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唐朝经济（下）
唐前期行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农民与工商业者关系较少，统治阶级的搜括也还不是过度残酷，工商业因而受到一些限制，发达是较缓慢的。随着土地兼并的盛行，整个统治阶级的骄侈浪费，再加以战乱频繁，南北物资更需要流通，自唐中期起，工商业开始活跃起来。行两税法以后，纳税按钱计算，官与商操纵物价，刻剥民众，取得大量财物，工商业得到空前的兴盛。官商搜括获厚利，另方面，自然就是民众被搜括得无以为生。不过，商业的发达，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间，经济上的联系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对社会的发展也还是有些积极作用的。
一手工 业 唐朝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供宫中或朝廷使用，私营手工业生产商品，供商贾贩卖致富，但商贾借以致富的商品，主要还是广大农民农妇生产出来的谷物和布帛。
官营手工业 宫中、朝廷的用具以至军需、营造，凡属于百工的事业，都设有专官掌管。少府监、将作监是各工官的长官。下面略举两监及所属各工官的职掌，可以推知官营手工业的规模。
少府监（尚方监）——总的职掌是管理百工技巧的政务。除了率领五署等属官，本监还掌管（1）供给天子和后妃常规的器物、服饰以及祭祀用的玉器、朝会用的仪仗。（2）训练工匠。训练期各工不同，精细刻镂工四年，车舆、乐器工三年，刀矟（音朔shuò）工二年，矢镞、竹漆等工一年，冠冕等工九月。教者传授家传技艺，每季由官考试一次，年终大考一次。工匠制造器物，成品上都署本人姓名。
中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所用艺术品和美丽服饰。附设有金银作坊院。
左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以至王公命妇的车辇，兼领刻镂、蜡烛等作坊。
右尚署——掌马辔加工以及制造刀剑、斧钺、甲胄、纸笔、茵席、履舄（音戏xì，木底鞋）等御用器物，兼领皮毛作坊。
织染署——掌织造天子太子及群臣的冠冕、组绶及织染锦、罗、纱、縠、绸、絁、绢、布。特织品有瑞锦、宫绫，织成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形状，文彩奇丽，织法是唐初贵族窦师伦所创。这些特制品，设专官监视，不许流传到外面，一年中用费和织成的匹数，都得奏明。每当掖庭织锦，特给酒羊，七月七日（夏历）祭杼乞巧。唐代宗时，下诏说，在外所织造的大张锦、独软锦、瑞锦等并宜禁断；义绫锦花文织成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及羌样文字（梵字）等也应禁断。照诏书所说，瑞锦宫绫的织法也流传在外面，并且花样繁多，技巧不比内作差。织染署所领作坊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一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杨贵妃得宠，专为贵妃院作工的织工绣工多至七百人，其中自然有很多织锦巧儿。
掌冶署——掌熔铸金、银、铜、铁，造成器物，兼领涂饰琉璃、玉等作坊。
将作监——总的职掌是管理土木工匠的政务。类似建筑工程师的高级匠人称为长上匠，州出钱雇用，因而也称为明资匠，名额有二百六十人。柳宗元作《梓人传》，说“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值太半”，就是这种长上匠。将作监率领下的各官有：左校署——掌木工。宫室有定制，凡官修的宫室，都归左校署承办。
右校署——掌土工。杨贵妃的二姊虢国夫人，造新第宅，中堂造成后，召工圬墁，工价二百万（二千缗）。工匠要求特赏自己的技艺，虢国夫人赏红罗五百段。工匠一看也不看，说，请取蚂蚁蜥蜴若干，放在堂中，过些时查点，如果短少一个，连工价也不敢要。大建筑物不许有蚂蚁容身的微隙，自然是很高的技艺。
中校署——掌舟车工。
甄官署——掌石工陶工。雕刻石人、石兽并制造碑柱、碾硙及瓶缶，又制造各种明器。
军器监——掌制造弩与甲，有弩坊、甲坊。
据《唐六典》说，少府监有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有匠一万五千人。两监挑选有技能的工匠，在原住州县专立户籍，按番到两监服役，称为短番匠。也有在家为官府作工，不必上番的工匠。王建《织锦曲》说：“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官里怪”。按限日缴纳织物，大概是对待女匠的一种办法。如工程不多，工匠无须上番，或两监和雇其他工匠，都得由工匠户出钱交给两监。技艺最高的工匠称为巧手，选入两监所属各署供职称为供内，被选后不得纳钱推辞。供内工匠有缺额，先补巧手的子弟。和雇的铸匠中，如有巧手，可补为正工。两监工匠从全国工匠中选拔出来，尤其是供内的工匠，选拔得更精。皇帝和大贵族需要的工艺品，两监能够全部供给。两监是手工业的精华所在，虽然对民众生活毫无益处，但制成的物品，足以代表当时手工业技巧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
少府监最重要的业务是织纴，将作监最重要的业务是建筑，下面举一些例，说明当时技艺上的成就。
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的毛裙两条，料用百鸟毛，正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白昼看是一色，灯影下看又是一色，百鸟形状，都显现在裙上。每条值钱一千缗。又令尚方取百兽毛织成鞯（音煎jiān，鞍垫）面，呈百兽形状。自安乐公主作毛裙，贵官家里妇女多使织工仿制，南方奇禽异兽被猎获，几乎绝了种。
武则天在洛阳用铜、铁铸天枢，高一百零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有铁山，周一百七十尺。用铜制蟠龙、麒麟萦绕铁山。天枢上置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匠毛婆罗造模。又铸九州鼎，豫州鼎高一丈八尺，余州鼎各高一丈四尺。鼎上图画山川物产，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又铸十二时神（子鼠、丑牛等十二支）各高一丈。
