极推行儒家学说，不遗余力地实行汉化。

　　西夏封建制之所以迅速形成，除了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为主），还与其外界环境对它的影响分不开的。西夏自李继迁叛朱自立至元昊立国之时，其新的占领地区，如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以及河西走廊的许多州县，均为汉族聚居之地，早已盛行封建制。党项人既已进入该地居住，必然要在多方面受到先进汉人的影响，加速封建化的进程。因为占领后的社会性质总是要受占领对象约束的。

　　此外，西夏的邻国诸如北面的契丹，西部的回鹘，西南的吐蕃，东南的北宋，都早已是封建制的国家，西夏处在这些国家的包围之中，受其影响则是很自然的事。

　　但元昊建立的国家，就其社会实质而言，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宗法封建领主制的国家。其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第一，元昊所建立的封建统治，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态为其基础的。封建领主各有一份领地。而领地制的形成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林立的历史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元昊称帝建国时，出于“兴法建礼”，即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将大大小小的部落贵族，纳入封建的尊卑有别的隶属关系之中。这些部落首领，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占有使用氏族公社的部分土地，并习以为常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成为既得利益者，新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不能不承认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使之合法化，对于那些缺少土地的部落首领，则让他们用部落村社的名义，重新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畜群，役使部落属民进行生产。这样，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便转变为占有一定领地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仍然残存着。

　　其二，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兵制仍然被保存下来。这是一种以帐为单位的征兵制。所征之兵由各部落首领管带，“各将其种落兵，谓之一溜”。①这说明元昊称帝建国后虽然封建制已经形成确立，但属于比较低级的宗法封建领主制，它保存了残存着原始氏族制时期的许多落后的东西。

　　封建制进一步发展时期：自崇宗乾顺开始至西夏灭亡，为地主制取代了领主制的时期。为什么说自崇宗乾顺开始领主制已经发展成了地主制呢？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一）封建等级制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突出表现在乾顺、仁孝时对后妃的册封和大力推行封王制度。如乾顺时封庶弟察哥为晋王，宗室子弟仁忠为濮王，等等。仁孝时期的“官阶封号表”，所列封号名称为七个等级，说明西夏后期封建等级森严，统治者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规定十分完备。

　　（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如众所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封建皇权同封建领主分裂割据势力长期进行斗争的结果。因此，中央集权的加强，意味着领主制的衰落和地主制的兴起。在君权的支持和庇护下，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将更加巩固，力量日益壮大，并最终取代封建领主。

　　（三）自乾顺开始，于宋夏沿边之地，大规模地兴城筑寨以设防，在军事上采用阵地战同宋对垒。这种军事上的变化，与西夏社会已由领主制过渡到地主制，出现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五、西夏的历史特点西夏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政治上采用蕃汉联合统治。所谓“蕃汉联合统治”，指的是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联合吐蕃上层，回鹘上层以及汉族地主阶级，共同治理西夏国家，剥削奴役着各族广大劳动人民。这种联合统治充分暴露了西夏国家的阶级压迫实质。

　　西夏的联合统治，并非自立国开始，而是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初见端倪。公元982年（宋雍熙三年）二月，李继迁袭踞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北80里），在“蕃族附者日众”的情况下，为了团结蕃部首领共同抗宋，于是“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州郡”。①其联合统治的机构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官职，由11人组成，其中汉姓3人，党项羌姓4人，鲜卑拓跋姓2人。这种蕃汉联合统治的特点是以蕃为主，以汉为辅，以及实授与预署并行，但以实授为主。

　　李德明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明显有所发展。其统治机构所设之官，除了继续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之外，还新设有行军左司马、右司马指挥使、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牙校，等等②。总人数仍为11人，但以汉为主（其中汉姓8人，蕃姓3人）；取消预署，均为实授。

　　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发展到景宗元昊之时已初具规模。从其所设官制的情况看，大致有如下特点：（一）模仿宋朝官制（如中央机构仿宋设二十四司）、参照吐蕃官制（如设监军司等）结合本国国情设立官职；（二）采用一套官职，两种官称；（三）中央机构中元昊任命12人，仍以汉人为主（汉占其七，蕃占其五）；（四）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均为党项人。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把军队当做他们的命根子。

