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商周时期，已实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确贵族的等级和方国部落的地位。此“子”，即周王室给予内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和其他班爵封号一样，是奴隶制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的封号，臣属于周。《史记·周本纪》亦载在周文王时，有“楚子”“往归之”。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裴解》引刘向《别录》记：“鬻子，名熊，封于楚。”所以，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左传·[亻喜]公二十六年》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子让之。”夔是季连的别支，后来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人先谴责，后除灭。正因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如《楚宝》戴：“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过三百余年，楚武王还为此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史记·楚世家》。）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师，当有许多言谈轶事，故后又辑成《鬻子》一书传世。《汉书·艺文志》就载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说：“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汉书·艺文志》就把他列为“道家”。这样看来，鬻熊不仅是楚国的缔造者，又是道家学说的开拓者，是楚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同上。）熊绎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蔡启商，[甘/大/心]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商纣子武庚勾结管、蔡，发动叛乱。周公果断东征，历时三年，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在此基础上，又建侯卫，营成周，巩固了统治，使西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个中原强大的奴隶制王朝，并把奴隶制推向极盛阶段。周王室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对鬻熊之后熊绎封于楚蛮之地，并有明确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张正明《楚文化史》。）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看来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因此，一部楚国历史与文化史的起点，应从丹阳说起；而丹阳究在何处，也当然就成为我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热点。《汉书·地理志》谓丹阳属今安徽当涂境，《水经注》即已否认，故此说已为后人所不取。《水经注》否定了此说后，称今湖北秭归为熊绎之始国，故丹阳在秭归。另外，《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语、《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宋仲子语，谓丹阳在今湖北枝江。这两种说法来源均较早，今天亦多有学者持此两说。清人宋翔凤在其著《过夜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徒郢考》中，则首倡丹阳今河南淅川说。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阳的地望。此说日渐盛行，今人从此说者甚多。张正明、喻宗汉依据古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进一步认为，鬻熊所居丹阳在今丹水之阳，熊丽所居丹阳在讨睢山之间（《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绎所居丹阳则在睢山与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之间，亦在南漳境，故他们认为，丹阳地望，实为异地同名（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楚学论丛》1990.9江汉论坛专刊）。楚人南徙丹、淅一带后，在商末周初期间，迫于商、周的压力，是难以向东、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进，故从鬻熊至熊绎几代，以故地丹阳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荆山一带，进行开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踪的。地面扩大了，然熊绎都丹阳，仍有可能在淅川。事实上，今淅川发掘出了众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见其地确为楚国早期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说外，还有学者认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左传·昭今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武子语：“楚自克庸以来，……训之以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草莽、山林意近，故熊绎辟在荆山，实属山林蛮荒之地。筚路，杜注：“柴车。”孔疏：“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筚路为柴车。”蓝缕，杜注：“敝衣”。《方言》说：“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筚路蓝缕”，是说熊绎等先辈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车，带领部众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国立业，充分显示了楚人不畏艰苦，敢于与自然斗争的精神。从鬻熊至熊绎几代，随着楚国的建立，楚族也就从氏族制进入到早期奴隶社会了。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上文说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说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谨。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左传·[亻喜]公四年》记楚成王十六年时，齐桓公率中原诸国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楚国马上认错，表示以后照常进贡就是了。苞茅，杜注：“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的“缩”字，《说文解字》作[艹/酉]，释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凶匕]酒，是为[艹/酉]，象神歆之也。”[艹/酉]，从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状神之所饮。这就是缩酒的仪式（缩酒之礼）。荆楚盛产茅，《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就有“包匦菁茅”的记载。楚人居丹、淅至睢、荆山一带后，可能就掌握了这种祭祀方法，后来则传至中原地区。《周礼·天官》说：“祭祀供萧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所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艹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置，立也。[艹/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在岐阳盟会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上，楚国国君地位不高，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可能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的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楚人对此亦极为重视，引以自豪。楚人姓芈，历代楚国国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缩酒为职，以职为氏。“熊”从“[今]酉]”（见于楚器上，楚国国君（王）自称“[今/酉]某，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楚王bo，铭文有“[今/酉]章”二字，安徽寿县出土的楚王鼎，铭文有“[今/酉]肯”、“[今/酉][于/心]”等。），“[今/酉]”即“[艹/酉]”，[艹/酉]，像神饮酒；“[今/酉]”像人饮酒，是“[艹/酉]”的人格化，“熊读入喻纽，[今/酉]读入影纽，古清浊不分，于声至近”（商承祚《寿县新出土楚王鼎考释》（《国风》第4卷，第3期）。
[今/酉]、熊通假，后来一律把“[今/酉]”写作“熊”字了（张正明《楚文化史》。）所以楚人姓芈氏熊，即以缩酒祭天（神）为氏。这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下，楚人进贡苞茅、主管缩酒祭祀，是极其荣尊的职责。当然，有学者以为楚人的图腾是熊，故氏熊（持此说学者认为，楚人是黄帝之后，而黄帝据说有“六兽之师”，其中就有以熊和罴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为图腾崇拜的部落之一。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文中说：“楚人首领，世世冠以熊字，似熊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为图腾祖遗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