武则天在洛阳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明堂凡三层，上层作圆盖形，用九龙捧圆盖。顶上置一涂金的铁凤，高一丈。堂中有十围的大木，上通顶，作为明堂的总柱，各种结构都依大木为根本，又在明堂北造天堂，高五级，到第三级，便可俯视明堂。上列三例，说明织纴、冶铸、建筑在技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少府监属官有铸钱监，分散在产铜地区，是一种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合宜。隋文帝时铸五铢钱，实重五铢，与汉五铢钱重量相同，形状也相似，顾炎武《日知录》说，“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隋五铢钱一千重五千铢，二十四铢为两，五千铢得十三斤又三分之一两。隋一斤等于古三斤，古十三斤有余等于隋四斤五两，每一五铢钱重六分九厘余。唐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累（十累为一铢）。这里所说一铢、一累，等余古三铢、三累，二铢四累等于古七铢二累，比汉、隋五铢钱加重二铢二累。开元通宝钱一千重六斤四两。每钱一枚重一钱。自唐高祖创制一枚重一钱的开元通宝钱，下至清朝，基本上相沿不变，与五铢钱成为前后两个不同的系统。全
国铸钱炉最多时（天宝）有九十九处，每炉每年铸开元通宝钱三千三百缗，全国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唐肃宗铸乾元重宝钱（一缗重十斤），以一当开元通宝钱十。又铸一种乾元重宝钱（一缗重十二斤），以一当开元通宝钱五十。钱法紊乱，物价腾踊，米一斗价至钱七千，贫民大批饿死。唐代宗时两种乾元钱罢废，专用开元通宝钱，一直到唐亡。铸钱要有技艺，官出重价募工匠。天宝年间每一炉用工匠和丁役共三十人，用原料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工本值七百五十文，足见铸钱赢利是朝廷很大的一宗收入。
私营手工业 唐朝私营手工业，比以前朝代都有显著的发展，南方手工业特别显出它的重要地位，南北技艺交流，推动整个手工业前进。
七四三年（天宝二年），韦坚引浐水到望春楼下，积成广运潭。唐玄宗登楼看新潭。韦坚聚江、淮漕船数百艘，使一个官员坐第一船作号头，口唱《得宝歌》，船上有盛妆美女一百人和歌，鼓笛及外国音乐齐奏，来到望春楼下，后面漕船各写郡名，依次衔尾前进。船上满载本郡特产，如广陵郡（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船载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江苏镇江市）船载京口绫衫段，晋陵郡（江苏常州市）船载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浙江绍兴市）船载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广东广州市）船载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江西南昌市）船载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安徽宣城县）船载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船载蕉葛、蚦（音南n2n）蛇胆、翡翠。吴郡（江苏苏州市）船载方丈绫。漕船来自数十郡，驾船人都南方装束，戴大笠子，着宽袖衫、草鞋。漕船排列在楼下，京城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船桅，看如林的桅竿看呆了。韦坚奏上诸郡轻货，府县乐队和教坊（宫中乐队）相次奏乐，唐玄宗大喜。这是一次盛大动人的南方手工业品和特产的水上展览会。这里只记载几个郡的手工业品和特产，想见其余各郡，产品种类也不少。例如纸，据 《唐六典》所载，有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杭、婺（治金华，浙江金华）、衢（治信安，浙江衢县）、越等州的上细黄白状纸，均州（治武当，湖北均县北）的大模纸，宣、衢等州的案纸，蒲州的细薄白纸。韦坚献轻货，只宣城郡（宣州）有纸，《唐六典》则有许多州产名纸。以此为例，说明全国各州都有好产品，南方诸州产品更多。七三七年，唐玄宗令各州租税改用土物送京城；七四八年，又令各州租税变为轻货送京城，土物即轻货，足见朝廷对轻货有很大的需要。李肇《国史补》说，天下通用的物品，多得不可计数，如丝布作衣，麻布作囊，毡作盖，革作带，内邱（河北内丘县）白瓷瓯，端溪（广东德庆县）紫石砚，天下人都通用。
（1）织纴业织纴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唐六典》记载全国各地织物的质量，大抵北方诸州长于织绢，南方诸州织布较多，看下页所列表，可知大概。
《国史补》说，越州（会稽郡）人向来不擅长丝织，薛兼训为浙江东道节度使，募军中未曾娶妻的人，多给财物，到北方娶织妇回来，每年得数百人。从此越俗变化，竞添花样，绫纱精妙，在南方有名。这是交流技艺的一个可喜事例。南北互相效法，是唐朝手工业技艺提高的重要原因，南北互相需要和对外贸易的扩大，是唐朝手工业发达的重要原因。
劳动妇女无不从事织纴，绢和布与农夫所生产的唐代各州纺织品等级表
米同为社会的基本财富，固然，很大一部分绢布被统治阶级搜括去耗费了，但还有一部分，唐朝用来对邻国进行赠送或贸易，发生政治上商业上的重要关系。中国在唐朝时期呈现的盛大景象，织妇与农夫作出的贡献是相等的。
在一般技艺的基础上，还有一些特技，显示民间卓异的创造力。敦煌千佛洞发见唐朝薄绢，并绣有精细的佛画。据记述这种实物的人说，千佛洞所有的绢幡，都是用一种几乎透明的薄绢，挂在穹门或到佛堂去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幡两面都有绘画，风中尽管摇摆，人们总可以看见绘画。美丽的挂幅是用丝线彩绣的，人物如生，绣工甚精。唐时织纴和刺绣的技艺，既有实物作证，因之，下列文字记载的诸例，也应该可信。
缭绫——白居易《缭绫篇》说，“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这是用青白两色丝织成的花绫，丝细质轻，费功极大，宫中用作春天的舞衣，“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随便浪费了。统治阶级中人只求快心悦目，民众的痛苦根本不在意中，缭绫作舞衣，对他们说来，不过是最小的一种浪费。
