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邓演达

　　第二十四章 邓演达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先世务农，父亲邓镜仁于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后任中学教员。邓演达青少年时期度过10年军校生活。他于1909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由于聪颖好学，志向远大，很快受到担任该校学长的革命党人邓铿（仲元）（1886—1922）的重视，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武昌首义后，邓演达曾入伍随军北伐，1912年返回广东，被派送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13年毕业。1914年又考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堂（即武昌南湖陆军中学堂）学习，1916年末毕业。接着入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初毕业。10年军校生活，使邓演达受到系统的军事教育，这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又努力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并兼修德文，学识日益广博。

　　1920年初，邓演达应邓铿之召，前往福建漳州参加孙中山所组织的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从此他便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在1920年驱逐旧桂系、1922年北伐、1923年攻打陈炯明和沈鸿英等的征战中，邓演达都出力甚大，屡立战功，因而相继升任为营长、团长。

　　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 1927年上半年，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几年，也是邓演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几年。

　　邓演达积极参加了建设黄埔军校的工作。军校筹备期间，他是孙中山指定的筹备委员之一。因筹备工作开始不久，筹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即离职而去，该职由廖仲恺代理，邓与廖等人一起积极完成了军校的筹备工作。待军校成立，邓演达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训练部掌管学校术科教育和学生管理，主任李济深时任粤军第一师师长，该部工作主要由邓负责。他为专心办理军校，辞去粤军团长职务，迁住黄埔，与学生一起生活和操练，深受学生的爱戴。1924年冬，因遭右派势力的排挤，并为考察外国革命经验，增长才识，邓演达辞去军校职务，赴欧洲游历考察。他在英、德、法三国看到帝国主义者与广大民众对中国人民截然相反的态度，在苏联看到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心赞助，从而更增强了联合苏联及世界各国被压迫群众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1925年末，邓返抵广州，随即出席国民党“二大”，作《关于游欧的报告》。国民党“二大”选他为候补中央委员。邓重返黄埔军校，出任教育长。1926年3月初，黄埔军校扩大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演达抨击了蒋介石的行径，引起蒋的不满。4月，蒋以何应钦代替邓演达职务，邓被调往潮州分校任教育长。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中，他除去主持军队政治工作以外，还直接参与北伐主力之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作战指挥。9月，北伐军攻打武昌，邓演达亲临城下督战。时直军将领刘玉春、陈嘉谟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邓的战马被打死，衣服袖子被子弹打穿，他仍坚持指挥战斗。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邓演达同时兼任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并再次被任命为总政治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他还兼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领导工作。邓演达文武兼治，工作夜以继日，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才能和忘我革命的精神。

　　邓演达对蒋介石的独裁深恶痛绝。1927年初，蒋介石为了达到以军制党、制政的目的，挑起了“迁都”之争。他擅自改变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企图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对此，邓演达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在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武汉群众集会上，邓率众高呼“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据当时报载，与会群众对邓“一句百合，备极热烈”。2月，邓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长文《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尖锐指出：“革命是大家的事，是痛苦民众们大家的事。”“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独裁者们虽可“挣扎若干时”，但最终必将成为“群众的反叛者”而走向“坟墓”。①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提高党权，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后，邓多次发表讲话，阐述反对个人独裁的意义，主张“党指挥军事”，而不允许“军事指挥党”。

　　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前后的几个月中，邓以很大精力从事发动农民革命的工作。他深刻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敌友的“量尺”，而“农民要解决的大问题，即土地问题”。他与共产党人毛泽东等共同组织了一系列负责农民问题的重要机构，如阳新惨案查办委员会、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等，大力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在南京政府发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一同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后，武汉政府举行二期北伐，进军河南。邓演达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500余人随军出征。他出入火线，参与第四军的作战指挥。当时舆论盛赞邓演达及所部人员“于军事、政治两方面之进展，卓著功绩”。