　　景宗元昊以后的蕃汉联合统治，就基本特征和性质而言，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就其官制的发展看，同元昊时期相比，则有许多不同之处。如毅宗谅祚时新增了各部尚书、侍郎……等官，蕃号官称也增加了诸如昂摄，昂星……等新的内容，乾顺亲政后，仅用汉官官称，不用蕃号官称①，仁孝时期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品。即上品、中品、下品、末品、和不入品等，表明西夏蕃汉联合统治机构，经过多次补充，至此已臻完善和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并非偶然，而是由下列两种因素所造成。第一，在西夏统治的疆域里，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以及鞑靼、吐谷浑等族。这些族的统治者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者拥有一定数量的牧地和牲畜。这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镇压农、牧民的反抗，都需要直接或间接（由其政治代表参加）参与政治，加入到蕃汉联合统治的各级政府中去，共同行使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权。

　　第二，作为西夏国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鲜卑拓跋氏，无论其统治经验和文化水平都不如汉族地主阶级，加上立国前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人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效地维持并巩固其统治，仅仅让党项羌、吐蕃、回鹘等族上层参与政权是不够的，而必须让汉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加入到各级政府中去，这就决定了西夏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只能是蕃汉联合统治。

　　西夏历史特点之二，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②，其比较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州郡为22州。这个疆域虽然只有北宋的1/2强，但却是辽的2倍①。（辽为万余里）在这广阔的疆域里，各地经济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22州大体上有三种经济状况。第一种为蕃汉集中居住的据点，如西夏都城、州、县治所及其附近地区，为唐末五代以来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如凉州无论畜牧业和农业都很发达，居住在那里的吐蕃部落，“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②。至于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屏障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不仅农业发达，其文化水准也很高。“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③。

　　第二种是靠近宋夏边界的蕃汉杂居的农牧地带。如西夏东面的横山，“多马宜稼……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④。此外，西夏的天都山、马衔山一带，也属于这类地区。

　　第三种是一些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或者本来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区。如西夏河套的地斤泽、兴庆府西面的腾格里以及同蒙古接壤的广大北部地带，均属于这类地区。这类地区的居民主要靠从事游牧业和狩猎业维持生活，是西夏最落后的地区。

　　西夏经济除了呈现着发展不平衡性外，对外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早在西夏立国之前，夏州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在经济上就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如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五月，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入朝，“彝殷恶其职与己埒，以兵塞路，不许通诏使”。世宗拟停止对夏州的贸易，并遣使持诏切责，“彝殷惶恐，撤兵谢罪”①。彝殷屈服于周世宗经济制裁的压力，说明夏州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中原王朝存在着怎样严重的依赖性。

　　西夏立国后，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兴盛，这种依赖性多少有所减轻。宋司马光在评价西夏经济上依赖宋朝时指出：“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与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时无以异故也”②。

　　由于西夏同宋贸易获得好处，从而使其对宋的经济依赖性明显减轻，又由于经济上“资用饶足”，“公私无乏”，因而在政治上变成为“似恭似慢”，不卑不亢了。

　　建国后西夏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虽然一度有所减弱，但由于西夏经济比较脆弱，水平不高，加上受到战争影响，因此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将会长期存在。并突出表现在对宋朝“岁赐”与“和市”之上。史载：“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③。

　　绝“岁赐”、禁“和市”，西夏物价飞涨，生灵穷困，反之，“始有生理”，两相对照，说明了西夏对宋经济依赖的严重性。

　　西夏不仅在经济上对宋朝存在比较严重的依赖性，而且对金朝也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这主要表现在对金边境的榷场贸易之上。金先后于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置榷场，置场官管理①。西夏通过榷场、走私，以及夏使至金，“许带货与官商交易”②，从而获得必要的生活用品。

　　由于西夏在经济上对其邻国存在着依赖性，因此，在外交上不能不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兹以元昊对宋朝的态度为例。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云：“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③。

　　元昊在对宋战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之所以主动要求纳款称臣，“亟亟屈服”，固然原因颇多，但与西夏在经济上对宋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西夏历史特点之三，是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要地位，对外战争频繁。

　　西夏自1038年元昊建国至1227年末主■灭亡，首尾190年。在这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同它的几个主要邻国——宋、辽、金、蒙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也多次兵戎相见。在同邻国的战争中，尤以宋夏战争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影响与后果也最大。西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到崇宗乾顺同宋高宗缔结和约，历时91年（1038—1128年），双方和平共处仅26年，其余75年时间均处于交战状态。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总计战争15次。其中比较著名规模较大的战役计有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砦之战。惠宗秉常时期的灵武之战和永乐之战，以及徽宗时期宋夏争夺横山地区的斗争。

