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第十四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五 洪仁玕

　　传第十四 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五 洪仁玕 一 洪仁玕广东花县官禄村人，清道光二年壬午（一八二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出生〔一〕。他是洪秀全的族弟，八岁读书，曾从洪秀全受学一年。二十二岁做塾师〔二〕。洪秀全在家乡创立上帝教，首先参加的就是冯云山和洪仁玕。仁玕因信上帝，把书塾中的孔子牌位除去，致令学童都离了书塾，被其兄棍殴，撕坡衣服，复被逐出家门。仁玕说：「我是不是老师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五呢？孔夫子死了许久又怎能再教人呢？你为甚么迫我拜他呢？」〔一〕。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处洪秀全入桂宣传，约他同往，因母老未去〔二〕。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与洪秀全同到广州罗孝全礼拜堂学习〔三〕。他应科举，至二十八、九岁，经考过五届院试，还没有得到秀才〔四〕。

　　金田将起义，洪秀全派人回花县接亲族入金田。这时，仁玕在清远教书，因友人强留，未成行。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一八五一年）夏，洪秀全驻军桂平新墟时，又派人回广东召集洪、冯两族人及广东会员入广西。仁玕和五十人一同西上。到浔州，太平军已移营他去，清吏正在搜杀与拜上帝会有关系的人。仁玕叫同来的人回广东，而自与三人继续前进。因清吏搜捕，道途难通，只得中途折回。仁玕回到花县时，清吏已来洪秀全、冯去山两人本村捉人。他见在家不稳。移居于清远友人家。旋与冯云山长子及侄儿再赴广西。这一次，清吏盘查比上一次更严，他们不得已，又折回广东〔一〕。

　　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正月，天王的使者江隆昌再次回广东，带有诏书召集洪、冯两族及广东会员入广西，约会于永安州。江隆昌曾参加金田起义，亲见场场胜利，他期望在广东可得同在广西一样的胜利，和会员决议在广东发动起义，以清远县谷岭为集中地。江隆昌急于举事，预定集合的日期还未到，预备不全，供给缺乏，就率领二百多人举旗起义。清朝统治者得报，即派大队官兵来围捕。起义队伍众寡不敌被击散，江隆昌英勇牺牲。谷岭失败后，仁玕和十多人才赶到，全体被捕，关闭在一间房子里。他暗中挣脱捆绑，又给各人解去绳索，乘夜暗开屋门，在大雨中奔逃入山。经过辗转逃亡幸得一父老庇护，叫孙儿导引他出亡。这青年是一个基督教徒，在这年三月间，带仁玕到香港，介绍给瑞典教士韩山文。仁玕向韩山文请求受洗礼。他在香港住了几个星期，因为没有办法维持生活，又回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五到广东隐居做塾师〔一〕。

　　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十月，仁玕在广东受洗礼〔二〕。他又与同不来自清远的三个朋友到香港见韩山文。他以拥护革命的热情，向韩山文讲述太平国领袖洪秀全起义的历史。韩山文根据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写成一本洪秀全的异梦及广西乱事的始原（The Vissins of Hung-siu-ts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Insurrection）〔三〕。

　　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三月，仁玕和他的朋友两人得韩山文帮助，从香港乘船往上海〔四〕，前去天京。因苏、常一带都在清军手，路阻不通。外国人不肯送他进天京，在上海起义的小刀会又不信他是天王的族弟，他留在上海洋馆学习天文历法。这年冬天，他返香港，仍习天文〔一〕。这时候，韩山文已病故，仁玕为伦敦布道会所接受，做了该会的传道师〔二〕。他要学了本事，将来辅佐天王〔三〕以为洪秀全「既创业于前，我何妨续之于后」〔四〕，立下大志，在香港潜心学习，预备他年投奔到革命的首都做出一番大事业。

