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鲁迅

　　第四十九章 鲁迅

　　鲁迅，姓周，原名樟寿，字豫才；1898年到南京求学时改名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鲁迅”这一笔名。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当他出生时，他的家庭已处在衰落中，但仍可称之为小康之家。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以及家长和塾师的严格培养，鲁迅在少年时期便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国学基础。

　　在此期间，家中发生的两大变故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3年秋，当他12岁的时候，正在做着京官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全家都有被株连的危险。鲁迅随母亲到亲戚家避难，竟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同族的长辈也看不起他们，甚至加以欺凌。翌年冬，父亲周伯宜又患了重病。作为长子的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出入当铺和药店。虽然开方的都是当地的名医，虽然诊金很高，但父亲的病却日重一日，终于在1896年秋天亡故了。

　　世人前恭后倨的态度深深刺伤了他那颗自尊而敏感的心灵。“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话，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少年时心灵的余痛，可以得知他当时已深切体验到中国封建伦理文化及其所塑造的人格的虚伪和冷酷。而父亲的因医治无效而病故，又使少年鲁迅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医学的落后。当时思想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看到中国文化的落后，而少年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绝望，除了也看到这些对外战争的失败之外，更多地来自他当时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他有着独特的少年经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灭亡的危险，而中国旧文化的陈腐窳败也已充分显露。于是，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少年鲁迅不愿走科举应试的所谓“正路”，也不愿学作幕友或商人，决心不顾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1898年5月，他带上母亲为他筹集的八元川资，去南京考入了可以“学洋务”的江南水师学堂。因对学堂的管理和教学感到失望，翌年2月又考入也设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一直学习到1902年初。在南京将近4年的时间里，鲁迅接触到他前所未闻的各种新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他通过阅读严复翻译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对西方正在盛行的作为生物学和历史观的进化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02年初，鲁迅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官费保送日本留学。他首先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其他基础课程。他一面学习，一面热情地探求着救国之路。他的献身民族复兴事业的志愿在他1903年写给同学兼好友许寿裳的一首诗《自题小像》中表达得十分明确：“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在日本积极展开活动。鲁迅赞成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并经常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他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启超提出的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精神状态的新民说则给予高度重视。他开始认真思考国民性改造问题。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他讨论这样三个问题：（1）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1903年，鲁迅翻译并加以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发表于《浙江潮》杂志。这篇小说歌颂了斯巴达勇士抵抗侵略、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洋溢着激昂的爱国热情。同时或稍后，鲁迅还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撰写了介绍科学知识的论文《说鈤》和《中国地质略论》。这些译作和文章显示了他对科学的重视。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是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和他的救国思想密切相关的。父亲的不治而死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后来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与先前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加以比较，他更加感到中国医学的落后。同时他还从翻译的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因此他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自己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学习到1906年初，一次影片事件又使他决心弃医从文。有一天，教师在授课之余为学生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影片。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据说是为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捉住要杀头示众，另有一群体格健壮的中国人却在麻木地围观。鲁迅深受震动。他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关键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能够改变精神的，他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决定献身于文艺事业。

　　1906年6月，鲁迅结束了在仙台医专的学业，自日本回绍兴，奉母命与朱安女士结婚。对于家庭包办的这件婚事，鲁迅很不满意。他后来曾对朋友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在绍兴只住了几天就回到东京，一面继续学习外文，一面从事文学活动。1907年春，他与许寿裳等人计划创办文学期刊《新生》，但因支持者的退出而告失败。1907年底到1908年底，他在刘师培等人主编的《河南》杂志上发表了《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未完）等论文，标志着他的独立思想的逐步形成。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落后。国民愚昧、怯懦、自私、冷酷、巧滑、重利。振兴民族的根本出路是改变国民精神。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新的国民应当有健全的精神，既要不畏强暴，又要有博爱之心；既要务实，又要有形上之需求；既要有坚强的意志，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又要有开阔的胸襟，不疾天才，尊重先驱。

　　1909年，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先后出版。这里面所收的多是东欧弱小民族和俄国作家的作品，主题主要是要求民族独立或抨击反动统治。鲁迅选译这类文学作品，考虑的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但《域外小说集》销售情况很不理想，半年内只售出数十册。

　　从1906至1909年鲁迅在东京从事的文学活动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主要原因是当时正处在政治革命的热潮中，大部分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变革对于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但鲁迅这一时期的努力却是他后来文学活动的必要准备。

　　1909年8月，鲁迅因家庭经济上的需要而回国谋职，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1910年7月又到绍兴府中学堂任生物学教员并兼任监学（教务主任）。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积极组织声援活动和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不久，任绍兴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这年冬天，他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作品通过一个市镇的一次由谣传引起的混乱，简练而深刻地概括了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养成的生存方式。小说虽用文言写成，但其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已完全具备了现代短篇小说的性质。

