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钟相、杨太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三）钟相、杨太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南宋小朝廷自重建以来，面对金兵的南侵，从河南逃到江南，从江南逃入大海，不惜对金朝屈辱妥协，只求苟安江南，压迫人民大众。广大农民陷入金兵掳掠，官军抢夺，官府、地主加紧压榨的重重迫害之中。一一三一年，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说：“来自桂岭，陆行一千七百余里至临江军，所见道上居民及近路村落：自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遭受残酷掠夺的广大农民，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南宋的黑暗统治。

　　钟相、杨太起义一一三○年春，洞庭湖畔的鼎州爆发了钟相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鼎州武陵人钟相领导的起义军原来曾是一支人民抗金队伍。一一二七年春，高宗在南京（商丘）号召各地军兵“勤王”。钟相组织义兵三百人，由钟相子钟昂率领，赶到南京，拥戴高宗反抗金兵的南侵。高宗决策南逃，便又下令将各地前来“勤王”的义兵遣散，要他们“归元来去处，各著生业”。钟昂率领的义兵亲眼看到高宗小朝廷妥协求降的面目，归来的途中更看到各地官军、盗军的劫掠情景。钟相并没有按照高宗的意旨解散回乡的队伍，而是继续结集，结寨自保，并设置旗帜器甲，作起义的准备。荆南一带不断遭到官军和盗军的蹂躏。一一三○年初，金兵攻陷潭州，大事掳掠后，屠城而去。孔彦舟乘机收集溃兵，占据荆南和鼎、澧诸州，并利用钟相在民间的威信，诈称是“钟相民兵”，四处窜扰。在这样的形势下，钟相毅然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号召抗拒孔彦舟的盗军。鼎、澧、荆南各地的人民纷纷响应，农民起义的烈火点燃了。

　　早在起义的二十多年前，钟相就在武陵一带利用宗教作工具，联络组织农民，宣传反抗思想。史书记载，钟相利用的宗教是不同于佛、道的“左道”。很有可能，这就是方腊起义时利用过的摩尼教。方腊起义失败后，摩尼教仍在各地农民群众间秘密流传，成为他们相互联络、准备起义的工具。宋朝统治者不断下令禁止，对“事魔”的农民严厉镇压。起居舍人王居正向高宗报告说：“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宋朝统治者们，在向金兵屈膝求降的同时，不惜大规模地屠杀“事魔”的农民，宋朝杀人越多，反抗的力量越大。自温州、台州、衢州、徽州、严州、信州以至河南的信阳军、河北的沧州、清州，南到两广、福建，到处都有摩尼教的秘密起义组织。钟相发动起义的荆湖一带，早在唐代宗时，荆州就建有大云光明寺，是摩尼教的一个传布中心。

　　 长期形成的钟相农民军是一支有组织、有训练的队伍。钟相自称“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向农民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早在五代时，南唐诸祐利用“左道”组织农民起义，就曾提出“吾能使富者贪，贫者富”的口号。钟相继承诸祐和王小波的口号，更加明确地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平均思想以反抗官僚、地主的封建统治。“入法”（入教）的民众，分财互助，团结一致，又有自己的武装，有效地抵制了官军和盗军的骚扰。洞庭湖周围各县的广大农民，自备干粮，络绎不绝地到武陵投拜“入法”，尊称钟相为“老爷”或“天大圣”。一些士大夫也到这里来避乱。

　　但是，一一三○年二月钟相发动武装起义后，并没有停留在宗教组织的范围。钟相立即建立国号大楚，钟相称楚王，钟昂为太子，立年号天战（一作“天载”），建置将相官属。起义军宣布宋朝的国法是“邪法”。焚烧官府、寺观、庙宇和“豪右之家”，镇压官吏、僧侣、道士、巫医、卜祝以及跟广大农民结有仇隙的地主富豪。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还给农民，称为“均平”。起义军的行动，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说这是“天理当然”。

　　钟相在武陵发动起义后，鼎州武陵、桃源、龙阳、沅江，澧州澧阳、安乡、石门、慈利，荆南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峡州宜都，岳州华容，辰州沅陵，各地农民群众纷起响应。起义的烈火燃遍了十九个县的广大地区。钟相派出一支农民军攻打桃源县城。知县钱景持率领保甲兵丁来镇压起义，农民军杀钱景持，大败宋兵。两日后，钟相军又攻克澧州，杀宋守臣黄琮，胜利进入州城。

