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在复杂的土地关系中，所有权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它决定和制约着土地关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广人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土地所有制的形态繁杂，其性质和作用各不相同。分述如下： 国家的土地所有

　　指土地由国家直接掌管，即由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占有的土地所有形态。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这种形态是指屯田、垦田、营田、官庄、没入田、职分田、官府掌管的荒地以及山川林泽等等，清末民初总称为“官公田”，和私有土地总称为“民田”相对而言。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在政治上结束了封建帝制，原来掌握在满族统治者手中的官公田（包括旗地等），迅速民田化，官荒和牧场也大规模的丈放和开垦升科，甚至被地方政府公开拍卖，使国有土地私有化。东北、内蒙等地最为明显。“自1905至1929，二十四年之间，黑龙江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皆归私人所有，大部转入大地主之手。”①据抗日战争前的估算，官公田的已耕地私有化趋势如下②：

　　

　　

　　

　　官公地名义上不属任何私人，但当权的统治者有权对它随意处置。比如，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时期，曾强占大宗良田，作为其移民的立足点。日本的垄断集团台湾糖业公司、台湾茶叶公司等都附有上万公顷土地的大农场。1945年日本投降后，属于日本官方和私人的产业被国民政府接收，列为公地者约18万公顷，占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81.6万公顷的21.6％，其官公田的比重大大超过大陆的情况，这也是后来到五十年代台湾当局能搞“公地放领”的客观条件。

　　 地主的土地所有

　　指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参加劳动（或仅有轻微劳动），主要靠出租土地剥削。民国时期，这种土地所有仍是土地私有制的主体，是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它不仅左右农业生产中的各种经济关系，而且还能影响手工副业、商业、金融业和城镇的面貌，进而造成许多不合理的上层建筑方面（特别是基层政权）的社会现象。

　　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出现了一批军阀大地主阶层，“如河南的袁世凯，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等，都占有很多的土地，几乎在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出身于军阀、官僚的”①。袁世凯在其家乡河南彰德和汲县、辉县等地有田产4万亩。他的部属张敬尧、倪嗣冲在安徽各有土地7至8万亩。徐世昌在辉县有5000多亩。曹锟兄弟是天津静海一带最大的地主，并垄断了那里的水利设施。在东北，张作霖圈地150万亩，张焕相有1.4万亩，吴俊陞有2万亩。西北的马鸿逵有地产10万余亩。广东陈炯明在其老家海丰让士兵拿着“将军府”的竹签随意插圈民田。四川大邑的军阀地主占全县耕地66％，其中占田最多的有3万亩以上。刘文彩早年只是一个占有30多亩的小地主，到1927年前后，仗恃家族军阀势力，疯狂抢夺兼并土地，竟达1.2万亩之多。

　　同时，中国的商人、高利贷者积聚大量货币后，也和军阀官僚一样争购土地，其原因，一是认为田产比其他财产稳定保险，二是看到地租收益高，不用10年的地租就可收回地价。这与西欧不同，西欧的商人资本是往工业方面投资，与封建主对立；中国商人则热衷将利润转化为田产，采取封建地租剥削增加财富，与封建地主联袂，或者自身就是商人兼地主。这是民国以来封建半封建土地关系延续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1922年调查，安徽芜湖36户地主的职业，商人23户，占64％，占全部地主土地的75％，平均每户占地1300亩①。1929年调查广东新会191户地主，商人兼地主138户，占72％，占全部地主土地的70％。1930年，江苏民政厅对该省占地1000亩到6万亩的374家大地主的调查情况，更充分反映了地主与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四位一体，对投资实业并不感兴趣。且看下表：江苏374家大地主的主要职业①

　　

　　

　　“族田”，是地主土地所有的一种特殊形态。这是指农村一姓一族所共有的土地，称为祭田、社田、太公田（广东等），祠堂田、众田（浙江等）、义庄田、公堂田（江西、皖南等）等等，实是封建宗法关系的产物，一般不敢私卖，常被族长（大多是地主豪绅）所把持，出租收入供祭祖、修祠之用，也有救济、助学之用，余数往往被把持者所侵吞，故有“集团地主”之称，是地主阶级最稳固的基础②。故此，族田应归于地主土地所有的一种。据统计，1928至1930年广东的太公田占全省耕地的30％，约1260万亩之多③。南方各地的族田一般占10％。土地改革，废除“族田”，是摧毁封建地主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势力的一大措施。

　　根据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对陕、豫、苏、浙、粤、桂6省农村调查的总结（陈翰笙、薛暮桥、孙晓村、王寅生等参与调查）：占农村人口3.5％的地主占45.8％的耕地，6.4％的富农占18％的耕地，19.6％的中农占17.8％的耕地，70.5％的贫雇农占18.4％的耕地。①再从全国范围来看，陶直夫（即钱俊瑞）1934年根据各方材料的综合估算如下：中国土地的分配②

