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汉 （公元25—189年）

　　第三节东汉（公元25—189年）

　　 东汉王朝始建于公元25年（建武元年），在名义上存在到公元220年（献帝延康元年）。可是，公元184年（灵帝中平元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东汉王朝虽仍存在，但其统治已分崩离析。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董卓率兵入雒阳，废少帝刘辩，另立献帝刘协，自掌大权。各地牧守将校推袁绍为盟主，联兵进伐董卓。董卓部众以力量不抵，将雒阳及其附近焚掠殆尽，将献帝挟持到长安。东汉至此时，已名存实亡，全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之中。因此，我们在讲东汉的政治、经济时，只讲到公元189年。190年以后的历史，按传统习惯归入三国时期。

　　 一、加强封建专制体制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中兴”汉家相标榜。在他即位之初，就废除了王莽制定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基本上恢复了西汉时期的制度和政策，有些制度、政策也有发展或变化。

　　 1.中央集权 刘秀加强中央集权是西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继续和发展。

　　退功臣，进文吏东汉初年，刘秀认为他的功臣多是戎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国家；可是他们多自恃功高，不听命令，或不遵守法纪。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勋，并笼络他们的人心，刘秀封其中功劳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但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外，其余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只是“以列侯奉朝请”①。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如邓禹、吴汉二人，都食四县，其余为县侯、乡侯、亭侯，小的只食数百户。总的说来，比西汉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税而已。

　　刘秀很重视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又情操高尚，不趋炎附势。所以就多方访求，重礼征聘。平帝时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刘秀征为太傅，名儒伏湛（zhàn占）征为尚书。尚书的权力是很大的。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刘秀削弱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这是他的重要集权措施之一。东汉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权力比丞相小的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不再管监察，而是改管重大水土工程。太尉管军事。太尉一职应改称司马，因刘秀曾任刘玄的“行大司马事”，为避讳而未改。三公的职位虽高，徒有虚名，并无实权。权力集中于尚书台，尚书台则直接听命于皇帝。东汉后期的政论家仲长统曰：刘秀“愠（yùn运，怒）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①东汉初年，进一步扩大尚书台机构。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西汉时为六百石），为尚书台的主管长官；另设尚书仆射一人，秩六百石，为尚书令之副；又设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为令、仆之佐。尚书台下分六曹，每曹有尚书一人，秩六百石。尚书的职掌：吏曹尚书（亦称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

　　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

　　民曹尚书，主官吏上书事。

　　三公曹尚书，主断狱事。

　　南主客曹尚书，主少数民族和外国事。

　　北主客曹尚书，主管同于南主客曹。

　　每曹置侍郎六人，称尚书侍郎或尚书郎，秩四百石；置令史三人，称尚书令史，秩二百石，各有职掌。这是一个组织完善的、具体而微的中央政府，尚书令的权力在日益加强。章帝以后，已有“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执重，责之所归”①之说。至此时，尚书台已是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关。三公、九卿只受成事。东汉时的太傅、三公或大将军等要直接参预中枢决策，必须加以“录尚书事”的头衔。

　　加强监察制度东汉初年，就恢复了西汉时设置过的三套监察机构，而且有所加强。

　　 1.御史台——东汉初年，改御史大夫为司空，管工程。原属御史大夫的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府），掌监察，秩千石。御史中丞下有治书侍御史二人，掌解释法律条文；侍御史十五人，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官吏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祀庙、封王侯、拜将相等大典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

　　2.司隶校尉——西汉武帝时置司隶校尉，至成帝时废除。

　　东汉又复置，兼领一州事①，秩比二千石。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务。司隶校尉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参与议论朝政时，位在九卿之上，朝贺时，处于公卿之下。监察权之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②在公卿朝见皇帝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会同并专席而坐，号曰“三独坐”。

　　3.州刺史——东汉初年，在司隶校尉辖区之外，分全国为十二州（部）③，每州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刺史于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国，检阅刑狱情况，考察长吏政绩，年终奏于皇帝。刺史的属官与司隶校尉略同。

　　三套监察机构的恢复和加强，对加强皇帝的权力起了巨大的作用。

　　集军权于中央刘秀一再削弱地方的军权，加强中央的军权。他在建国不久，就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将兵权并归守、相。后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④，还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⑤。从此，守、相的军权也被取消了。郡、国的军队很少，一般不能作战。大的战争要依靠中央的军队。

　　中央的军队主要有四支。在首都有两支，就是南军和北军。南军又分两部，一部归光禄勋①管辖，下设有七署，就是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监、羽林右监，掌守卫宫殿和侍从；另一部归卫尉管辖，掌守卫宫门。北军置中候一人，下分为五营，就是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每营设校尉一人，掌营兵，保卫京师。

　　地方上有两支，一为黎阳营，合幽、冀、并三州兵骑而成，驻黎阳（今河南浚〔xùn迅〕县东），以谒者监军②。主要任务是守卫黄河以北，以为首都雒阳北面的屏障。一为雍营，驻雍（今陕西凤翔南），主要任务是守卫三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为西汉皇陵所在地），亦是首都雒阳西面的屏障。安帝时，为了防御鲜卑贵族的侵扰，又增置渔阳（今北京怀柔）营兵。此外，还有使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统率的边防驻军，亦直属于中央。

　　 2.社会经济政策 刘秀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绝大部分都是西汉的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

　　解放奴婢奴婢问题是西汉中后期留下来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汉哀帝和王莽时期都没能解决。

　　刘秀称帝的次年（建武二年，公元26年），就下令解放奴婢。从这年至建武十四年，共下解放奴婢令六道，解放奴婢的地域范围，适用于全国；奴婢种类，包括了因贫穷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为官奴婢者，被权势之家略为私奴婢者等等。有抗命不解放奴婢者，以“略人法从事”。

