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战派的备战活动 和反道学的论争

　　（二）抗战派的备战活动和反道学的论争 宋、金休战的三十年间，南宋统治集团中抗战派与妥协派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在继续展开。斗争集中表现为战与守的争论，并且深入到思想领域。这时，哲学家朱熹的道学学派逐渐形成。以陈亮为代表的思想家，展开了与道学的论争。

　　一、抗战派的备战和朱熹道学集团的形成自一一六五年宋、金“和议”订立以后的十年间，是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孝宗起用虞允文，为北上抗战作军事准备。抗战派和妥协派基本上处于相持状态。

　　抗战派的备战活动“和议”订立后，孝宗并不甘于就此妥协，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孝宗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对人说：“我每天都要游行全国一周（指处理各地文卷）。”每天早晨上朝，晚间又召大臣入宫议事。但这时朝廷上多是妥协派崇尚空谈的文臣。抗战将领，日见稀少。一一六七年，吴玠病死。抗金的老臣只还有虞允文一人。孝宗起用虞允文知枢密院事参预军务。一一六九年，又任为宰相。虞允文成为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

　　宋、金“和议”约定，宋向金称侄皇帝，不再称臣。但此后宋、金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孝宗很为懊恼。钦宗这时已在金朝死去。虞允文主张派遣使臣去金，以索取徽、钦陵寝地为名，要金朝归还洛阳、巩县地（北宋皇陵所在地），并要求改订受书礼。吏部员外郎张璘（音式sh@）提出反对。吏部尚书陈良祐说，现在想要的河南地，以前曾归版图，不久还是失掉。主张不如不要。这显然是典型的妥协言论。陈良祐贬官出朝。

　　孝宗决定向金朝遣使。虞允文推荐李焘或范成大。李焘胆小怕死，说现在让我去，是丞相杀我了。一一七○年五月，范成大出使金朝，面见金世宗，拿出改礼索地的文书。金朝不敢杀范，回书拒绝，只说“事当审处”。在此以前，只是金朝索地，宋朝不断割地。范成大使金索地，虽然不可能成功，但显示宋朝敢于提出挑战。政治上的意义，还是积极的。

　　孝宗在各地修筑城防，作抗战的准备。一一六七年，殿前指挥使王琪到淮水上，视察两淮城壁，修筑扬州城。朝中妥协派官员又纷纷反对，说是怕敌人知道，引起怀疑。孝宗慨叹说：“这些儒生的议论，真是不达时务！不足恤！”此后几年间，陆续在庐州、和州、楚州和襄阳府，作防御的准备。虞允文又建策加强民间抗金武装，由官员统领教练，一旦发生战事，就可以分派守关。他估计兴元、洋州等处民间自动结集的抗金武装有七万人，已人兵籍的有两万三千人。金州、房州等地也约有三万人。两处入兵籍的军士共约五万多人，组织抗敌，是强大的力量。

　　一一七二年，孝宗以虞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计划从四川出兵，与朝廷主力军配合，在河南会师。虞允文去后，孝宗要各州军轮番训练。各州因军官贪污，衣甲兵器都不齐备，能够领兵作战的将军也很缺少。孝宗曾对虞允文说：“我近来在桌几上写了一个‘将’字，反复考虑，找不到选将的办法。”虞允文到四川一年，选练兵士，增加口粮，添置马匹，很有成效。孝宗多次秘密下诏催促出兵，虞允文回答说：“军需还不齐备。”一一七四年二月，虞允文在四川病死。四年之后，孝宗到白石阅兵，见军士都是少壮，叹息说：“这都是虞允文的功效啊！”虞允文病死，孝宗自四川出兵的计划又落空了。

　　朱熹道学集团的形成朱熹出身在徽州婺源的一个官吏家庭，父亲朱松做过县尉。一一四八年，朱熹十九岁中进士，做过泉州同安主簿。任满后，向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音同t$ng）学习程学。一一六二年六月孝宗初即位，起用张浚作出兵抗金的准备，要朝内外陈述政见。朱熹上书，建策三事，一是熟讲“圣学”即《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二是停止议和及遣使索地，应先修内政，数年以后，国富兵强，看力量的强弱，再慢慢计划收复失地。三是朝廷任用贤能，以修政事。次年，宋军战败，汤思退遣王之望出使金朝议和，抗战派群起反对。十一月，朱熹被孝宗召见，面奏三札。第一札说：“陛下遇事犹豫不决，就是由于不讲《大学》之道。”他建议孝宗博访真儒，讲明此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札说：国家大计有三，战、守、和。他提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因此反对议和，而主张“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札，引据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说是“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备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讲到抗金作战，他说：“现在朝内外的议论，都说要整顿边防、充实仓库、训练士卒，臣以为这些都不值得考虑。应该考虑的就是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他说，这样，就会使金朝害怕，而宋朝的形势也就会自然强起来。

　　朱熹的三札，反对议和，要为君父报仇，但又反对备战，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又先要“修身”。朱熹见孝宗后，给友人写信说，他开始上奏时，孝宗听得很高兴，常向他问话，听到后来，就一言不发。孝宗不满朱熹的言论，要他留在临安国子监，作个武学博士，教学生兵马武艺。朱熹只好辞官不就。

