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汉国（蜀汉）

　　第七节汉国（蜀汉）

　　 赤壁战后，三国分立的形势基本上确定了，但这并不是说三国已经成立。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危，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得不到益州，即使占有荆州，在魏吴双重压力下也很难成立汉国。刘备取得益州以后，荆州成为孙权用全力来攻，刘备不能用全力来守的局面。二一九年，孙权杀汉国荆州守将关羽，取得荆州，从此吴汉两国确实成立，开始了三国分立时期。

　　从经济方面说来，三国分立也是东汉末年社会大破坏的自然产物。原来黄河流域是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地区，因之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个伟大强盛的中心地区首先带动了长江上下游地区（益荆扬）的经济逐步前进。西汉中期司马迁叙述江淮以南（荆扬）一般的经济情况说，楚越地方，地广人稀，有些地方还使用火耕水耨法。没有饥寒的人，也没有千金的富家。这就是说，江淮以南经济落后，剥削者还不能积累起千金。到了东汉时期，大地主大豪强到处出现，说明经济已有发展，足以产生大的剥削者。东汉时期长江下游人口普遍地增加着，例如西汉会稽郡（治设吴县）有户二十二万，口一百○三万。东汉分为会稽（治设山阴县，旧越国）、吴两郡。会稽郡有户十二万，口四十八万，吴郡有户十六万，口七十万。又如西汉豫章郡有户六万，口三十五万，东汉增至户四十万，口一百六十六万。同样，长江上游人口也在增加。例如西汉蜀郡有户二十六万，口一百二十四万，东汉稍增至户三十万，口一百三十五万。又如西汉益州郡有户八万，口五十八万，东汉分为益州永昌两郡，益州郡仅有户二万，口十一万，永昌郡则增至户二十三万，口一百八十九万。这种缓慢而普遍的人口增加，也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不过长江上下游的人力富力比起中心地区来相差是很大的，它只能作为依附者与中心地区相联系，从而得到自身发展的助力。所以当中心地区强盛的时候，长江上下游不可能在政治上脱离朝廷自立为国家，但当中心地区遭受大破坏，不能起带动作用的时候，那就要发生一时的分立，汉吴两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等到中心地区经济有相当的恢复，分立局面便不能继续而自然地归于统一。三国南北朝以后，长江上下游经济逐渐与黄河流域平衡甚至超过，两大流域的联系更加密切不可割裂了。虽然有时因某种原因也发生南北分立的现象，但优势总是在北方，因为经济条件以外，加上其他各种条件，黄河流域仍不失为全国的中心地区。

　　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益州二十七年，境内比较安静，对破坏不堪无力远攻的北方（曹操据有北方九州）说来，益州具备了一半的立国条件。另一半则是要有坚强的统治集团。刘璋集团内部分裂，刘璋请刘备入蜀援助自己。二一四年，刘备驱走刘璋，占领益州全部（包括汉中郡）。二二一年，刘备自称汉皇帝（汉昭烈帝，史家又称为先主）。同年，刘备亲率大军攻吴，企图夺取荆州。次年，被吴将陆逊击败，逃回白帝城（四川奉节县东北）。二二三年，刘备死，后主刘禅继位。汉后主是个昏暗的国君，统率刘备集团、治理汉国的主要首领是大政治家诸葛亮。

　　魏汉间战争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集团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曹操集团与刘备集团有同等的权利来争夺这个统治权，问题不在谁应该统治而在谁有力量能统治，战争说明双方都没有统一全国的力量。曹操曹丕治魏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诸葛亮治汉也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事实说明魏汉比起东汉来，政治上都有一定的进步。古代史书有的扬魏抑汉，有的扬汉抑魏，大抵以谁应该统治即谁是正统的观点作论据，其实三国分立（主要是魏汉分立）是中国遭受十九年大破坏以后逐渐恢复统一的一个准备阶段，三国的统治者在国内所进行的某些措施，客观上都起着有益的作用，所以它们的暂时存在都是合理的。