　　来势迅猛的钟相起义，震撼了南宋王朝。孔彦舟叛军勾结鼎州的地主豪绅，占据鼎州。南宋小朝廷便任命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去镇压钟相起义军。南宋驻守鄂州的宣抚司访察使李允文，派遣统领官安和统步兵入益阳，统制官张崇领战舰入洞庭湖，张奇统水军入澧口，分道镇压起义。

　　孔彦舟看到不能以战取胜，便另生诡计，向起义军散布说：“爷（农民军称钟相为“爷”）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假装无意决战。一面又派人到钟相处，请求“入法”，做打入起义军内部的奸细。钟相没有识破诡计，农民军中混入了内奸。一一三○年三月，孔彦舟军大举进攻，奸细作内应，起义军兵败。钟相、钟昂父子在山谷中被当地一个地主捉住。孔彦舟将钟相父子押送朝廷处死。钟相发动起义仅仅一个多月，便英勇牺牲了。

　　南宋王朝处死了钟相，却无法扑灭已被钟相点燃的起义烈火。洞庭湖畔各地的起义农民，在青年领袖杨太领导下，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持久的战斗。

　　杨太是随钟相“入法”起义的一位青年农民。当地称兄弟中最小者为“幺”，因此又亲切地叫他“杨幺”或“幺郎”。钟相牺牲后，杨太和农民军首领杨广、夏诚等领导一支农民军占据龙阳县继续战斗。农民军沿洞庭湖分立寨栅，组成了八千人的队伍。

　　一一三○年六月，宋朝调任知荆南府程昌■（音宇y（）去鼎州，任鼎澧路镇抚使，镇压起义。程昌■途经龙阳县境，随从官吏和仆从们上岸掠夺民间财物。杨太部下的水寨首领谢保义，立即指挥起义军出击，缴获了他们在各地搜括的金银财帛等赃物，程昌寓只身逃回公安县，改由陆路绕道到鼎州。程昌■到任后，指挥官军进攻起义军，并对起义军展开诱降活动。起义军的一个首领杨华叛变，到鼎州投降。程昌■又命杨华派亲信到杨太军中劝诱诸首领降宋。杨太“极口骂杨华不是丈夫汉”，痛加斥责。接着，便率领水军，到鼎州城下向宋军发动进攻。程昌■龟缩城内，不敢出战。

　　杨太起义军以洞庭湖为基地，采集木料，打造战船，训练水军，声势大振。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年）正月，夏诚指挥的起义军大败程昌■新组成的水军，获得大批战船。此后起义军又打造了多种样式的车船。每船可载兵千人，用人踏车，可进可退，船上设拍竿长十余丈，上置大石，下作辘轳，遇敌军船近，即用拍竿发石击碎。车船的制造，始于唐代李皋。起义农民在都料匠高宣的指导下，以宋军的车船为样式，进一步提高了打造车船的技术。起义军用车船作战，官船不能接近。起义军水寨数十处，车船数十只，布满洞庭湖边，雄壮非常。继承钟相事业的杨太，不再以攻取州县作为作战目标，而是继承并发展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传统，在洞庭湖建立了起义据点，形成可攻可守的指挥中心。农民军不断发展壮大。

　　宋王朝看到程昌■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又在一一三二年十一月，起用李纲作湖广宣抚使，来镇压起义。李纲立即派将官招降溃散的官兵，作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准备。朝中一些投降派官僚，担心李纲“剿寇”立功，再被重用，于是纷纷上章攻击李纲是“藩镇跋扈之渐，若久任之，将使军民独知有纲，不知有陛下，知有宣抚司，不知有朝廷”。高宗又把李纲撤职，改派龙图阁直学士折彦质为湖南安抚使，督率潭、鼎、荆南兵，镇压起义。

　　这时，杨太起义军以洞庭湖水寨为据点，已经发展到二十万人。占领的地区北到公安，西到鼎、澧，东到岳阳，南到长沙。洞庭湖沿岸各州县的广大农村几乎都已为起义军所占有。宋官军所盘据的，只是处在农民起义军包围中的几座州县孤城。一一三三年四月，杨太拥立钟相少子钟义作太子，自号大圣天王，下设三衙等机构。起义军占领地区的农民，在杨太领导下努力发展生产，实现了钟相“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理想，境内人民安乐，物产丰盛。起义军春夏耕耘，秋冬战斗，不断袭击宋军。折彦质部难以前进。

　　一一三三年六月，宋王朝又增派王珪（音泄xiè）为荆南制置使，领兵六万，会同折彦质等镇压杨太起义军。王珪水军攻进杨太大寨，却是一座空寨。原来杨太早已转移到鼎口港地泊驻，伏军待战。十月，王珪军赶到鼎口，杨太发动车船迎战。农民起义军车船高数丈，用坚木二尺余，削尖两端作投掷武器，与矢石俱发，叫做“木老鸦”。官军大败。王珪本人也被流矢、木老鸦打中，逃回鼎州，留下统制崔增、吴全据守洞庭湖下游。