　　此后的十年间，孝宗、虞允文积极备战。朱熹一意著书讲学，逐步形成了他的道学体系。这个号称集大成的体系，阐发二程“去人欲，存天理”的理论，以《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核心，以维护伦常为宗旨，继承、综合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等人的学说，又吸收佛教禅宗和道教的理论，使二程洛学带上了更多的哲学色彩①。

　　在孝宗、虞允文备战的年代，朱熹学派还不能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孝宗即位前，曾向史浩等学儒学，但在备战的实践中，越来越感到儒生的空谈无用。孝宗多次对大臣们说：“近时儒者多高谈，无实用”，“儒者不肯留意金谷（理财）”，儒生“不达时变”。朱熹得不到孝宗的赏识，不能侪于高官的行列，但在社会上影响渐大，形成道学集团。

　　二、孝宗理财备战和陈亮等反道学的论争一一七五年到一一八九年孝宗退位，是第二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状况是：孝宗用王淮理财备战，龚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反战主和。朝廷上以宰相王淮为代表，社会上以思想家陈亮为代表，展开了对道学集团的论争。

　　虞允文死后，孝宗用叶衡为右相，龚茂良参知政事。次年九月，叶衡罢相。此后三年间，龚茂良以参知政事成为实际的宰相。孝宗对龚茂良说：“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惟独用兵不及。”意在整军备战。但龚茂良却是朝中妥协派的代表。官员们一谈到边防利害，就要遭他讥笑谩骂。一一七七年六月，孝宗罢龚出朝。龚茂良见要罢相，赶忙上书建策恢复失地。孝宗大怒说：“你五年不谈恢复，为什么今天又说这个！”龚茂良罢相后，孝宗起用王淮参知政事。一一八一年又任命为宰相。

　　王淮在高宗绍兴末年作御史官，曾建策“刑赏、黜陟（官员升降）”的大权应集中归于皇帝。大臣“各以成法来上”，如果“依违迁就”以违制论罪。孝宗即位后，王淮先后在福建、两浙作财政和司法官。符离战后，王淮被孝宗召见，建策“择将、备器（武器）、简兵、足食”，主张继续备战。龚茂良作相，王淮在枢密院主管军务。孝宗用王淮执政，对他说：“近来士大夫多以谈农事当

　　

　　

　　作羞耻。农事是国家的根本。士大夫好作高论而不务实，还说是羞耻。”“周公、孔子也未尝不理财。”又说：“士大夫还不愿意谈论恢复失地。家里有田百亩，其中五十亩被人占据，不是就要告状么！对自己家事明白，对国事就怕谈，这算什么！”孝宗制定理财备战的执政方针，王淮作相一直执行着这个方针。

　　孝宗模仿北宋初年的办法，把州县的积余钱物集中到朝廷，设置封桩库，逐年储备，作为备战的军需。一一七九年，封桩库只有现钱五百三十贯。到一一八三年增加到三千多万贯，加上地方桩积钱，共达四千七百余万贯。孝宗慨叹说：“《周礼》一书，理财居其半。后世儒者尚清谈，以理财为俗务，可谓不知本。”孝宗统治初期，曾经听从过某些对王安石变法的诋毁，这时已完全接受了王安石的论点（“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再一次批驳了反理财的儒者。一一七六年二月，孝宗检阅两浙、福建的士兵，准备作战时调集。王淮执政，据说“守边统兵之官，各当其才”，“区处军务，率皆合宜”。大抵孝宗、王淮的所谓“理财”，只是把地方的财权更多地集中到朝廷，并没有从制度上作重大改革。所谓备战，也只是对军兵作一些整顿，并没有作北上抗战的打算。但孝宗以抗金备战为国策，却使朝内外抗战派大受鼓舞，纷纷上书，陈述收复失地的建策。抗战派与妥协派又展开了论争。

　　龚茂良执政时，曾推荐朱熹到朝廷作官，未能实现。一一七八年，史浩一度任右相，又推荐朱熹入朝，因遭反对，改命知南康军。次年，朱熹到任，就在庐山重建白鹿洞书院，作为他传播道学和收集门徒的活动据点。一一八○年，朱熹上书给孝宗，讲“正心术，立纪纲”，说“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才能得立。又指责朝中官员，说“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财又安得而理？军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复？”孝宗大怒，要右相赵雄分析批驳。赵雄说：朱熹是个好名的儒生，皇帝越骂他，反而越抬高他。不如让他去作官，看他有什么本领。次年，朱熹在南康军任满，孝宗派朱熹到浙东路管理常平茶盐。

　　在王淮支持下，朝中官员纷纷上书谴责道学。一一八○年六月，秘书郎赵彦中上书，指斥洛学“饰怪惊愚。外假诚敬之名，内济虚伪之实。士风日蔽，人才日偷”。请求孝宗下诏，使人明了朝廷的好恶，以变士风。一一八二年，朱熹出官浙东后，吏部尚书郑丙上书，明确提出反对朱熹，说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御吏陈贾面奏孝宗：“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假其名以济其伪”。请孝宗“明诏中外，痛革此习”，“考察其人，摈斥勿用”。孝宗采纳陈贾的建策。朱熹由此罢官，继续在社会上讲学。

