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石学、考古学 金石学和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的部门,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学、考古学发端于宋真宗时期对古铜器的研究。一○○○年(咸平三年),乾州获得古铜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证,验其款识,认为是“史信父甗”。把古代器物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还是朱仁宗以后的事。
刘敞《先秦古器记》——宋仁宗时,刘敞和欧阳修大力搜集古代器物,进行著录和考订。一○六一年,刘敞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长安的古墓荒基很多,经常出上古物。刘敞搜集到先秦鼎彝十多件,考订文字,请工匠摹勒刻石、绘象,一○六三年,撰成《先秦古器记》一卷。有图录、铭文、说及赞。刘敞书已失传,从欧阳修《集古录》所收先秦古器可见大概。
欧阳修《集古录》——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书。此书收录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极为广泛。随得随录,不依时代编次。一○六九年,欧阳修子■“撮其大要,别为录目”,成《集古录跋尾》十卷传世。
吕大临《考古图》——共十卷。一○九二年自撰序。本书对所收录的每件器物,绘图摹文,释文列于其下,并将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点、收藏者一一写明。另有《考古图释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图》——又称《古器图》,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后期著名的画家,好古博学,善画工诗,多识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后钟、鼎、尊、彝,都能考定世次,辨认款识。他的《考古图》对每件器物,都图绘形状,并解释其制作、铸文、款字、义训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后赞。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即李公麟)”(翟耆年《籀史》)。
王黼《博古图》——又称《宣和博古图录》,共三十卷。宋徽宗时,士大夫以至宫廷贵族竞相访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动辄值数十贯甚至上千贯,因此“天下冢墓,破坏殆尽”(蔡條《铁围山丛谈》)。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订编纂,分成二十类,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赵明诚《金石录》——共三十卷。赵明诚,宋徽宗时人,每得书画鼎彝,即与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经过二十年努力访求,收辑金石刻词二千卷,包括所见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以及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又据二千卷刻词逐件鉴别考订,撰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共二千条,记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近二千件的目录,后二十卷收录这些器物的跋文,叙述器物出土的时间、地点、《金石录》书影《宣和博古图录》书影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当时所见金石文字的总录。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时任职。此书收集从夏、商到秦、汉的铜器、石器铭文,近五百件,订讹考异,详加解释。在宋代集录彝器款识的专著中,此书最为丰富,编次也较有条理。
沈括《梦溪笔谈》、郑樵《通志》等书,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沈括不仅记录这些古物的形状和款识,而且进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理。如从冶金学理论来解释古剑,用光学原理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原理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郑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专列《金石略》,记录他一生中见到的古代器物,并且作了考订。其中证明石鼓为秦代遗物,是可信的定论。
洪遵《泉志》十五卷、龙大渊等《古玉图谱》一百卷、郑文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记》等专门研究古代某些器物,这些都是宋以前学者不曾注意的学问。
宋代学者在金石考古学方面的主要成绩是:第一,辛勤收录古代文物,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为清代的汉学研究开拓了先路。第二,创造了传拓文字和绘制图形的方法。依据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长久。用画图描写每一器物的形状体制,并说明尺寸、轻重,以及出土地点、收藏者,款识则摹写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称。如钟、鼎、鬲、甗、敦、■、尊、壶等,都是古器自载其名称,宋人因以定名的。
(三)金石学、考古学
中国通史
范文澜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