　　刘秀还在建武十一年的二、八、十月中，三次下令禁止残害奴婢。如二月的诏令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①刘秀的解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的政策的实行，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度田事件土地问题是西汉中后期留下来的另一重要社会问题，也是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汉哀帝和王莽时期亦没能解决。

　　东汉初年，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土地问题稍有缓和。当时刘秀亦未想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解决。他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各州、郡，清查人们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纪。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二、便于封建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②，他们隐瞒的田地和依附于他们的人口很多，反对清查。地方官吏惧怕他们，有的贪于贿赂，就互相勾结，任凭地主谎报；而对农民，不仅丈量田地，还把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以上报充数，这就给广大农民制造了极大的痛苦。

　　刘秀以“度田不实”之罪诛杀了十余个郡太守，下令加紧度田。于是大姓兵长们就武装反抗，许多农民不明真象，也跟从大姓兵长反抗，这就是史称的“度田事件”。刘秀一再发兵镇压反抗者。“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后来刘秀采取了镇压与分化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反抗者们“自相纠擿（tí惕，揭发），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③对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到他郡、县，给予优厚的田宅安排，不予处罚。这实际是一种妥协政策，度田不了了之，反度田斗争也就平息下来。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汉前期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的恢复、发展速度比西汉前期慢一些，至刘秀之子明帝时，情况已相当好转。《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的状况说：“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rěn忍），百姓殷富。粟斛（石）三十，牛羊被野。”至和帝永兴①元年，有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余顷。②此后百年间，官府历次统计的数字基本上维持了这一水平。这个统计数字比西汉末年的统计数字要少得多。所以这样，不能说东汉的户口、田地比西汉少了，主要是由于刘秀的度田、检查户口的措施未得较好的实施，豪强地主们（大姓兵长）隐瞒了大量的田地和依附人口。

　　 1.农 业 农具的改进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较西汉更有发展，这和铁农具、耕牛更加广泛的使用有密切关系。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各个省份的考古工作中，都有大量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铁农具出土。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等边远地区亦都有不少铁农具被发现。铁农具的种类和西汉基本相同，略有增加，主要是在器型方面有很大的改进。以铁犁为例，有长宽各四十多厘米和各三十多厘米的大型铁犁，有长、宽各二十多厘米的中型铁犁，也有宽度只有十几或不足十厘米的小型铁犁，这些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犁锋部的角度缩小，刃部加宽，而且较普遍地使用了犁壁，这样的犁具便于深耕、快耕、翻土、碎土，而且坚固耐用。今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四省未发现铁犁，但其他铁农具发现很多。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式铁农具，重要的有全铁曲柄锄和（pō泼）镰等。曲柄锄是中耕农具，全铁曲柄使用起来既坚固又省力。镰是割草用的大镰刀，长约三十五厘米，接以长木柄，可直立砍草，生产效率很高。

　　 牛耕已很普遍，从已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壁画、画像石及有关模型的牛耕图象上可知，不仅中原地区在使用牛耕，远至甘肃、内蒙古、广东等边远地区也已使用牛耕。大多数是二牛抬杠，也有少数用一牛的，还有马耕。

　　水利的发展西汉后期以来，水利长期失修，河水“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①汴渠亦溃决②，黄河的水自汴渠东侵，淹没兖、豫二州的许多地方。

　　东汉初年，官府已注意水利的兴修。明帝时，命民间水利专家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主持修治黄河和汴渠，为这项工程而征调的农民和士卒有数十万人。王景等自荥阳东至千乘（shèng胜，今山东博兴）海口千余里，勘察地形，决通壅积，疏濬河道，十里立一水门，控制水流和水量。化了约一年多的时间，费钱约有百亿，完成了这一工程。从此，黄河和汴水分流；两水沿岸出现了大量的淤土，后多开为良田。黄河经过这次整治后，大约有八百多年（到1048年）的时间，未再发生改造之事。

　　有些郡守县令也重视本地区的水利兴修。邓晨任汝南太守时，用民间水利专家许杨为都水掾（yuàn院，官名），主持修复鸿郤陂（xìbēi隙碑，今河南正阳、息县间），历时数年，起塘四百余里，灌溉了广大农田，年年丰收，“鱼稻之饶，流衍它郡。”①后来何敞亦任汝南太守，主持修治鲖（zhòu宙）阳（今安徽临泉）旧渠。渠修复之后，不仅灌溉方便，还增垦田地三万余顷。杜诗任南阳太守，大力修治境内陂池，开垦荒地，南阳逐渐富足。张堪任渔阳太守，在狐奴（今北京顺义东北）开稻田八千余顷，引沽水和鲍丘水（今潮白河）以灌溉田地，使这一地区逐渐殷富。当时有民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②顺帝时，马臻任会稽太守，在会稽、山阴两县（今浙江绍兴）修镜湖，周迴三百余里，灌田九千多顷。此外，下邳、广陵、河东、河内、河南、左冯翊（píngyì平亦）、右扶风、京兆尹、陇西、武威等郡国，也修复或新开了许多湖陂沟渠，灌田多者达三万余顷，少者数百顷。这些陂塘、沟渠的修复或开凿，对于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汉初年，各地已在利用水力进行生产。可能这种新的水力技术的发明要早于东汉建国之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水碓和水排。水碓是粮食加工工具，主要用于舂米。水排是鼓风工具，用以冶炼铜铁，亦提高了生产力。东汉末年，还发明了翻车，翻车就是龙骨水车，“设机车以引水”。又发明了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①，似是使用了虹吸管原理。这都是很先进的汲水工具。

　　东汉后期的农业产量，据仲长统说：“通肥（qiāo敲，瘠薄）之率，计稼穑之入，今亩收三斛。”②这与西汉前期“百亩之入，不过百石”相比，有所增加。

　　地主庄园西汉后期以来，有权有势的大地主都占有大量的田地和佃农，世代称霸一方。至东汉时，这一情况更有发展，宗室贵族也竞占田地，广蓄奴婢。如刘秀的儿子济南王刘康就有田八百顷，奴婢一千四百人。有些大商人地主，“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①这样拥有大范围田地的地主可称为庄园地主。庄园就是田庄。