　　戊午八年五月（一八五八年六月），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由于英国侵略者的需要，以英国传教士詹马士出面，「帮助」仁玕路费〔五〕，前往天京〔六〕。英太平天国史卷五十五国侵略者以改正宗的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期许仁玕、企望他把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来统治殖民地的基督教带到天京去，改变太平天国的宗教〔一〕，使太平天国成为英国侵略者奴役中国的工具。可是，事实恰恰走到反面，英国侵略者并没有达到目的，而仁玕却从此得遂追求多年的愿望，进入革命阵营。他写有一首香港饯别诗道：枕边惊听雁南征，起视风帆两岸明。

　　未挈琵琶挥别调，聊将诗句壮行旌。

　　意深春草波生色，地隔关山雁有情。

　　把袖挥舟尔莫顾，英雄从此任纵横〔二〕。

　　仁玕以满怀豪迈激情，离开了香港，走上征途。他从广州经南雄，过梅岭，到江西铙州。后来又从饶州到湖北黄梅县。最后化装为商人，通过清朝统治区，到了太平天国辖境安徽长塘河地方，由防守官陪送于三月十三日到达天京〔一〕。天王见仁玕到来，喜出望外，即封为干天福。二十九日，进封干天义，加天朝九门御林主将。四月初一日，特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二〕。天王降诏道：「朕意玕胞、达胞、玉胞知之：敬爷敬哥总无空、老父大兄赐光荣。得到天堂享爷福，福子福孙福无穷。朕念从前胞因爷哥朕名受辱者多矣，胞呆然志同南王、历久弥坚，确乎爷爷生定家军师，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故爷哥朕眼自照得见，锡报胞以干王府王爵，永远光荣，以诏福善盛典，胞靖共尔位，世世股肱天朝也。钦此」〔三〕。

　　 二 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制度已在欧美大多数国家中建立，科学、文化、生产技术有了巨大发殿，以此为基础拥有了先进的军事技术。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方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暴露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另方面显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和军事技术的优越，促使先进的中国人产生向西方学习的要求，仁玕便是其中一个最杰出的人物。

　　仁玕在香港前后七年，最后四年定居于香港，得到长时间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机会。他自述说：「到香港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洋人知道是老天王之弟，另眼相待。住香港四年，故与各头目多半相识，其国中体制情伪，我亦尽知」〔一〕。他以青年人的敏锐观察，中华男儿的爱国热忱，「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二〕，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世界形势，了然于胸。他看出中国的危机，对于如何始能振兴中华，将来以何种方案去辅助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探索。他到了天京，就把他所知写成一卷资政新篇上奏洪秀全。资政泊篇是一个全面发殿资本主义的方案，洪秀全要把它纳入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轨道之中，予以实行。它会给太平天国建国指向「民主与科学」的巨大作用，它是说明太平天国断不会开时代倒车，走回汉刘邦、明朱元璋封建皇朝老路的见证，已详资政新篇志中。

　　太平天国天历为求「平均圆满，无一些亏缺」，废除闰法。这是违反天象，不合科学的。己未九年十月，仁玕奏请订正，改行四十年一斡旋的办法，并在历书上增加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以求合于天象，而「便民耕种兴作」。他写了一篇天历序〔一〕道：原夫真道行而左道必绝，天情正而天历宜明，荷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作主，扫荡妖氛，凡一切制度考文无不革故鼎新，所有邪说异端自宜革除净尽，聿彰美备之休。故夫历纪一书，本天道之自然，以运行于不息，无如后世之人各骋私智，互斗异谈，创支干生克之论，著日时吉凶之言，甚至藉以推测，用之占候，以致异议愈多，失真愈远。我天朝开国之初，百度维新，乌可不亟为订正以醒愚俗而授民时哉！