　　长达75年的战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如下特点：战争时断时续，中间呈间歇状态；其主要战场集中于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以及宁夏南部地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但两国信使却照常往来，“朝贡”与“回赐”也很少间断；较量的结果，互有胜负，势均力敌，谁也不能消灭对方。

　　除了对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外，至襄宗安全统治时期，夏金双方又发生了长达13年（1210年8月—1223年7月）之久的战争。在13年里，双方大小战争约25次，其中规模较大的为4次，平均每年2次。

　　在夏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也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的战争。蒙夏战争首尾23年（1205年3月—1227年7月）先后爆发了8次重要战争，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均以蒙古的胜利而结束。

　　除了上述战争外，在景宗元昊和毅宗谅祚统治期间，还同辽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5次兵戎相见（元昊时2次，谅祚时3次），前两次以西夏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后3次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

　　频繁的战争，给西夏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首先，它破坏了西夏同其邻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使其人民惨遭屠戮，流离失所。史载：“自元昊叛，河西之民迁徙以避兵，因留雄勇津，循河上下，侨寓者众，公躬训谕安辑之，俾还故业”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使本国人民不得安宁，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至于宋朝人民，受害更大，死伤惨重。“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亡失太半”①，说明战争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西夏人民。

　　第二，使西夏及其邻国元气大伤。如西夏同金长期混战，元气大伤，由强变弱，最后因无力抵御蒙古的进攻而灭亡。蒙西战争的结果，使西夏“田野荒芜，民生涂炭”②，“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③。

　　第三，阻碍了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昊对宋战争，虽然三战三胜，然“人畜死伤亦多，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沿边交易，颇贫之”④。既失宋朝“岁赐”，又“丧沿边交易”，使西夏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社会经济，更加陷入困境。

　　总之，西夏对外战争频繁，在较长的时间里，破坏了其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消耗了国力，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后期），使本来可以发展较快的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的进程。

　　西夏历史特点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与儒学佛教的兴盛。

　　所谓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渊源于汉族、吐蕃、西域文化，即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吸收汉文化的养料为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为当时西夏人所公认。西夏仁宗时的党项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汉合时掌中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语言不通故也”。又云：“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一语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西夏字、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如西夏字的形体明显模仿汉字，以汉字为依据，参照党项民族语言的特点而造成，音乐深受唐宋影响，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佛教主要来源于中原，其次来源于吐蕃；军制的最小单位为“抄”，由“正丁”和“负赡”组成。这种“正丁”和“负赡”，来源于吐蕃的“组”和“仆役”①。至于监军司的设立，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极西境地区建立的军镇组织”②，十分类似；服饰：如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冠后垂红结绶”③，既受吐蕃赞普服饰的影响，同时也参考了回鹘可汗的服制。

　　西夏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回鹘僧人翻译佛教经典之上。一些著名的回鹘僧人在元昊、秉常时期，先后负责主持佛经的大规模的翻译，对西夏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统治者早在李继迁时，就注意吸收儒学有识之士为己用，至元昊时，除了注意搜罗儒学有识之士加以重用外，还将一些儒学著作翻译为西夏文，从中吸取对其统治有益的东西。西夏儒学经过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及崇宗乾顺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已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顺、仁孝时大力振兴学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学校（包括小学、太学、内学，等等），同时注重发展科举制度。通过兴学，发展科举，遵孔读经，不仅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还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很多人才。其人才之盛同辽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佛教的兴盛突出表现在广修寺庙和佛事活动的频繁之上。

　　西夏佛寺极为普遍，“名存异代唐渠古，云锁空山夏寺多”①。这是对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水利发达、广建寺庙的生动写照。至于西夏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到处都有。有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有的则属新建。在众多的佛寺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兴州的戒台寺、高台寺、承天寺、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等等。

　　西夏除了重修和新建了不少寺庙外，还重建和改建了不少石窟。据有关专家统计，西夏在占领瓜、沙后，对莫高、榆林两地石窟，大约重修和改建了70余座。这些石窟为西夏各个时期各阶层的善男信女们顶礼膜拜，从事宗教活动的佛教圣地，对于宏扬佛法，宣传佛教的唯心主义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姓信仰佛教，从事各种佛事活动者与日俱增。正如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记载：“亲戚大小，性气不同，或做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天神地p祇，璎珞数珠……供养烧香……入定诵咒，行道求修”②。