　　不过对地主庄园而言，属于田庄范围的田地不仅为地主所有，而且其中的山林川泽也为地主所霸占。如东汉后期的中常侍苏康和管霸，就“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②在地主庄园内，绝大多数农民是地主的佃客，实际是农奴。山林川泽的私有化和农民的农奴化，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在地主庄园中，以满足地主的生活需要为主，组织生产。佃农们在地主或其代理人的指挥下，按照时令，从事于农业或副业生产。如种植各种粮食作物、蔬菜、瓜果和各种经济作物以及药材等等。副业有造酒，酿醋，制酱，作饴糖，养蚕，缫丝，织缣帛和麻布，染色，制衣服和鞋袜等。农具和手工工具也由本庄园制作。庄园对地主经济来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的剥削是严重的。青壮年农民都要为地主充当部曲或家兵。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或八、九月寒冻将临之时，地主们就驱使部曲、家兵在庄园里进行战射训练，以防御贫苦农民对地主庄园的攻袭。地主庄园内都修有坞堡，是地主们藏身之处。坞堡四周有高墙、深沟围绕，还筑有三层、四层、五层、六层警楼，上有部曲、家兵守卫着。可是佃农们“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nú奴，儿女），为之服役。”① 2.手工业 东汉时期的重要手工业有煮盐、冶铁、铸铜、漆器、纺织等，以私营为主，生产技术都较西汉进步。

　　冶铁业东汉时期，冶铁业自由经营。国家或官府经营的冶铁业以制造国家或官府需要的兵器、车马具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具为主。民营的冶铁业以生产商品为主，以供市场上的需要。产品以农具、手工工具及生活用具为最多。生活用具有锅、剪、灯、刀、钉子、顶针等，还制作兵器。

　　东汉的冶铁技术有很大的进步。“水排”的发明和使用是主要进步技术之一。水排就是水力鼓风机。机器是木制的，用水力转动。鼓风的部分用牛皮制成②。《后汉书·杜诗传》曰：建武时期，杜诗为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南阳自西汉至东汉，都是重要冶铁地区。水排的使用，是冶铁技术的一大进步。东汉冶铁技术的另一重大成就，是低温炼钢法的发明。这一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钢的使用更加普遍。于是，铁兵器如刀、剑等最后完全代替了铜兵器。

　　 铸铜业东汉时期的铸铜业仍有发展。官府在许多重要铜矿区设有冶铜场或铸铜作坊，制作皇家或官府使用的铜器。地主、商人经营冶铜业的也很多。

　　当时的铸铜业遍及全国，最著名的地区有广汉、蜀郡、朱提（shúshí孰实，今云南昭通）、丹阳（今安徽宣城）等。常见的东汉铜器有洗、釜、甑、壶、鐎斗、奁、博山炉、铜镜等，主要是生活用具。有的制作精致，花纹工巧，还有饰以鎏金、错以金银的。有些洗上带有“朱提造”、“堂狼（今云南东川）造”、“青蛉（今大姚）造”等铭文，注明产地；花纹则有双鱼、羊、鼎等图案，或铸有祝福吉祥、富贵的话语。

　　纺织业东汉的桑、麻种植的范围比西汉扩大，养蚕和丝织业、麻织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纺织技术也有进步。

　　主要丝织品产地在今山东、四川等省，设置有服官，京师雒阳设有织室，专为皇室和高级贵族、官僚制作服装。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属于东汉至魏晋时期的丝织品中，有锦、缎、绫、绮、罗、纱、縠、绸、绢、缯、帛等，所织花纹有流云、鸟兽和吉祥语等图案，还有秀丽古雅的刺绣花纹。

　　麻葛织品中最著名的是越布，也叫做越葛，是会稽地区的产品。刘秀称帝后，就把越布列为贡品。皇帝、皇后和贵族、官僚、地主们都喜爱越布，越布名贵一时。

　　 3.商 业 商业与城市东汉时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较多，因之商业也在发展。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刘秀下令重铸五铢钱，废除了一切旧币，消除了王莽制造的货币混乱的局面，对于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东汉的商品种类比西汉多，市场扩大，交通发达。在城市中都设有交易市场，叫做“市”。市内按所卖商品种类，分为若干“市列”或“列肆”，每个列肆又有很多店铺或商摊。主要商品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有粮食、盐、铁器、丝织品、麻织品、皮毛制品等，还有金、玉、琥珀、玛瑙、玳瑁、象牙、犀角等珍贵器物以及中外药材等。在人口较密的乡村或交通要道地区，也有市集出现。

　　合市民族间由官方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商业交换关系，叫做“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汉已出现。东汉时期，汉和匈奴之间，定期“合市”。每次合市，汉商以巨量的铁器、丝织品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匈奴的数以万计的牛马。汉和羌、乌桓、鲜卑以及西南各族之间，也定期合市。合市这一交换形式在促进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汉族的小商贩还载负货物，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以商品换取民族地区的土特产，进行民族间的物资交流。

　　西域距离中原遥远，两地的商业交换关系不是采用合市的形式，小贩往来也很困难，汉朝多是由国家或官方以使节的名义，派遣商队，经过长途跋涉，到各国进行交换。也有商人结伴前往贸易的。运往的商品以丝绸等为主，沿丝绸之路西行，有的销于西域都护区内各国，有的远达于中亚、西亚、南亚、东南欧、北非等地。这些地区的皮毛制品和香料等也运来中国。贵族和高级官僚们凭借权势，从西域买进奢侈品，以供享受。如外戚窦宪以八十万钱从西域买得杂罽（jì寄，毡子）十余张，又使人载杂采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换取月氏马、苏合香和毾■（tàdēng榻登）。《后汉书·梁冀传》说外戚梁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①陆路与海外交通商业交换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达。中原地区的陆路和水路都有新的发展，中原和边疆地区的交通也有发展。自关中通向巴蜀的千里栈道多次得到整治。东汉初年开通的飞狐道，自代（今河北蔚县）至平城（今山西大同），约三百余里。又开通峤道，自零陵（今属湖南）、桂阳（今郴县），通岭南，远达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道长一千余里。自巴蜀亦有通向西南夷地区的大道。此道再向西南，可经今缅甸，达于印度，这就是西南丝绸之路。这些栈道、大道的沿途，多筑有亭障、邮驿，以保卫商旅，安顿食宿，便利交通。在各郡之内，也多“凿山通道”，“列亭传（zhuàn篆），置邮驿”①，发展交通事业。