　　尝考后世法胜于古而屡改益密者，惟历为最。唐志又谓天为动物，久则差忒不得不屡变其法以求之。殊不知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盖天行到健，确然有常，本无古今之异。其岁差盈缩迟疾诸行，古无而今有者因其数甚微，积久始著，古人不觉而后人知之，而非天行之忒也。夫天之行度多端，而人智力有限，持寻尺之仪表，仰测穷苍，安能洞悉而无疑。况屡经更改，屡失常度，周、秦历凡六改，汉凡四改，魏迄隋十五改，唐迄五代十五改，宋十七改，妖元五改，明亦数改不定，是皆无知三刑？南阳贵士，岂皆命逢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各异」。盖命虽定于有生之初，其理至微，非人所能测试。况降祥降殃，总由作善作不善所致，即云死生有命，及得之不得，曰：「有命」，不过一以解忧患，一以止贪求，非真有一定数存乎其中，任人善恶百端不能移易也，纷纷谈算者又何其惑之甚乎！

　　兹我天朝新天新地新日新月，用颁新历，以彰新化，故特将前时一切诱惑之私，迷误之端，反覆详明，以破其惑。庶几人人共知天国新历光明正大，海隅苍生咸奉正朔，将见农时以正，四序调匀，天行不息，悠久无疆。中外臣民共嬉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举凡旧日一应索隐行怪之习，荒谬妄诞之谈，自不戢而悉泯为，岂不懿欤！

　　兹当新历告成，谨特试于历首，俾有以定民志而正农时为，以仰副我真圣主敬授民时之意云耳，是为序。

　　仁玕在这篇天历序中，指出旧历书上所讲的「支干生克」，「日时吉凶」，都是违背科学，是封建统治者捏造出来欺骗人民的。社会上流行的算命、卜卦、看风水等等迷信都是骗人的，他根据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对中国历代历法的差误、迷信，尽量批判，而对太平天国的「定民志，而正农时」的新历，充分予以阐明。他对封建社会麻痹人民反抗意识的定命论等，也加以痛斥，这是一篇光辉的放射出战光芒的科学论著。

　　仁玕写了一部项杰归真，其中不只是根据上帝教的信仰，反对偶像崇拜，更进一步从发展生产出发，打击封建迷信。他认为农民拜田祖、社稷等神，并不能免于灾荒。他又攻击不发展生产出发，打击封建迷信。他认为农民拜田祖、社稷等神，并不能免于宋荒。他又攻击不事生产的佛教和道教，力斥「猾聃诡谲，妖佛妄为」。这和他在天历序中所反对的迷信风水和定命论，都是为他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开发矿产以发展生产，把消耗在迷信上的费用，转用于办学校、开医院等有利于民生事业的政策作理论的根据。

　　当太平天国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早已在中国萌芽的时候，仁玕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提出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方案，对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功绩是巨大的。近年西方历史家论「他的研究从神学到西方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不但使他成为太平天国领袖中文化最高的人，而且是西方文化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一〕，我认为这个评论，对仁玕的功绩——思想与方案，意义与作用的巨大，是还没有澈底的了解的。

　　庚申十年十月，仁玕友人容闳到天京来访。容闳广东香山县人，少时入澳门马礼逊学校，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熟悉西方文化，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仁玕和他在香港相识，曾有愿在天京相见之约，今果前来。仁玕极表欢迎，殷殷向他请教建国方略。容闳向仁玕建议七事：一、依正规的军事制度，组织一优良军队；二、设立军事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的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良好政府，聘用富有经验的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仁玕嘉其议，奏请天王，封以义爵。容闳以所议未能实行，不受，辞归。后来他在自传中述仁玕得其建议后与他讨论事道：「干王乃以予所言七事，逐条计论，谓何者最佳，何者最要，侃侃而谈，殊中肯綮，盖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予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且此时诸要人，皆统兵于外，故必俟协议，经多数赞同，乃可实行也」〔一〕。仁玕对西方文化的卓识，与太平天国施行决策的民主制度，以及在战争环境实施须有所等待，都可在容闳这段记事见之。

　　 三 仁玕参加革命，是经过很曲折的道路的。他不但经过多年才得进入革命阵营，就是到他身任太平天国军师的时候，在他的信仰上，还是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而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上，也从以为是「相善」〔一〕，经过现实的斗争，而完全认识了外国侵略的凶恶的本性。

