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编 传记 第一章 毛泽东

　　丁编 传记

　　第一章 毛泽东

　　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毛贻昌，为人精明，克勤克俭。母亲文氏，乐善好施，笃信佛教。兄弟三人。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均在毛泽东影响下投身中国革命，并在革命斗争中壮烈捐躯。

　　毛泽东的幼年是在湘乡外祖家度过的。6岁起在田里帮助劳动，8岁起先后在韶山南岸等处私塾读书。少年毛泽东深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隋唐演义》等具有反叛精神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1910年秋，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受维新思想影响。1911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退伍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不久退学。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西方民主主义者关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作，开阔了眼界。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湖南一师，他专心研修哲学、史地、文学等课程，勤学不倦。他还通过假期游学、举办工人夜学，广泛接触社会，增强救国救民的意识。他酷爱登山、游泳、日光浴等体育锻炼，并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长文，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1917年6月，在湖南一师为考查学生德、智、体优秀情况举办的“人物互选”活动中，他得票最多，独得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优秀。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最大。经杨昌济介绍，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191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同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不久，又共同发起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于同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他广泛接触各种进步思潮，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夕，毛泽东回到长沙。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积极指导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罢课斗争，成为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积极推动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组织，使反帝爱国斗争迅速扩展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同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该刊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他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同年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他第二次来到北京。1920年1月，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前后，他读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初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5月到上海，会见正在这里筹建共产党组织的陈独秀。陈独秀关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谈话，对处在思想转变关键时期的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不久，他创办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1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秋冬之间，他同何叔衡等组织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

　　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担任会议记录。会后，着手筹建湖南党组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先后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指导粤汉铁路、安源路矿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在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据中共三大的方针积极参加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工作，并受国民党本部委托，回湖南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大会章程审查委员，在会上多次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根据国民党一大的决定，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主任。同年12月，因病回乡休养。在韶山，他广泛进行农村调查，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和国民党区党部。1925年9月，毛泽东来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创办《政治周报》，积极参加同“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斗争，维护孙中山生前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毛泽东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随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推动南方农民运动。1926年5月至9月，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延聘萧楚女为教务主任，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他还指导学员从事农村调查，进行军事训练，为即将到来的南方农民运动高潮培养大批骨干。同年10月，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发言中提出“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

　　1926年11月，毛泽东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前往武汉，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支持湖南区委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装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会后，为回答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1927年1至2月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是完成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贫农是农民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同年3月，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同邓演达等提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获全会通过。同年7月4日，大革命失败前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在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重要思想。被会议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8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前委书记。起义发动并遭受挫折后不久，他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南转移，于同年10月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向井冈山地区转移途中，领导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建立民主制度，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领导井冈山斗争中，又为部队规定了三大任务：（1）打仗消灭敌人；（2）打土豪筹款子；（3）做群众工作；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8年4月，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地区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中共军委书记。同年5月下旬，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明确肯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年6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定，担任重新组成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1928年10至11月，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总结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论述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领导红军击退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

　　1929年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次面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的严重形势。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闽西，在当地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6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举行。会上，对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的关系等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多数同志所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后，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同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总结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起草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被大会通过。决议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观点，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1930年1月，毛泽东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发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要通过建立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完整的先占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在巩固和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十分注意指导土地革命。1929年4月，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地主、小地主与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原则。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地方党和军队联席会议，推动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在指导红军工作和土地革命中，他注重调查研究，于1930年5月和9月写了《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两篇重要的调查报告。前者着重考察了城镇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等情况；后者着重考察土地革命前后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同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撰写《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包含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型。

