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三十六年），楚顷襄王病，太子完又在秦国做人质，不能返回楚国。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太子完与秦相范睢关系亲善，黄歇于是见机对范睢说：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孰虑之。
范睢把黄歇的话告诉了秦昭王，秦昭王要黄歇先回楚国看看，来后再作计议。黄歇与太子完计谋说：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
太子完于是打扮成楚国使者的车夫，逃出了关卡。黄歇在馆舍装病不出，也不会客。估计太子完已安全脱险，才朝见秦昭王，向他禀报了这件事。秦昭王大怒，要黄歇自尽。在旁的范睢说：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
秦昭王同意让黄歇回国。这年秋，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前262椙？38年）。
黄歇十年前向秦昭王的上书提出了秦、楚联合的方针，实际上是楚附秦，助秦兼并六国，为楚国争得了十年喘息的时间。这次又露骨地说“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已非昔日“秦、楚合”，而是楚“事秦”的关系了。黄歇的这种亲秦、事秦态度，对楚国的危害极大。楚考烈王即位后，以黄歇为相（《史记·春申君列传》称相，《史记·楚世家》则仍称令尹。相是战国后各国的通称），封为春申君，赐予淮北地十二县。黄歇一身而二任，成为“实楚王也”（《史记·春申君列传》。）的大封君。在黄歇“相楚”的二十五年中，楚国政治没落，主要表现在：首先，王权旁落，相（令尹）权膨胀。楚考烈王原入质于秦时，黄歇是以左徒身分陪伴的，任令尹后，身价倍增，独揽大权，无视楚考烈王及其王族。《战国策·楚策四》记李园女弟（妹）语：“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君（指黄歇）用事久，多失礼于兄弟”，就反映了这一情况。在决定是否参战等重大问题上，黄歇可不经楚考烈王知晓，就擅自决定。如据《战国策·韩策一》载，魏联楚抗秦，遣使至楚请速出兵。黄歇听说后，未向楚考烈王禀报，直接对来使说：“子为我返，无见王矣。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令）涉魏境。”令尹权力如此之大，这在楚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楚考烈王曾入秦做人质十年，并非幼弱之主，只能说明王权已明显旁落了。正因为如此，楚考烈王无子，黄歇可以把自己已怀孕的爱妾进献给楚考烈王，考烈王欣然接受，群臣亦无一进言反对的（《战国策·楚策四》。
到楚考烈王病时，黄歇门下策士朱英指出：“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史记·春申君列传》。）意即既是实际上的楚王，不如趁楚考烈王之死，而成为“南面称孤”的名正言顺的楚王。王权旁落，令尹一手遮天，是政治衰落的必然结果。其次，封君坐大，结党营私。见于史料，楚考烈王时的封君有两位，一是临武君，为时人视为“不可拒秦之将”（《战国策·楚策四》），荣尊有限；另一位就是春申君黄歇。楚考烈王即位后，就封黄歇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由于齐、楚关系紧张，黄歇以淮北靠齐境，改清封于江东，楚考烈王又徒封黄歇于吴（今江苏苏州）。黄歇以此为都邑，着力营建，作为自己封地的政治、经济中心。
黄歇这位大封君，与当时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一起，并称四公子（即四大封君）。他们“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史记·春申君列传》），都是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人物。而春申君黄歇比起他们，则过犹不及。他有食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使得“为玳瑁簪，刀剑宝以珠玉饰之”、企图在楚人面前夸耀的赵平原君的使者，也大感羞惭（同上。）黄歇依靠这么庞大的食客队伍，结党营私，扩大权势，图谋不轨。如食客李园就献其妹先为黄歇妾，有孕后又进献给楚考烈王，以实现“娠姬窃国”（《楚宝》卷十一。）之谋。另一位食客朱英就干脆要黄歇在楚考烈王死后即夺取政权。
春申君黄歇权势这么膨胀，食客这么多，俨然独立王国，楚国的政令、军令就当然难以划一了，政治危机极端表面化。
其三，追求享受，无进取之志。楚考烈王既已被架空，也就不问国事，不思图进了。作为“实楚王”的黄歇，除了厚招宾客、培植亲信、扩张势力外，在政治上苟且偷安，无所作为；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剥削人民；在生活上追求享受，奢侈腐朽，集中体现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黄歇封地，初在淮北，扼控陈城，掌握着楚国的经济命脉。公元前248年黄歇徒封吴后，因远避兵锋，在封邑内役使臣民，无所不为。《越绝书》载：“无锡河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写（泻）西野。”《七国考》引《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工程如此浩大，可知役使臣民之多。黄歇于是赋税剥削大增，在封邑内建有粮仓。黄歇开渠建仓，在客观上固然有益于江东地区的开发，但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供应楚国军民食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庞大的门客队伍挥霍的需求。在此同时，黄歇又把剥削来的收入，在吴故都墟上大兴土木，营建都邑，修建得富丽堂皇，焕然一新。后来太史公司马迁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唐陆广微《吴地记》说：“春申君都吴宫，因加巧饰。”司马光《资治通鉴》亦载：“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盛。”黄歇这位大封君的独特地位和奢侈淫逸的生活，暴露无遗。楚国人才济济，但其时却几无可用之人。当时在政坛上，除了春申君黄歇外，再就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临武君。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当时鼎鼎大名的号称“天下贤人”荀子（荀况），周游列国，后辗转来到了楚国，黄歇的门客以为对黄歇不利，黄歇立即辞退了荀子。门客又说荀子名大望重，怎么能随便辞退的，黄歇又把他请了回来，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任他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令（同上。）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的学生、楚国上蔡人李斯，学成却离楚入秦，受到秦王政重用，“已而相秦”（同上。）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是楚国没落的政治所决定了的。从此亦可知黄歇的养士，绝非招揽人才，用于国难，而是私蓄势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