　　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是要把天堂来在人间。这跟麻醉今生的痛苦，追求来世天堂的快乐，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基督教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仁玕身任太平天国军师，「为朝纲之首领」〔二〕。效忠太平天国，决心与共存亡，但他的信仰，却与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不同。他在初到天京的时候，本着「广传圣教，普化众人」素愿〔三〕，曾用基督教义来劝告天王，企图改变太平天国宗教的性质〔四〕。他劝人信「来世永福，吾亦信上帝非如世人之肯失约者，故敢转谕尔官民人等放胆敬信」。他劝「人能明透此理欲二字，守而行之，不能进天上大天堂都惟我是问」〔五〕。这当然是要到处碰壁的，跟太平天国的思想格格不相入的。因此，仁玕在思想上就发生了矛盾、混乱。他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四十岁生日那天，做有一首四十千秋自咏，开首两句就说：「不惑年临惑转滋，知非尚欠九秋期」〔一〕，不惑年指四十岁。仁玕自述他到四十岁，做了太平天国军师两年之后，信仰却更加矛盾、混乱起来。从这两句诗中，可以体会出仁玕当时在内心里思想斗争的激烈和痛苦。但是，在革命大洪炉中，终于改变了他的认识，他被俘后写的自述里面，大力宣传洪秀全升天受命，下凡作主，以及天父天兄降托的神灵等等，完完全全是与太平天国上帝教的说法一模一样，而为基督教徒所斥为「对神圣这最大的亵渎」〔二〕者。他就义时，并不同洪仁达那样「如醉如痴，口称天父不绝」〔三〕，而是慷慨激昂诗言志，表达革命终必成功的英雄气概，都是明证。

　　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开列出一批和他「相善」的英国、美国和日耳曼的传教士们，他认为这些人会帮助他建设太平天国。当庚申十年七月进军上海前，他特地邀请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前来苏州商谈，俾得到顺利解决上海问题〔四〕。可是，他所认为是「相善」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教士，到这时候，却都剥开画皮露出侵略中国的狰狞面目来了。

　　仁玕虽然受过基督教深重的影响，但是，他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坚决保卫祖国。当他下令进军上海，遭到英法侵略联军抗拒之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曾经狂吠他说：「虽然洪仁玕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经过了宗教义的薰陶，较之一般太平军具有更开明的见解，从而教徒传教士对他怀抱着莫大的希望，可是甚至像他这样的人也都拒绝放弃甚或延迟进攻上海县城的企图」〔一〕。普鲁斯的谰言，说明了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仁玕所抱的企图全部破灭，说明了仁玕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立场坚决。

　　在太平天国展开反侵略的英勇战争中，仁玕完全认识了伪装的外国传教士的凶恶本性了。他对一个在太平军服务的英国人纳力斯（Nellis）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好的外国人〔二〕。又有一个叫巴费（Baffey）的也是在太平军服务熟悉仁玕的外国人，说他「非常不信任外国人」〔三〕。仁玕所熟识的外国人都是披着画皮作为侵略的先锋队的传教士，他当然不会碰到过一个好的外国人。他本来是信赖他们的，到揭穿伪装，看出真相之后，当然就非常不信任他们，他跟他们的关系一刀两断了。后来他在亲笔自述里，说到太平天国失败时道：「清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以一个当初在资政新篇里把外国教士认为是「相善」而不懂得提出反侵略对策的洪仁玕，而今竟然从血的教训中得出这个认识，他就大书特书出来以警告后人。

　　 四 仁玕没有参加金田起义，没有参加艰苦的革命战争，一旦到了天京来，不到一月，就授为军师，封为干王，总理全国，百战功高的统帅们都不服。仁玕见众人不服，不敢接受。天王洪秀全说「风浪暂腾久自息」，他始受印〔一〕。但是，后来风浪并没有息。英国上海领事官富礼赐和他相熟，说仁玕告诉他「各王如何不尊重其威权」。富礼赐说仁玕「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又说：「打仗立功的王爷对于他常在天京都非常妒忌，他甚至被迫要带兵出征，但弄到一塌糊涂，乃因得报告有些番鬼佬向天朝提出无理无礼的要求，所以从前线赶回来」〔二〕。