　　诸葛亮隐居隆中（湖北襄阳城西），二○七年，第一次与刘备论天下形势，便拟定如下的计划：占领荆益二州。安抚益州西部诸戎、南部夷越。整顿内政。外与孙权结好。等候北方有变故，荆州军攻南阳洛阳，主力益州军出秦川（陇西）一带，人心归附，天下可以渐定。诸葛亮是个谨慎的人（刘备集团的实力薄弱，也必须谨慎），他的一切行为都含有谨慎的内容。在曹操集团内部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荆州军威胁中原，主力益州军先取凉州，安抚戎、羌，扩大实力，再逐步进取关中和中原，这应是一个或可行通的计划。关羽镇守江陵，许昌以南拥汉反曹人往往起兵响应，关羽威震华夏，据说曹操曾议迁都避关羽。这也说明诸葛亮的计划不是不可行的。后来关羽被孙权杀死，荆州丧失，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二二七年，诸葛亮第一次攻魏时，魏文帝已死。魏国统治阶级早就不是拥汉派拥曹派的争斗而是曹操集团将被司马懿集团所代替。对中原士族说来，“兴复汉室”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号召，不能有什么作用。诸葛亮隆中定策，本想再一次走汉光武帝的道路，可是客观形势的变化，这条或可行通的道路显然是必不可通了。给他留下的只有主观努力的一面。他在这一面的努力，确是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是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诸葛亮攻魏计划仍是先取魏统治力较弱的凉州。这是他用兵的第一个目标，上自国政，下至个人生活都服从于这个目标而进行。下面举出几条重要的事例。

　　和吴——二二三年，即刘备病死，诸葛亮开始执政的一年，遣使官至吴，劝孙权绝魏，专与汉和好。从此魏吴绝交，汉得专力对魏。

　　和夷——刘备死后，益州郡豪强雍闿举兵反叛。某些夷族统治者（如夷王高定）也乘机变乱。雍闿割据益州郡，并企图夺取永昌郡。益州永昌两郡是汉国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决不能放弃，诸少数族人民与汉族有经济文化上联系，也不愿政治上脱离汉国。二二五年，诸葛亮率汉军南征。汉军还在路上，雍闿已被高定部兵士杀死。汉军击杀高定，汉将军李恢马忠又大破诸叛人。诸葛亮进军至南中（云南曲靖县），采用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耐心地与雍闿余部孟获作战。孟获七次战败七次被擒，诸葛亮第八次还要放他出去，允许他再战。孟获最后心服，道：诸葛公天威，南人不再反了。诸葛亮进军至滇池，分益州永昌两郡为建宁、云南、兴古、永昌四郡，用本地夷人和汉人做官吏。夷汉关系得到改善，汉国内部也得到稳定。

　　明法——诸葛亮是标准的法家学说的实行者。他制定汉科（律），作为一国的法度。西晋陈寿《三国志》说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官吏不敢作恶），人怀自厉（人人向善），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又说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陈寿本是汉国人，他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判处髡（音坤kūn）刑，他这样称颂诸葛亮的法治，可信是真实的。

　　治军——诸葛亮治军，特别着重在训练有纪律的军队。司马昭灭汉后，特令军事学家陈勰学习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汉是小国，不能动用过大的民力。诸葛亮主张减兵省将，精练能战，务使不大伤民力。他为补救国小兵少的缺陷，创造了一些新事物来加强战力，最著名的有：（一）八阵图。行军安静而坚重，驻军地方，所有营垒井灶厕所屏障都按法度兴造，不论行军或驻军，随时可战可守。诸葛亮以前，窦宪曾勒八阵击破北匈奴，大抵经诸葛亮推演改善以后，成为一种新创造。西晋马隆用八阵法收复凉州，北魏刁雍请采诸葛八阵法抵御柔然，李靖对唐太宗说，六花阵法原出八阵法。诸葛亮在古代军事学上是有贡献的，他发展了孙吴兵法，他的敌手司马懿称他是“天下奇才”，西晋李兴说，“推子（诸葛亮）八阵，不在孙吴”（孙吴所无），都是指的这个发展。（二）元戎。元戎是一种新式连弩。弩箭用铁制，长八寸，一次能发出十枝箭，威力比旧式连弩大得多。李兴说，“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就是说，战国以来最精良的武器弩，到诸葛亮又前进了一步。（三）木牛流马。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四足。所谓一脚就是一个车轮（“转者为牛足”，足字应作脚字）。所谓四足，就是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柱，行车停车时不容易倾倒。木牛能载一人一年的食粮，单行每天走几十里，群行走二十里，虽然很慢，推车人却不大劳苦。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流马能载四石六斗食粮，比木牛多载，一天大概也只能走二十里。原来车用两轮，诸葛亮改为一轮和四轮，确是新的创意，用慢而稳的车来节省运军粮的民力，也符合他那种谨慎的性格。木牛流马都很缓慢，经民间改良，成为常用的某种独轮车和四轮车，群行一天也能走几十里。有人以为奇物失传了，深为惋惜，其实有用的奇物一般是不会失传的。（四）钢刀。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竹筒内装铁珠，举刀斫筒，如断刍草。炼钢术进步，大概由于他的奖励。诸葛亮用这些事物来补救国小兵少的缺陷，但主要的治军法仍在于纪律严明和武艺熟练。