　　社会上坚持抗战和反对道学的代表，是思想家陈亮。永康人陈亮，早年读兵书，研究军事。一一六九年，陈亮向孝宗上《中兴五论札子》，分析当时形势，建议朝廷迁都建康，以重兵驻荆襄。一一七八年，又到朝廷上书，说孝宗“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指责那些学“孔子之道”的学者阻止抗战，提倡“苟安”。他说：“南渡以来都还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赵鼎等人不懂变通的道理。秦桧破坏抗战，忍耻事仇，死有余辜。”他再次建议迁都建康，守备荆襄，经过三几年，作战的形势可以建成。最后说，他这些年来“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人性、天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励志复仇，…今乃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孝宗看了陈亮的奏书，大为震动，要把它张贴在朝堂，激励群臣，并打算破格任用。一些大臣因陈亮直言无讳，纷纷反对。陈亮待命十天，又接连两次上书，说“本朝以儒立国”，“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陈亮上书后，渡江而回。被揭露的儒生们却在伺机报复。陈亮在家，酒后论国事。一个儒生以“醉中戏为大言”的罪名，向刑部告发陈亮。陈亮遭受严刑毒打，体无完肤。大理寺要按“谋为不轨（造反）”治罪，送孝宗取旨。孝宗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把奏牍撕毁，扔到地上。陈亮被释放回家。

　　陈亮并没有被压服。此后几年间，陈亮继续在家著书讲学，传播自己的主张，和朱熹派道学论战。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书院的条规，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应用来反对讲求“功利”、理财备战。陈亮针锋相对地提出“实事实功”的主张，说：“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指责道学家“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故作高深，是借以掩盖他们无知和无能。陈亮又指责儒者的所谓“君道”，是“迂腐之论”；宣传“执赏罚以驱天下”的“霸者之术”。陈亮的学说在浙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而传播到江西。朱熹对他的门生说：“陈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可畏！可畏！”浙江一带，甚至东莱吕祖谦的学派，也有一些门徒，接受了陈亮的影响。朱熹惊呼：“今来伯恭（吕祖谦字）门人，亦有为同甫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仲）商（鞅）见识，令人骇叹！”陈亮和朱熹的论争，被称为“王霸义利之辩”，陈亮之学兴起，抵制着朱熹道学的传播。

　　一一八四年三月，陈亮又被捕入狱。这一次是诬指他请乡人宴会，胡椒中可能有毒。但在狱两月余，狱吏百端搜寻，找不到丝毫罪状，只好又把他放出。陈亮刚一出狱，朱熹就给他写信，说：“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这次入狱的原因，我虽然不了解，大概平日所为也得罪了不少人吧！”朱熹接着劝陈亮说：“老兄高明刚决，不是不愿意改过的人。以我的想法，还是放弃义利王霸的学说，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完全以‘纯儒之道’来约束自己。”陈亮回信声明说：亮“口说得，手做得，本非闭眉合眼，蒙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又反驳“近世诸儒”所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的言论，说：“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也不恶。”在这封信里，陈亮还明确指责朱熹道学是“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又申明陈学是在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朱陈之间，学说根本不同，没有调和的余地。

　　陈亮在艰苦论争的日子里，得到了抗战派将领辛弃疾的支持。辛弃疾一一四○年出生在金朝统治下的济南。完颜亮南侵时，地主家庭出身的辛弃疾投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充当掌书记。耿京派辛弃疾来南宋联络抗金。农民军中的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辛弃疾返回后，奋勇擒捕张安国，一一六二年率部渡淮投附南宋。次年，被任命为江阴签判。宋、金宿州之战前后，辛弃疾两次上书，向孝宗、虞允文提出抗金的建策。一一七五年，辛弃疾任江西提刑，镇压赖文政领导的农民起义（见下节），充当了宋王朝的帮凶。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中，辛弃疾始终坚持抗战反金，遭到妥协派的打击。一一七八年，辛弃疾入朝任大理寺少卿。此后，历任湖南、江西安抚使，两浙西路提刑，被妥协派官员监察御史王蔺（音吝l@n）弹劾，一一八二年罢官，退居信州上饶。辛弃疾在临安时，与陈亮相识。陈亮曾说：当今最有名望的人物，文的是朱熹，武的是辛弃疾，但“两人戛戛（音夹ji2）然若不相入”。孔子的学生樊迟请学稼，孔子骂他是小人。辛弃疾退居上饶，把新建的房舍取名“稼轩”，并用来作为自己的别号，以表示对儒学轻耕 稼的异议。又作《赋稼轩》词说明此意，自比“小人请学樊须稼”，辛辣地讽刺孔丘“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友人奉和的词也说：“稼轩聊尔名斋，笑学请，樊迟心未开。”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年）正月，陈亮到上饶访辛弃疾，留住十日，谈论时事。最后又同游鹅湖（山名。山麓有鹅湖寺），约朱熹在铅山县紫溪相会。朱熹到期不来。陈、辛却谈得极相合。陈亮走后，辛弃疾又作词寄去，慨叹“剩水残山无态度”，把陈亮比作诸葛亮，“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寄予殷切的期望。陈亮得遇知己，也极兴奋，和词对宋、金分裂，无限感慨：“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并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陈亮、辛弃疾都坚持抗战反金，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是完全一致了。罢官家居的辛弃疾兴奋非常，“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音争zh5ng）阵马檐间铁”。他仿佛已经率领兵马，走上战场，杀到塞外，又作壮词一首寄给陈亮：“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音蔗zhè），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陈亮、辛弃疾这样高涨的抗战情绪，并不只是他们两人的，而是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也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