八梭绫——邺中李母村人织绫，必三交五结，号八梭绫，一匹值米五筐。三交五结，是说一种特殊的织法，费功自然很大。
轻容——无花薄纱，是最轻的一种纱。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亳州出轻纱，入手似无重量，裁作衣服，看去象披轻雾。一州只有两家能织，世世相互通婚，防秘法传入别人家，说是从唐朝传来已有三百余年。亳州纱可能就是轻容的一种。
轻绢——一匹正够四丈，称起来只有半两。《太平广记》记载此物，小说容有夸张处，极轻当是事实。
红线毯——白居易《红线毯篇》说，“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采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据诗人说，织造这种广十丈余的大地毯，要用丝一万多两。同情民众的白居易，禁不住慨叹“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桂管（广西桂林）布——布质粗涩，厚重可以御寒，可能是木棉布。唐文宗时，夏侯孜着桂管布入朝，唐文宗也着桂管布，满朝官员都仿效，布价骤贵。
唐朝织纴业的发达，也可以从下列的一些事例看出来。琼山郡（广东琼山县）太守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其中一部分是织花缣文纱的女奴。定州大富豪何明远，在驿站旁开设旅店，专住外国商人，家有绫机五百张。这种规模甚大的织造，显然与对外贸易有关。由于织纴普遍发达，原料的生产也随着发达。唐高祖时，梁州野蚕成茧，百姓采用野蚕茧。唐太宗时，滁（安徽滁县）、楚、濠（安徽凤阳）、庐等州都采用野蚕茧。唐玄宗时，益州献三熟蚕。唐代宗时，太原民韩景晖养冬蚕成茧。野蚕被利用，又是织纴业的一个进步。
（2）染色业染色业中新技术，有柳氏女所创印花法。《唐语林》说，唐玄宗时，有柳氏女，性巧慧，使工镂板为杂花，印在织物上。柳氏女献一匹给王皇后。唐玄宗看到，很喜欢这种新制，令宫中依样仿造。当时秘惜印花法，不许外传。后来逐渐流行，成为极普通的衣料。
（3）坑冶业唐制：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矿税。《新唐书·食货志》概举坑冶数：“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六）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从文字看，似一百数十处坑冶，都在陕、宣等六州，事实上，他州不能不有坑冶，疑这是唐初收税的矿，不曾收税的矿不在此数中。此后矿数常有增减，大抵以收税与否为准。六三六年，权万纪上书说，宣、饶二州银矿丰足，派官开采，每岁可得数百万缗。唐太宗革权万纪官，使还家。足见官是不采矿的。唐高宗时，废陕州铜冶四十八。这里所谓废，当是采矿的业主因矿竭报废，官不再收税。七二七年，初次收伊阳县（属河南府）五重山银、锡矿税。这也是私人采矿官府收税的一个说明。七七九年，唐德宗下诏说，邕州金坑，任人开采，官不得占。唐德宗时，规定天下坑冶统归盐铁使收税。从此，在征收矿税上，朝廷与地方官发生了矛盾。唐文宗大和年间，盐铁使王涯奏称，今兖郓、淄青、曹濮等三道私自占采坑冶，出产铜铁甚多。王涯要求朝廷勒令三道长官还给盐铁使，以便照例收税。王涯又免采炼民户的其他差役，实际就是立坑冶户，朝廷直接占坑冶。开成年间，朝廷退还诸坑冶给州县，朝廷收得的矿税，总数不过七万余缗，比不上一个县的茶税。这是因为朝廷有甘露之变，宦官对地方官让步，换取对宦官势力的承认。唐宣宗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请收回坑冶收税权，当时朝廷还有些威望，算是收回了一部分。唐宣宗以后，朝廷大概连七万余缗也收不到。
《新唐书·食货志》载有两个采得的矿物数字。唐宪宗元和初年，每年采得银一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零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唐宣宗时，每年采得银一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一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这种数字未必真实，实际产量可能还要多一些。
唐朝采矿业规模不大，因为缺铜，豪富人家销毁开元通宝钱，取铜铸恶钱并制铜器（包括铸造佛像），唐德宗时市价，销钱一缗，得铜六斤，每斤值钱六百文，厚利所在，重刑不能禁，流通的钱愈益稀少，农民很难得到现钱。八○四年，唐德宗令市上交易，可用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并行。八二一年，唐穆宗令两税改收布、丝等实物，惟盐、酒税用钱。所谓两税改收实物，只是允许纳税人免缴现钱，用实物折合税钱，并非废除两税收钱的定制。唐文宗时，又宣布交易可钱谷并用。这都说明行两税以后，钱重物轻的现象特别严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新唐书·食货志》），官在收税时用物折钱，也大获轻重的利益。只有生产实物的民众，永远处于物轻的地位，被有钱有势的人抑价操纵，肆行敲剥。市上钱少对剥削者反而有利，因之朝廷急于要钱，但不急于铸钱。
钱重物轻的原因，一是铸钱太少，二是私家囤积和佛寺用铜造像。唐宪宗曾下诏，禁止积钱，富家积钱过五千贯，处死刑，王公大臣积钱，受重罚，钱没入官。原来京城市上所积钱，很大部分是方镇将帅的钱，一个将帅名下，至少也有五十万缗；一部分是富商的钱，富商与左右神策军有关系，私人钱托名为神策军官钱，得到宦官的保护。京兆尹想执行这个严诏，但根本行不通。唐文宗又禁积钱，允许富家积七千缗，余钱送市上流通。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三大都会，也照京师例禁积钱。结果还是行不通。唐武宗时，废灭各宗教，铜像钟磬炉铎全部销毁，州县得到大量的铜，又令各州按开元通宝钱模型自铸州钱，与朝廷铸造的京钱同样通行。要改革钱重物轻的积弊，这是较为有效的措施。可是，唐宣宗即帝位，以否定会昌年间的一切措施为施政方针，销州钱改铸铜佛像，恢复钱重物轻的积弊。官商利用轻重的差别获取厚利，发生官商与民众间的矛盾，民众因贫穷不能满足朝廷收税的要求，发生朝廷与积钱者间的矛盾。唐宪宗、唐文宗禁积钱，唐武宗铸州钱，都是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但都没有成功，钱重物轻的紧张状态，一直继续到唐亡。
