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统治的腐败与改革的建策

　　（三）统治的腐败与改革的建策 一、儒佛道的提倡 后周时，周世宗柴荣北伐辽朝，立志统一，下令限制佛教，废除各地非敕额的寺院，又贬斥儒学，废除孔子后代的免税权。周世宗执政，亲自掌握赏罚大权，整顿政务，为实现统一准备了条件。宋太祖建立宋朝，致力于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在一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周世宗的政策。太宗任用文臣执政，儒学随之逐渐兴起，佛教也渐流行。但太宗主要还是以执赏罚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太宗起用大臣，多来自下层官吏，说儒生是“迂儒因循之人”，只给俸禄，而不予“差遣”。真宗自称“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大力提倡儒术，同时又提倡佛教，信奉道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统治。

　　科举崇儒——宋朝建国后不久，孔子的四十四代孙孔宜考进士不中，上书给宋太祖，说他是孔子的后代，乞求给个官做。太祖只赏他做个曲阜县主簿。太宗时，封他做文宣公，并恢复了被周世宗废除的免税权。真宗即位，孔宜子孔延世袭封文宣公（仁宗时，延世子宗愿改封衍圣公），做曲阜县令，成为一县之霸。一○○八年，真宗到泰山祭祀后，又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对孔氏家族大加赏赐，以表示他对孔子的尊崇。真宗又命国子监祭酒（学长）邢昺（音丙b！ng）等校定《周礼》《仪礼》等书的“正义”（注解），完成九经“疏义”，大量印行。一○○五年，真宗到国子监看书，问书有多少。邢昺回答说：“国初不到四千，现在已有十余万部”。邢昺还说：“我年少时学儒，常见学生们不能具备经疏，因为传写不齐。现在大量印板，普通人家都有，真是儒者逢时之幸”。真宗自撰《文宣王赞》，歌颂孔子是“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又撰写《崇儒术论》，在国子监刻石，说“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一再表明对儒学的崇奉。

　　宋太祖、太宗实行科举取士，但下层官吏实行吏治有成绩，仍可不经科举而被起用。太宗时，科举选官并且考试刑律。真宗即位后，河阳节度判官张知白奏报说：现在自朝中到朝外，由刑法进用的人甚多。“循良之吏”“改节”去务刑名。进士科考试诗赋策论，也不去探讨“五常”和“六经”的主旨。因此，他建议“正儒术”，明令规定考试依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者都不准采用。对于张知白的建议，真宗大为嘉许。科举是官员的来源，考试依据儒学，便利了儒学控制政治。

　　提倡佛教——周世宗坚决反佛，但佛教在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国仍很流行。宋太祖统一后，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以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河南府进士李蔼作《灭邪集》反佛，太祖说他是“非毁佛教，诳惑百姓”，把他流配沙门岛。太宗进而认为佛教“有裨（有益。裨音必b@）政治”，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在开封设译经院翻译佛经。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太宗时雕版完成。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经总集。宋朝建国时，各地僧徒不过六万八千多人，太宗时增加到二十四万。真宗更加大力提倡佛教，撰写《崇儒术论》的同时，又作《崇释论》，说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真宗继续建寺译经，并亲自作佛经注释。全国僧徒增加到近四十万，尼姑六万多。真宗统治时期，成为赵宋一朝僧徒最多，佛学最盛的时期。

　　信奉道教——宋太祖时，道士们进见，劝他“无为无欲”“恬淡寡欲”。太祖不予理睬。太宗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音团tu2n），赐给封号，命南唐降臣徐铉校正道书，又在东京、苏州等地修建道观。道教逐渐得到朝廷的提倡。真宗是道教的狂热的信奉者，对人说：“释道二门，有补世教”，又说：“三教（儒、道、释）之设，其旨一也”。唐朝皇帝信奉道教，自称是道教祖师李耳的后裔。真宗也和道士们编造神话，说玉皇在他梦中传告，赵氏始祖，是轩辕皇帝。真宗尊玉皇为玉皇大天帝，赵氏始祖为圣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参知政事丁谓等制定礼仪，大事祭祀。东京修建玉清昭应宫，用银五千两铸造玉皇像，金五千两铸造圣祖像，又用金五千两造真宗像，在旁侍立，表明他是道教的忠实信徒。真宗又命宰相王钦若主持续修道藏，搜编道书四千三百多卷。全国各地大修道观。道教得以广泛流行。