　　但是，这时朝廷上反战主和的妥协、保守势力，却正在积极活动，向抗战派展开攻击。一一八七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参知政事。周、留都是朝廷上反战官员的代表。在周必大支持下，左补阙薛叔似等上书攻击王淮。一一八八年五月，王淮被排挤罢相，次年病死。周必大又向孝宗推荐朱熹。这年六月，朱熹到临安入奏。有人对他说：“你的正心诚意之论，皇帝最讨厌听，不要再讲了。”朱熹说：“我一辈子的学问，就是这四个字。不讲这个怎么行！”孝宗见朱熹，说：“十多年没见你，你也老了。应当给你个清要的官做，不要再去管州县。”孝宗任命朱熹作兵部郎官。几天之后，兵部侍郎林栗出来反对，说：“朱熹本无学术，只是偷窃程颐、张载的绪余，谓之道学，私自推尊。带领学生数十人，学作春秋战国时（儒者）的姿态，孔孟到处游荡的风气。现在只听他虚名，就叫他人奏。任命之后，几天不来，是心怀不满。朱熹既被任为兵部郎官，我就可以管他。请将朱熹停罢。”周必大、薛叔似等纷纷上疏说朱熹未到任，是因为这几天有脚病。太常博士叶适上书激烈地攻击林栗，说：“考栗劾熹之辞，……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又说：往日王淮就是用这个办法“阴废正人”，林栗又袭用郑丙、陈贾之说，“以道学为大罪”，“良善受祸，何所不有！”侍御史胡晋臣也弹劾林栗“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林栗被罢官，出知泉州。朱熹也免官出朝。

　　这年十一月，孝宗再召朱熹入见。朱熹辞不赴朝，写了长达万余言的奏书，再次申述“正心诚意”之论，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陛下之心不正，所以“所用者皆庸缪■熹向孝宗提出六项“急务”。一是“辅翼太子”，设置师傅宾客之官，把“古先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向太子传告。二是“选任大臣”。他指责孝宗出于私心，不用“刚明公正之人”，朝廷大臣“至庸极陋”。三、四是“振萧纪纲”、“变化风俗”。朱熹提出：十多年来，以此二字（道学）“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如同北宋时排诋“元祐学术”一样，这岂是“治世之事”！又说：外面传言，以伏节死义之士为无用。纲纪日坏，一旦有事，所用之人就会交臂降叛。五、六两项是“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指责虞允文为相时取户部羡余作为备战的军费，说这些钱并没有能换来金人的首级，反而使经费更加缺乏。朱熹还说，孝宗任用的宰相都是徇私情，将帅都是走私人的门路，其实是“庸夫走卒”，要靠他们修明军政，岂不误事！

　　朱熹进而在奏书中说：现在士大夫之论和我不同的，都是似是而非。奋厉有为的人说“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掳，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臣以为这都不对。现在区区东南还有不少事可虑，哪里还有什么“恢复”可图？真有志于恢复，不在于“抚剑抵掌”，而在于陛下“正心克己”。朱熹又说：陛下把“儒者之道”斥为“常谈死法”，而采取“管（仲）、商（鞅）功利之说”，希望富国强兵，或有近效。这个学说已经行了几年，近效也并未见到。他最后说：圣贤所传的道理，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陛下考察四种学说（佛、老、管商、孔孟）的异同而加以辨明，就会了解我所说的都是古先圣贤之说，天经地义自然之理。

　　朱熹在这个奏书中，已明确提出反对出兵恢复。在他的私下谈话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也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说恢复底，都是乱说”。又说：“端人正士”以复仇为非，和议为是。“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则欲复仇”。指责虞允文等“其实无能”，甚至认为“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朱熹这些言论，作为他的奏书的注脚，清楚地说明他一面主张忠君死节，反对投降，一面又主张不战不和，倡言主守，对主战者多加攻讦。

　　和朱熹相反，陈亮在一一八八年春，亲自到建康，察看地理形势，再次给朝廷上书，提出：“江南不必忧，和议不必守，虏人（指金朝）不足畏，书生之论不足凭。”请依孝宗“即位之初志”，“为经理建康之计，以震动天下”，和金朝决绝。朝廷上妥协、保守派官员大加嘲笑，说陈亮“狂怪”，不予理睬。

　　一一八七年十月，宋高宗当了二十多年太上皇以后病死。孝宗服丧。太子惇事。一一八九年二月，孝宗退位作太上皇，传位给光宗。周必大、留正任左、右丞相，王蔺参知政事。

　　 三、妥协派打击抗战派 光宗赵惇位时已经四十多岁。即位前，名义上作过临安府尹，实际是长期生长深宫，不达世务。一一八八年参预政务时，他的老师尤袤（音茂m4o）对他说：“大权所在，天下所争趋，非常可怕。愿殿下事无大小，都要取上旨而后行，付众议而后定。”光宗即位后，宫内被皇后（李后）所左右，朝政被反战主和的官员所操纵。