　　东汉时期海外交通进一步发展。往来各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光武帝刘秀封韩人苏马諟（shì是）为汉廉斯邑君，属于乐浪郡，四时来朝。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国派使臣来赠送方物，刘秀赐以印绶。公元1784年，日本人在九州志贺岛（今福冈县粕屋郡志贺町）发现了一方汉制金印，文曰“汉委奴国王”，可能就是刘秀所赐的金印。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派人献奴婢一百六十人，并愿至雒阳朝见。这时汉已通日本以东以南数千里以外的岛屿、地区，有的航程需一年以上。

　　 东汉与南洋、印度洋各地的往来更加密切。和帝（89—105年）时，天竺（今印度）几次遣使前来，赠送方物。顺帝永建六年（131年），叶调国（今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王遣使师会赠送方物，汉封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又赐国王金印紫绶①。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国（罗马帝国）王安敦②又赠象牙、犀角、瑇（dài玳）瑁等。

　　 三、民族关系的发展 东汉时期，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关系进一步发展，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变化较快，朝廷对于边疆地区的政治统治也逐步加强。

　　 1.南匈奴北匈奴 东汉初年，匈奴贵族为争夺单于继承权而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史称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立比为单于。比的祖父呼韩邪单于与汉“和亲”，娶王昭君为阏氏。比亦向东汉“奉藩称臣”，刘秀命中郎将段郴（chēn琛）监护南匈奴，单于庭内迁到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后又迁美稷（今准格尔旗北）。其部属也随同内迁，势力日益强大。

　　北匈奴立呼韩邪的另一个孙子蒲奴为单于，曾为南匈奴击败，退居漠北。光武帝后期，北单于向汉求和亲，遭拒绝。明帝时，北匈奴又一再侵扰边郡，汉联合南匈奴及乌桓兵连续进击北匈奴。北匈奴一再被击败。章和元年（公元87年），北匈奴为鲜卑所破，北单于被杀，北匈奴五十八部降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以车骑将军窦宪、征西将军耿秉发汉和南匈奴共四万余骑，分三路击北匈奴于稽落山（今蒙古国西北部），单于遁逃，北匈奴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和耿秉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纪功而还。此后，北匈奴有的降于汉或南匈奴，有一部分随北单于逐步西迁。

　　 2.西域 西汉末年，西域（今新疆一带）分为五十五国。匈奴乘中原大乱，不能顾及西域，就大力入侵西域。

　　 西域诸国向汉莎（shā沙）车在塔里木盆地西端，距匈奴较远。莎车王康之父名延，曾在长安为质子，与汉的关系密切。东汉初年，莎车王康受其父的影响，一心向汉。联合其他国家，抵抗匈奴，并救护了原西域都护的吏卒和家属一千余人。刘秀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节制西域其他国家。康死，其弟贤代立，对其他国家侵暴勒索严重。鄯善王上书要求朝廷派都护到西域，刘秀以国力薄弱，回信说：“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①鄯善等国因得不到东汉的庇护，被迫投降了匈奴。

　　班超经营西域明帝初年，北匈奴一再胁迫西域各国出兵，寇掠东汉的河西等地。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派将军窦固、耿忠率士卒出酒泉塞，入伊吾庐（今新疆哈密），进行屯田驻兵。明年，又进军车师（今吐鲁番、吉木萨尔一带），置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轮台县东北小野云沟）。

　　这时，西域多数国家向汉，少数追从匈奴。窦固派假司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与南道诸国联系。班超得到鄯善、于阗、疏勒的支持，杀掉匈奴使者，控制了南道。这时，匈奴与北道的焉耆、龟兹等国，攻杀西域都护陈睦，控制了北道。

　　东汉政府决定召回班超，也放弃南道。可是南道诸国惧怕匈奴的报复，苦留班超。班超决心留在西域，反击匈奴。班超先用疏勒兵击败为匈奴控制的姑墨（今阿克苏）和莎车，全部控制了南道。又以南道各国的士卒，击退了大月氏贵霜王国七万人的入侵。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道的龟兹降于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今库车县东郊皮朗旧城）。永元六年，班超又控制了焉耆。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又摆脱了匈奴的奴役，纳于东汉都护的统辖之下。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西经条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诸国，至安息西界（波斯湾），未过海而还。甘英是我国古代继张骞的副使之后到达西亚的使节，为打通欧、亚交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班超是历史学家班彪的少子，班固的弟弟。他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到西域，至永元十四年，奉召回到雒阳，在西域三十年，对巩固我国的西部疆域，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于八月回到雒阳，九月病故，年七十一岁。

　　东汉恢复在西域的统治，保卫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和中、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3.羌 族 东汉初年，羌族主要居住在今青海和甘肃南部、四川北部一带。东汉王朝为了便于控制羌人，强迫部分羌人迁徙到关中和河东，与汉人杂处。汉人官僚、豪强依仗权势，残酷地剥削、奴役羌人，引起羌人的激烈反抗。

　　东汉中后期，羌人大规模地反抗斗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发生在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第二次是发生在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第三次是发生在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战争范围扩大到三辅、三河、益州等地①，每次战争都时长十几年或几十年。东汉损兵折将极多，人力物力耗费极大。