金银产量远比铜少。除了岭南地方钱与金银丹砂象牙同用作货币，其他地方只是当作一种宝，可在市上买卖。《新唐书·食货志》说，“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这是唐宪宗元和初年的禁令，意思是督促采矿人专心炼铜。但金银既然是宝，统治者首先是皇帝自然也要搜括这种宝。一九五六年西安市发现天宝时银铤四个，各重五十两。银铤上刻呈进的郡名和官名。郡名是信安、宣城、郎宁和南海。信安郡即衢州，宣城郡即宣州。衢、宣二州在采矿六州数中。郎宁郡即邕州，南海郡即广州。邕、广二州在岭南，本是用金银的地方。往年发现的唐宣宗时端午节进奉银铤一个，重五十两，进呈官是浙江西道都团练等使兼润州刺史。润州也在采矿六州数中。据这些少数银铤的呈进地看，似乎有土贡的性质，不产银的州不一定要贡金银。八八八年，朱全忠派人带银一万两到魏博镇籴米，用银作货币来使用，值得注意。八九四年，浙东威胜军（治越州）节度使董昌大肆搜括，向朝廷贡献财物，每十天发一纲：金一万两，银五千铤，越绫一万五千匹。董昌曾发若干纲，史无记载，但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银。可以想见，有了相当数量的银，随着交易上的需要，就会出现用银当货币的趋向。
（4）造船业建造航海和江河用的船舰，历朝相沿，造船工匠积有丰富的经验。唐太宗想再伐高丽，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刘晏做盐铁转运使，在扬子设十个造船场，造漕运船只。这都说明唐朝造船能力是强的。在一般造船技术外，还有一些新的创造。
唐德宗时，荆南节度使李皋造战舰，用人力踏两轮，速度象奔马。
刘恂（唐昭宗时人）《岭表录异》说，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缚船板，用橄榄糖涂抹，糖干后船极坚固，船底如涂漆，便于速进。橄榄糖是橄
榄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采来与橄榄树皮、叶同煎调和，制成象黑饧的膏，涂海船极坚滑。唐朝航海大船，举世无匹，可能就是刘恂所说的贾人船。
（5）制瓷业唐朝制瓷技术，已经进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阶段。瓷器普遍使用，各地多有制瓷窑，其中还有不少是名窑。陆羽（唐肃宗时人）《茶经》所举越、鼎（陕西泾阳县）、婺、岳、寿、洪等州，都是当时著名的制瓷地方。邢州窑（包括《国史补》所说通行天下的内丘窑）与越州窑是唐朝南北诸窑的代表窑，瓷器品位不相上下。陆羽按照瓷色与茶色是否相配来定各窑优劣，说邢瓷白盛茶呈红色，越瓷青盛茶呈绿色，因而断定邢不如越，甚至取消邢窑，不入诸州品内。天宝时，韦坚献南方诸郡特产，豫章郡（洪州）船载名瓷，足见洪州瓷一向著名。陆羽因洪瓷褐盛茶呈黑色，定洪瓷为最次品。瓷器应凭质量定优劣，陆羽以瓷色为主要标准，只能算是饮茶人的一种偏见。
中国最优良的瓷器产地江西景德镇市，唐时属饶州新平县，唐玄宗改称新昌县，又改称浮梁县。《浮梁县志》说，唐高祖时，昌南镇（景德镇）民陶玉献瓷器，称为假玉器，昌南镇瓷由此名闻天下。昌南镇有制瓷业（《江西通志》载陈后主曾令昌南镇制陶础，巧而不坚），唐时制法有改进，但未必已能生产名瓷。韦坚所献南方轻货，名瓷独举豫章郡；陆羽比较越、邢两种瓷，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意思是邢瓷不透明，越瓷半透明。如果昌南瓷类玉，而且唐初已名闻天下，陆羽似不会遗忘。昌南制瓷技术提到高度是在北宋时，在唐朝还未入名瓷之列。
唐三彩也是名瓷的一种。所谓三彩，就是在无色釉的白地胎上用铅黄、绿、青等色画成花纹，烧制成瓷器，因是唐朝创制，称为唐三彩。
（6）磨面业磨坊一般用马牵硙，有水力处，设水磨。不过，普通民众是不能有水磨的。水磨的所有者都是权豪、富僧、大贾等有势力的人。这些人霸占河道，筑高堰阻水，利用水力推动碾硙，妨碍河道两岸农田的灌溉。例如郑白渠（在陕西泾阳）本来溉田四万余顷，到唐高宗时因水磨大增，只能溉田一万余顷。唐代宗时，只溉六千二百余顷。足见富贵人的水磨是农民的大害。
《旧唐书·高力士传》载高力士在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每天磨麦三百斛。这是筑特别高的堰，使水力大到能并转五轮，农田受害自然更大。不过，单从制造水磨的技术上说，一轴能转动五具磨，却是一个新创制。
（7）印刷业唐初已有印刷品。《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说，玄奘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四众（僧、尼、善男子、善女子）。后来逐渐流行，见于记载的也渐多。八三五年，唐文宗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里说，西川淮南等道，都用版印历日，在市上发卖，每岁不待司天台奏准颁下新历，私印历本早已通行天下。佛像和历本都是大数量发行，利用印刷术是很自然的。纥干泉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司空图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说印本逐渐散失，想再雕印版。柳玭《家训·序》说，中和三年（八八三年），在成都市上看书，多是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一类书，又有字书小学，雕版印纸，模糊不很清楚。依据这些事例，唐朝印刷业在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发展着，印刷技术也自然在继续改进。现存唐朝印本有咸通九年（八六八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全卷长十六尺，高一尺，卷首刻佛像，下面刻经文全部。又近年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一方，约一尺见方，中刻佛像一尊，环绕佛像刊印梵语经文，四边印各种小佛像。这两件仅存的实物，足以证明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为五