　　1930年6月，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第四、第六、第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同年8月，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合编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同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军队10万余人，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所部近万人。1931年4月，蒋介石又以20万军队发动第二次“围剿”，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隐蔽待机，然后由西向东横扫七百余里，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同年6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避敌锐气，绕道千里，在敌军背后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1年间，毛泽东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等人反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称之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专做政府工作。他顾全大局，以极大的精力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他在1933年8月所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以及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1933年10月，为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左”倾偏向，撰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持制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阐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政策。他还深入调查农村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撰写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路上，毛泽东耐心说服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使他们从“左”倾错误中醒悟过来。同年12月，在中央通道会议和黎平政治局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得到多数同志赞同。1935年1月15至17日，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重要发言，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根据毛泽东发言的主要精神，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转变。随即，毛泽东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乘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迷惑不解之时，又威逼贵阳，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甩在身后。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功范例。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毛泽东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方针，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作斗争，并拒绝张国焘企图胁迫中央南下川康边界地区的冒险主张，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同年1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到达陕北，不久恢复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在毛泽东、朱德等的耐心说服和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取消另立的“中央”。同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会后，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1936年2月，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一举突破阎锡山军队的黄河封锁线，准备东出河北同日军直接作战。5月初，由于晋、陕、甘的军事形势发生变化，东征红军主动回师河西，在回师通电中，向南京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新方针。毛泽东亲自主持同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指导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在此前后，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1936年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全面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37年5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当前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提出共产党应当实现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同年7月和8月，先后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原理，揭露党内教条主义错误，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同年8月，出席在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实际称主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也在会上通过。会后，毛泽东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实行战略展开。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抗日战争“持久必胜”的基本规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同年9至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抗战；批评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号召全党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完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向放在战区和敌后。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并积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研究。1939年10月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的论断。1940年1月写成《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这两篇著作表明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基本政策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写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方面有重大的发展。1940年12月，写成《论政策》一文，指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阐述了抗日根据地内党的各项具体政策。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毛泽东起草《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接着，又起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两个党内指示，全面分析蒋介石集团抗日和反共的两面政策，重申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1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并调动军队，密谋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要求撤退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号召制止内战危机。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起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从1942年春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反对主观主义，力倡实事求是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同年9至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其后期的历史经验，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两部重要的党的历史文献集，对分辨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是非，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讲演，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切实开展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明确提出整风运动有两条宗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在同年12月开始的审查干部工作中，一度发生“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毛泽东及时纠正这一错误，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毛泽东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决议稿进行多次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一致认识，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1945年4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共七大，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并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纲领和政策。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的方针。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他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和平民主的诚意昭示于全国。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导全党树立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作战原则上，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人民解放军遵循这些原则，经过8个月的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全面进攻，转为集中在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

　　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内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打退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毛泽东抓住敌我力量消长的 关键时机，果断作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并令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进入豫皖苏，以“品”字形阵势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使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同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在向会议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强调普遍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此后，毛泽东以相当大的精力研究解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纠正“左”的偏向，先后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党内指示。1948年4月，在由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的途中，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强调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1948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粟裕等的汇报和意见后，决定暂不渡过长江作战，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在长江以北地区。毛泽东还向全党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毛泽东运筹帷幄，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同周恩来、朱德等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在战略决战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及时捕捉战略决战的时机，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把实行战略包围同实施战役分割紧密结合，把大规模的阵地战同大规模的运动战紧密结合，把夺取大中城市同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紧密结合，把军事打击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充分显示出战略家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1949年3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的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他及时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后不久，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实施战略追歼，同时领导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1949年9月21至30日，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随后，毛泽东又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揭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毛泽东在指导全党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精心领导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还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侵略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地作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年时间的抗美援朝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1951至1952年，他领导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严厉惩治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腐化分子，向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1952年9月起，毛泽东逐步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得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确认和批准。在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实行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创造出以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经验；他还创造出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毛泽东在指导上发生急躁冒进的失误，特别是1955年夏季错误地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致使社会主义改造存在过急、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上，毛泽东致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满怀信心地指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主席。

　　从1955年底起，毛泽东开始认真思考以苏联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述中国建设发展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并且指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却违背了正确处理两类性质矛盾的学说，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也由此改变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在他指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发生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很快便有所察觉，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他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在纠“左”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大大发展商品生产，要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但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在党内错误地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并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面对1959到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的严重困难，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他立即直接组织和指导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他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1962年初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几年工作中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国民经济调整即将结束之时，毛泽东主持制定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还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顶住大国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1962年8月和9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同时，他也曾正确地提出要警惕和平演变的危险，表现出战略家的远见。1963年至1965年，他发动和领导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运动愈演愈烈，远远超出毛泽东的预想，形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失误，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让邓小平等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还亲自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始终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这个时期，他仍然十分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亲自领导实现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由于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和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辛努力，在十年动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虽然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仍然赢得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著作编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论文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他的诗词作品收入《毛泽东诗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