　　东汉统治者在镇压羌人反抗的过程中，到处抢杀劫掠，士卒和汉、羌人民死伤的不可胜数。汉族人民由于频繁的徭役征发和沉重的赋税负担，致使田园荒芜，破产流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当时有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lóng龙）胡。”②从这首歌谣所反映的关于东汉统治者为镇压羌人而征发的徭役以及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后果多么严重。

　　 4.东北各族 乌桓、鲜卑东汉初年，乌桓和鲜卑都曾侵扰东汉的东北边境。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的乌桓大人郝旦与汉通好，到雒阳朝见刘秀，刘秀封乌桓八十一人为王、侯等，允许乌桓迁居于沿边诸郡，协助汉防御匈奴和鲜卑。汉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附近）置护乌桓校尉，兼领与乌桓、鲜卑互市等事。

　　鲜卑继乌桓之后，也归附东汉，刘秀封鲜卑的首领为王、侯。和帝时，北匈奴大部分西徙，鲜卑向西发展，占据了蒙古高原的大部。北匈奴未西徙的部属十余万落（户），都自称是鲜卑人，鲜卑更加强大。桓帝时，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立庭（首府）于今张家口北。分三部进行统治：自右北平（治今河北丰润县东南）以西至上谷（治怀来），为中部，慕容部世为中部大人；上谷以西至敦煌，为西部，拓跋部世为西部大人；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治今辽宁辽阳），为东部，宇文部世为东部大人。都以部为氏。不久，檀石槐死，鲜卑又分裂为数部，力量减弱。

　　夫余等族在今鸭绿江以北，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两岸，直到东海之滨，居住着夫余、挹娄、高句骊、貊耳、沃沮等族。东汉初年，这些民族都接受汉的封号，国王或使臣常到雒阳。汉在这里置玄菟郡（在辽宁沈阳东），并进行军屯，以节制各族贵族的统治。

　　 5.蛮 族 蛮族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因地区和血缘、习俗的不同，分为武陵蛮、廪君蛮和板楯蛮三大支系。武陵蛮居住在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的山区，廪君蛮居住在巴郡（治今四川重庆北）和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一带，因之也叫做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居住在今四川的嘉陵江流域。

　　武陵蛮和廪君蛮在战国时期，属楚国，板楯蛮在战国后期属于秦国。东汉时期，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都有进一步的发展，东汉统治者对他们的剥削日益加重。蛮人和当地的汉人一再联合起义，反抗东汉王朝。有时起义人数达十余万之多，捕杀地方官吏，焚烧官府，斗争时起时伏，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6.西南夷 西南夷居于今之贵州西部，云南全部，四川西部和西藏的昌都一带。西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势力仅达于今洱海以东，设置西南七郡。此后，中原地区的先进的文化、技术相继传入七郡，这里各族居民的社会变化较快，经济发展迅速。东汉时期，夜郎和滇人地区已兴办学校，读儒家经典，和中原地区差不多。

　　哀牢夷西汉时期，生活在今澜沧江流域的哀牢夷，与西汉官府没有什么联系。哀牢地区土地肥沃，宜于种植五谷和桑麻，经济以农业为主，人民善于织帛叠、兰干细布、文绣、绫锦和毛罽等；还用梧桐木华（木棉）织布，幅广五尺，洁白，不易污损；并且还掌握了染色的技术。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至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夷有两支愿内属，人口共有五万余户，五十余万口。汉在哀牢地区设置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永平南）两县。后来汉又在今保山置永昌郡，以郑纯为永昌太守。规定哀牢夷的赋税，为“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①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

　　永昌郡为横断山脉地区，山高水深，气候湿热，东汉经营这一地区，十分艰苦。当时被征发到这里来的人作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渡）博南，越兰（澜）津。度兰仓（澜沧），为它人。”②掸族永昌郡的西南面是掸（shàn扇）族聚居区。自永昌郡设置以后，掸族与汉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掸王雍由调和附近各族遣使到首都雒阳，奉献珍宝。和帝赐给雍由调金印紫绶，亦赐给其他掸族贵族印绶和钱、帛。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雍由调又遣使来京，“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③这些魔术师自言是海西人，海西是大秦国，就是罗马帝国。安帝让乐人和魔术师在宫廷表现，并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及各种丝织品。至此，永昌郡西南地区，也入汉的版图。

　　白狼等部明帝时，汶山郡以西的白狼、槃木、唐菆（zōu邹）等部约有一百三十余万户，六百余万口，自愿内属。他们作诗歌三章，献给东汉皇帝。当时的犍为郡掾①田恭译出，题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合称《白狼歌》，备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之意。

　　《白狼歌》的原文（用汉字对音写出）和译文都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及注中。译文虽经封建官僚之手，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但基本内容应是符合实际的。原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羌语的音、义和语汇，是研究西南地区与古羌人有关的少数民族的历史与语言的宝贵资料。

　　 四、宦官与朋党 东汉从中期开始，政权主要控制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手中。这两大集团各谋私利，互相斗争，政治黑暗。东汉后期，宦官掌权，政治更加腐朽，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和太学生结合起来，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外戚与宦官 东汉前期，皇帝很注意外戚干政，严格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力，不使权势过大。章帝死后，和帝十岁即位。以后的继位皇帝也多是小儿，太后则是少年寡妇。太后临朝听政，实是依靠娘家的父兄掌权，因之往往形成庞大的外戚权力集团，左右朝政。小皇帝多非太后亲生，年长之后，畏忌外戚的权势，怕被废黜，就以身边的宦官为心腹，伺机除掉外戚集团，宦官又掌大权。这样的斗争在东汉中期的和、安、顺、桓四帝时各发生过一次。宦官干政的情况日益严重。第四次斗争是外戚梁冀擅权和宦官单超等诛除梁氏。