　　光宗即位后不久，御史刘光祖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尊奉道学的主张。他从北宋讲起，说“本朝士大夫，学术最为近古”，“不幸而坏于熙（熙宁）丰（元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指司马光等），招徕小人（指王安石等）”，“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孝宗朝反道学的论争是“因恶道学，力去朋党，因去朋党，乃罪忠谏。夫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刘光祖从道学立场出发，提出南宋和北宋之间思想论争的联系，他建议消除“道学之议”，“定是非，别邪正”，即坚决地尊奉道学。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一年，写出了他的《大学》《中庸》章句（注解）。同年，被任命知漳州。朱熹到任后，把古代的丧葬、嫁娶的礼仪，教给当地子弟。又奏请在漳、泉、汀三州“正经界”（核实田亩），画图造帐。但他自己在漳州却无法实行，只好辞官。一一九四年，又知潭州。

　　光宗即位后不久，留正即支持谏官弹劾周必大罢相。次年，留正升任左相，独专相位。留正执政时，孝宗朝一些主战的重要人物，相继受到打击。一一九○年，陈亮再次被诬陷入狱。御史台的官员指使酷吏严讯，送大理寺治罪。一一九二年得友人援救，才被释放。陈贾在清江作地方官，光宗即位，将入朝奏事。御史林大中劾奏陈贾曾随同王淮制造道学的罪名，“阴谋废弃正人（指朱熹等）”，倘许入奏，必再留朝，“好人”就都要辞去，不利于稳定国家。陈贾因此不能入朝。辛弃疾在一一九二年，曾任福建提刑，到临安见光宗，面奏荆襄上流是东南重地，应加强防御，作抗战的准备。一一九三年，辛弃疾回福建任安抚使、福州知州，在当地设“备安库”，丰年收购粮米，备军队需粮时出售，以为可以“有备无患”，积钱至五十万贯。辛弃疾又严格以法治下，“官吏惴栗”。亲自检覈溪县狱囚，辨释五十余人，只留十余人。辛弃疾整顿吏治，理财备战，不到一年便遭到朝中谏官费艾等人的攻击，以“残酷贪饕（贪吃。饕音涛t1o）”的罪名被罢免，回上饶家居。

　　四川一带，一直由抗战派将领吴玠、吴璨等驻守。吴璨临死时，不谈家事，只留遗嘱，请朝廷不要放弃四川。一一九二年，留正利用宋朝防范大将专权的“祖宗旧法”，说“西边三将，只有吴氏世袭兵权，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派户部侍郎丘賨同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四川后，一再上书攻击利州安抚使吴挺（吴玠子）。次年，吴挺死。丘崈准挺子吴曦回四川奔丧，命知和州。又规定吴氏后人不得再领兵。抗战派在四川掌握的兵权，也被剥夺了。

　　光宗、李后与太上皇孝宗之间，日益不和。一一九一年，李后请立嘉王扩为皇太子，孝宗不许。此后，光宗长期不去朝见孝宗问安。朝臣多上书进谏，光宗很是厌听。一一九三年五月，考试进士。一个策问卷说，重要在于施行寿皇（孝宗）的政事机要，而不在于一月四朝。光宗把此卷定为进士第一（状元）。揭卷后，作者原来是陈亮。陈亮及第，被任为建康府判官。在赴任的途中，一天晚上突然死去。陈亮一生力主抗战，在即将可以有为的年月，却消逝了。一一九四年六月，六十八岁的孝宗病死。孝宗死前，光宗不去探视，死后也不去尸前服丧。孝宗葬礼无法进行，朝中骚动。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参知政事陈騃音2i）、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建议立太子。赵汝愚（宗室）和知閤事韩侂（韩琦曾孙，宁宗韩后叔祖。侂托tu#）请太皇太后（孝宗母）懿旨，光宗退位作太上皇，光宗子赵扩（宁宗）即皇帝位执丧礼。宁宗即位，以赵汝愚和韩侂为代表的两派官员，又展开了争论。

　　（三）宁宗、韩侂禁道学和北伐战争赵汝愚是宋朝的皇族。孝宗朝中状元，曾任太子侍讲，为光宗讲授儒学。后来，出任福建军帅，镇压农民起义。他是朱熹道学的有力支持者。宁宗即位，赵汝愚任枢密使，又任右相，自称要学习司马光。赵汝愚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荐用朱熹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道学。朱熹在潭州得到诏命，当天就启程上路。到临安后，和赵汝愚结纳，协力排挤拥立宁宗的韩侂。朱熹多次向赵汝愚献策，对韩侂多给些钱“厚赏酬其劳”，而不要让他参预朝政。

　　韩侂任枢密院都承旨，传达诏令，得到宁宗和韩后的信任，又得到朝中抗金主战的官员的支持，其中的有力人物是参知政事京镗（音汤t1ng）。京镗在高宗死时出使金朝，曾叱退金朝全副武装的卫兵，要求金朝撤除音乐（表示哀悼）。孝宗称赞说：“士大夫（指儒生）平时都以节义自许，有能临危不变，象京镗这样的么！”京镗执政，支持韩侂，和赵朱集团形成对立。