　　 二、统治的腐败 南宋哲学家叶适曾经评论真宗、仁宗时的状况说：“当时元老大臣以和亲避狄为上策，学士大夫以因循苟简为正论”。真宗、仁宗、英宗时期，在因循苟简的思想统治下，国家军队和官员、皇室都一天天在腐败。

　　庞大腐败的军队宋太祖时选练禁军，成为作战的精锐，全国有禁军十九万三千。太宗时，增加到三十五万。真宗时增到四十三万二千。仁宗时，对西夏用兵，各路郡县招募兵士补充禁军。禁军激增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全国军队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变得空前的庞大。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太祖、太宗时选练的禁兵多已死去，老弱的又不能裁减。后来的兵士没有听过战鼓，不识战阵。平时缺少训练，“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不得不骄惰。太祖时，禁军领月粮，营在城西者在城东给，营在城东者在城西给，都由自己背负。仁宗时，禁军领粮，甚至要雇人挑。首都东京的禁兵整天在街上嬉游，买卖“伎巧绣画”，衣服举措都不像军兵。陕西路沿边的骑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知道作战，见到敌人就怕死。宋对西夏作战屡战屡败。据说，西夏听说宋兵多禁军，就举手相贺，以为必胜。禁军由精锐变为腐败虚弱，在对夏作战中完全暴露了。

　　宋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成功地制止了军阀割据，但将帅无权，军队缺乏训练，矛盾逐渐显露。太祖、太宗或亲自领兵作战，或自定阵图，指挥各地战事。他们出身将帅，显得从容而自如。真宗以下的几个皇帝，生长深宫，不懂军事，由皇帝制定阵图，只是束缚将帅，难以临阵指挥。将帅作战多请示朝廷，群臣往往争论不决。主帅要与钤辖、都监等聚议，也是“人人各出意见，议论不一”，往往坐失战机。帅臣的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西北边地的将帅一年之间换三、五人。“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结果，是士兵平时缺乏训练，作战时“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宋败于西夏，有人上疏说：“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宋朝军事制度的弱点也在对夏作战中完全暴露了。

　　各地的厢军，到仁宗时也增加到四十三万多人。其中经过训练（教阅）的，多已陆续补充禁军。大量的厢军只是运输官物（纲运）和服杂役。州郡官经常迁调，每当新官到任，都要用厢兵修建馆舍，甚至有的州官用厢军织毛缎等货物出售谋利。仁宗时，宋祁上疏说：“现在天下的厢军不择瘦弱，全都收配，只图供役，本不知兵，而且朝廷月费粮饷，岁费衣服。士兵数口之家不能自养，于是相继逃亡，成为‘盗贼’。”宋祁的话，暴露了厢军的腐败，也透露了农民士兵因遭受压迫在不断地反抗。

　　宋朝大量的禁兵、厢兵的主要来源是招募。宋朝对西夏作战，广泛募兵。各州官能募兵到一千人者，特升一官，因此兵额大增。遇有灾荒，宋朝为防止农民起义，大批招募“饥民”当兵。如仁宗时，河北路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至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选募强壮者充禁军，次者充厢军。关中、川峡各地也都在流民中大批募兵。

　　募兵以外，还有在农民中强迫抽丁的乡兵。宋初，在沿边各地农民中征雇，粮饷器械都由本乡自备，不隶国家兵籍。应征者在手背刺上义勇、弓箭、弩手、土丁等名号。真宗以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因对外作战，乡兵不断增加。仁宗、英宗时三路共达四十二万人。来源是在民间强迫抽丁，一般是三丁抽一。乡兵原来只在本土，对夏作战时，陕西路每家出一丁编为禁军，号保毅军和保捷军，到边地作战。梅尧臣《田家语》诗说：“三丁籍一壮，……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据诗序说：“主司欲以多媚上，……互搜民口，虽老幼不得免。”所记当近事实。韩琦在陕西大量招兵，自称他的功绩是“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事实恰好相反。大量募兵和大量抽丁的结果，民间丁壮越来越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都发生严重困难，挣扎在死亡线上。