代北宋的印刷业准备了条件。（8）造纸业造纸是极普通的一种手工业。因原料和制法不同，各地多有特产，如萧诚（唐玄宗时人）善造纸，用山西野麻及虢州（治弘农，河南灵宝县）土谷，五色光滑，称为斑石纹纸。又如薛涛（唐宪宗时人）侨居成都，取百花潭水制深红小彩笺，用来写小诗，时人称为薛涛笺。用纸写字印书以外，还有糊窗的纸，专包茶叶称为茶衫子的纸和作纸钱的纸。《封氏闻见记》说，送葬用纸钱，从魏、晋时开始，现在自王公至于庶民，通行纸钱，葬时焚化。纸的用途极为广泛，足见造纸业的发达。
（9）制糖业六四七年，唐太宗遣使人到天竺摩揭它国学熬糖法，令扬州送上甘蔗，榨取蔗汁，如法制糖，色味远胜西域糖。《元和郡县图志》载蜀州贡沙糖，青州贡糖，足见制糖法已经流传。《幽燕记异》说，茅草地冬季烧去枝梗，到春季掘取土中洁白的余根，捣汁熬制，得糖味极甘，称为洗心糖。又有糖霜（一名糖冰），制法是唐代宗时人邹和尚所传，原料用甘蔗，遂宁（四川遂宁县）产最有名。
上列手工业只是许多种手工业中的一小部分，唐朝手工业生产确是超过以前各朝代。唐朝农业生产不见显著的提高，据各种记载，田有地势高下、土壤肥瘠、年景丰耗的区别，平均计算，一顷田不过得粟一百斛或米五十余斛，这和东汉仲长统所说平均一亩产粟三斛（隋唐一斛等于东汉三斛），北宋范仲淹所说“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上资政晏侍郎书》），产量相等，农业的进展，比不上手工业的进展。凡是精美的手工业产品，总是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统治阶级从农民得到米绢布或钱，转向手工业者取得消费品和奢侈品，因之，手工业的进展与统治阶级从农业方面取得财物的增加是联系着的。隋唐以及后来的封建朝代，尽管每亩产量不比两汉有所提高，但中国南部的继续开发，却使剥削者取得大量的财物，借以满足奢侈品的需要。自隋唐以后，手工业比两汉大进一步而且继续进步着的原因在此。这种情形对唐朝说来，自唐中期起，农民破产流亡，农业一直在下降，手工业却一直在上升，与手工业关系较密的商业也一直在上升。
二商业 商业在交易有无、加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经济联系以及与四邻各国进行贸易等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商人对农民和手工业工匠，剥削的残酷，并不次于以皇帝为首的官吏。官与商各有一套剥削方式，韩愈说官商卖盐事，可以当作一个例。
八二二年，有一个官替唐德宗想括钱法，建议官自
己卖盐，可以获利一倍。韩愈逐条驳斥，说，乡村居民，很少有现钱，他们买盐，多用杂物交易，盐商什么东西都要，也有人一时没有杂物，先赊贷得盐，日后偿还。这是商人的剥削方式，居民得到一些必需品，仅有的一点杂物却被商人拿走了。韩愈又说，现在，如果吏人坐店铺卖盐，不得现钱，决不敢卖，贫民无钱买盐，官怎能获利一倍？又，贫家吃盐极少，淡食往往十天一月，非不得已不吃盐，如果官吏按户强迫买盐，势必用威刑逼勒民众出钱，这样，到处会发生骚动，对朝廷很不利。这是官府的剥削方式，用威刑要钱，不顾民众的死活。商人是巧取，官府是豪夺，方式不同，目的都是要吸尽民众的膏血。
商人用商品获利，官府用威刑获利，剥削的范围，同样广泛。商人所凭借的商品生产者自然是农民和手工业工匠。特别是行两税法以后，农民所有的米和绢布，必须先变钱才能纳税，商人因而有更多的获利机会，商业也就大大发达起来。
下面略述唐时商业的一般情况： （1）市 两京市全国最大的市是西京、东京两市，两市中西京市更大。
西京皇城南面有一条大街名朱雀街。朱雀街东有五十四坊，属万年县管，西也有五十四坊，属长安县管。每坊广长各三百余步。东市（隋时名都会市）在朱雀街东，西市（隋时名利人市）在街西，各占两坊（两坊太小，恐有误）的地面。东市是四方财物的聚集处，有二百二十个行。贵族和官员住宅多在朱雀街东，因之东市商业尤为繁盛。西市店肆略同东市，居民多是浮寄流寓，人口比东市多。
东京市称为南市（隋时称丰都市，又称东市，有一百行。又有大同市，其中有一百四十一个邸和六十六个行）。南市占两个坊的地面，有一百二十个行，三千多个肆，四百多个店（《唐律疏议》“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旅舍也称为店，这里所说四百余店，当包 括旅舍）。又有北市，本是临德坊，唐高宗对立市。
州县市下列诸市，也是较大的市。广州从来就是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到唐朝，广州贸易更盛。李肇《国史补》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师子国（斯里兰卡）舶最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热闹）。”《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西江中有波斯、波罗门、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广州市规模自然远不及两京市，但在州市中与扬州同属第一等。扬州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江、淮盐茶漕米和轻货，先汇集在这里，然后转运到关中和北方各地。扬州有大食、波斯贾人居住，多以买卖珠宝为业，朝廷在广、扬二州特置市舶使，足见扬州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诗人张祜（唐宪宗时人）《纵游淮南》诗，有“十里长街市井连”句，商业大概比广州更繁盛。福建泉州（治晋江，福建泉州市）唐时已成通商口岸。唐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年）《病愈德音》说，南海外国船来到中国，地方官应优礼相待，岭南福建及扬州的外国商人，除舶脚（船税）、收市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福建与岭南、扬州并列，足见泉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商埠。此外，楚州（治山阳，江苏淮安县）、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荆州（治江陵，湖北江陵县）、明州（治鄞县，浙江宁波市）以及成都、汴州等，都是著名大州市，唐人称扬一益二，就是诸州市中扬州第一，成都第二。各县也有市，如富阳（浙江富阳县）县市在县城西北隅，周围二里五十步。盐官（浙江海宁县）县市在县城西南二百五十步。杜甫《盐亭县》（四川盐亭县）诗：“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县市商业，一般比州市小，山县自然更要小些。
