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极度腐朽的西晋统治集团

  第二节极度腐朽的西晋统治集团 西晋统治阶级的当权派,是高级士族里拥司马氏的一派,即司马氏集团。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相继用酷刑大量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同时用厚利吸引一群人到自己方面来,造成司马氏集团。其中有贾充一类的功臣,有何曾一类的儒生,有王祥一类的官僚,有阮籍一类的名士。这些都是司马氏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贾充一类人又是这个集团的骨干。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它的道德观,但在司马氏集团里,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

  早在二六三年,司马昭命钟会邓艾卫瓘率兵灭汉。邓艾自以为功大,骄矜不受节制。钟会拥重兵,谋割据蜀地。钟会卫瓘诬告邓艾谋反,司马昭命钟会逮捕邓艾。钟会使卫瓘捕邓艾,想让邓艾杀卫瓘,自己再杀邓艾。卫瓘揣知钟会的用意,设计捕获邓艾。钟会密谋杀所部各军将官,与汉将姜维合力反司马昭。各军士兵哗变,杀钟会。卫瓘怕邓艾报复,杀邓艾。司马昭又把邓艾的几个儿子都杀死。司马氏集团刚取得灭汉的小功,阴谋、猜忌、反叛、残杀等丑恶行为,便一齐表现出来。

  司马昭用杀戮来控制他的集团,晋武帝改用所谓宽仁,实际是首领的控制力削弱了。二八○年,晋灭吴,大将王浑王浚争功,两人各有徒党,互相攻击,晋武帝不敢判定两人功劳的大小,也不敢惩罚王浑的蛮横。随着首领控制力的削弱,大乱的危机逐渐成熟。二九○年,晋武帝临死时,杨皇后杨骏合谋,藏匿晋武帝命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的诏书,改诏书为杨骏一人辅政,大乱开始表面化。次年,晋惠帝妻贾皇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族灭杨氏并杀杨氏徒党数千人,接着,爆发了八王之乱。

  司马氏集团中人,相互间只有一种极阴恶的杀夺关系,就是见利必夺,以杀助夺,愈杀愈猛烈,一直杀到发动大混战。

  辅杀夺而行的是滥赏。用滥赏来纠集徒党,用徒党来进行杀夺,杀夺愈急愈多,赏赐愈滥愈厚,人人想望厚赏,也就人人想望常有祸乱,西晋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一个以杀夺滥赏始,以杀夺滥赏终的黑暗集团。二六○年,魏帝曹髦攻司马昭,贾充杀曹髦。当时司马昭对曹髦还维持着君臣名义,贾充敢于杀死曹髦,算是为司马氏立了莫大的功劳,从此成为西晋统治集团中得信任最深,得赏赐最厚的一人。二六四年,司马昭自封为晋王。同时恢复四周五等爵号,大封徒党六百余人。这次大封赏,虽然是虚封,并未实授封地,但到了晋武帝称帝时,不得不实封,以换取徒党的拥戴。二九○年,杨骏夺得辅政权,凡未得爵号的二千石以上官员,都被封为关中侯。次年,贾皇后杀杨骏,用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司马亮为纠合徒党,封一千八十一人为侯。三○○年,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谋篡帝位,封文武官数千人为侯。次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为帝,大封徒党,连奴隶走卒也给爵号。浮滥的赏赐与猛烈的杀夺互相促进,一直促进到西晋统治的消灭。

  杀夺与滥赏,使得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躁竞与虚无的相反现象,生活上苟且无耻,纵情享受,则是一致的。下面举一些事例,说明这个集团的极度腐朽。

  贪财——晋武帝曾问刘毅,你看我象汉朝那个皇帝。刘毅答,象汉朝的桓帝灵帝。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灵,不免过甚。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似乎比桓灵还不如。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贪财的一种方法。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并不因为商是贱业而不屑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到市上出卖。有势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碓,替别人舂米取酬费,称为舂税。潘岳《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舒适。经营商业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富。家有水碓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珍宝钱财和田宅。劫夺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律》,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一种方法他们都敢采用。晋惠帝时,鲁褒作《钱神论》,描述钱的作用,说“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取法)其方(坤),外则其圆(乾)……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宫门),入紫闼(宫内),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王公)当途(权贵)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钱财是实际欲望和自利的神,对钱财的极端爱好,正表现士族的极端多欲和利己。他们有了钱财,就有神保佑他们达到纵欲目的。