　　梁冀擅权顺帝时，后兄梁冀继父梁商为大将军。顺帝死，他立两岁的小儿为帝，是为冲帝。次年冲帝死，他又立八岁的小儿为帝，即质帝。质帝虽小，但却知道梁冀专权骄横。在上朝时，他说梁冀，“此跋扈将军也。”①梁冀很忿恨，就把质帝毒死，另立宗室十五岁的刘志为帝，是为桓帝，梁太后临朝。梁冀专权近二十年，亲属党羽布满朝廷和州、郡。大小官吏升迁，先向他谢恩，送大量的贿赂。这些官吏到任后，再疯狂搜刮人民。地方官吏向中央送贡品，要将最好的贡品先送给梁冀，次品送给皇帝。扶风（即右扶风，今陕西兴平）人士孙奋家中很富，梁冀送给他一套车马（四马一车），向他借钱五千万。士孙奋畏于梁冀的权势，不得不给；但却只给他三千万，他大怒，胡说士孙奋之母是梁家的奴婢，偷盗了梁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于是逮捕了士孙奋兄弟，士孙奋死于狱中，全部家产被没收，其资产共值一亿七千余万钱。梁冀还劫略几千口平民为奴婢，称这些奴婢为“自卖人”。

　　梁冀在雒阳周围强占民田，调发农民，建造了一座私人苑囿，周围千里，梁冀不许人触动苑中的一草一木。有人误杀了苑中的一只兔子，竟有十多个人因受牵连而遭杀害。

　　梁冀一家前后有七人封侯，出了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娶公主为妻者三人，其余任卿、将、尹②、校的，有五十七人。桓帝本是河间王刘开之孙，十五岁时，为梁太后和梁冀 所立。他对于梁冀也很惧怕。

　　单超等诛除梁氏公元159年（延熹二年），梁皇后死①，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具瑗（yuàn院）、唐衡、左悺（guàn贯）、徐璜等五人合谋，以虎贲、羽林千余人包围了梁冀的府第，梁冀自杀，梁氏的族人亲戚不论长少，皆弃市。因牵连被杀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有数十人，故吏、宾客被免官的有三百余人。据说“朝廷为空”。没收梁冀的财货被出卖后，共得钱三十余亿。这是宦官对外戚的第四次打击。单超等五人以功同日封侯，史称“五侯”。诛除梁冀及其党羽，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都有好处；但从此以后，东汉政权为宦官垄断。

　　 2.清议与党锢 宦官垄断政权以后，政治日益黑暗，一些比较正直的高级官吏、在野的地主士人和太学生，采取各种形式，对宦官集团展开了斗争。于是相继发生了“清议”运动和“党锢”事件。

　　宦官肆虐宦官专权以后，排斥打击一般官僚士大夫，重用宦官的子弟、亲属和投靠他们的官僚。《后汉书·朱晖（huī挥）传》附《朱穆传》曰：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hè贺）荣任。”他们抢夺民财，略取民女以为婢妾。中常侍侯览侵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侵夺田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六区，还虏略良人为奴婢。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为了侵夺民财，诬人以“大逆”之罪，捕杀后，霸占财产，前后侵夺民产以亿计。《后汉书·单超传》曰：“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腐朽反动的政治统治加速了土地的恶性兼并，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离失所，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清议宦官专政不仅使政治黑暗，而且也垄断了仕途。这时的选举、征辟（bì闭），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这就严重地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他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hē核）公卿，裁量执政。”①这就是所谓的“清议”。

　　所谓“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主要是比较廉正的官吏、士人、太学生等互相标榜。如说：“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②所谓“品覈公卿，裁量执政”，主要是批评宦官专权乱政。如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③这样的议论自社会流入太学，太学生以郭泰为首，奉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为领袖，公开与宦官集团相对抗。

　　党锢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还试图在政治上打击宦官势力。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安平（今河北冀县）逮捕了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桓帝大怒，把朱穆撤职，关进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为朱穆申辩。并说：“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④桓帝迫于舆论，赦免了朱穆。

　　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中常侍徐璜、左悺向中郎将皇甫规勒索钱财，皇甫规不理。徐璜等就给他强加以罪名，关进左校服劳役。一些官吏和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上书。皇甫规亦被赦免。

　　这样，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延熹九年，术士张成教唆其子杀人，为司隶校尉李膺逮捕。

　　适逢国家有赦令；可是李膺因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就把他们处死。张成的弟子牢脩上书，诬告李膺与太学生、诸郡儒生及游学士人“共为部党，诽讪（fěi shàn匪善）朝廷，疑乱风俗。”①桓帝大怒，逮捕了李膺等二百余人。后经尚书霍谞（xǔ许）、城门校尉窦武等一再向桓帝说情，才得赦免回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锢”。自这次事件之后，“正直废放，邪枉炽结”。②大量的不愿与宦官集团为伍的士大夫、太学生等进一步结合，并推出了他们的首领或代表人物。就是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三君是窦武、刘淑和陈蕃，君就是“一世之所宗”③之意。他们与宦官集团的对立和斗争进一步激化。

　　第二年，桓帝死，灵帝立。太后之父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陈蕃辅政。他们起用了李膺和其他一些被禁锢的名士。次年，他们又共谋诛除宦官集团。可是，由于事泄，宦官曹节发兵逮捕窦武，窦武自杀。窦氏宗族、亲戚几被杀光。又次年，曹节等以“部党”之罪名，再次逮捕了李膺等一百余人，这些人都死在狱中。他们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等，凡是做官的，一律免官禁锢，禁锢范围扩大到五服以内的亲属。这是第二次“党锢”。

　　这次党锢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时才被解除。建议解除禁锢的也是一个宦官，即中常侍吕强。他怕受禁锢的人心怀不满，与张角等“合谋”，因之提出这一建议。灵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下诏解除了“党锢”。统治阶级内部的这场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在农民起义面前，暂告中止。