草市离州县城较远，在交通便利的地点因商业上需要自然形成的市称为草市。陈谿所作《彭州新置唐昌县》（四川崇庆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可以说明草市的情形。《记》中说，从前商人往来，苦无投宿的地方，因而在建德乡立起一个草市。现在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唐会要》载德州安德县（山东陵县）与齐州临邑县（山东临邑）接壤处有灌口草市一所。大抵草市所在，都是交通要道。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里说，凡江、淮草市，都设在水路两旁，富室大户，多住市上，近十几年来，江南、江北，所有草市全被抢劫，只有三年遭两次劫，没有一个五年得安。唐人诗文和小说中，多说到草市，想见州县市以外，还有为数更多的草市存在。这种草市与当地的大庄主有关系，杜牧所说富室大户，就是兼营商业的大庄主。
行市、墟市、亥市、集、庙会某地有大集会，商贾来会地出售货物，称为行市。岭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都是村落间定期交易的小市。在神庙定期举行交易，称为庙会，性质与行市相似。
自两京到乡村，都设立大小不等的市，说明唐朝有比较发达的商业。
（2）行 同业商店的组织称为行，行有行头。《周礼》地官司市职：“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意思是司市官划分市地成行列，同类的货物陈列在同一行列内称为一肆。一肆立一肆长，贾公彦疏说，“若今（唐时）行头者也”。肆长由司市指派，是服徭役的性质，并非官吏。唐时行头也是服徭役的商人。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中，市确是划分行列，如“伯有死于羊肆”（《左传》襄公三十年），“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次”（《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篇》），“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史记·循吏·孙叔敖传》），“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庄子·外物篇》）。这里所说肆、次、次行，都是指市上的行列。《汉书·食货志》“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又“（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班固《西都赋》“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左思《吴都赋》“混品物而同廛”。这里所说列、隧、廛，也都是指市上的行列。自春秋、战国以下，尽管名目不一，市上同业商店开设在同一地点却是定制。隋、唐时肆专指各个店铺，行是若干同业店铺的总称。隋丰都市有一百行，唐西京市有二百二十行，行数增加，显示唐商业比隋更盛。行有行头，又有牙人（也称牙子、牙郎、牙侩）。牙人招揽买卖，协议物价，官府和商人交涉，有时也使牙人出面。
诸书所记行名，有金银行（又称金市）、铁行、太衣行、绢行、织绉锦行、秤行、肉行、鱼行、药行、鞦辔行等。以此为例，二百二十行出售的商品，种类是很多的。唐武宗求长生药，道士献药方，内开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唐武宗使人到药行寻找，所有药店都说没有。一个大官要用白牛头作药，果然在肉行买到。大抵难得的物品，在行里总可以找到，只有象道士开出的那种药方，药行才无法供应。
行是商店的组织，自然也是商人的组织。为商人制造物品的工匠，附属于商人，本身并不组织成行。如果工匠自己制造物品，由自己直接出售，那末，他加入本行是因为有商人身分。唐时手工业工人没有行，凡是行都是以商人为主、工匠为从的商业组织。隋、唐以前，行的意义仅仅是同类的货物须在市上同一地点出售，唐朝的行，又有拒绝非本行人任意加入本行的权利，例如织宫锦巧儿李某，要求加入织锦行，行中人借口如今花样与前不同，拒绝李某入行，显然，行有行会的性质，工匠不得行中人同意，便不得入行。
（3）交通 交通对政治、经济、文化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唐国内水陆交通畅达，就在许多地方被割据的唐后期，交通仍保持畅达状态，这给商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陆路交通——全国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四条干线。东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西路自长安至岐州（陕西凤翔县）以至成都（中唐以来改由郿县经汉中入成都），夹路都有店肆待客，酒食丰足，每店备驴供客租用，称为驿驴。南路自长安至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樊市襄阳城），再南入长沙经广西达交州。北路自长安渡河至太原（山西太原市）出娘子关至范阳（北京市），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京广线至范阳。沿路也都有店肆供商人旅客住宿。远行数千里，无须带兵器。上列诸城市都是西京以外的四方交通枢纽，从这些枢纽再到其他城市，同样安顺。例如出西京安远门，西到凉州（河西节度使驻在地，甘肃武威县）再西到西域诸属国凡一万二千里，沿路有驿，供行人酒肉。
以上陆路交通是安、史作乱前情形，安、史作乱后，行路有时会遇到危险，但交通并未阻塞。唐玄宗时，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唐宪宗时，陆庶开福建陆路四百余里，两条新路的开辟，主要是为商业上的便利，想见其他地方也会有新开辟的商路。