　　1927年5月以后，武汉汪精卫等人日益右倾和反动，终于同蒋介石一样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在这革命危急时刻，在联共与反共的大是大非面前，邓演达不仅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分裂，而且关心着共产党人的安危。6月中旬，邓从河南返回武汉。他曾深夜走访汪精卫，劝汪站在革命立场，与民众站在一起，但汪决心在镇压工农、反对共产党的路上走下去。邓鉴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而自己虽殚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行前他告诉共产党人“何键一定开刀无疑”，因此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来到”。6月30日他写了告别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员书，悲愤地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而如果三民主义受了曲解，农工受了摧残，革命分子被排斥，政治工作被威胁，“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接着，邓在《辞职宣言》中，再次痛斥汪精卫等人“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径。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到达莫斯科，11月1日与宋庆龄、陈友仁共同署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并宣告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12月转赴德国柏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史、各国政治、中国经济、农民问题、财政问题、外交问题等多方面内容，以从中探求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他还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谈，讨论中国革命和中德关系问题。1929年4月到德国南部各地参观考察，10月底赴法国巴黎，再渡海至英国伦敦，并在英国的一些城市考察。1930年1月离英返国。他取道意大利，经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伊朗、印度，5月由香港返抵上海。

　　邓演达回国后，曾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反蒋，但未得到相应的回答。此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奉邓演达为总负责人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已在国内存在了两年。1930年8月，邓演达召开干部会议，把第三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邓演达起草的《政治主张》，选举邓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邓并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

　　邓演达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把三民主义原则与现时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平民革命”的理论。邓演达认为，1924至1927年的“人民革命运动”失败后，“整个的中国复由更反动更黑暗的势力统治着”，南京政权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个政权下农工民众的痛苦更为加深，因此必须“继续中国革命，复兴中国革命”，而所要“继续复兴”的革命，就是“民族的平民革命”。

　　邓演达规定了平民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直接目标和最后目的，指出：凡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者，无论是直接参加还是间接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是平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小商人、青年学生及生产设计和管理人员等，他们也就是革命民众，即革命动力。革命的对象有三个：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和反动资本家。革命任务包括三项：民族、民权、民生。直接目标是推翻南京反动统冶，建立平民政权。平民政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残余，实行“耕者有其田”；改良工人生活；建设国家资本主义。革命最后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否认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前途，其理由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国家，帝国主义掌握着中国主要的经济机关，“压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许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与帝国主义竞争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二，中国资产阶级“无独立的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能力”，而平民群众经过平民革命掌握政权后，绝不会再去“仿效欧美，形成近代的资本主义”。他并设想：平民群众取得政权后，必能运用国家政权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产业建设，即发展“平民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邓演达坚持平民革命主张，但他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能成功，他也不赞成共产党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主张。他的社会主义观基本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挥，同共产党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

　　为了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邓演达不但大力进行反蒋宣传，而且积极准备军事倒蒋。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如对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都以反蒋为基础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陈诚和邓宝珊等还参加了第三党。另方面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这个革命同学会在十八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学生近六千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一部分会员参加了第三党。①1931年8月，第三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计划由邓演达担任起义总指挥，前往江西指挥陈诚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同时在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发动已联系的部队一齐响应。但决定做出未过几日，邓就在上海被捕，起义计划不得不取消。

　　邓演达被捕前，蒋介石已探知他在上海进行秘密活动，便派人赴沪勾通租界当局悬赏抓捕。1931年8月17日，邓出席在法 租界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举行的第三党干部训练班结业典礼，叛徒陈敬斋事先向蒋介石写信告密，结果邓被捕，21日解往南京。蒋介石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而邓始终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表示：“要我投降，要我抛弃我的主张，那他拿刀子来好了！”表现了凛然的气概和高尚的人格。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前，11月29日下令将邓秘密杀害。12月，宋庆龄到南京营救邓，蒋介石才不得不承认杀邓的事实。宋庆龄乃于12月20日发表声明，赞颂邓“坚（艰）苦卓绝，忠勇奋发”，痛斥独裁者杀害“忠实革命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拨专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殉难处（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邓演达以崇高评价。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初曾指出，以邓演达为领袖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派，始终反蒋不反共”。后来，毛泽东又曾把邓演达与古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①邓演达确实是一位“以身殉志”，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伟大人物。

　　遗著编有《邓演达文集》。

　　

　　①本文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①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1987年版，第281页。

　　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