　　1912年2月，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不久随部迁至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第一科科长等职，主管文化及社会文化设施等工作。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中国旧文化的顽固性。鲁迅一时找不到攻击旧文化的机会和战友，直到1917年，他还常常感到极度的苦闷和绝望。为了排遣苦闷，他便在公余时间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阅读佛经。但他并未完全消沉下去，而是常常怀疑自己的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一时期他虽然很少发表文章，然而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中国民主革命的连遭挫折，使越来越多的有志改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开展一场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的必要性。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新青年》），发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启蒙运动。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等人又发动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早就立志于中国文化改革的鲁迅终于找到了战友和大显身手的机遇，开始了他创作的丰收期。

　　1918年初，鲁迅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新的一页。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五四时期，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等多篇小说。这些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和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深深地震撼了当时进步知识青年的心，同时也最早以丰硕的创作成果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除小说创作外，当时他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相当数量的“随感录”。这些文章或者系统地驳斥男子本位、长者本位的封建道德，或者针对保守派的种种谬论作脱手一掷的迎击，都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五四高潮过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感到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但他这次没有再放下战斗的笔。1922年初，当穿着西装革履却从事复古活动的“学衡派”趁新文化立足未稳而发起进攻时，鲁迅立即写了《估〈学衡〉》等杂文，抨击了这股复古思想。从1918年到这时他所写的各类杂文收在杂文集《热风》和《坟》里。

　　1923年，鲁迅将他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出版（该书在193O年第13次印刷时，由作者抽去其中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不周山》一篇）。《呐喊》以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启蒙主义为宗旨，以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历史为背景，猛烈抨击了中国封建伦理文化的冷酷性、陈腐性和保守性，深刻揭示了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国民精神的弱点，同时也赞美了保留在天性未混的儿童和淳朴的下层劳动人民身上的优秀品质，还艺术地再现了革命先驱在当时的艰难处境。《狂人日记》通过一个身患“迫害狂”的人道主义者的独特视点，揭发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可怕事实，并通过这一可怕事实与家族制度和礼教之间内在联系的揭示，暴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孔乙己》着重反映的是封建等级观念对人们的毒害。孔乙己虽已穷困潦倒，但仍不肯脱掉那身标志读书人资格却已“又脏又破”的长衫，而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顾客们却因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而将他作为取乐的材料。封建等级观念使人变得滑稽，使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情。《药》写的是革命者夏瑜的血被愚昧的群众当作医治痨病的药而食用的事情，反映了群众与革命的隔膜。中篇《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这是一篇性格小说。作者着力刻划了阿Q这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被压迫、被蹂躏者形象。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是缺乏理性自我，因而他不得不一方面盲目地服膺封建兽道伦理文化，一方面又本能地适应封建吃人社会现实。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其思想却“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对“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阿Q从实际感受出发也常常觉得“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但他终其一生未能在理性观念上否定过封建制度和文化。阿Q没有理性自我，却有着本能自我。既然不能从理性观念上否定封建文化，他就只能按着本能需求去适应那个吃人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底层人来说完全是异己的社会现实。他适应现实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精神胜利法，即当他在生活中处于困境或遭受失败时，就靠自欺来自慰。因为他常处逆境，这成了他主要的适应方式。另一种是一旦有机会就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去，如革命到来时他便跃跃欲试。但爬上去的可能本来就非常小，阿Q也终于作为替罪羊而被那个社会吃掉了。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文学典型，既生动具体，又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鲁迅是怀着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的复杂心情来描写阿Q的。他怒其服膺不该服膺的兽道文化，怒其适应无法适应的吃人现实，他哀其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处境，哀其终于被吃掉的悲剧命运。鲁迅将阿Q的精神弱点撕破给人看，又将他的尊严和权利践踏给人看，将他的生命毁灭给人看，因而作品具有极为感人的悲喜剧交融的审美特征。《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晨报副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新文学界的注意。大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已经被译为世界各主要语种的文字，有了很高的世界声誉。阿Q则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学典型之一。在《呐喊》中，《一件小事》、《故乡》、《风波》、《社戏》等作品也都有较大影响。

　　1924年底，鲁迅参与了《语丝》周刊的创办，并参加了语丝社。1925年又先后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和未名社。这些社团在新文化的建设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进步学生反对实行家长式教育的校长杨荫榆的斗争。正在这所学校兼课的鲁迅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及其后台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他运用杂文痛斥杨荫榆迫害学生的行径，批驳其后台章士钊的复古主义论调，揭露“现代评论派”陈源等貌似公允实则向反动当局摇尾乞怜的叭儿狗本性。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他痛悼死难者，对杀人凶手进行了彻底揭露和强烈谴责。这一时期的杂文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坟》的后半部。

