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朱德

　　第四章 朱德

　　朱德，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祖籍广东省韶州府（今韶关市），明末清初迁入四川，定居仪陇马鞍场。

　　朱德幼年入私塾，取名“代珍”，塾师为他取字“玉阶”。因家境贫寒，一面读书，一面劳动，在塾师的影响和启蒙下，开始接受革新思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使他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富国强兵”。1907年春，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年末，毕业回到家乡，任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在这偏僻的地方，新式教育遭到当地封建守旧势力的反对，这使他感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

　　1909年1月，朱德离开家乡，跋山涉水赴云南投考陆军讲武堂，改名朱德，字玉阶。在讲武堂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经常秘密传阅和摘抄一些进步书刊。1911年8月毕业，加入云南新军，任副目（相当于副班长）。10月，爆发了反对清皇朝的辛亥革命，云南新军积极响应，在农历九月九日举行起义。“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宣布独立。因作战有功，朱德升任排长，授少尉军衔。随后，朱德随援川军进入四川，四川的反动势力纷纷土崩瓦解。同年底升任连长。援川军返滇后，在庆功大会上，他被晋升为少校。1913年夏天，任云南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秋天，调往云南边境驻守，在深山密林中与法帝国主义扶持的武装土匪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作战，并从营长晋升为副团长、团长。1915年12月以后，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开始成为川滇军界人人皆知的名将。1917年，朱德任滇军旅长，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学习俄国。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他放弃了高官厚禄，离开云南，来到上海、北京。在上海，他拜访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陈独秀认为像他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要参加共产党，必须经“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拒绝了他的请求。朱德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决定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同年11月，在柏林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在德国的3年时间里，朱德参加中共旅欧支部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注意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考察。1924年在哥廷根的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注册入学。同年底，为了从事革命活动，由哥廷根回到柏林。1925年，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柏林警察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后到苏联，下半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几个月后，参加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任队长。这期间，苏联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926年夏回国后，受中共中央军委的派遣到四川军阀杨森部进行兵运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在教育团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为党培训了一批军事干部。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朱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军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不久，任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准备重新北伐。其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反动军队击败，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一部苦战三河坝三天三夜，后冲出敌人的包围，向粤赣湘边界转移。此刻，干部、战士思想异常混乱，一无粮草，二无援兵，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整个部队，离队的人数越来越多。为了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朱德和陈毅在赣南的天心圩、大余、上堡等地领导部队进行了三次整顿，他在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领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他指出：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能成功。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并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还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性。为了隐蔽活动，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化名“王楷”。在军事战略上，开始从正规战向游击战方向转变。同时发动农民斗争，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部队在这一地区的活动，造成较大的革命声势。这时，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所部驻防湘南郴州、汝城一带，朱德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学，交往很深，而范石生同蒋介石矛盾重重。朱德鉴于当时起义军物资和装备供应十分困难，决定同范石生合作，以保存革命火种，隐蔽待机。

　　1928年1月，朱德率领部队在湘南的宜章县发动起义，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旗帜，任师长。一个月内，暴动波及了十余个县。建立了湘南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和农军。4月，率部前往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5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井冈山斗争中，他和毛泽东把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形成了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1929年初，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两地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0年8月，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任总司令。8月28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五次军事“围剿”。朱德同毛泽东一起，率领红军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后同周恩来一起，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指挥部队又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重要经验。朱德曾撰写《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与教训》一文，对这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了总结。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顾问李德抵达中央苏区，掌握了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时，朱德虽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军队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由于李德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严重，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陷于被动，最后被迫撤出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

　　1934年1月，朱德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会后，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共同北上抗日，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妄图分裂党和红军。朱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而有理、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当张国焘攻击中央北上方针是“逃跑”，并要朱德对此表态时，朱德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决定的！张国焘不顾朱德等人的反对，另立“中央”，多次强迫朱德断绝和毛泽东的一切关系。朱德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他团结广大干部战士，坚决维护中央的正确方针，为实现一、二、四方面军会师西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于9月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同周恩来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达成协议，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他亲自部署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取得消灭日军一千多人的胜利。11月，太原失守，华北抗战进入了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为主的阶段，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转战华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积极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同卫立煌多次长谈。卫立煌对八路军十分钦佩，保持了友好关系。