　　这是对西夏老百姓信仰佛教的生动写照。我们从中看到了西夏百姓从事各项佛教活动的盛况①。

　　 六、西夏的历史地位西夏在我国古史中究竟应该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种观点持否定态度。如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云：“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②马氏不仅从经济上完全否定了西夏的历史地位，而且全盘否定了中唐以后所有统治过河西地区的一切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作用，这种带有严重民族偏见的评价，显然是不正确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评价西夏的历史地位、程度不同地肯定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贡献。如王忠先生认为：“西夏的兴起并不完全是消极和反动的历史逆流。在祖国各族人民互相融合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党项族作为一个历史的力量是有贡献的”③。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史学家对西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都主张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但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肯定，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肯定。

　　第一，西夏所进行的局部统一，为祖国西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文教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并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西夏自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其疆域也在不断扩展，至景宗元昊时领有22州，方圆约2万余里。至仁宗仁孝时至少实际领有32州，方圆超过2万余里。（详前）

　　西夏之所以能逐步统一西北大部地区并非偶然，而是“番汉杂处”的西北各族经过近200年的长期自然同化，不断冲突融合的结果。自唐末开始，一直到明初，为我国第三次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而世居西土“恩信孚部落”的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利用党项羌的力量，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较强的组织能力，顺应着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这一带经济文化发展接近内地的基础之上，逐步消灭异己而最后完成的。

　　西夏的局部统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元王朝的空前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历史的实践表明，没有唐末五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及其局部统一，就不可能有宋初的统一；同样，没有辽、宋、西夏、金的局部统一，及其又冲突又融合，以及漠北草原上的强大的蒙古部落，异军突起，去打破宋、西夏、金三足鼎立的割据均势，也就不可能有元朝的空前大统一。

　　第二，西夏的立国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夏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突出表现在西夏农业的发展上。西夏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为兴州、灵州、凉州、肃州等地，其次为横山、天都山和马衔山一带。

　　西夏农业的成就概括地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采用汉族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知识。其农业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农民所用生产工具并无二致；牛耕的普遍使用。其牛耕用二人抬杠，一人扶犁进行操作。与内地汉民完全一样；水利灌溉发达。西夏统治者，除了注意修复旧渠之外，还修了一些新渠，如“昊王渠”等；开垦荒地。西夏开垦荒地，见于记载的多数在宋夏沿边毗邻之处，即用侵耕宋地的办法，去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其侵耕之地计有宋河东路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北）屈野河及大理河东葭、芦境上一带。侵耕的结果，激化了宋夏矛盾；生产了大量粮食。由于水利的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了灌溉，“岁无旱涝之虞”①，加上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采用汉人先进生产技术，因此，西夏生产了大批粮食。这些粮食除食用部分外，被储存于公私粮窖之中。西夏粮窖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见于记载，此后，随着农业的发展，这种粮窖越来越多。粮窖的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农业的发展。

　　西夏农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首先，西夏农业的发展，使党项族从内迁前的逐水草而居，“不知稼穑”②，到建国前的逐步农耕化，以及建国后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这在党项族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次，由于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从而增强了西夏的国力，使西夏有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西夏与辽、宋、金之所以能够长期鼎立，原因固然很多，但与西夏农业的发展，经济上基本自给自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通过公私贸易，加强了西北边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丰富了边疆、内地各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宋夏边界的安宁。

　　宋夏的经济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计有定期朝贡，在宋夏沿边之处设立固定的贸易机构——榷场，以及次一级的商场——“和市”，此外，还有“窃市”，即宋夏沿边军民的私下交易。

　　宋夏文化交流，自宋输入西夏的计有佛经、“九经”（指《书经》、《诗经》、《春秋》、《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宋历和时服，等等。自西夏输入宋的属于物质文明的计有神臂弓、夏人剑，等等。

　　宋夏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宋夏双方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用之一，给宋夏两国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尤其对于比较落后的西夏来说，作用更大。正如范仲淹在其《答赵元昊书》中所指出：“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又马牛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①。

　　作用之二，是对于互通边情，维护宋夏边境安宁起了一定的作用。如宋通过沿边互市，以缯锦换取蕃部马，可以“利戎落而通边情”，反之，如果取消互市，就会引起边境蕃部“猜阻不安”，很难维持边境安宁。

　　作用之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丰富了宋夏人民的生活。正如宋臣苏辙指出：“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①表明西夏人通过至宋首都及宋夏沿边和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获益良多。西夏人民获利如此，宋朝内地尤其是沿边人民得此经济交流好处，概可想见。