　　崔、吴军守下游，企图与上游程昌■部官军夹击起义军。杨太军得知后，顺江放下三只大船，船上不树旗枪，也不见人，沉寂无声，交横而下。崔、吴军见了，以为起义军为上游官军杀败，流来空船，于是发动全队舟船，乱次争先，纷纷而上，到了水面宽广处，农民军车船突然擂鼓呐喊，踏车回旋，发动猛攻，迅速地把官军大小数百只战船全部击沉。沙滩上的官军步兵也被起义军消灭。一日之间全歼崔、吴军一万人，获得弓矢甲胄不计其数。起义军获得重大胜利。

　　这时，王珪还在下江口营帐，不知道宋水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农民军百余人穿着新衣，打着鼓板，吹着笛子，弄着气球，到宋军大营，用竹竿挑着一卷文书，喊宋军来取。宋军满以为这是“受招安”的文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农民军缴获的宋朝的官告。农民军使者在旁哈哈大笑说：“崔家水军一万来人，前日晚被我们杀了，一个不存。衣甲、枪刀、旗号、钱粮，一齐属我了也！”农民们在欢笑声中吹笛打鼓扬长而去。当晚，起义军又乘车船相继而来，全装铁甲，各执雁翎长刀，光彩射目。向宋军高喊：“崔增、吴全是天下有名水军，一万来人，只消我三支车船，尽底杀了。你们消得甚的杀也！”二更时，起义军的大小车船无数，大举追袭宋军。宋船两边都被打空，满身中箭。宋军士头破额裂，狼狈逃走。王珪带领残兵败回鄂州。农民军再次取得辉煌的胜利。

　　起义军乘胜前进。一一三四年七月，进攻鼎州社木寨，又大败宋军，继续获胜。

　　一一三四年二月间，张浚自西北被召入朝时，路过潭州，曾派枢密院计议官去和折彦质共同策划“招安”农民军，遭到杨太拒绝。这时，刘豫的齐国看到农民起义军胜利发展，也想以“联军灭宋，分地而王”，招诱农民起义军。齐“太尉”李成差密使来杨太大寨，送来金帛文书，说愿与水寨首领会合，水陆并进，取宋沿江州县，得县的做知县，得州的做知州。起义军严正拒绝，把来人打发回去。一月后，李成又派三十五人来，带着官诰、金束带、锦战袍、羊羓（音巴b1）等物，劝诱起义军配合金、齐大军灭宋。农民起义军将这三十五人全部处死，投入江中。高宗得知后，下诏向杨太等诱降，说可以给他个知州的官做，也被杨太拒绝。杨太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坚持反对宋朝的统治，又坚持抗拒金、齐，始终如一，大义凛然。

　　和杨太的正义行为相反，一贯对金屈服的南宋，把农民军看做是比金、齐更为危险的敌人。江西一个地主向高宗上书说：“方今之大患有三：曰金虏，曰伪齐，曰杨幺。然金虏伪齐，皆在他境，而杨幺正在腹内，不可不深虑之，若久不平灭，必滋蔓难图。”侍御史张致远也在一一三五年二月上奏说：“金朝侵侮，不过是皮肤病，如果善用药石，就很容易去掉。庶民作乱，是心腹蓄毒，若养而不治，实在难好。洞庭被占据这多年，招安之人屡遣，而大半不还，水陆之师每进，而无敢深入”。这时已掌握军政大权的右相张浚也说：“杨幺据洞庭湖，实占上流，不先去之，为腹心害，将无以立国。”对待金朝，宋朝官员中存在着抗战派与投降派的对立，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他们又完全一致起来。高宗派张浚亲临督战，又下令把精锐的岳飞军从淮西的前线调往洞庭湖。一场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宋军这次镇压杨太起义军，按照张浚的主意，改变了历来冬季出师的惯例，选在农忙季节进军，想趁起义军忙于生产，发动突然袭击，同时还想以毁坏田亩禾稼为手段来进行威胁。一一三五年五月，张浚、岳飞领兵到达洞庭湖地区，施展所谓“剿抚并行”的策略，大力开展诱降活动，释放俘虏，重用叛徒，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起义军中的黄佐、杨钦，先后叛变，投降岳飞军。六月，杨太大寨由于杨钦等叛变而陷于孤立，被岳飞军攻破。杨太拒不降宋，和钟义泅水突围，被宋军俘虏。杨太被押送到岳飞面前，英勇就义。杨太就义前，仍然高呼钟相称号（老爷），至死不屈，表现了中国农民不甘屈服于黑暗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