  荒淫——二七三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处女五千人入宫。灭吴后,选取吴宫女五千人。晋宫中有女一万人以上。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

  奢侈——晋武帝是奢侈的提倡者。他的大臣和亲信人很多是著名的奢侈人。何曾每天膳食,值钱一万,还说没有可吃的东西。何曾的儿子何劭,每天膳费二万钱。任恺比何劭更奢侈。王济、王恺、羊琇又超过任恺,但还比不上石崇的豪富。王恺和石崇斗奢侈,晋武帝助王恺,仍不能取胜。一个皇帝助臣下斗奢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士族过着奢侈生活,人民自然要受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这句话是完全合于事实的。因为天灾还有一定的限度,奢侈则互相比赛,没有止境,吸尽了人民的血汗才算是止境。

  虚伪——士族起源于东汉的儒生,以守礼法为标榜。礼法的另一面就是十足的虚伪。例如何曾,号称孝子仁人。阮籍居母丧,不守礼法,何曾斥责阮籍违礼败俗,要求司马昭驱逐阮籍出中国。傅玄称何曾事亲尽孝,待人尽礼,是士人的典型。何曾死后,博士秦秀揭发他的丑行,说,何曾骄奢过度,声名狼藉,是悖谬丑恶的典型。傅玄秦秀都看到了一面,合起来正是礼法之士的全貌。王祥一类的官僚,也属于礼法之士,只是表现的形式比何曾一类人隐蔽些。

  放荡——何晏是极端纵欲卑劣的腐朽人,又是老庄虚无学说的主要倡导者和清谈家的创始人。他著《道论》(《无名论》)、《德论》(《无为论》),大意说,一切事物和名誉,原来都是虚无的,把一切实有看作虚无才合于道,因为“道者惟无所有者也”。照他的所谓道说来,任何事情可以从心所欲地去做,反正都是虚无,并非实在。这种纵欲主义的唯我论,代表着士族的共同思想,他的《道德论》也就一直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名论。士族中贾充、何曾、王祥、阮籍四类人,在纵欲主义上都是何晏的同道。区别在于前三类人是儒家学派,用礼法来掩饰纵欲。阮籍一类人是老庄学派,不拘礼法,任性放荡,用老庄来支持纵欲。

  司马昭当政时,清谈家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提倡老庄虚无之学。结合成所谓竹林七贤。按照这七个人的思想趋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的放荡。礼法之士拥戴司马氏,为阮籍、嵇康等人所嫉视,他们标榜道德来攻击礼法,实际上也算是对司马氏表示不满。阮籍作《大人先生传》,嵇康作《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反对礼法之士都很猛烈。不过,阮籍专反对礼法之士,对儒道两家则采取调和态度。《通老论》里说《易经》的太极,《春秋经》的元,《道德经》的道,都是一个意义,即法自然而为化的道。嵇康不只是攻击礼法之士,而且还猛攻儒家的六经。他给山涛的信里,明白反对司马氏,因此被司马昭杀死。刘伶一生只作一篇《酒德颂》,表示他最憎恶的人,就是那些礼法之士。向秀在嵇康被杀以前,灌园锻铁,隐居不仕,不愿依附司马氏。这些人的放荡,包含一些反抗礼法的意义,在三个类型中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生沉湎在酒里,属于单纯纵欲的类型。他曾用大盆盛酒,有一群猪来饮酒,阮咸便和猪共饮。阮籍不允许儿子阮浑学自己的放荡,也不愿意阮家子弟学阮咸的放荡,因为在阮籍看来,自己是佯狂,不必学;阮咸是纵欲,不可学。山涛王戎都是司马氏集团的重要人物,热中名利,贪鄙无耻,口谈虚无,但并不反对礼法,并且还拥护礼法。山涛王戎以及稍后的王衍等人的思想,是士族腐朽性在文化方面的最高表现,是三个类型中最恶劣的一个类型。