　　正身——道德永远是阶级的道德。封建道德当然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当然是为巩固封建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它和封建政治、封建法律一样，都是封建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一个社会当它还没有发生新的经济基础以前，对原来存在着的上层建筑物，只能就它们本身作比较，判断它们那一个好些，那一个坏些。这就是说，如果某些封建统治者所行施的政治和法律，对劳动人民损害较少较轻的话，那种政治和法律就值得褒扬，因为比起乱政淫刑来，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同样，如果某些封建统治者的行为体现出某种封建道德而其目的不是为了损害人民，其后果也不是直接为害的话，那个人就应该看作有道德的人，因为比起不如他的人来到底是好了一些或好得多。诸葛亮的行为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的，他以“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吴张俨《默记》所载《后出师表》中语。《后出师表》是别人假托，但这两句却是确评）的精神来效忠汉国，无异于屈原的效忠楚国。他集中权力在一身，但是汉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朝臣们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国内始终保持着和睦状态。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正是身正的典型。他正身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虚心纳谏。诸葛亮奖励直言，说如果得直言而改正错误，好比“弃敝

　　 （破屐）而获珠玉”。董和曾不同意他某事的处理，反复争论多至十次。诸葛亮表扬董和，要求同僚们学他的殷勤忠诚。第一次出兵攻魏，因误用马谡，被魏击败。诸葛亮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引咎责躬，布所失（所犯的错误）于天下”，要求同僚们“勤攻吾之缺”。他这样责自己严、责别人公平的做法，连被他处罚的人也都信服。（二）不增殖私产。诸葛亮上表汉后主说，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刘备得益州时，赐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功臣每人金五百斤，银一千斤，钱五千万。他置这些田产，比一般地主应该说是最不贪的了。因为他不贪，所以为人所信服；因为他不贪，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这对人民是有益处的。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限于礼制，不得允许。据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来纪念他。二六三年，即亡国的一年，汉后主才允许给他在沔阳（陕西沔县，诸葛亮葬定军山，在沔县）立庙，禁止其他私祀。

　　汉国在诸葛亮治理下，养成了一个军事力量，这是诸葛亮的全部希望所寄，因之在使用上非常谨慎，不敢试用某些冒险的计谋。二二七年，诸葛亮率大军屯沔阳，作攻魏准备。次年春，使赵云率偏军据箕谷（陕西褒城县境），扬言将攻郿（陕西郿县），自己率主力攻祁山（甘肃西和县西北）。汉军阵容整齐，号令严明，关中震动，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魏附汉。魏朝廷恐慌，魏明帝亲到长安镇守，遣大将军曹真率大军守郿，遣宿将张 （曹操部下五良将之一）率步骑五万拒汉主力军。诸葛亮军事计划并不错误，战胜的可能是有的，但是被打败了。原因在用错了人。马谡善于谈论兵法，诸葛亮极其器重他，每次引见，总是从白昼谈论到深夜。刘备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诸葛亮不以为然。这次出兵，用马谡做先锋。马谡没有实际作战经验，违反诸葛亮的调度，指挥错乱，在街亭（甘肃秦安县境）打了大败仗。诸葛亮只好收兵回汉中。是年冬，出兵散关（陕西宝鸡县西南）围陈仓城（宝鸡县东北），粮尽退兵。二二九年，诸葛亮攻魏，取武都阴平两郡。二三一年，诸葛亮围祁山，击败司马懿军，粮尽退兵，杀追将张 。二三四年，诸葛亮率大军驻五丈原（陕西郿县西），分兵屯田，准备久居。司马懿固守不战，相持百余日，诸葛亮病死，汉军退走。汉国弱小，能对魏国取攻势，显然是诸葛亮主观努力的效果。但所得不过两郡，这又说明客观方面不存在可胜的形势，单凭主观努力并不能取得胜利。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袆相继执政，对魏采取守势，魏军步骑十余万攻汉中不能取胜。二五三年以后，姜维几乎每年出兵攻魏，完全是浪费兵力，连守的力量也消失了。二六三年，魏司马昭灭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