　　杨太就义后，夏诚仍然据水寨固守，继续战斗。岳飞军以巨筏塞置港汊中，用腐木烂草填入行船通道，使起义军车船无法行驶。起义军水寨被攻破。夏诚被俘，也壮烈牺牲。钟相、杨太领导的洞庭湖农民起义，前后持续六年之久，给南宋王朝以沉重打击。农民起义军依据江湖港汊建立据点，春夏耕耘，秋冬作战，为历史上农民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钟相、杨太起义的同时和起义失败后，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农民群众相继举行起义，不断打击着南宋王朝的统治。

　　信州王宗石（王念经）起义一一三○年四月，在钟相发动起义的同时，信州贵溪县农民在王宗石（王念经）领导下，举行起义。王宗石是当地摩尼教的一位首领，长期以来利用摩尼教组织农民，具有广泛的影响。起义发动后，农民军迅速攻下贵溪、弋阳两县。信州和饶州一带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农民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高宗派辛企宗军去镇压。一月之间，农民军连续战败官军，取得胜利。高宗又调派张浚和刘光世部的王德军，对农民军四面围剿。农民军激烈战斗，王宗石等二十六名领袖战败被俘，被押送到越州的高宗小朝廷，英勇就义。起义发动不到两月，即遭到南宋官军的镇压而失败。起义失败后，刘光世部王德残酷屠杀贵溪、弋阳两县的人民近二十万人。

　　建州农民起义一一二九年，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失败，领兵退走建州。宋朝各路官军进入建州追击，沿途向百姓勒索军需，烧杀劫掠，农民群众被迫迁徙流亡。宋兵擒捕刘、苗去后，建州一带出现严重的灾荒。一一三○年，建州瓯宁县农民在回源峒发动起义，私盐贩范汝为被推为领袖。八月间，范汝为领导起义军攻入建阳县。宋神武副军都统制李捧率官军三千迎击，被起义军击溃，李捧逃走。农民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十月间，南宋小朝廷派朝请郎谢向持金字牌到范汝为军中“招安”。十一月，又派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率大兵镇压。辛企宗进驻邵武军，距回源峒二百多里。在宋朝的威胁利诱下，范汝为受“招安”，接受宋朝赐给他的从义郎、福建民兵都统领的官职，受辛企宗节制。范汝为以下的一些首领也接受了宋朝的官职。起义军由于首领叛降而被出卖了。

　　范汝为投降后，农民军仍在建阳城外驻扎、耕田。当地地主也要向农民军交纳租税。一一三一年二月，高宗诏令辛企宗将农民军“放散”“归农”。农民军拒不解散。

　　建阳农民继续展开斗争。农民丁朝佐领导另一支农民军发动起义。范汝为部下、降宋后称保义郎的熊志宁又率领部分农民军离去，与丁朝佐会合。九月间，丁、熊军进到建州浦城、崇安等县。南宋得报，派江东统制官阎皋统领部下全军镇压丁、熊，又派监察御史胡世将到福建“督捕”。十月九日，胡世将奏报说：“汝为自就招安，心怀反侧，仍前剽掠”。高宗立即下诏捕杀范汝为。诏书说：“官军杀获范汝为，与补汝为现带官职”。十月十九日，范汝为率领农民军向建州转移，宋建州守臣逃跑。范汝为入据州城。范汝为部下叶谅等向邵武军进攻。

　　十一月，御史弹劾辛企宗长期不能“放散”农民军，“拥兵逗留”，请另遣将。高宗贬辛企宗，降三官。另派韩世忠领兵入福建镇压。绍兴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韩世忠军围攻建州，攻城六日，农民军三万余人战死。范汝为逃回回源峒自杀。宋军到邵武军，叶谅败死。熊志宁接受阎皋的“招安”，充当宋军的“前军统领”。

　　建州起义发动以来，起义农民前后有十余万人，声势是浩大的。但由于农民军领导者的动摇投降，终于遭到宋朝的血腥镇压而失败。广大起义农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

　　但是，起义农民仍在继续战斗。农民军千余人在范忠领导下，转向建州松溪县进攻，杀县尉吴某，又进而打到浙东。十一月，范忠军转战龙泉县，进攻处州，震动了宋朝。十二月，高宗命令神武前军左部统领申世景领兵二千镇压，下诏说：“如不即扑灭”，“并重置典宪”。宋军到处州，不能得逞。高宗又增派精兵二千会合。范忠农民军寡不敌众，遭到镇压牺牲。