　　在这一系列斗争中，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并很快由战友成为恋人。

　　1926年，鲁迅将他在1924年和1925年这两年中所写的11篇小说编成他的第二个小说集《彷徨》出版。《彷徨》的创作精神与《呐喊》是一致的，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基本相同。与《呐喊》相比，作者这时已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也更为圆熟，但总的说来，其中作品的影响力要稍逊于《呐喊》中的作品。《祝福》通过祥林嫂一生悲惨遭遇的描写，有力控诉了封建夫权观念的吃人本质。祥林嫂死了丈夫之后，本想按着封建伦理的要求从一而终，不再嫁人，但由于她这时不仅仍然属于她死去的丈夫，而且还属于她丈夫的家庭，所以她又被婆婆强迫嫁给贺家墺的贺老六，以便换钱给他的小叔子娶亲。不幸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从此也就成为一个遭人唾弃的人。有人告诉她，因为她嫁过两个丈夫，死后在阴间就会被锯为两半分属两个丈夫。她因此失魂落魄，不久就沦为乞丐，并且怀着对阴间的恐惧而死在年终“祝福”的鞭炮声中。在封建夫权社会中，妇女从来不属于她自己，而只是她丈夫的附庸。祥林嫂正是被这种夫权制度和观念害死的。

　　《伤逝》写的是一对新式青年的婚姻悲剧。子君不顾家庭的阻拦，怀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坚定信念与涓生结合了。但她以婚姻自主为思想追求的顶点，婚后便不思进取，只想依赖着丈夫生活，生活趣味也日趋庸俗。于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之花很快枯萎。同时，他们自主婚姻的行为也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不久，涓生被所在机关辞退，谋生又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婚姻只能以离异告终，随之，子君就抑郁而死了。小说借助涓生的忏悔向读者提出两点忠告：第一，“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二，“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伤逝》艺术地显示了作者对于婚恋问题切实而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写的都是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处境的艰难，揭示出封建旧势力的强大和顽固。《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和《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当初都是积极的改革者，最终却都败在旧势力手下。作者对他们改革意志的被消磨感到痛心，但更多的是对其命运的同情和对旧势力的鞭笞。

　　《彷徨》与《呐喊》一样，不仅思想先进而深刻，艺术上也非常精湛和富于创新。它是继《呐喊》之后，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奠定的又一块基石。

　　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鲁迅在《语丝》上连续发表了23首散文诗。1927年作者将它们结集出版，并增写了一篇《题辞》，这就是著名的《野草》。《野草》的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其中不少篇什是对于黑暗现实和浇薄的世态人情的揭露和讽刺，但更多的是作者思想矛盾和人格理想的艺术显现。《野草》的表现手法是多样的，有讽喻，有拟人，也有写实，但运用最多的是象征，还有不少作品运用象征与梦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野草》里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有独特新颖的构思，每一个构思又都有着深远的含义，令读者惊异而又回味无穷。《野草》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奠基之作。

　　自1920年秋至1926年夏，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1924年7、8月间，还曾应邀到陕西西安大学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这期间，他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著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开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先河。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为了避开迫害，也出于对南方革命斗争的向往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于同年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在这里他开设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所用讲义1938年以《汉文学史纲要》之名收入《鲁迅全集》。

　　1926年2至11月间，鲁迅在《莽原》半月刊上以《旧事重提》为总题，连续发表了10篇回忆性散文。1927年将它们编定成书时又增写了《小引》和《后记》，并改题为《朝花夕拾》。在这10篇散文里，作者以时间为线索生动记叙了自幼年时期直至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经历片断。它们不仅为我们了解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革命的面貌。在这些散文中浸透着作者深切的人生感受和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认识：《〈二十四孝图〉》、《五猖会》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仅谴责了封建孝道教育的荒唐，而且也展示了传统教育方式的死板；《父亲的病》一方面暴露了中国医学的落后，一方面也鞭挞了封建礼教的悖谬；《藤野先生》对藤野先生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表示了感佩，《范爱农》则揄扬了范爱农对革命的一片赤子之心。《朝花夕拾》以其记叙的生动和思想的深刻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则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1927年1月，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和教务主任。在这里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较多的接触，对当时中国政治革命的实际情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思想正孕育着新的重大变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了反革命的大杀戮。鲁迅一向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坚决拥护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因此当革命的叛变者举起屠刀时，他必然将极大的憎恨投向屠杀者，而对被屠杀者给予深切同情。四一五事变的当天，他向中山大学当局提出营救被捕学生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不久，他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残酷的斗争使鲁迅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震动。他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三闲集·序言》），他的思路因此轰毁，开始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进入了思想和写作的新的时期。