　　朱熹初次见宁宗，就进讲正心诚意、人欲天理的道学。任侍讲后，进讲《大学》。旧制：单日早晚进讲，双日休息。朱熹请不分单双日和假日，每天早晚进讲。借着给皇帝讲书的机会，多次进札，对朝廷政务多加论议。朱熹又和吏部侍郎彭龟年弹劾韩侂，并在进讲时说宁宗被左右的人（指韩侂）窃取权柄。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闰十月，宁宗下诏免去朱熹的侍讲，对人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赵汝愚拜谏，陈傅良、刘光祖、邓驿等纷纷请求留朱熹在朝，都被宁宗拒绝。彭龟年上书攻击韩侂，说：“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暴，所以也要陛下逐去此小人”。彭龟年被贬官出朝。次年二月，右正言李沐上言：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赵汝愚罢相出朝，又被劾曾图谋篡权，庆元二年（一一九六年）正月在永州病死。

　　一一九六年，京镗任右相。韩侂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重于宰相。韩、京等取得政权，演出了禁道学和北上抗金的场面。

　　禁止道学韩、京执政，朝中反道学的官员，纷纷指责朱熹道学的虚伪，称道学是伪学。一一九五年，右正言刘德秀上书，说道学是“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口道先王语，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又说：“孝宗锐意恢复，首务覈，凡虚伪之徒言行相违者，未尝不深知其奸。臣愿陛下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请宁宗效法孝宗抗金，识辨道学。次年八月，太常少卿胡纮音红h$ng）上书，说“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摇动上皇（光宗），诋毁圣德”。大理寺司直邵褒然上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宁宗下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言行不一，说：“朱熹引诱两个尼姑做妾，出去做官都要带着。”“朱熹在长沙，藏匿朝廷赦书不执行，很多人被判徒刑。知漳州，请行经界，引起骚乱。任浙东提举，向朝廷要大量赈济钱米，都分给门徒而不给百姓。霸占人家的产业盖房子，还把人家治罪。发掘崇安弓手的坟墓来葬自己的母亲。开门授徒，专收富家子弟，多要束修（学费）。加上收受各处的贿赂，一年就得钱好几万。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等等，都是朱熹平日讲《中庸》《大学》的话，用来欺骗世人。他说的是那样，行为又是这样，岂不是大奸大憝（音对du@）！”沈继祖的弹劾已超出道学范围，多有攻讦。宁宗下旨，朱熹落职，朱熹门徒蔡元定送道州编管。

　　朱熹被迫上表认罪，说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笼统承认“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等等，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改过。朱熹门徒，纷纷离去。

　　这年，叶翥（音助zh））知贡举，和刘德秀等上疏，请将道学家的‘语录’之类，全部销毁。叶翥主考进士，凡是考卷讲到程朱义理，一律不取。儒学六经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成为“世之大禁”。据说“士之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

　　一一九七年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上书说：“朱熹专于谋利，借《大学》、《中庸》作文饰，对他下一拜就以为是颜（回）、闵（子骞）；得到他一句话，就以为是孔孟之道。得利越多，越肆无忌惮，但还没有上边有权势的人给他支持。后来周必大作右相，想夺左相王淮的权，引用这帮人说大话，颠倒黑白，排挤走王淮。以后留正来，又借他们的党与做心腹。至于赵汝愚，素怀不轨之心。这帮人知道他的用心，垂涎利禄，甘为鹰犬，妄想得到什么意外的好处。以前的伪学，至此就变成了逆党”。刘三杰最后说：“那些习伪太深，附逆顽固者，自知罪不容诛。其他能够革心易虑的人，不必都废斥，可以让他们去伪从正”。十二月，知绵州王珪（音演y3n）上书，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下诏，订立伪学逆党籍。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待制以上，朱熹、彭龟年、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刘光祖、叶适等三十一人；武臣和士人十一人；共五十九人。两年多后，朱熹病死。列入伪学逆党籍的人员，并非都是信奉道学，这就表明：宁宗的禁道学主要还在于反朋党，旨在清除朱熹所依附的赵汝愚一派官员，专任韩侂当政。

　　崇岳贬秦韩侂当政时的一件大事，是崇岳飞、贬秦桧。对待南宋初岳飞、秦桧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是南宋战和两派官员争论的一个方面。封建朝廷加给死者的谥号（谥音视sh@）和封号，是官方所作的评价，有时也是推行哪种政策的一种标志。孝宗初年，追复岳飞原官。一一七九年，加谥号武穆。一二○四年，宁宗、韩侂又追封岳飞为鄂王，给予政治上的极高地位，以支持抗战派将士。秦桧死后，高宗加封他申王，谥忠献。孝宗时，揭露秦桧的奸恶，但还没有改变爵谥。一二○六年，宁宗、韩侂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缪音谬mi））。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大快人心。韩侂对秦桧的贬抑，实际上也是对投降、妥协势力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崇岳贬秦，为北上抗战作了舆论准备。

　　北伐金朝韩侂胄执政，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再被起用。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挺子吴曦回四川，任四川宣抚副使。家居的辛弃疾也又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在宁宗、韩侂胄决策伐金的过程中，辛弃疾起了重要的作用。