　　庞大腐败的官僚机构宋朝统一后，旧官加新官，已经形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真宗以后，官员不断增加，机构更加庞大。科举取士越来越多。一○○○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仁宗一朝，十三次科举，取进士四千多人，诸科五千多人。中举者都陆续加入各级官员的行列。科举以外，还有所谓“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有的大臣提出建议，改为五岁授官食禄，但遇节日郊祀，还可有例外。一○四七年一年，单是属籍皇族授官的就有一千多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家族也都授官。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此外，还有多种授官法。遇有灾荒，地主如肯开仓出粮，按出粮多少授官。韩琦在陕西修城，要地主雇人伕，按出工多少授官。朝廷甚至公然卖官，如出钱六千贯给予簿尉官，万贯给殿直官，如此等等。官员越来越多，越来越滥。

　　仁宗时，户部副使包拯上疏说：“真宗时，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现在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还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了一倍多。”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宗室吏员受禄者一万五千多人。各级官府还有大批不受禄的吏员，公然允许贪污受贿，数量更多。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为三班）的武官，最初不到三百人，真宗时四千二百余人，仁宗时一万一千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外地州县官吏更是多到数不清。仁宗时，宋祁上疏说“今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官员可以额外增多，因此“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真宗时，一次裁减各路的冗吏，就有十九万五千八百多人。没有裁减的，当然要几倍于此。而且，真宗以后，又在不断增加。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真宗宣扬遵循“祖宗旧法”，一切因循守旧，以老成持重相标榜。官员们遇事唯恐承担责任。田锡上疏说：“枢密院和中书省”“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检旧例，无旧例则不行”。结果是，“臣下得优逸，而君上担焦劳”。宋制，三年一次“磨勘”（考核），官员们只要在任内不发生过错，就加升迁。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心只怕招人非议，影响官位。李沆做宰相，接待宾客，很少讲话，弟李维对他说：“外边人议论，大哥是个没嘴葫芦。”章得像以默默无所作为著称，升到宰相。宋朝的御史，许据风闻（无证据）弹劾官员。御史以找寻官员的过失为能事，更加助长了官员的因循。仁宗时，张方平上疏指出：“自将相而下，至于卿大夫，惴惴（音坠zhu@）危恐，一举一动，就说恐招人议。苟且因循，求免谤咎，那里还有功夫用心思为国呢？”各级官员层层苟且因循，只是坐待升迁。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

　　太祖统一后，据说曾立誓约，不杀大臣。太宗也对臣下极宽，曾对宰相说：“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宰相吕蒙正对答说：“小人的情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情就都好办了。”太祖、太宗依据这个“大度宽容”的方针，争取到后周和南方各国的大批官员，成功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真宗以下的皇帝，继续标榜这个“祖宗旧法”，但逐渐流于对官员的放纵。除叛逆谋反罪外，京朝官犯罪，只是贬黜任地方官，俸禄照旧，罪大者也只是降级到“远恶军州”安置，“过岭”（大庾岭）“过海”（到海南岛）算是最重的处置，但仍然作官食禄。官员们相互庇护，有恃无恐，自宋初即公然贪污行贿。真宗以后，更加放手敲剥人民，生活极其奢靡腐败。宰相吕蒙正每天必吃鸡舌汤，杀鸡的鸡毛堆成了山。丁谓作相，勾结宦官雷允恭，贪污挥霍，密令皇宫后苑工匠制作金酒器，“四方赂遗，不可胜纪”。仁宗时，宋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宋庠（音祥xi2ng）在政府，叫人对宋祁说：“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同在州学内吃■（咸菜。音激jī）饭时么？”宋祁大笑说：“寄语相公（宋庠），不知某年吃■饭，是为了什么？”意思是说，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梁适做相，留大商人郭秉在家作买卖。张璘（音砚y4n）向梁适行贿，得作三司副使，有人在殿上揭露说：“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王钦若知贡举，举子任懿托僧人惠秦贿银三百五十两，把银数写在纸上交给王钦若妻李氏。李氏命奴仆把任懿名字写在手臂上，把贿银数密告王钦若。任懿果然得中。历朝的大臣，几乎无不贪污受贿，无不穷极奢侈。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员，贪污、腐化成风。州郡文帐送上三司，随帐都有贿赂，各有常数。足数即不发封检核，不足便百端刁难，成为通例。仁宗时，杭、越、苏、秀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淮南转运使魏兼奉命去处理。魏兼到苏州三天，“穷彻昼夜，歌乐娱游”，把饥民都赶到庙里关起来，三天中饿死甚多。魏兼所到的各州，都遣送妓乐迎候。民间流传歌谣说：“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蒲宗孟（曾任尚书左丞、知州）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有人请他减少些，蒲宗孟发怒说：“你们要让我在黑房子里挨饿么！”宋朝在各地军政机构设有“公使库”，准许谋利作为官员用度，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各州军又有“回易务”，经营商贩，并将货物，抑配人户，强行售卖，甚至贩卖盐酒违禁之物，图规厚利，交结权幸。全国各地大批的吏员，没有规定的俸禄，贪污受贿，成为合法的收入。官员们“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宋朝自上至下的大批官吏，遇事因循苟且，而又贿赂公行，侈靡腐化。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腐烂了。