　　其历史作用之四，是西夏文教昌盛，不仅为西夏自身培养了大批文武人材，而且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大量有用人才。西夏在文教方面富有成效的努力，对于提高西夏境内各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立国之前，主要通过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以及吸收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去建立其统治机构。如李继迁时既引“张浦为谋主”，又“纳灵州叛人郑美”②，授以指挥之职。立国之后，元昊除继续采用上述办法外，还开始设立蕃学与汉学，即通过兴办学校去培养人才。乾顺时通过同时兴办蕃学、国学，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才。仁孝时，除了在中央和地方继续兴办学校外，还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由于西夏统治者建国伊始，就创建学校，振兴文教，尤其是经过乾顺、仁孝时期对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至西夏末期，人才辈出，不仅自身不乏人才，而且为元初蒙古统治者储备了不少人才。

　　西夏灭亡后，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西夏人，活跃在元代的历史舞台上，充当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重要官员。这样的西夏人到底有多少？据有的同志初步统计，见于记载的约有370余人③，说明西夏人才之盛。

　　西夏知识分子活跃在元朝的历史舞台上，对于蒙古人的汉化，以及蒙汉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和促进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正如陈登原先生所指出：“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其后亦卓然有所自己，并曾启迪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①。

　　

　　①《宋史》卷85，《地理志》。

　　①袁震：《宋代的户口》附表三，《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②《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集》卷4，《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丙戌。（以下简称长编）。

　　④《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①《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辛亥。

　　②《辽史》卷37，《地理志》4。

　　①《宋史》卷480，《高昌国》。

　　①《宋史》卷490，《高昌国》。

　　②《宋史》卷490，《高昌国》。

　　①张方平：《乐全集》卷22；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0。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

　　③李远：《青唐录》，见陶宗仪《说郛》卷35。

　　①李远：《青唐录》，见陶宋仪《说郛》卷35。

　　②《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以上进贡次数、物品，散见于《宋会要辑稿》、《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

　　①《宋会要辑稿》第197册，《蕃夷》4至59。

　　②《宋史》卷488，《大理国》。

　　③《宋史》卷488《大理国》。

　　①参阅拙作：《关于元昊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①田况：《儒林公议》。

　　②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计有前苏联学者聂历山和我国学者罗福成，等等。

　　③持有这种观点的有王静如、吴天墀诸先生。

　　①《蔡忠惠公文集》卷19，《论不利攻战》。

　　①《长编》卷124，仁宗宝元二年九月。

　　②赵汝愚：《诸臣奏议》卷332，《边防门·欧阳修上仁宗论庙筭三事》。

　　③《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

　　①《西夏书事》卷18。

　　②王称：《东都事略》卷128，附录6，《西夏》2。

　　①《金史》卷134，《西夏传赞》。

　　②戴锡章：《西夏纪》卷28，跋文引李纲话。

　　①《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乙亥。

　　②《长编》卷159，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③曾巩：《隆平集》卷20，《西夏传》。

　　①《长编》卷120，仁宗景■四年十二月。

　　②《西夏书事》卷35。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吴天墀：《西夏史稿》附录二，《西夏州名表》。

　　①《宋史》卷264，《宋棋传》。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西夏书事》卷42。

　　①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分期》——兼谈西夏立国方针的转变。《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5期。

　　②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

　　①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39—165页。

　　②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书前《说明》，及正文第四章。

　　③《旧唐书》卷298，《党项传》。

　　① ②《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③《隋书》卷83，《西域·党项传》。

　　④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11页，马克思原注，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旧五代史》卷138，《党项传》。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页。

　　①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

　　②《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西夏纪》卷8。

　　①《西夏书事》卷4。

　　②《西夏书事》卷8。

　　①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年《西北史地》第2期。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参阅《宋史·食货志》和《辽史·地理志》有关宋、辽疆域的记载。

　　②《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③《西夏书事》卷7。

　　④《宋史》卷335，《种谔传》。

　　①《西夏书事》卷2。

　　②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0，《论西夏札子》。

　　③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①《金史》卷50，《食货志》。

　　②《西夏书事》卷38。

　　③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①《折继闵神道碑》，转引自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①《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②《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西夏书事》卷41。

　　④司马光：《涑水纪闻》。

　　①参阅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②（匈）乌瑞著、荣新江译：《KHKOM（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③《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①《嘉靖宁夏新志》卷7；李梦阳：《夏城漫兴》。

　　②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载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族研究》第2辑。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③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隋书》卷83，《党项传》。

　　①《范文正公文集》，卷9。

　　①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②《西夏书事》卷6。

　　③参阅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①陈登原：《国史旧闻》第2册，第407页《西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