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前言：

　　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封建方式制定了一种合乎当时农业扩张的统治形态，又以宗法制度使封建统治更加稳固。800年的统治中，影响之深远，常使历史学家难于区分，究竟某些特色是周朝的还是中国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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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也难于相信，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讲，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虽说他受业于孔子孙子的门人，因之被中国的皇帝和文人尊为“亚圣”，亦即第二个圣人。威利（Arthur Waley）在他的杰作《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与法家对立。

　　孟子的生卒日期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孟子》一书，是亚圣言行的纪录，其中最后一章，缕叙周朝立国后700年的事迹。他出生于山东之邹，在西安之东约700英里。

　　孟子的政治观念

　　孟子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乱的时代。周朝的王室既已衰微，诸侯开始互相攻伐吞并，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秦国。当孟子在政坛活动的时候还有12国。他访问了当中的一国——齐。齐国的国王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打败了北方的敌国——燕。他企图井吞燕国，又怕其他国家干涉。孟子没有在战略上或外交行动上给齐王任何吞并或是撤退的劝告。可是他倒主张尊重民意，因此他给读者的印象则是，可能时，他会让燕国国民自决。他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现实也不能得到齐王朝廷的欢迎，于是只好前往其他国家，希望有机会效力，得以宣扬“王道”，可是毫无成果。

　　然则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说他在提倡现代的民主。他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乃是针对以世袭贵族治理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政治体系而言。即算盂子有时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种“公意”，如果把这观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视作“公众的权力”，可是他所谓的自决，绝不是毫无条件的自决。严格说来，其范围不外生存的权利。他在“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文句里已经勾画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则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为标准。换言之，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夭悯人的心情出自人类的天性。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样，认为这种施政方针始自700年前的周文王。《孟子》一书与孔门子弟的《论语》同为君主时代的神圣经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试制度停止之日，同为皇帝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构成中国历史中持久不变的“茎干”。

　　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可是不论付诸实施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作口头禅，前后宣唱达3000年，甚至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情义。这样一来，这才值得注意了。如果说这是中国人的特征，也还未说尽此中的奥妙，因为其中尚有天候地理之因素在内。我们读《孟子》时，挑选某些章节和周朝立国后700年的事迹对照，则当中的关系更为明显。

　　周民族的发展

　　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地提及农业。周人之始祖契据说自幼就熟悉栽种食物和麻，成年之后成为商朝的农官。直到商朝末年有关周人的历史才有相当的可靠性。这时候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安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到商代最后的一个国王期间，周王不是因为他的威势，就是由于他的仲裁力量，巳开始打破局面。不少名义上受商节制的小国家，已开始向周臣服。周之势力东渐，及于汉水，尤其威胁商在东部平原的侧翼。商周武力冲突一开，周王西伯曾一度为商之阶下囚，以付赔得脱。

　　西伯的一个儿子终能纠集多数叛商的部落国家东征，于是以周代商，事在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这不同的日期，由于不同的专家据史迹考证而有此差异。读者必须知道：中国古代史里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后才能确定无误。因为自此以后。古书里提及天候星象的变化，可以和外间的纪录对照。841年前的日期带有推算性质，不能视作绝对的可靠。

　　叛商的领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创建的朝代，兹后连亘约八百载，可是他未曾自称为朝代的创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亲西伯头上。西伯被溢称“文王”。其为“文”，则是温和谦让，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他的儿子名发，以后被溢为“武王”，以表彰其战功，有此先例从此子孙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胜过武功，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只不过口头如此歌颂，事实发展却不尽然。

　　周代的文化

　　我们可以相信周的青铜技术不及于商。从出土实物看来，自周代商之后，青铜的制造设计大不如前。但是这黄土地带的统治者入主中国后，随着就产生许多文学作品，有些至今还传颂不绝。父位传子的原则从此代替了商的兄终弟及。两个民族或国家间宗教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败，从战争或利或不利，到牙痛发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animism）自周而中断，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认为绵延宗嗣是后代的义务。有些学者怀疑商与周具有种族的差异，可是其间的区别不可能极深，因为文字上未因更换朝代而产生剧烈的差异。此外，我们可以相信黄土地带很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早期周人流传的民歌，就提及很多不同种类的耕作物。