　　马克思曾把剥削制度社会的国家政权，比做“寄生赘瘤”。列宁写道：“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①马克思、列宁这一深刻的揭露，对于宋代的封建国家也是完全适用的。宋王朝豢养着的大批的官吏和大批的军队，日益显示出他们是封建社会躯体上的大寄生虫，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膏血。不断有大臣上疏说，养兵的费用，已占国家岁入的十之六七。官吏的俸禄虽然好象比养兵之费少，但通过多种途径贪污剥夺的财富，却比兵费还要大。用人民血汗养肥了的官吏和军队，又反过来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事实说明，只有人民群众起来扫除这些寄生虫，历史才能前进。

　　侈靡腐朽的皇室宋朝皇室是最大的寄生虫，也是最大的耗费者。澶渊之盟后，真宗与王钦若定计，伪造“天书”，举行“封禅”（祭泰山和泰山南的梁父山），妄想以此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挽回他的“天威”。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正月，真宗对群臣说：“去冬我梦见神人，说当降天书。”这时，皇城司果然奏报在左承天门南发现黄帛二丈如书卷，有文字。宰相王旦等都跪拜祝贺，说是“天书”降临，拜读后藏于金匮。龙图阁待制孙奭（音式 sh@）对真宗说：“以臣愚所闻，天不会说话，那里还有书？”真宗只好默然。六月间，王钦若又上言，泰山也发现“天书”。真宗说：“我五月间又梦见神人，说来月当赐书于泰山。”十月，真宗由庞大的仪卫扈从，亲自去泰山行封禅礼。王旦等随行。十一月，回京都，群臣争颂功德，说是帝王盛事。真宗自编自演的这次所谓“东封”，竟耗费八百余万贯。一○一一年，真宗又奉“天书”出潼关，祭祀汾阴，费钱一百二十万贯。一○一三年，又去亳州太情宫祭老子。真宗在京都修建玉清昭应宫（道观），铸造神像，并安放“天书”，命三司使丁谓为修昭应宫使。丁谓制定的计划规模宏大，需修建十五年，勒令工匠夜以继昼，七年修成。宫中房屋凡二千六百一十间，金碧宏丽。修建中，到南方砍伐木材，期限急迫，工徒辛劳至死，还要诬指为逃亡，收捕妻子。全国各地也都因“天书”降临，修建天庆观。当时就有御史上言，“今费造竞起，远近不胜其扰”。伪造“天书”、大修道观成为一大祸害，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财，带来了多少灾难！仁宗以大庆殿为明堂，又举行大享明堂礼（祭天地祖宗），用法驾卤簿（仪仗）达一万多人，一次祭享的用度竟耗费一千二百万贯。祭祀如此，生活的侈靡可知。仁宗晚年服丹药，沉溺深宫，不问政事。大臣奏事，只是点头敷衍。谏官王陶上疏说：“现在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中书、枢密决定，陛下一无可否，岂是为人主之道。”渑池县（渑音敏m！n）主簿苏辙在仁宗策问时答卷说：“听说近年以来，宫中贵姬有几千人。陛下上朝不听议论，便殿不问政事。不要说好色于内不害外事啊！现在海内穷困，生民怨苦，可是宫中赏赐没有限制，要什么给什么。大臣不敢谏，管财政的官也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官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的奉赠，陛下又自做一个大坑来耗费其余。恐怕陛下要因此受诽谤而不得人心。”仁宗整天在宫中宴饮享乐。后宫数千人，赏赐动以万计。国库的红罗，都被消费一空。

