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张闻天

　　第八章 张闻天

　　张闻天，原名张应皋，曾用名洛甫、思美、洛夫、平江、刘梦云等，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8月30日诞生在江苏省南江县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县）一个农民家庭。6岁开始读书，聪颖好学。1916年到南京，在水利局开设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18年为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同家庭发生冲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在南京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题为《社会问题》的长文，明确地用“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论述中国社会问题。全文列举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同年8月27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新诗《梦》。不久，张闻天加入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并到上海在分会成员恽代英、杨贤江等主办的《少年世界》任校勘。还在华法教育会留法预备班学习法语，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这一时期，张闻天在《觉悟》、《学灯》、《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评论、通信、散文、杂感、诗作，对劳工、农村、青年、妇女等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1920年，张闻天赴日留学半年。1922年赴美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在中华书局任编辑。还在1922年初，张闻天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即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经过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念。不久，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旅途》，反映五四青年的思想历程。还发表剧作《青春的梦》。这两部作品被张闻天称作他在人生战场的最初奋斗中获得的“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经验的产物”。1924年秋，张闻天应邀赴重庆，先后在第二女子师范和川东师范任教，主编《南鸿》周刊。他同萧楚女一道，热情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后被四川军阀驱逐出川。张闻天回到上海，恰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他从中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思想发生极大变化。1925年6月，张闻天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苏州乐益女中做地下工作。

　　1925年10月，张闻天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在那里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留苏期间，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也对张闻天产生了不良影响。1931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周报》。同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和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为指导宣传理论工作，张闻天撰写了大量文章。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他批驳托派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论点，阐明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正在进行着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此文是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参加论战的重要文献。在《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中，他批评了“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深沉的关门主义”。他还以“歌特”的笔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重要文献，对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文化“围剿”斗争起了积极影响。同时，作为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领导岗位的张闻天，也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他写下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宣传中共临时中央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写了《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烟幕中的“民主政治”》等文，把中间政派作为重要敌人进行批判和斗争。1933年初，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随即又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参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中，目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思想开始转变。1933年秋福建事变发生后，他主张联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上层，切实在军事上与之配合，因而同中央主要负责人发生分歧。随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上提出不同意见。这些变化为他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裂奠定了思想基础。

　　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张闻天同毛泽东谈了他对博古、李德等人领导工作的不满，同毛泽东日益接近起来。在长征路上，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行军、宿营。毛泽东对他们说明中央负责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很快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同王稼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中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受会议的委托，根据毛泽东的发言精神，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它们是：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代替诱敌深入的战法；重新肯定了以前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方针。这就为红军长征胜利确定了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随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坚决维护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作坚决斗争。6月25日，他在《前进报》上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9月，当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执行其南下的错误主张时，毛泽东同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两军单独北上，张闻天亲自向部队作解释工作。9月12日，他在俄界会议上作批评张国焘的总结发言，赞成毛泽东的报告，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闻天率中共中央机关先行进入瓦窑堡，着手调整各项政策策略，以适应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关于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报告，反对关门主义。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还作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个决议和毛泽东在会后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成为中共的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193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9月1日，又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过程中，张闻天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确定和贯彻，也作出重要贡献。事变后，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大兵逼近西安，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的紧要关头，他于1937年1月27日亲赴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共商解决内战危机问题。1937年5月，主持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闻天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8月，他在中央会议上作《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既要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又要反对迁就、投降倾向；提出共产党独立的主张，“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11月太原失守后，他发表《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阐明中共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站在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边，对全党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1938年9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后，张闻天实际上不再主持中央工作，而以主要精力主管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社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编写教材，还撰写出一批理论和宣传文章，如《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略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主持起草《发展文化运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党内文件，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他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反对反共顽固派和汉奸汪精卫之流的尖锐复杂的政治理论斗争中，张闻天撰写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切把三民主义变成反共武器的假三民主义，捍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1941年9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的路线问题。张闻天在会上两次发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1942年初到1943年3月初，张闻天率领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城镇进行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全面考察当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的状况。随后，向中央写了《出发归来记》的工作报告，着重从思想路线上作了总结，以亲身体验肯定从实际出发是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这时，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岗位，从事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调查，研究国内外问题，主编党内刊物《参考资料》，并继续参加整风学习。1943年4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工厂会议讲话，提出经济核算是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原则，并要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1945年4至6月，在中共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初到东北，在建立东北根据地问题上，他坚持正确意见，同陈云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应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议得到中央批准。1946年5月起，张闻天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他注重调查研究，为省委起草指导文件，抵制了1947年土地改革高潮中的“左”的偏向，并十分注意保护和发展工商业。1946年11月7日，他根据合江的实际情况写成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比较全面阐述工商业政策的较早的文献。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合江这块地处边陲的战略要地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1948年6月，张闻天调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12月又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时，东北全境先后获得解放，经济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张闻天一面组织干部准备入关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一面用很大精力制订经济建设方针。

　　1948年8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他受东北局委托作总结报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需要由农村转向城市。9月，他在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较早作出关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概括，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这篇提纲的重要思想。随后，张闻天以很大的精力研究供销合作社等问题，并为东北局主持起草《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1949年2月，张闻天调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他继续关注供销合作社问题，在同年5月致东北局并报毛泽东的电报里，明确提出“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同年7月，他还就东北私人资本主义问题写报告给东北局，详细分析东北私人资本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必须认真纠正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的偏差。

　　1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注重研究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新变化，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和建议。1956年3月，他向外交部使节会议提交《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全面论述，并且指出，要在外交工作中使主观需要同客观可能结合起来，反对主观主义和急躁冒进。他倡议创办《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问题译丛》，筹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成立外交学院，成为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1956年夏，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写出《论和平共处》的长文，提出和平共处作为世界总的趋势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加以避免”。1957年11月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和平奋斗的四十年》，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在1956年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失误作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以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坦荡胸怀阐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是当时少有的一篇纠正“左”倾错误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但在当时，却因此被毛泽东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等一起作为“反党联盟”遭到错误的批判。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领导职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身处逆境，却坚持探索真理，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等笔记和文稿，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提出一系列看法，显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真知灼见。1962年4至6月，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并认真研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稿，作了大量的批注。随后，他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思想不可能被采纳。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文革”初期，康生等为了彻底搞垮刘少奇，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证明刘少奇要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负责。张闻天凛然不屈，说明61人出狱是经中央批准的事实真相，使康生等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张闻天被隔离审讯，肉体和精神备受折磨，身体每况愈下。 1969年10月，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软禁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宿舍的一所平房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严重的冠心病和白内障的折磨，重新阅读马恩列斯著作，写下大量笔记和若干文稿。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张闻天萌发了在理论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论点的念头。从同年10月12日起，他先后写下8万多字的文稿（也称“肇庆文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的最早的代表作。在1973年9月写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张闻天批驳了所谓“政治挂帅”和“穷过渡”的观点，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年12月8日，他还写成《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即《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的第七部分），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点，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他还对“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提法提出质疑。他明确提出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党内矛盾“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上层领导者不应“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1975年，张闻天被转往无锡。这时，他得知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消息，心情振奋。但不久又开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急剧逆转，张闻天愤然表示：“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从此，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病逝，终年76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重新审查张闻天的历史，于1979年8月25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一生论著颇丰，编有《张闻天选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