　　1927年10月，鲁迅由广州来到上海，与许广平一起定居在这里，一直战斗到1936年病逝。到上海不久，鲁迅就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1928年初，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发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由于他们错误地将攻击的矛头也指向鲁迅，从而引起了与鲁迅的论争。鲁迅联系中国革命及文艺运动的实际，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对创造社一些成员的宗派主义倾向和“左”倾幼稚病进行了批评。这有助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在与创造社的论争过程中，鲁迅翻译并钻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9年，他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论著。通过学习，他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成为一个历史唯物论者。鲁迅是带着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认识，带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带着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人道主义者的思想遗产，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他的思想较之当时其他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就显得更成熟、更丰厚。1927至1929年所写文章收入杂文集《而已集》和《三闲集》。

　　1929年9月，儿子海婴在上海出生。

　　1930年2月，鲁迅发起并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并参与了领导工作。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分析了斗争形势并指明了“左联”工作的方向。“左联”成立前后，鲁迅与其他左翼作家一起，对资产阶级文化社团新月社和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撰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批判梁实秋宣扬的抽象人性论，阐明文学的阶级性原理，并指明了梁实秋为资本家效劳的阶级本性。他撰写《“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文章，揭露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反动阶级本质和民族败类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提倡的文学其实是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宠犬文学”。1931年2月，“左联”成员、共产党员柔石、殷夫等被国民党杀害。鲁迅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章，分别在国内和国外发表，控诉国民党，悼念死难者。两年后，又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再一次控诉反动派并纪念亡友。1930年和1931年所写杂文收入《二心集》。

　　1932年和1933年，鲁迅在文学战线上与“第三种人”和“论语派”进行了斗争。他在《论“第三种人”》中深刻指出，在现实生活中，第三种人是做不成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反对林语堂、周作人提倡闲适小品，认为那只是文坛上的小摆设，主张“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1933年1月，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同蔡元培、宋庆龄等一起，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拘捕无辜，进行种种营救活动。2月，英国进步作家萧伯纳来华访问，鲁迅写杂文多篇，介绍和赞扬萧伯纳，批驳反动舆论。这一年，鲁迅还写了许多抨击时政的杂文。1932和1933年所写的杂文收入《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1933年4月，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出版。

　　1934年，蒋介石为了从文化上巩固其反动统治，鼓吹以封建教条为准则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并在各级学校推行尊孔复古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也鼓吹要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王道乐土”，“恢复孔子之教”。鲁迅写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儒术》等杂文，揭露他们鼓吹王道实行霸道的真实面目。“左联”成立后，曾进行长期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鲁迅这时写了《论“旧形式的采用”》等文，用辩证的观点论述了新旧形式之间的关系。接着，学术界又展开了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门外文谈》和《汉字和拉丁化》等文是鲁迅关于这一问题发表的意见。这一年鲁迅杂文的产量很大，编成《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两本杂文集。

　　1935年，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之际，鲁迅密切关注政治形势的发展动向。当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0月到达陕北时，鲁迅致电中共中央，热烈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他热情培育左翼青年作家，为叶紫、萧军、萧红的作品写序，并将他们的《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编入《奴隶丛书》出版。当有人试图用“文人相轻”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说法来混淆文化界的是非时，鲁迅写了八节《“题未定”草》和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杂文，使大家辨是非之界，明取舍之道。这一年的杂文结成《且介亭杂文二集》。在这一年里，鲁迅还写了4篇历史小说《理水》、《采薇》、《出关》和《起死》，与1934年写的《非攻》和1927年以前写的《补天》（原名《不周山》）、《奔月》、《铸剑》一起结集为《故事新编》，于1936年出版。这部历史小说集的创作历时13年之久，前后写法有很大差异。但总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密切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另外，其中不少作品还有意糅进一些明显的现代生活细节，以引起读者的古今联想和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故事新编》是一部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特点也颇有影响的历史小说集。

　　1935年底，鲁迅原有的肺病日渐严重，但他不愿离开战斗岗位移地疗养。1936年，他虽在病中，依然勤奋工作，写了不少文章。当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野心日益显露，中国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急需建立时，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并正确阐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还澄清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某些不正确的解释，批评了左翼文坛内部的某些不良作风。《且介亭杂文末编》是他这一年文章的结集。

　　鲁迅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