　　1938年初，朱德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意义、性质、作用及战术原则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这是指导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篇名著。4月，和彭德怀指挥根据地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使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朱德率领山西和河北广大军民予以坚决的反击，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稳定了华北局势。从此，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支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1940年5月，朱德由华北前线返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为了打破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朱德参加领导大生产运动，亲自到南泥湾勘察，提出“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影响战斗、训练的情况下，实行垦荒屯田，发展生产。1943年5月1日，朱德发表文章，号召建设“革命家务”。这一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规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规定了养兵、带兵、练兵、用兵以及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还规定了人民军队今后的任务，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的转变，以迎接抗日战争的大反攻。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挑动内战的阴谋，他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一系列重大决策。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3月，同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到达晋察冀后，介绍各个解放区战场所取得的胜利和打胜仗的经验，帮助晋察冀部队整编，克服缺点，提高战斗力，以适应战略进攻的需要。他亲临前线，指导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这是自解放战争以来，第一个攻克的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为打攻坚战开创了范例。这期间，他还对冀中地区的经济工作进行了考察，撰写了《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1949年3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随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4月，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10月，他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亲自进行战前动员。在他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期间，反复强调，不论在党内，在军内，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纪律检查工作，要以思想教育为主。1953年11月，在第二次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作《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同资产阶级又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因此我们仍应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并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①在以后的许多重要场合，他多次指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党的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专断的倾向；坚持发扬民主，反对压制民主的倾向；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他特别强调“党能否保持巩固的统一和团结，实际上是一个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问题”。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央军委，朱德任军委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朱德对人民军队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精力。他积极主张加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十分重视新的军种、兵种的建设。他把加强军事院校建设、搞好军事训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十分迫切的任务来抓。他反复强调，人民军队要坚持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但又不要受过去经验的束缚，要努力使军队的建设适合现代化、正规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他指出：“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①他还非常重视国防科技的发展和国防工业生产，非常重视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建设。当他在88岁高龄的时候，仍亲莅海军舰艇部队视察。他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4月，朱德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此后又连任两届，直至去世。在长达17年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内，朱德主持了170多次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无数次听取、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他曾多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经常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视察的足迹。

　　朱德参与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对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他指出：“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出要“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他积极主张把工业、商业、财政和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改变中央集权过多的状况，以利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建设速度，“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指出：“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国众多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去开发我国的丰富的资源。……在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积极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地做到‘地尽其利’、‘人尽其力’和‘货尽其用’，这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的方针。”①他曾多次提出：应把军事工厂和民用工厂的生产有效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主张军事工厂“平时可以多生产些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使它们现有的设备力量尽量利用起来”②。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朱德对发展手工业问题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朱德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都要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城乡经济。主张打破地区间的经济封锁，真正做到货畅其流。对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大办公共食堂，朱德是不 赞成的。他指出：“吃饭不要钱不行。……过去我们说粮食问题不大，是因为把粮食分到社员家里，自己掌握。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的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①他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发展生产力必须实实在在地实干，虚夸是有害无益的”；“要有实干精神，要鼓劲，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讲”。当时，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他的这些正确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错误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对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怀疑。1967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他还反对任意把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在批判“二月逆流”以后，朱德的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离，行动受到各种限制。康生等人将朱德等29人划入“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之列。造反派批判和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街头。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朱德始终坦然处之，并始终关心着生产建设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在危难之际，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朱德时表示要保他，才使朱德没有遭受到更残酷的人身迫害。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被选为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朱德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品德。他毕生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处处顾全大局。对于个人受到的错误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他从不计较，继续勤恳工作。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朱德经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来鞭策自己，勉励他人。1975年初，在他89岁高龄时，亲笔写下了“革命到底”的条幅，表示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他始终不忘广大劳动人民，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所有与朱德接触过的人，都为他那平凡、朴素的作风所深深感动。

　　朱德于1976年7月6日逝世，终年90岁。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朱德军事文选》。

　　

　　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页。

　　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

　　②同上书，第352页。

　　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