　　各王之所以不服从仁玕领导，是因为他没有权。仁玕之所以无权，就由于天王洪秀全把军师大权揽归己手。太平天国政体行军师负责制，天王临朝不理政，权力由军师行使，自军国大政，以至刑赏生杀，职官迁降调，都归军师裁决，请旨施行。当东王杨秀清任军师之日，东殿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每部十二员，共七十二员，主分掌国务。承宣二十四员，主发号施令。全国国务，向军师杨秀清禀奏，又从东殿发出诰谕指挥，每天川流不息地好似机器一样运转。曾于一天里面颁发诰至三百件之多，使敌人惊奇。而今仁玕当军师，他的干王府怎样呢？常到府中的富礼赐记所见道：「入府门，经过污秽的空地，即到一排屋子，是为六部。有时有些苦力在屋内。有一较大的屋子，内有三个书手在那里写字于黄纸上——大约这几个人即是该六部的全部人员也。户部内装有好些煤炭；礼部的用处更为卑下了。这六部之上层为罗孝全牧师之寓所」〔一〕。干殿六部只有三个书手，户部堆了煤炭，礼部的用处更为卑下。六部在楼下，而一个到太平天国任职的外国牧师罗孝全却高踞整个楼上作为寓所。仁玕作为军师，他的干王殿竟冷清清到了这个地步，连一个乡官馆还不如，他空有军师的名而没有军师的实可知了。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要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破坏了军师负责制。到仁玕来京，他虽任命仁玕为军师，但他并没有把军师的权力交给仁玕，所权柄都握在己手中，如不经他裁可，一切要务俱不得执行。仁玕在与富礼赐用餐阴谈间，对富礼赐说：「天王如何不听人言」〔一〕。仁玕在资政新篇说：「恳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不致自负其咎，皆所以重尊严之圣体也。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这就是对洪秀全专制独裁的讽谏。仁玕在自述中又说过天王次兄洪仁达也干预政事〔二〕。仁玕的为人，据富礼赐说「是苟且偷安的，好发议论而不实行的」，又说「可惜他立志甚高，而赋性疏懒」〔三〕。就即使他是个具有铁腕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而在洪秀全专制独裁之下，他也将一无所为。仁玕担任太平国的军师，与赞王蒙得恩、章王林绍璋同理政事，实在不过是执行洪秀全的诏旨，充当洪秀全的事务官罢了。

　　当时太平天国的政治从清明变为昏暗，国势从兴盛转为衰落。仁玕到天京初时，对此是要有所作为的。他向全国将帅们颁发一道立法制宣谕痛切指出事权不一、邀求升官封爵的大弊说：「自金田起义，于今九年矣。前此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曩时。良由昔之月，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事权不一，虽久安长治之国犹未可保，矧当国家初造，妖势尚横，而谓可保无虞耶？且如弟等意见，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夫国家机要，惟在铨选。现经颁发钦定功劳部章程，而弟等犹迫不及待。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仁玕对弊端是看得清楚的，可是，他是无能为力的。事权不一，愈来愈甚。封爵问题，由于仁玕半途加入革命阵营，不到一个月，无功封王，功臣都不忿气。天王要倚靠他们，不得不把他们也封王。其后愈封愈多，王爵封到二千七百多，义、安等六等爵，更何待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一个政纲，叫做「禁朋党之弊」说：「朝廷封官设将，乃以护国卫民，除奸保良者也。倘有结盟联党之事，是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虽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良民虽欲深倚于君，无奈为所隔绝，是不可以不察也。」这个政纲，说明是禁官员将领结盟联党，假公济私。太平天国后来将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辅王杨清等部下大将都封为王，以分割他们的兵权，卒至破坏团结，使革命内部越发离心离德，用的是分以制之的政策，即汉黾错削诸侯地，明黄子澄削藩政策，与此不同，并非资政新篇的建议。曾国藩机要秘书赵烈文于攻陷天京后，论太平天国失败事说自仁玕到天京执政，「政令为之一变，一切参用文法，诸宿将多不服，贼势益衰，盖由于此」〔一〕。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天王洪秀全破坏军师负责制，专制独裁，以致朝政不纲，人心离散，应该由洪秀全负其全责，而以之责仁玕，那是谬误的。