　　 五、东汉末农民战争 桓帝死，无子，窦太后和她的父亲大将军窦武迎立河间王刘开之曾孙刘宏为帝，是为灵帝。不久，宦官杀窦武，灵帝成为宦官的傀儡。灵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极力讨好宦官。竟说：“张常侍（让）是我父，赵常侍（忠）是我母。”①他为了积聚钱财，在西园公开定价卖官。赚钱入私囊，命人回河间买田地，建宅舍。宦官们肆无忌惮的搜刮人民，当时有“五邪嗣虐，流行四方”②之说。当时，在农村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③这首歌谣的出现，预示着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即将到来。

　　 1.黄巾大起义 太平道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约产生于东汉中期。东汉末年，太平道首领张角是巨鹿（今河北平乡）人，自称大贤良师，在各地传教，手执节杖，教病人叩头思过，饮符水以治病。广大人民饥寒交迫，生活痛苦，也以信奉太平道寄托精神。后来，张角和他的信徒们在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下，走向了革命道路。

　　张角传教十余年，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有信徒数十万人。他为了发动起义，分各郡国为三十六方，大方有部众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为起义的基本力量。他们宣布了这样一个口号：“苍天（东汉）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①用来鼓动广大农民起来革命。还派人到京师雒阳和各州郡，在官府的门上，用白土书写“甲子”二字，以警告反动统治者们，并扩大宣传鼓动工作。当时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黄巾大起义张角原定于184年三月五日起义。可是由于叛徒唐周告密，决定提前于二月间起义，各地起义军以黄巾包头。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领导巨鹿的黄巾军。其他地区如颍川（治今河南禹县）、汝南（治今上蔡）、陈国（治今淮阳）、南阳、东郡、扬州（治今安徽和县）以及幽州、益州等地，都爆发了黄巾起义。《后汉书·皇甫嵩传》描述说：“所在燔（fán凡）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

　　黄巾起义后，汉灵帝和宦官们十分恐慌。他们一面调集军队，保卫京师雒阳；一面以皇甫嵩、朱儁（jùn俊）、卢植为中郎将，率军进攻黄巾军。各地的豪强地主也把宗族、部曲、家兵组成地主武装，修筑坞堡，与黄巾军相对抗。

　　皇甫嵩和朱儁共有四万余人，在进攻颍川黄巾时，朱儁被击败，皇甫嵩被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城中。后来他们得到曹操的支援，打败颍川、汝南、陈国黄巾，屠杀起义农民有数万之多。

　　东汉王朝原派卢植进攻张角，被张角打得大败。朝廷撤了卢植的职，另派董卓进攻张角，亦被张角打败。朝廷再调皇甫嵩进攻张角。此时，张角病死，部众由张梁和张宝率领。皇甫嵩用偷袭的办法打败了黄巾军，张梁战死，黄巾军英勇牺牲的有八万多人。皇甫嵩又进攻下曲阳（今河北晋县）张宝部，张宝战死，所部死伤被俘的有十余万人。

　　东郡和南阳等地的黄巾军也先后被皇甫嵩、朱儁等镇压下去。这些起义军的领袖们都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

　　这些黄巾大起义从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开始，到十一月失败，共战斗了九个月。组织在黄巾旗号之下的起义军约有百余万人，起义风暴席卷全国。这次起义是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的，起义地区广大，战斗英勇，给予东汉王朝和豪强地主以沉重的打击。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下去，可是革命的烈火却已经燃烧起来了，各地的斗争前赴后继。

　　 2.黑山黄巾与青徐黄巾 黑山黄巾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失败后才三个月（中平二年二月），各地又爆发了新的农民起义。战斗在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等郡国山区的起义军有上百万人，号称“黑山军”或“黑山黄巾”，部属很多。大部二、三万人，小部六、七千人，他们共同推举张牛角为帅。张牛角战死，又公推张飞燕（原姓褚）为帅。这支起义军转战于河北诸郡十余年，和军阀袁绍、曹操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处死了许多郡守、县令（长）和地主，给予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后来，在军阀混战中，张飞燕为公孙瓒所利用，进攻袁绍，被袁绍击败，张飞燕率部投降了曹操。

　　青徐黄巾中平五年（188年），黄河以南的青州和徐州一带再次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在青州的称“青州黄巾”，在徐州的称“徐州黄巾”，合称”青徐黄巾军”，连破州、郡，诛杀长吏，许多官僚、地主被迫逃亡他郡或渡海逃到辽东。这两支起义军人数也发展到一百余万。

　　可是青徐黄巾多为破产农民组成，由于战争激烈，家属随军的很多。如青州黄巾，有主力军三十万人，而随军妇孺老弱竟达一百余万口，粮草不继，行动困难，严重妨碍战斗。后来在济北（今山东长清）连被击败，又为曹操的军队尾追，最后投降了曹操，为曹操编为“青州兵”。徐州黄巾也先后被击破。

　　 3.汉中、巴蜀的农民政权 五斗米道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不久，天师道首领张修也于同年七月领导巴郡和汉中的农民起义。天师道的传教方式和太平道基本相同。因使受治的病人出米五斗，所以也叫做“五斗米道”。

　　天师道的另一个首领张鲁，三代传教，自号师君，下属有祭酒，各领部众，部众多者称治头大祭酒，信徒很多，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势力。

　　张鲁政权益州牧刘焉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在益州搞独立王国，于初平二年（191年），以五斗米道首领张鲁为督义司马、张修为别部司马，攻占汉中（治今陕西汉中）。张鲁杀张修，又镇压了一些豪强地主，在汉中、巴郡建立了一个农民政权。这个政权是政教合一、劳武结合的。他的主要经济、政治纲领是：一、诸祭酒各在辖区内的大路上设置义舍（旅舍），内储有米、肉等，来往行人吃饭不要钱，目的是为了招徕关中地区的流民，以充实汉中人口；二、犯轻微罪过的人罚修道路；三、犯法的人，以说服教育为主，初犯者处理从宽，“先加三原，然后行刑”；四、不设置官吏，以宗教首领祭酒兼管政事。史书说张鲁在汉中实行这些政策的结果，“民夷便乐”，①流民来归的，前后有数万家。