　　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皇室的侈靡和大量的冗官冗兵，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宋太祖曾对左右说：“军旅（战事）和饥荒要预作准备，不可等临事再向民间征敛。”在国库左藏库之外，另设一内库称封桩库，每年用度的赢余，放到这里封储。但到真宗、仁宗时，消费巨大，不但没有盈余，而且“年年亏短”，不断“支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一○六五年（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剥削收入，达到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但这年朝廷的支出有一亿二千三十四万，非常支出又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多，仍然亏短一千五百多万。这些数字说明了宋朝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到了多么残酷的地步，也说明了宋朝的财政日益陷入了危机。

　　宋朝的财政入不敷出，便不断增加对人民的剥夺，但这又和大地主大商人发生了利益冲突。大地主用各种方法逃避赋税。真宗、仁宗时不断有人主张清查田亩，但最多只能在个别地区试行，便遭到大地主和官僚们的反对而停止。大商人垄断商行，左右赋税，冲击专卖，也不断地从各方面向宋朝争夺着剥削人民的权利。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更为加深了。

　　 三、改革的建策 从真宗统治时期以来，朝廷中就在议论着各种各样的改革的建策，仁宗朝这种议论更加发展。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主张和实施方案。

　　王禹偁的“五事”——真宗初即位，知扬州王禹偁即应诏上疏，建言五事：一是“谨边防，通盟好”（对辽夏）；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从而减少“山泽之利”的税收；三是严格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淘汰僧尼；五是“亲大臣远小人（宦官）”，朝廷信用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王禹偁的建议，主旨是在减少官兵冗员，他认为这是“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宋祁的“三冗三费”——一○三九年（仁宗宝元二年），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一）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各级官员增加到以前的五倍：（二）厢军几十万人不作战而耗衣食；（三）僧道越来越多，没有定数。没有受戒的，已有五十多万。“三费”：一是道场斋醮（音轿ji4o），百司供费不资；二是京师多建寺观，又多设徒卒，添置官府衣粮；三是大臣罢黜（音触ch）），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国用。宋祁最后又建议仁宗和后宫应节俭，不得妄费。宋祁的建策，主旨仍在裁减官兵，节省靡费，是沿袭王禹偁而略有发展。

　　范仲淹的“新政”——一○四三年（庆历三年），仁宗任用范仲淹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要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九月，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夷狄（指辽夏）骄横，寇盗（指农民起义）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所上十事是：（一）“明黜陟（音治zh@）”。即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勘法。官员中有大功“高才异行”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有罪者按情节轻重处分。（二）“抑侥幸”。改变贵族官员子弟“恩荫”作官的旧法，严加限制，以减省冗官。（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四）“择官长”。严格选择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各州县长官。（五）“均公田”。各地官员按等级给以多少不等的“职田”，用来“责其廉节”，防止贪污。（六）“厚农桑”。每年二月，提倡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陂塘，以利农业生产。（七）“修武备”。京师招募卫兵五万人，以捍卫朝廷。（八）“减徭役”。裁并州县建置，使徭役相对地减少。（九）“覃恩信”（覃音潭t2n）。朝廷有赦令，各地必须执行。（十）“重命令”。各地法令应由朝廷统一。

