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物理学会

　　第三节 中国物理学会

　　1.成立经过及组织机构。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是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近代科学事业尚处于初创阶段。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杨铨、任鸿隽等9人于1914年倡议发行《科学》月刊，1915年又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宗旨为 “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经过多年努力，该社发展为全国性的科学学会，对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之中，部分是物理学方面的，如邀请著名物理学家来华访问，在《科学》月刊上介绍物理学领域的新进展，等等。然而，到三十年代初，在我国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已有许多物理学工作者，建立一个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的需要日渐迫切。

　　推动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成立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国际联盟于1931年派出四位专家，到中国来考察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专家之中，有一位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PaulLangevin，1872—1946）。朗之万来华后，受到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热烈欢迎。他则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建议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以谋求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及国际交流。经朗之万的促进，中国物理学会的筹备组织迅速成立，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8月22日至24日，在北平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

　　按照大会通过的学会章程，中国物理学会“以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为学会宗旨”。学会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推选四人分任会长、副会长、秘书及会计。李书华当选为首届会长。至1949年，中国物理学会的历届理事长（或会长）为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

　　中国物理学会在1932年成立时，设立有学报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1933年又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增设应用物理学汇刊委员会。这几个组织中除最后一个没有很好开展工作外，其他三个委员会，尤其学报委员会和名词审查委员会，都做了大量工作。

　　2.历届年会情况。

　　中国物理学会的学术活动，主要是通过举行年会以及各专门组织进行工作而得以开展的。自1932至1949年，中国物理学会共召开了16次年会。

　　1932年8月召开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到会七八十人。北京地区19名会员参加，提交论文10篇。1933年3月会员发展到88人。同年8月，第二次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收到论文33篇。1934年8月，第三次年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到会50人，提交论文40篇。1935年9月，第四次年会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到会30余人，提交论文42篇。至此次年会，会员人数197人。1936年8月，第五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七个科学团体联合举行，在北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召开，共收到论文48篇。此时，会员已达200余人。这次年会盛况空前，是抗战前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次大集会。

　　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校和学术机构仓促内迁，各方面条件异常困难，然而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并未中止。1939至1944年间共召开年会6次。1939年9月第七次年会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到会50余人，收到论文26篇。1940年9月第八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联合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

　　由于战时交通极为不便，自1942年开始，年会分散在各处举行。1942年第十次年会、1943年第十一次年会、1944年第十二次年会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昆明区、重庆区、四川区（成都）、西北区（城固）、贵州区（湄潭）、桂林区六个区分别举行的。1942年正值牛顿诞生300周年，我国物理学工作者还分别在重庆、贵阳、昆明以及福建的长汀和永安等地举行纪念大会，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也于1943年1月举行了纪念会。

　　在抗战期间，1938年举行的第六次年会和1941年举行的第九次年会，以及抗战胜利后，1946年举行的第十三次年会，其情况待查。

　　1947年10月第十四次年会，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京沪杭区）和北平协和大礼堂（此为与化学、动物、植物等六个学会联合年会）分别举行。1948年10月第十五次年会，分别在北平、南京、广州、武汉举行，均为与其他多个科学团体的联合年会。据统计，至1948年5月底，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人数为541人。1949年11月，第十六次年会（上海区）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礼堂举行，参加者200余人。此时，全国会员共有600余人。

　　3.出版《中国物理学报》。

　　为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中国物理学报》于1933年创刊。学报以外文（英、法、德三种文字）发表论文，附以中文提要。到1937年5月，出版了三卷共6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停刊两年多。1939至1945年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共出版了5期。其中有些用粗糙的土纸印刷，纸质虽然低劣，论文却依旧保持该刊物要求的水准。在抗战艰苦环境中，无论是论文作者还是学报编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以外文发表研究论文的《中国物理学报》至1950年底出版了七卷共18期。

　　当然，中国物理学家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们研究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成果则见诸于欧美的学术刊物。

　　4.审定物理学名词。

　　辛亥革命后，教育部于1918年设科学名词审查会。1920年该审查会议决增加物理组，由中国科学社主稿，编成《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后来教育部将此“审查本”加以订正，成为《物理学名词（教育部增订本）》，于1931年分发国内物理学家讨论，征求意见。“审查本”和“增订本”未颁行实施。当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有编译委员会，萨本栋受其委托编译整理物理学名词。他根据“审查本”和“增订本”等编成《物理学名词汇》，于1932年印行。同年夏，国立编译馆在南京成立，也着手审定统一名词。

　　在中国物理学会1932年的成立大会上，教育部和编译馆曾派人员列席，并提请组织名词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厘订物理学名词事宜。但这次会议未能论及此事。1933年4月，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统一名词问题是这次讨论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根据该讨论会议决的意见，中国物理学会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对各方历年编译的草案，详加整理，逐字复查。编译馆则根据议决意见，对所编初稿重加增修，并提交1933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审查。在这次年会上，推举出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杨肇燫等7人为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杨肇燫为主任委员。这年夏天，名词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开展工作，将各种稿本和各方意见，通体整理。最后，该委员会将审定结果交国立编译馆，略加整理后呈报教育部，1934年1月由教育部核准公布，是为《物理学名词》。至此，自二十年代初开始，虽经十余年间的多次修订但未能最终完成的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抗日战争期间，杨肇燫、周昌寿、陆学善等物理学家也进行了审订物理学名词的许多工作。

　　三十年代，中国物理学会还就度量衡和大小数的命名法提出建议，1935年，《东方杂志》曾出专号刊载有关讨论。中国物理学会的建议为当时国内科学界所采纳。

　　5.学会的国际活动。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伊始，即与国外物理学家建立了联系。自1932年成立大会后不久，至1948年止，先后被选为名誉会员的外国物理学家有：朗之万、法布里（C.Fabry）、拉曼（C.V.Ra-man）、密立根（R.A.Millikan）、康普顿（K.T.Compton）、康普顿（A.H.Compton）、布莱克特（P.M.S.Blackett）、布拉格（W.L.Bragg）、狄拉克（P.A.M.Dirac）、卡巴纳斯（J.Ca-bannes）、约里奥-居里（F.Joliot-Curie）。

　　1934年，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并于同年秋派王守竞前往伦敦出席该联合会大会。

　　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和学术活动的展开，促成了1934年朗缪尔（I.Langmuir），1935年狄拉克，1937年玻尔（N.Bohr）的相继来华访问。他们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加强了中国物理学界和国际物理学界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了原子弹。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的强烈不满。中国物理学会于1946年1月15日在昆明发表了关于原子能问题意见书，要求联合国设立原子能委员会，以保证监 督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不是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组织视察团，调查各国有关原子能应用的真相；设立联合国原子能实验室，共同研究重要问题，并与各国研究机构联系。意见书反映了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的正义呼声。

　　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经过几代物理学工作者数十年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物理学教育与研究在我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