　　整个看来周人实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其中最具创造性的人物为周公，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时至今日，历史家对他的规划，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我们综合古籍的叙述，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这种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

　　假使以同样的设计组织美国，则密歇根湖岸所有不规则之处即可以全部忽略不计。我们可以假设它之整饬有如怀俄明州的州界般整齐。在那种理想的方式里，纵使实际上国都偏东，我们仍可以将它与哥伦比亚区同置于地理的中心，很方便的与缅因、佛罗里达、俄勒冈、得克萨斯及亚利桑那各州等距离，就算它各为1500英里吧。国都又务必有近接的各州环绕，那么也可以让马里兰州直接与俄亥俄州接壤。这还不算，各州内的县、乡、镇，也算全部方整。实际上如此砖砌的设计不可能全部认真的付诸实施，只是当日地广人稀，有些矛盾的地方也可以马虎不计。上层领导人只凭一种抽象观念即可以将全部人众组织起来。

　　封建与宗法

　　周朝的制度，向称“封建”，英文总是译为feudal，其实封建制度与欧洲的feudalism（封建制度）只有某些方面相似，而且其相似处在精神方面，而不一定在实质。大致说来两方都是以世袭贵族掌握地方政府。周代的诸侯．有王室的家属、商之子孙，和现有各部落国家的首长。他们按国之大小，理论上以五等面积，封为五级。这些诸侯各按所封地距国王都城的距离而有不同的功能和义务。理论上封地都处在九条大型方格的地带里，各与国都同心。事实上这种方格在地图上也画不出来，况且当时西安也不是全国的中心。可是这间架性的观念则不难领会。

　　虽说有如此大刀阔斧而不合实际的观念，周公很多的创设还是可以在事实上证明，而且下及纤细之处。其中奥妙不难解释：他所有组织国家的方案着重在至美至善，符合自然法规（natural law）。虽说迁就融通之处所在必有，其下级则务必先竭心尽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时上级也不时向下级施加压力。及至最后真是力不从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国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义影响，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质，可算其来有自了。年久月深，当初技术上的需要，日后也就被认为是自然法规之一部。

　　周公另一创制是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有宗庙，它成为地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大众供奉，保持着一种准亲属的关系（所以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的姓氏，源出于当日部落国家的名号）。在领域内不仅公侯伯于男的名位世袭，即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权。在周朝的前期，世袭的武士兼统治阶层，与一般人众有别。

　　周朝全国的耕地据说构成一种“井田制度。一“井”，包括约40英亩方整的土地，每边各以三分，割成9个等方块，每块约45英亩。八家农户各耕耘外围的8块方地，并共同耕种当中一块“公地”，亦即公侯所领之地。这样的安排，不必全照规定一成不变的办到，却好像已在广大的区域内施行。显然当日农民认为在中央地区无代价的工作，有如一种公众的义务。流传所及，今日中文字里公众之“公”也与公侯之“公”无别。

　　说是周朝创造了封建制度，井不言过其实。事实上周人借着封建，广泛地推行了农业。因为封建又与宗法相连，才保持了全局的稳定性。这后来被称为“儒教”的和平共存的原则，日后被孔子一再称颂，而将它归功于文王和周公。以上一再提及的注重形式超过实际，又尽力于仪节的种种特性也与以农立国的中国结下几千年的不解之缘。这也就是说周朝统治中国达800年，不可能没有留下永久的影响。有时即使历史家也很难区分究竟某种特色是周之性格抑是中国人之性格。

　　春秋与战国

　　可是周朝王室在一个广大的疆域内作为多数农业小国家的宗主，实际上保持着发号施令的力量，不过约250年。最初的世纪内，新耕地不断开拓，“蛮夷戎狄”逐渐自渔猎生活改为耕耘，周朝责成他们进贡，朝廷对各种争端的仲裁也颇有力量。只是在公元前8世纪或甚至还要早时，以上种种积极因素逐渐失效。公元前771年，国都西安被入侵的戎人毁灭，国王被杀。王子东迁，以后的周朝在历史上称为东周，从此政治上长期衰退，直到周的领域全被秦国吞并，而秦最初也是向周臣服之国。

　　传统上东周又被分为两个阶段。可是两段之间，并不衔接。自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如此称呼，纯系根据两部历史书籍而来。《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以春去秋来的方式记载前一阶段的重要事迹。《战国策》是一部不具作者姓名的著作，片段叙述秦统一之前约182年各国间的军事与外交，两书各有独到精采之处。