　　范忠领导的农民军，在范汝为死后，转战闽浙，坚持斗争达一年之久，又一次体现了农民群众反对“招安”、坚持斗争的光荣传统，是值得赞颂的。

　　吉州彭友起义一一三○年，吉州一带的农民也在彭友（一称彭大或彭铁大）、李满（号称“李动天”或“李洞天”）、王彦和廖八姑三姐妹的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农民推举彭友等十人作领袖，称为“十大王”。起义军攻占江西、湖南八个县城，起义队伍达几万人。起义军在各地区往来活动，声势越来越大。到一一三三年初，广东、江西等路官吏纷纷向宋朝上奏章，要求调派岳飞军前往镇压。四月，宋朝派岳飞军到吉州。这时彭友已率领农民军转移到雩都（雩音于y*），联合永新县尹花八等两支农民军三千多人，严阵以待。岳飞军赶到雩都，派出两名“辩士”找彭友劝降，彭友义正辞严地说：“吾宁败，不肯降，毋以虚声恐我！”岳飞指挥官军猛攻山寨，起义军战败，彭友被俘。李满等率领农民军退到固石洞拒守。固石洞山高而险，易守难攻，岳飞驻兵山下，再次派说客到山上劝降，企图动摇农民军的斗志。农民军义愤填膺，表示“虽死无憾”，坚决斗争到底。岳飞见诱降不成，又调动骑兵，围住固石山，派步兵强行攻山。起义军腹背受敌，经过激烈战斗，主力大部牺牲，终于失败了。

　　虔州陈颙起义一一三一年七月，陈颙（音拥y$ng）领导虔州农民几千人起义，攻打雩都、信丰等县。一一三二年四月，起义军进攻循州，克龙川县。十一月，克武平县，又围梅州。绍兴三年（一一三三年）正月，起义军围攻潮州，不能下，撤回江西。虔州各县农民纷纷起来响应，罗闲十、蓝细禾、钟超等“四百余党，自为头首，各成寨栅”，共有十多万人。各支队伍“结为表里”，建立联盟，共同反抗官军，依靠山区的险要形势，建寨五百多座，活动于广东循、梅、潮、惠、英、韶、广、南雄等州，江西虔州、南安军、建昌军，以及福建汀州、邵武军等广大地区。这年四月，岳飞在镇压吉州农民军以后，又进兵虔州。农民军在兴国县，与官军摆开阵势，英勇战斗。但由于各支农民军队伍缺少统一的指挥，最后被岳飞军各个击破。陈颙、罗闲十、蓝细禾等被俘。陈颙等农民领袖同吉州农民领袖彭友、李满等一起，都被岳飞杀害了。

　　严州农民起义王宗石等利用摩尼教起义失败后，摩尼教作为农民群众的秘密组织，仍在江、浙一带继续活动。入教的农民，设置兵器，随时准备“群起举事”。衢州开化县是万山环绕、路不通驿的地区，接近徽、严二州，宋朝统治力量较为薄弱。摩尼教领袖余五婆在这里“传习魔法”，组织农民。一一三三年春，官府发现了余五婆的活动，下令捕治禁止。余五婆随即转移到严州遂安县白马源，隐蔽在教徒缪罗家中。同年三月，缪罗的怨家发现余五婆，向保正告密。保正乘机对缪罗进行敲诈勒索。缪罗杀死保正，发动摩尼教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接连击毙凤林巡检章浦、淳安县尉曹作肃等人。五月，知严州颜为带领临时拼凑的弓手、保甲六千多人，宋朝又派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领兵三千，会同前往镇压。在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时刻，缪罗经不起杨沂中的威胁利诱，接受了杨沂中的“招安”。起义农民仍然坚持与官军作战。但由于缪罗等人的叛变，起义军力量削弱，终于被杨沂中镇压下去，起义军骨干王仓等九十多人被捕牺牲。

　　郴州宜章县农民起义一一四○年，湖南郴州宜章县山区农民在骆科、文遂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骆科率领义军攻打桂阳、郴、道、连、贺等州的县城。宋朝派统制郝政带领官军镇压，骆科中途叛变，投降官军，义军被打散。但不久之后，义军余部又集结在一起，在邓宁、李定等人的领导下，继续战斗。义军的另一部分在欧幼四的领导下，以桂阳监临武峒为据点，发展到几千人，屡次打败官军，攻克了蓝山县。直到一一四一年十月，这几支农民军才被宋军镇压而最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