　　 五 在仁玕执政的多艰多难的岁月里，军事上是曾经取得过大胜利的，就是打垮江南大营和克复苏、浙。

　　庚申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击溃江南大营，天京解围。四月初一日，仁玕登朝庆贺，与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会议进取良策。陈玉成主张救安庆，李世贤主张取闽、浙。仁玕以为：「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四（西）距川、陕，西（北）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李秀成赞同仁玕议。天王旨准，即依议发兵。四月克苏州，五月克嘉兴。七月进军上海。这年冬，以陈玉成赞仁玕统北路军进蕲、黄，以李秀成统南路军进江西，会师武昌、合取湖北。

　　辛酉十一年二月，陈玉成于克湖北黄州后，因英国侵略者阻止，把进攻武、汉军队，转向鄂北，攻取德安、随州。三月，回救安庆。李秀成于四月克鄂南通城、大冶、兴郭州、鄂城等地后，也没有向武、汉进军，五月，退回江西转入浙江。这时候，敌人围安庆急，仁玕亲自出师徽、浙，催兵救安庆。由于指挥不统一，将帅各自为战，不但合取湖北的大计落空，而安庆也于这年失陷。

　　安庆既失，长江北岸各要地跟着陆续失陷。敌人就控制长江交通，扼断太平天国粮食的来源，把天京死困。其后苏州又失，天京遂不可安〔一〕。

　　癸开十三年，天京危急，天王赐仁玕顾命，嘱扶幼天王。仁玕奉诏，三呼万岁后，不胜惶恐流涕，恐负遗托。十一月，奉诏出京催兵解围。他身历丹阳、常州、湖州。各路军队因天京没有粮食，不应命〔二〕。

　　甲子十四年六月，天京失守，幼天王出走到广德州。时仁玕在湖州，前来迎接〔一〕，君臣大会，喜悲交集。因湖州粮乏军单，难建都立业，故定议到建昌、抚州等处会合侍王李世贤等军去湖北，再会合扶王陈德才大军，踞荆、襄以图长安〔二〕。于是从湖州入江西。不料李世贤等军队已经远攻广东南雄州，仁玕保护幼天王追踪而去，到处给清军追击。八月二十七日（夏历九月初九日），到石成县杨家牌。那时敌人连日猛追不舍，幼天王断定当夜敌人必到，必须急走。仁玕不信，黑夜宿营，又不加警备，竟给敌人夜袭，全军覆没，仁玕被俘到南昌。幼王旋亦被俘。

　　仁玕在敌人监狱里，慷慨激昂，他在亲笔自述中大书道：「予因前承诏旨顾命，自宜力扶幼天王。叹予在石城，隶也实不力，黑夜惊营，君臣失散，此诚予之大罪也，此成擒也。但思人各有心，心各有志。故赵宋文天祥败放（于）五坡岭，为张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北〕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祇法文丞相已」。又咏诗明志，其中一首末两句道：「国祚今虽逝，他日必再兴」〔一〕，对革命前途，表示无限乐观。十月十一日（夏历十月十五日），遂在江西南昌从容就义〔二〕。

　　洪仁玕有三子，长子葵元，次子兰元，三子芝元〔三〕。葵元当天京被围急时，参加保卫天京会议〔四〕。天京陷，走归广东，避入教会学校李朗书院。后为清吏侦知，要把他逮捕，乃走美洲，侨居哥朗埠，授徒为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