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歇“相楚”与楚国政治的没落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三十六年),楚顷襄王病,太子完又在秦国做人质,不能返回楚国。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太子完与秦相范睢关系亲善,黄歇于是见机对范睢说: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孰虑之。

  范睢把黄歇的话告诉了秦昭王,秦昭王要黄歇先回楚国看看,来后再作计议。黄歇与太子完计谋说: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

  太子完于是打扮成楚国使者的车夫,逃出了关卡。黄歇在馆舍装病不出,也不会客。估计太子完已安全脱险,才朝见秦昭王,向他禀报了这件事。秦昭王大怒,要黄歇自尽。在旁的范睢说: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

  秦昭王同意让黄歇回国。这年秋,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前262椙?38年)。

  黄歇十年前向秦昭王的上书提出了秦、楚联合的方针,实际上是楚附秦,助秦兼并六国,为楚国争得了十年喘息的时间。这次又露骨地说“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已非昔日“秦、楚合”,而是楚“事秦”的关系了。黄歇的这种亲秦、事秦态度,对楚国的危害极大。楚考烈王即位后,以黄歇为相(《史记·春申君列传》称相,《史记·楚世家》则仍称令尹。相是战国后各国的通称),封为春申君,赐予淮北地十二县。黄歇一身而二任,成为“实楚王也”(《史记·春申君列传》。)的大封君。在黄歇“相楚”的二十五年中,楚国政治没落,主要表现在:首先,王权旁落,相(令尹)权膨胀。楚考烈王原入质于秦时,黄歇是以左徒身分陪伴的,任令尹后,身价倍增,独揽大权,无视楚考烈王及其王族。《战国策·楚策四》记李园女弟(妹)语:“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君(指黄歇)用事久,多失礼于兄弟”,就反映了这一情况。在决定是否参战等重大问题上,黄歇可不经楚考烈王知晓,就擅自决定。如据《战国策·韩策一》载,魏联楚抗秦,遣使至楚请速出兵。黄歇听说后,未向楚考烈王禀报,直接对来使说:“子为我返,无见王矣。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令)涉魏境。”令尹权力如此之大,这在楚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楚考烈王曾入秦做人质十年,并非幼弱之主,只能说明王权已明显旁落了。正因为如此,楚考烈王无子,黄歇可以把自己已怀孕的爱妾进献给楚考烈王,考烈王欣然接受,群臣亦无一进言反对的(《战国策·楚策四》。

  到楚考烈王病时,黄歇门下策士朱英指出:“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史记·春申君列传》。)意即既是实际上的楚王,不如趁楚考烈王之死,而成为“南面称孤”的名正言顺的楚王。王权旁落,令尹一手遮天,是政治衰落的必然结果。其次,封君坐大,结党营私。见于史料,楚考烈王时的封君有两位,一是临武君,为时人视为“不可拒秦之将”(《战国策·楚策四》),荣尊有限;另一位就是春申君黄歇。楚考烈王即位后,就封黄歇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由于齐、楚关系紧张,黄歇以淮北靠齐境,改清封于江东,楚考烈王又徒封黄歇于吴(今江苏苏州)。黄歇以此为都邑,着力营建,作为自己封地的政治、经济中心。

  黄歇这位大封君,与当时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一起,并称四公子(即四大封君)。他们“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史记·春申君列传》),都是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人物。而春申君黄歇比起他们,则过犹不及。他有食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使得“为玳瑁簪,刀剑宝以珠玉饰之”、企图在楚人面前夸耀的赵平原君的使者,也大感羞惭(同上。)黄歇依靠这么庞大的食客队伍,结党营私,扩大权势,图谋不轨。如食客李园就献其妹先为黄歇妾,有孕后又进献给楚考烈王,以实现“娠姬窃国”(《楚宝》卷十一。)之谋。另一位食客朱英就干脆要黄歇在楚考烈王死后即夺取政权。

  春申君黄歇权势这么膨胀,食客这么多,俨然独立王国,楚国的政令、军令就当然难以划一了,政治危机极端表面化。

  其三,追求享受,无进取之志。楚考烈王既已被架空,也就不问国事,不思图进了。作为“实楚王”的黄歇,除了厚招宾客、培植亲信、扩张势力外,在政治上苟且偷安,无所作为;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剥削人民;在生活上追求享受,奢侈腐朽,集中体现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黄歇封地,初在淮北,扼控陈城,掌握着楚国的经济命脉。公元前248年黄歇徒封吴后,因远避兵锋,在封邑内役使臣民,无所不为。《越绝书》载:“无锡河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写(泻)西野。”《七国考》引《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工程如此浩大,可知役使臣民之多。黄歇于是赋税剥削大增,在封邑内建有粮仓。黄歇开渠建仓,在客观上固然有益于江东地区的开发,但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供应楚国军民食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庞大的门客队伍挥霍的需求。在此同时,黄歇又把剥削来的收入,在吴故都墟上大兴土木,营建都邑,修建得富丽堂皇,焕然一新。后来太史公司马迁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唐陆广微《吴地记》说:“春申君都吴宫,因加巧饰。”司马光《资治通鉴》亦载:“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盛。”黄歇这位大封君的独特地位和奢侈淫逸的生活,暴露无遗。楚国人才济济,但其时却几无可用之人。当时在政坛上,除了春申君黄歇外,再就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临武君。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当时鼎鼎大名的号称“天下贤人”荀子(荀况),周游列国,后辗转来到了楚国,黄歇的门客以为对黄歇不利,黄歇立即辞退了荀子。门客又说荀子名大望重,怎么能随便辞退的,黄歇又把他请了回来,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任他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令(同上。)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的学生、楚国上蔡人李斯,学成却离楚入秦,受到秦王政重用,“已而相秦”(同上。)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是楚国没落的政治所决定了的。从此亦可知黄歇的养士,绝非招揽人才,用于国难,而是私蓄势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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