　　在这两阶段间，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衍进了好几世纪才成定局。周朝的组织是使一切事物按照固定的方式维持一成不变的关系，可是人口激增之后，环境更变，这种安排已无法维持。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此时已不存在，各国当面接触之后冲突时起。外交问题，也影响到内政。周王本身靠自有的地盘继持他的军事实力，丧失了这领域之后，对诸侯的仲裁也鲜有成效，更使王室窘迫的则是各国的进贡也告终止。

　　可是全部经过，并不是只有衰退和今不如昔。很显然的，社会的流动性起先使贵族间的等级不容易保持，继之则连贵族与平民间的界限也被冲破。生产增加，铜钱开始流行，教育普及。迄至东周末叶，以平民出身的学者也周游列国，说辩于诸侯之间，而尤其是进入战国这一段历史上号称“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政治哲学兴起，既富有内容，又多品目，兹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中再也无此精到之处。所谓百家争鸣的百家，实际不过约20家。除了儒家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和法家。道家对世俗的权威无好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们崇信宇宙间的一元组织，愿意回归到原始的简朴，抵抗各种侵害自由的措施，不管其为威迫或是利诱。所以道家有支持泛神主义、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向。这些思潮对当日政治之狂澜不能挽救，只能使明达的人退而为隐士。以后道家以一种“到自然去”的指向，策励艺术家和诗人。他们主张的极有限度的政府，也在不少农民造反的场台里赋予大众性的意识，成为他们解放的宗旨。法家和欧洲18世纪实证主义(positivist）的法理学家很相像。他们认为法律表彰着统治者的意志，不受习惯的羁绊，也不受世俗的道德所约束。但是中国的法家在整个社会需要团结与凝固的时候展开，因此不免留下了极坏的印象。通常他们支持独裁者，以赏罚为不二要义，而这些独裁者心目中的法律则不外军法和戒严法。

　　我们该如何说明周朝末年的大混乱？我们该如何解释此中矛盾；一方面有人在劝说所有的王侯与政治家要具有恻隐之心，要和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一样的慈悲为怀，另一方面却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纯正,便不怕手段不纯正，以致施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现实主义，弄到焚书坑儒，而这些事迹都发生于基督降世之前百年。

　　秦始皇统一全国

　　如果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展开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

　　传说周武王渡黄河灭商的时候，有800个商的附庸，参加他的征伐。虽说我们无从证明每一个都是一个部落国家，只以数目之众，即表示当日自主之单位为数必多。在春秋时代，纪录留下了170个国家的名目。当诸侯互相吞并的时候，其中之一——楚，就独自吞并了百余国中之40个。迄至孟子之日，只有12个可以在地图上画出，其中也只有7国可以实际算数。这样的兼并不断的继续下去，一直发展到周之封建所划分的各国疆域全部作废，最后，所有土地归一人管辖，治下延伸到东亚大陆的一大部分。

　　在东周的550年内，战争的方式也有很大的改变。春秋时代军队人数少，战斗不出一日，交战时保持骑上风度。交战者按仪节行事使战斗艺术化，符合封建时代的道德标准。一到战国时代，这样文明的作风已荡然无存，强国已有今日欧洲各国的疆域规模。作战起来其凶残也不下于现代人物。一到战国末年，每方投入战斗的兵员近50万，实为常事。野战之后又包围城市，可以连亘数月。有好几个国家已做到全民动员的地步。至少有一次，有一个国君命国内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一个前线的重镇集结。当时战死的人数和加于俘虏的残酷事例，不论是否经过夸传，足以使现代的读者战栗。在这样鲜血淋漓的纪录中，不免令人怀疑许多作家提及中国人的和平性格是否名副其实。

　　中国因秦而统一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桩大事。如此大规模螺旋式的发展，其程度愈加深，速率也愈加快，在世界其他各地无此事例。很多背景上的因素无从全部缕列。可是有了现代科学的知识，我们自信可以将此中主要的原因概述有如下章。由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盂子提倡全国慈悲为怀这种平平之论，足以在如此的长时间内，得到如此热烈的支持。亚圣与始皇，恐怕他们自身还没有体会到的时候，某些客观因素已经把他们生平事业牵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