　　范仲淹提出的十项建策，除兴修水利属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其他各项都在于整顿政权机构，以加强宋朝的统治。范仲淹疏上，仁宗颁行全国，号称“新政”。只是修武备一项未能付诸实行。次年，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抵御西夏，朝中官员对新政多有指责。一○四五年初，仁宗即下诏罢废关于磨勘和恩荫的新法。范仲淹被罢免。富弼因附和改磨勘法，被指为范仲淹朋党，也被罢免。韩琦上书谏罢富、范，不准。韩琦被迫出朝，知扬州。范仲淹提出的所谓新政，前后只一年左右，便因贵族、官员们的反对而失败。一○五二年，范仲淹病死。

　　文彦博的“省兵”——皇祐元年（一○四九年）十二月，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庞籍，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裁减禁军归农。沿边诸将反对，说是兵士都会弓刀，裁减后必“相聚为盗贼”（起义反抗）。文、庞同奏：公私困竭，只是由于养兵太多；万一“聚为盗贼”，两人愿拚死去镇压。仁宗采文彦博等的建议，下诏陕西保捷兵（禁军）年五十以上和短弱者放归农。共放归三万五千人，存五万人。据说陕西沿边养一兵一年需钱七十贯，省兵后，每年可节省二百四十五万贯。但此后，王德用为枢密使（一○五四——一○五五年），又选厢军补禁军，兵额又增。

　　王安石上万言书——江西临川人王安石在一○四二年（仁宗庆历二年），中进士，年二十二岁。当年签书淮南判官，一○四七年调任鄞县（鄞音银yín）知县。文彦博建议省兵，王安石持异议，在鄞作《省兵》诗说：“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他指责宋朝兵制是“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提出“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一○五三年，王安石通判舒州。在地方州县做官的王安石，不像朝廷士大夫那样只看到了官僚机构庞大的一面，而且看到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大地主、大商人的残酷敲剥，将激起农民的反抗。在舒州作《发廪》诗，指出“贫穷主兼并”，说：“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感事》诗说：“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指农民起义）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取资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又作《兼并》诗，直指“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俗吏不知方，掊克（敲剥。掊音p%u）乃为才”。真宗以“不抑兼并”作为国策，王安石这时已逐步酿成了诛抑兼并的变革思想。一○五七年，王安石调知常州。次年，移任提点江东刑狱，被召入朝，向仁宗上长达万言的奏疏，要求培植人才，改革法度。

　　王安石指出：国家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在于法度不合“先王之政”。如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又患人才不足，所以人才是当务之急。他建策从教养取任四个方面培植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再审视时势人情，变更天下之弊法。万言书提出了“流俗所不讲”的一些新意，如说官员诚然冗多，但官俸微不足道。前人理财是“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理财能得其道，即使官俸增加，也不致有损国家经费。又说当今“法令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是所谓“不能裁之以刑”，治之非其道。万言书奠立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但并没有被仁宗采纳。

　　司马光上三札——陕州夏县人司马光，一○三九年中进士。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庞籍出知并州，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建议筑麟州堡以制西夏，结果宋军大败，庞籍因此得罪，司马光改任开封府推官。一○六一年，司马光任同知谏院，向仁宗上三札子。一是论“君德”，说人君大德有三：仁、明、武。要仁宗“以天性之至仁”，“善无不录，恶无不诛”。二是论“御臣”，任官信赏心罚，不要只是“累日月以进秩”。三是论“拣军”，“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司马光的三札，重复提出了范仲淹的“明黜陟”和文彦博的“省兵”，强调“君德”“天性至仁”，是宣扬儒学，以别善恶。

　　南宋思想家陈亮曾经指出：“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但对改革的方针和途径，官员士大夫中显然有着不同的主张。司马光、文彦博等所主张的，只是局限于财用的节省和官兵的裁减升降，也就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现状，不作更大的改革。较为激进的范仲淹，也还是着重于官僚机构的整顿。王安石所提出的，是另一种主张，即从他所说的“大法”上着眼来变革法度。不是单纯地用官员升降的办法，而是以加强法治来整顿吏治；不是单纯地主张节省，而是以“理财”来增加国用；改革的方向也不是仅限于官兵，而且指向了社会上的大地主、大商人那些兼并之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两种主张的对立在逐渐形成。

　　

　　①《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一九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