　　辛弃疾在一一九六年自上饶迁居铅山县。朱熹曾为辛弃疾的斋室写了题词：“克己复礼，夙兴夜寐”。朱熹在死前几个月，还又写信给辛弃疾，劝他“克己复礼”。但是，家居的辛弃疾却是胸怀壮志，时刻以北上抗金为念。他同友人慨叹壮志难酬，作《鹧鸪天》词，历述他自壮年渡江以来的抱负：“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音掺ch1n）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音促c）整饬）银胡■l）箭室），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金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时，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各族，正在陆续发动战争，在金朝的北边骚扰。各族人民的反金起义，也在各处兴起。金朝统治者日益陷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困居铅山的辛弃疾，随时在密切注视金国内部的动向。他被宁宗、韩侂胄再度起用后，一二○四年，到临安面见宁宗，力陈“金国必乱必亡”，请委付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准备出兵北伐。宋、金边境的汉人这时不断有人“跳河子”，越境投宋，报告金国困于北方战事和人民饥困的情况。驻守安丰军的官员，也奏报淮北流民请求渡过淮河，投附宋朝。开禧元年（一二○五年）改元，一个进士廷对，也上言“乘机以定中原”。本来准备北伐的宁宗、韩侂胄，得到辛弃疾等人的建言，在朝野抗金声中，决意发兵了。

　　一二○五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下令各军密作行军的准备，出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命吴曦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一二○六年四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岳飞部将毕进子）、镇江都统陈孝庆定期进兵，夺取泗州。金兵闭城备战。毕再遇建议提前一日出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陈孝庆领兵假攻西城。毕再遇自东城杀入，金兵败溃。毕再遇树起大将旗，喊话说：“我大宋毕将军也，中原遗民可速降”。城中汉官出降。宋军收复泗州。郭倪来劳军，授毕再遇刺史官。毕再遇说：“国家河南八十一州，现在攻下泗州两城就得一刺史，以后还怎么赏官？”辞官不受。陈孝庆继续进兵，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攻下新息县。光州民间武装攻下褒信县。宋军出兵得胜，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

　　伐金诏下，群情振奋，上下沸腾了。辛弃疾作词赞颂韩侂胄：“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韩琦谥），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号称“小李白”的诗人陆游，曾在四川军中“干办公事”（官名）。孝宗朝被召见，多次上书建策北伐，移都建康。光宗朝，曾作诗慨叹：“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韩侂胄初执政，在山阴家居的陆游寄予很大期望：“吾侪虽益老，忠义传子孙，征辽诏倘下，从我属櫜鞬（音高尖g1o ji1n）。”朝廷果然下诏伐金，诗人大为激动了。八十二岁的陆游作诗言志，表示还要走上战场。“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辛弃疾、陆游的壮丽诗篇，也正是曲折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振奋情景。

　　韩侂胄出兵伐金，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是充分的，但军事准备却很不足。符离败后，多年没有作战，如象辛弃疾这样坚持抗战的将领，抗金投宋四十三年，也已是六十五岁的高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后来有人评论辛弃疾时慨叹说，孝宗时未能出兵中原，“机会一差，至于开禧，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辛弃疾朝见决策伐金后，到镇江府驻守。韩侂胄推荐他的老师陈自强作相（一二○○年京镗死），引用旧日的僚属苏师旦为枢密院都承旨，辅佐指挥军事。决策出兵前，宁宗、韩侂胄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但其中的某些人并不真诚合作。韩侂胄拟用广帅薛叔似去前线统帅淮西军兵，薛叔似不赴任。又命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守金陵，许及之也不出守。调任光宗时派往四川的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辞不受命。将帅乏人，宁宗下诏：朝内外举荐将帅边守。邓友龙曾出使金朝，说金朝内部困弱，主张北伐，用为两淮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仍为副使。伐金的主力军分布在江淮、四川两翼。

　　韩侂胄部署北伐时，宋军中已出了内奸。早在宁宗下诏伐金前一月，吴曦已在四川里通金朝，图谋叛变割据。派遣门客去金军，密约献出关外阶、成、和、凤四州，求金朝封他作蜀王。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吴曦在金兵临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密许吴曦作蜀王。韩侂胄日夜盼望四川进兵，■陆游诗翰多次催促，吴曦不理。金蒲察贞领兵攻破和尚原，守将王喜力战。吴曦下令撤退，宋军败溃。金兵入城。吴曦焚河池，退军青野。兴元都统制毋丘思（毋音贯gu4n）领重兵守关。金兵到关，吴曦下令撤防。毋丘思孤军不敌，金军陷关。一二○五年底，吴曦秘密接受金朝的诏书、金印，作蜀王，示意程松离去。程松兼程逃出陕西。吴曦叛变，宋军伐金的部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金军有吴曦在四川作内奸，得以集中兵力到东线作战。宋郭倪军驻扬州，派遣郭倬、李汝翼会师攻取宿 州，被金兵打败，退至蕲州。建康都统李爽攻寿州，也战败。皇甫斌又败于唐州。江州都统王大节攻取蔡州，不下。只有毕再遇一军继续获胜。一二○六年六月，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指挥军事的苏师旦和邓友龙，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丘崈受命上任，就放弃已占领的泗州，退军盱眙，说是可以保全淮东兵力。宋军退守，金军分九道进兵。战争形势，由宋军北伐变为金军南侵了。十一月，丘崈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兵马。金完颜纲军陷光化、枣阳、江陵，又攻破信阳、襄阳、随州，进围德安府。仆散揆军偷渡淮水，宋兵大败，金军进围和州。纥石烈子仁攻陷滁州、真州。淮西县镇，都被金军占领。一二○六年底，金军又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密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暂行停战。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了。开禧三年（一二○七年）正月，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韩侂胄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又派遣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同金朝谈判。