水路交通——东南州郡，大都通水路，商运多用船舶。唐宪宗元和初年，宣歙遭旱灾，谷价上涨，有人主张平抑谷价，观察使卢坦说，宣歙地狭谷少，一向依靠外地输入，如果抑价，商船不肯来，粮食将更困难。宣歙地方多山，仍能利用水路通商，江湖附近地方水运的作用自然更大。长江中大船，载重量不超过八九千石。唐中期有俞大娘航船，比一般大船又大得多，船上驾驶工数百人，南到江西，北到淮南，每年来往一次，获利很大。凡是大船都为富商所有，他们以船为家，居柂楼下，奏乐歌舞，使唤婢仆，生活非常安适。至于洪、鄂等地，很多人水居，泛舟谋生，大抵从事商业或运输业。
水陆交通以扬州为中心，通济渠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总干线，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所有公家运漕、私行商旅，都依靠通济渠。《元和郡县图志》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唐朝廷收入主要来自江、淮，唐朝人特别感到通济渠的重要性，是很自然的。
唐建都关中，漕运有三门砥柱的险阻，从洛阳运米到长安，漕船多在三门峡覆没，一斛能送到八斗，就算是最好的成绩。改走陆路，两斛要运费一千文。民间苦于漕运，有斗钱运斗米的谣谚。唐高宗以后，朝廷经常想开凿砥柱，畅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以下，不再有建都关中的朝代，三门为害，漕运不畅，是最重要的原因。
水陆驿——兵部属官有驾部，专管驿务，全国有官
驿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通典》作一千五百八十七），其中水驿（备有船只）二百六十所，陆驿（备有马驴）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陆路上一般是三十里设一驿（不在通路上的驿称为馆），每驿有长，管理本驿，招待旅客。官驿馆在全国交通线上普遍设立，对商业有很大的便利。
对外海陆交通——唐朝前期国势强盛，威力远被四方，中期以后，仍保持大国声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畅达无阻。《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所录有关海外诸国的记载，为数不少，唐德宗时宰相贾耽著《皇华四达记》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最为详备。《新唐书·地理志》采贾耽书，叙述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凡七条，五条是陆路，两条是海路。陆路：（一）自营州（河北昌黎县）入安东道；（二）自夏州（陕西横山县）通大同云中道；（三）自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四）自安西入西域道；（五）自交州通天竺道。海路：（一）自登州（山东蓬莱县）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二）自广州通海夷道。所谓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刺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国）。上列七路中，海夷道是商业上最重要的道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中国在两汉时已是航海大国，到唐朝海路走得更远，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4）对外贸易 《唐律疏议》引《关市令》，说：“锦绫、罗縠、绸绢、绵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西边、北边外诸邻国，向来有侵扰边境的惯习，唐禁止铁出关，显然是防止铸造兵器。其余禁物，衣料是要控制进关货物，目的在换取以马匹为主的各种牲畜，真珠、金、银、牦牛尾，国内稀少，不愿外流。少府监属官有互市监，在边境上掌管外国贸易，可见唐对西北边市，商业与军事兼顾，不许商人任意谋利。
从南方海路上来通商的各国，都是远国，不会发生军事行动，因之，禁令稀疏，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收税，外国商人，只要不违犯唐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中国商人到外国通商，也很发达。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当时中国船称雄海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通商的繁盛。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丝织物以外，瓷器也以世界最先进的资格受国际市场的欢迎。埃及开罗南郊福斯他特遗址，发现唐至宋初的瓷片数以万计，叙利亚沙玛拉遗址发现大批唐陶瓷器，其中有三彩陶器、白瓷器、青瓷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也发现唐瓷片。可以设想，瓷器在唐朝已是大宗出口货。婆罗州北部沙捞越地方，发现唐朝人开设的铸铁厂，据当地考古学者的论证，铸铁技术自中国传入，对当时还在铜器时代的社会，起着推动作用。依据这些事例，唐朝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产品和技术，通过商人曾对海外诸国作出了贡献。
（5）大商业和商人 唐时商业多至二百余行，每行总有较大的商店。据现有材料看，最大的商业当是放高利贷的柜坊。柜坊又有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名称，类似后世的当铺。唐德宗借长安富商钱，仅得八十余万缗，搜括僦柜的钱物，借四分之一，得一百多万缗，足见柜坊是大商业。柜坊所藏物品，主要是钱帛、粟麦。钱，一部分是柜坊自备的资金，一部分是别人的存款。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文》里说：自今以后，如有入钱买官，纳银求职，发觉后，钱物没收。柜坊明知事情，代为隐瞒，不来告发，要严加惩罚。因柜坊资金大，有钱人愿意寄存钱财，柜坊又兼似后世的钱店。钱以外的帛、粟、麦，是农民借钱的抵押品。柜坊剥削的主要对象，仍是农民。七三二年，唐玄宗下诏说，近来公私放债，取利息颇多，自今以后，天下放债或收息，私人只许收四分，官本收五分。朝廷规定四、五分，实际收息当高于规定。