  《文选·古诗十九首》中有《驱车上东门》一首。诗中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等句。这首诗是东汉人所作,表现出死不可免、不如生前享乐的消极悲观思想。晋人伪造《列子》,其中《杨朱》一篇,正是《驱车上东门》诗的充分发挥,也是清谈家思想的真实记录。《淮南子·泛论训》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杨朱不信鬼神,这一点是有识见的。但因死后无鬼神而把当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贵的东西,则是腐朽没落的思想。战国时期,盛行杨朱的“为我”“贵己”学说。老子庄子思想与杨朱学说有相同处,庄子尤为显著。魏晋清谈家形式上老庄并重,实际是偏重庄子。当时杀夺的政治情况使虚无思想得到发展的条件,士族制度使放荡行为得到实行的保证,《杨朱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杨子学说的碎片扩大而成的。《杨朱篇》认为万物都逃不了死。有的人活十年死了,有的人活一百年也还是死。仁圣人要死,凶愚人也同样是死。活着是尧舜,死了剩一把腐骨;活着是桀纣,死了也无非是一把腐骨。归根都是一把腐骨,谁知道腐骨有好坏,所以人应当在活的时候寻快乐,无须顾死后。凡是情欲所需要的一切,尽量享受,一天、一月、一年、十年都好,一面享受着,一面等待死的到来。如果情欲受拘束,那末,即使活百年千年万年,有什么意义。张湛《注》说“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又说“惜名拘礼,内怀于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遐期,非所贵也”。《杨朱篇》宗旨,即清谈家的人生观,张湛说得很清楚。这种一半野兽一半天使的纵欲人的卑劣思想,如果说这是“唯物论”予以表扬,实在是迂论。

  士族在西晋统一的短时期里,达到了志满意得的境地,《杨朱篇》思想正是清谈家得意的表现,同时也是一般高级士族得意的表现。他们安而忘危,存而忘亡,肆无忌惮地纵欲作恶,终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爆发比东汉末年更大得多的祸乱。东晋人干宝作《晋纪·总论》,其中一段叙述士族的罪恶行为,摘取大意如下: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拥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当时风俗淫邪,是非颠倒。士人学的是老庄,谈的是虚无,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当官以照例署名为高尚。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谁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责,象灰尘那样被轻蔑。是非善恶都不在话下,群起而争的只是钱财。朝廷用人,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不是看什么官该用什么人;求官的人,选择有利可图的官才做,无利就不做。大官身兼十几职,实际是一职也不管,重要事件,处理错了十之八九。势家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竞,希望获得较高的品。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过一个让贤的官。士族妇女同样腐朽。她们使用婢仆,自己什么事都不做。有的任情淫乱,有的凶悍杀婢妾,没有人认为不应该。风俗政治败坏到这个地步,大乱是无可避免的了。

  晋武帝时,大乱已经酿成。二九○年,晋武帝死,杨骏、杨皇后夺政权,大乱就从宫廷内开始。二九一年,贾皇后杀杨骏,夺得政权。贾皇后使汝南王司马亮辅政,使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贾皇后又杀司马玮。大乱从宫廷内伸展到宗室诸王间。三○○年,赵王司马伦杀贾皇后。三○一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称皇帝,大乱扩大成诸王间大混战。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各起兵反司马伦。司马伦战败被杀。晋惠帝夏位,司马冏辅政。三○二年,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乂攻杀司马冏。三○三年,司马颙司马颖起兵反司马乂,进攻洛阳城,司马乂守城大战,双方兵民死数万人。三○四年,东海王司马越杀司马乂。司马颖据邺,号称皇太弟、丞相。司马颙据长安,号称太宰、大都督。司马越等奉晋惠帝出兵攻司马颖,司马颖击败司马越,俘获晋惠帝。司马越逃归东海国,司马颙令部将张方入据洛阳城。幽州都督王浚与并州都督东赢公司马腾起兵反司马颖。王浚勾结一部分鲜卑、乌桓人充骑兵,司马颖也求匈奴左贤王刘渊助战。刘渊发匈奴五部兵,据离石自立,建号大单于。诸王间大混战从此扩大成各族间的大混战。司马颖战败,奉晋惠帝逃到洛阳,被张方俘获送长安,司马颙独占朝政。三○五年,司马颙又使司马颖督诸军助战。司马越起兵反司马颙,司马颙战败。三○六年,司马越杀司马颖,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又杀司马颙,自以为获得最后胜利。三○九年,司马越杀晋怀帝亲信人,使自己的亲信人守洛阳,监视晋怀帝。司马越带着王公朝臣离洛阳,说是要攻击刘渊的部将石勒。三一一年,司马越死。石勒消灭司马越全军,攻陷洛阳城。八王之乱是一幅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与非汉族人民无不遭受灾难,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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