　　这时，四川的形势是：叛徒吴曦在开禧三年正月，公然建行宫，称蜀王，置百官，请金兵进入凤州，献出四郡，并准备削发（改女真辫发）向金称臣。长期以来坚持抗战的四川军民，对吴曦的叛卖，展开了强烈的反抗。吴曦召用大安军杨震仲。杨震仲拒不附逆，服毒药自杀。陈咸剃去头发，拒绝向金朝臣服。史次秦自己弄瞎了眼睛，拒不作官。一些官员也都弃官而去。随军转运使安丙却受伪命，作了吴曦的丞相长史。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和吴曦的部将张林、朱邦宁、义士朱福等相联络，策划讨伐吴曦。杨巨源去找安丙说：“先生做逆贼的丞相长史么？”安丙见势不妙，号哭说：“我没有兵将，不能奋起。必得有豪杰才能灭掉此贼。”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结合兵士李贵、进士杨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数十人，也在计划杀吴曦。杨巨源与李好义等商议，杀吴曦后，得有个“威望者镇抚”，准备推安丙出来主事。杨君玉等伪造皇帝诏书，命安丙为招抚使，诛反贼吴曦。李好义等七十多人闯入伪宫，宣读诏书，兵士都散去。李贵当场斩吴曦。吴曦称王四十一天，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诛灭叛徒，大快人心。军民抗金情绪，极为高涨。韩侂胄得知吴曦叛变，曾密写帛书给安丙说：“如能杀曦报国，以明本心，即当不次推赏。”帛书未到，安丙已奏报吴曦诛灭。韩侂胄即任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被杀，金朝大为沮丧，又无战备。杨巨源、李好义等请乘势收复四州。李好义出兵，一举收复西和州。张林、李简收复成州。刘昌国收复阶州，张翼收复凤州。孙忠锐收复大散关。李好义进兵至独头岭，会合当地民兵夹攻金军。金军大败。宋兵七日到西和，所向无敌。金将完颜钦逃走。李好义整军入城，军民欢呼。李好义又请乘胜进取秦陇，以牵制侵淮的金军。安丙不许，士气大受挫折。大散关又被金兵夺去。

　　安丙不许乘胜北伐，却在宋军内部自相残杀。安丙与孙忠锐不和，命杨巨源伏兵杀孙忠锐。吴曦原部将王喜指使党羽刘昌国在酒中放毒药，害死李好义。安丙又诬指杨巨源谋乱，把他下狱害死，假说是自尽，报给朝廷。抗金将士，无不愤慨。由下级军官和民众武装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又被安丙等断送了。

　　这时的金朝，正如辛弃疾所判断的，处在“必乱必亡”的前夕。只是由于宋朝出了叛徒和内部的不和，部署失宜，才使金兵得以侵入淮南；但金朝实际上已不再有继续作战的能力，只是对宋朝威胁、讹诈。宋使方信孺到金，金朝先把他下狱，虚声恫吓。九月初，方信孺带回完颜宗浩给张岩的复信，说若称臣，以江淮之间取中划界。若称子，以长江为界。斩元谋奸臣（指韩侂胄等），函首以献，增加岁币，出犒师银，方可议和。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宁宗下诏，招募新兵，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代苏师旦）指挥军事。六十八岁的辛弃疾这时得病家居，任命下达后，还没有去就任，就在家中病死。

　　韩侂胄筹画再战，朝中主降的官员大肆活动。史浩在光宗朝病死，子史弥远这时任礼部侍郎，是朝中投降派的主要代表。一二○○年韩皇后死，一二○二年，宁宗立杨氏为后，韩侂胄曾持异议。杨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在政治上则和兄杨次山一起，主张妥协、投降。史弥远秘密上书，请杀韩侂胄。杨后又叫皇子询（原名。■音眼y3n）上书，说韩侂胄再启兵端，于国家不利。宁宗不理。杨后、杨次山和史弥远秘密勾结，阴谋对韩侂胄暗下毒手。他们指使中军统制、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等，在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把他截至玉津园夹墙内害死。事后才奏报给宁宗。韩侂胄被暗杀，军政大权全归杨后、史弥远所操纵。随后，又把苏师旦处死。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把韩侂胄、苏师旦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柟（音南n2n）送到金朝，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议”。当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仅，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又说：“岁币顿增三百万”，“莫遣当年寇准知”。北宋时，寇准坚持抵御辽朝，长久地受到人们的敬重。史弥远谋杀韩侂胄，屈膝投敌，完全是秦桧一类的投降派！

　　韩侂胄执政前后十四年，权势显赫，曾与赵汝愚一党相互倾轧，最后适应朝野抗金的要求，发动北伐战争，由于坚持抗敌，遭受投降派的杀害而牺牲。但因韩侂胄反道学，长期遭到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依南宋《国史》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完全颠倒了历史的是非。后世史家立论，或沿袭旧说，也不免有失公允。

　　

　　①朱熹理学，详见本书第七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