开设柜坊的人，自然是巨富，还必须与权贵有关系。长安大商小贩多列名神策军籍。求官人通过柜坊等富商向宦官买官职，宦官也通过柜坊等富商成为工商业者的政治代表。
次于柜坊的大商业有盐商、茶商及波斯珠宝商。八八○年，侯昌业上书斥责唐僖宗和田令孜，说“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浑取柜坊，全城般（搬）运（藏匿财物）”。杨师立《数陈敬瑄十罪檄》里说，“搜罗富户，借彼资财；抑夺盐商，取其金帛”。田令孜又想借京外富户及胡商的货财，盐铁转运使高骈上书阻止，说，“天下‘盗贼’（指黄巢等起义军）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田令孜被阻不敢再夺取。田令孜强夺富商，失去作为政治代表的地位，但唐朝廷与富户胡商的关系，高骈却说得很清楚，即这种人受朝廷保护，与官吏相辅而行，刻剥民众使陷于饥寒的绝境。黄巢在广州为什么杀胡商，理由就在这里。
隋炀帝时商业已很发达，唐高祖时富商郑凤炽（一作邹凤炽，说是唐高宗时人），家产不可计数，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与权贵往来，势倾朝市。曾对唐高祖夸富说，终南山上每株树挂绢一匹，山树挂满，我家里还有余绢。这种记载未必可信，郑凤炽是隋、唐间巨富，却是事实。唐太宗时，安州（湖北安陆县）人彭通献布五千段供攻辽东军费，赐文散官宣义郎（从七品下）名号。唐高宗时，安州人彭志筠愿献出绢布三万段助军费，赐奉议郎（从六品上）名号。武则天时，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内殿赌博。唐玄宗时，京城富商王元宝，被称为天下至富，也称为王家富窟。这些都是唐前期的巨富，都和朝官甚至皇帝有来往，但除两个姓彭的人，得低级文散官名号，其余都没有官位。自唐中期起，富商依靠宦官得入仕途，正如唐中宗时辛替否《陈时政疏》说“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商人加上官势，更便利于剥削。
（6）官商合流 唐制，士族称为清流，作官称为清资官，不许兼营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仕。随着宦官势力的兴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渐消失；另方面，士流兼营商业，在开元年间开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渐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剥民众的力量，同时，也加剧了宦官与士流的冲突。下面举出士流兼营商业的事例。
《旧唐书》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禁九品以下（当是上字之误）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诏书说，近闻南北街百官等在京城东西两市及近场（市场）处广造店铺出赁，妨害商贾的利益。自今以后，凡出赁店铺，每间每月赁费，不得超过五百文，依法令清资官不许置产，已造的店屋准许出卖。开元末年，朝政已极腐朽，这种诏书，只表示朝廷要清流保持形式上的所谓高尚，并不求有实效。唐肃宗女政和公主，经营商业，获利逾千万。千万当是万缗钱，她在短期内成巨富，自然是凭借贵族势力。其他官员势力较小，获利也会少些。商业与官势相依附，才能获更多的利，是很显然的。唐代宗时，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官不得与商人争利，在扬州所设邸店，一概禁止。原来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托名军用，派人到扬州开设店铺，经营商业，官势再加军势，不仅普通商人受损，就是王公、朝官也不能相敌。唐代宗下令禁止，据《唐会要》说，诸道的店铺“至是乃绝”。朝廷禁令所以生效，因为得到王公、朝官和商人的拥护，但地方长官势力在上升，朝廷只能做到暂时的禁绝。
京城大商业多使用地方长官的存款。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神策军大将出身。大将出加倍的利息，向商人借巨款，送给中尉，到方镇后，尽量搜括，偿还本息，自身还私蓄一大批钱存放在商店。足见唐中期以来，极大部分的钱是在神策军系统的内外各级军官手中。士流也不放松商业利益，唐武宗《赦文》里说听说朝外衣冠（士流），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归根说来，唐朝文武百官，在直接剥削民众以外，还利用商业作为另一种剥削手段。商业特别是高利贷业和奢侈品业的兴盛，正说明民众生活的极端贫穷和合流了的官商贪得无厌。
京城有大量的方镇存款，大商业也多是方镇所经营，因此，唐宪宗时，出现一种称为“飞钱”或称为“便换”的汇钱法。商人在京城，送钱到诸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自己轻装出京，在当地凭券取钱，购买货物，运回京城。飞钱法可免带现钱行路，对商业大有便利处。朝廷想取得飞钱的利益，令商人到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官收汇费一百文。没有一个商人肯来三司飞钱，朝廷只好允许免收汇费，结果还是没有人肯来。飞钱是官商合流的产物，朝廷意在收取商人的钱，不准备再付出，自然不会得到商人的信任。
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朝还保持着，到北宋才废除，这在科举制度里表现得很清楚。士族制度所以不能再继续存在，官商合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唐朝手工业比前朝有很大的进步，商业也比前朝发达。手工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但官商合流却使官僚和商贾都增加了剥削的力量，受害最重的自然是农民。自唐中期起，农民破产流亡愈来愈普遍，反之，庄田和商业一直呈现殷富气象，显然，官商的殷富是从农民的穷困中得来的。
第五节 唐朝经济（下）
中国通史
范文澜 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