　　在汉中、巴郡，汉族、夷族地主仍然很多，在张鲁统治的二十多年中，阶级分化。土地兼并在发展，张鲁及其统治集团也越来越贵族化了，曾一度反映农民利益的张鲁政权逐渐变质为封建地主政权。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十万人进攻汉中，张鲁向曹操投降了。

　　 4.黄巾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黄巾大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这次起义比秦末和西汉末的农民大起义有明显的进步。主要有两大特点：一、这次起义是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二、利用宗教组织发动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主要历史意义有如下三点：一、推翻和改造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政治极端腐朽反动，徭役、赋税不断增加，其他搜刮也极严重。这样的黑暗统治加速了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的过程，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黄巾大起义在广大地区打击了官僚、地主，基本上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破坏了世族大地主建立的封建统治秩序，使东汉王朝的统治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二、调整了土地占有关系——黄巾大起义后，土地兼并暂时缓和下来，许多为贵族、官僚、地主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这些农民后来不论是自耕农民还是屯田农民，所受剥削和奴役，都比农民起义以前有所减轻，生活比较稳定，生产积极性也有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发扬了中国人民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起义军领袖们临危不惧，勇于牺牲的精神，作为中国人民的光荣的革命传统而载入史册。在此后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在鼓舞着广大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复习题：*1.简述刘秀加强中央集权的情况。

　　2.“度田”的原因和结果怎样？

　　3.简述东汉铁农具推广和水利兴修情况。

　　*4.略述班超经营西域的重大历史意义。

　　5.为什么说东汉对待羌族的战争是反动的？

　　6.你怎样评价党锢事件？

　　*7.东汉时期的主要少数民族的名称及其分布地区？

　　8.试述黄巾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重要名词：*刘秀 汉明帝* 王景* 杜诗 张堪* 窦宪 *班超* 甘英单超* 梁冀* 郭泰* 李膺* 陈蕃桓帝灵帝*张角*皇甫嵩*张鲁张修*尚书台尚书令尚书仆射录尚书事*御史台“三独坐”水排南匈奴莎车*羌族乌桓*掸族《白狼歌》合市*度田事件*太平道*五斗米道 参考书：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第四章第三节。

　　2.张传玺、张仁忠合著：《中国古代史辅导讲座》第九讲《东汉》。

　　3.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叁〕十二（二）、十三至十六。（选读）

　　4.《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卷七一《皇甫嵩朱儁传》。

　　

　　①《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汉朝退职的大臣或贵族，以“奉朝请”的名义参加朝会。

　　①《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引《昌言·法诫篇》。

　　①《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

　　①东汉分全国为十三州部，京师附近为司隶校尉部，设司隶校尉。其他十二部设部刺史。应劭《汉官议》曰：司隶校尉部有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尹、河东、弘农七郡。

　　②《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司隶校尉》。

　　③东汉合朔方入并州，所以比西汉少一州。

　　④轻车，车兵；骑士，骑兵；材官，步兵；楼船士，水兵。

　　⑤都试：士卒考试。汉制以立秋日总试骑士。

　　①汉武帝改郎中令称光禄勋，东汉末年复称郎中令。

　　②谒者：秩四百石。为皇帝亲信者充之。

　　①《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下）。

　　②《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李贤注：“兵长，兵之长帅也。”

　　③《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①和帝有永元、元兴二年号，无永兴年号，永兴元年可能是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之误。

　　②《后汉书》卷二三《郡国志》（五）李贤注引应劭《汉官仪》曰：“永和中，户至千七十八万，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

　　①《后汉书》卷七六《王景传》。

　　②自今河南荥阳县东北接黄河，东南经今开封市南、民权县与商丘市北，复东南经安徽砀山、萧县北，至江苏徐州市北，入泗水。

　　①《后汉书》卷一五《邓晨传》。

　　②《后汉书》卷三一《张堪传》。两歧，双穗，丰收之象。

　　①《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张让传》李贤注。

　　②《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引《昌言·损益篇》。

　　①《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引《昌言·理乱篇》。

　　②《后汉书》卷七八《党锢列传·刘祐传》。

　　①崔寔《政论》。

　　②《淮南子·本经训》：“鼓橐吹埵，以销铜铁。”高诱注：“橐，冶■排橐也。”

　　①《后汉书》卷三四《梁统传》附《梁冀传》。

　　①汉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

　　②即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

　　①《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莎车国》。《集解》：“言任所归向”。

　　①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

　　②《后汉书》卷一三《五行志》（一）：“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请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咙胡，胡即喉，喉咙。

　　①②③《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

　　①掾（yuàn院），通称掾史，为郡太守的属吏。

　　①《后汉书》卷三四《梁统传》附《梁冀传》。

　　②尹：汉代都城的行政长官称尹。梁冀弟梁不疑为河南尹。

　　①梁皇后：桓帝后，梁太后（和平元年，150年已死）妹。

　　①②《后汉书》卷七八《党锢列传·序》。

　　③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

　　④《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附《朱穆传》。左、右校：官署名，掌工徒劳作。

　　①②《后汉书》卷七八《党锢列传·序》。

　　③《后汉书》卷七八《党锢列传·序》：八俊有李膺、王畅等，“俊者，言人之英也。”八顾有郭林宗、范滂等，“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八及有张俭、岑晊等，“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八厨有度尚、张邈等，“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郭林宗即郭泰。

　　①《后汉书》卷七八《党锢列传·张让传》。

　　②《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论》。五邪：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

　　③《太平御览》第九七六卷引崔寔《政论》。文字从严可均《全后汉文》校订。

　　①《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甲子”为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

　　①《三国志》卷八《魏志·张鲁传》。三原：宽大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