　　

　　

　　地主所有的土地占首位，富农仅次于地主，富农中有不少是出租土地，具有半地主性质。地主、半地主或富农占全国农户不到10％，而占有全国耕地的60％上下，而且多数是上中等的好地和水田。按户均来计算，地主户均占田是中农的16倍多，是贫雇农的51倍。而这种封建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关系，以50％左右的地租率计，地主不劳而获，每年从佃农半佃农手中获取粮食600亿斤以上，大多用于寄生性的挥霍，必然导致人地关系的紧张，农业生产力的衰退，这是民国时期最落后和最反动的一种生产关系。

　　 农民的土地所有

　　主要是指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小块私有土地。

　　中国是以农立国，自耕农在社会经济总和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显著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自耕农数量的增减，往往标志着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兴衰，同时，由于自耕农的小块土地肩负着国家赋税的重担，因而封建皇朝的开明君主一般是重视对自耕农的扶植。自耕农素有“天子之农”之称。历代皇朝后期，社会动乱不已，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兼并造成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的破产。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军阀官僚热衷于抢夺土地，更谈不上颁布扶植自耕农的法令。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法”虽有扶植自耕农的条文，但却收效甚微。在内乱、外患的交相侵害下，自耕农逐年减少，无地化的趋势加速。

　　22省农民无地化的趋势①（％）

　　

　　

　　一般说，总农户中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比重，华北、西北地区要比华中、华南地区大些。各地自耕农下降的速度也不平衡，有的地方非常剧烈，如江苏丹阳，1931至1936年，总农户中自耕农由45％下降为30％，半自耕农由40％下降为35％，佃农则由15％剧升为35％。①农民自耕比佃耕为优。一是土地属于自己所有，不似佃耕受地主的掣肘和担心抽田退佃，愿意投资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丰度；二是四场收益除承担国家的赋税外，没有地租剥削，在经营条件与佃耕相等的情况下，自耕农收益比佃农大，有利于改善自身的生活、生产条件；三是自耕农有自己的“恒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既爱其地产，必爱其家乡，比佃农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安定与乡村建设。

　　可是自耕农作为土地小私有者的重要特点，是其不稳定性，不断出现“两极分化”。个别自耕农虽有可能勤劳致富后上升为富农地主，但多数自耕农趋向破产。原因在于：其一，当国家无限度地横征暴敛时，自耕农成为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的主要负担者；其二，外国资本入侵，造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进行不等价的交换，自耕农半自耕农成为它们在农村掠夺的主要对象；其三，对于天灾人祸的袭击，自耕农身单力薄，无力抗衡。

　　所以，就物质条件（土地）而言，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是地主的土地所有的补充和附庸；就劳动条件而言，自耕农半自耕农是佃农和雇农的潜在后备军。可以说，农民的土地所有是一种处于十字路口的土地所有，具有过渡的特色。

　　 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

　　指土地所有者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产品的全部或大部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从中赚取利润的一种土地所有。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将大块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收取农业资本家雇工经营超过其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即共同分割剩余价值收取资本主义地租为前提的一种土地所有。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价值规律在土地经营中发生作用，代替超经济强制的封建主义剥削方式而新兴的一种土地所有。

　　习惯上称中国富农为农村资产阶级，将富农土地所有称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这并不确当。事实上，中国富农不少是出租土地或兼放高利贷的，带有浓重的封建性剥削，它们对土地的占有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真正属于雇工经营为市场而生产商品的新式富农（包括经营地主），为数不多。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新式农垦企业，租进或购进大块土地，雇佣农业劳动者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者，寥寥无几。二十年代初新式农垦企业最盛之时，占有耕地也不过1000多万亩，只占全国总耕地的1％，而且也不景气，有的退变，有的倒闭。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阻挡了中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

　　 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

　　从鸦片战争开始，殖民主义势力不断侵略中国，掠夺中国的土地、财富与劳动力。它们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抢去或“租借”、诈骗的一大片一大片国土民田置于自己的专管之下。这些土地，殖民主义者有任意处置权，成为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它既不同于中国固有的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

　　“租界”。殖民主义列强以1843年《虎门条约》（《南京条约》的附件之一）中关于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规定，划设租界，建立殖民统治机构（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等），俨若国中之国。租界内的土地一经承租即永归租户。租界范围又不断随意扩大。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一下子扩大7923英亩（1英亩约合6市亩），超过了原来租界面积。租界的土地永租权，等于剥夺了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殖民分子对土地可任意处置，或出租房宅地，或建屋赁租，榨取高额利润。如英人哈同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前后，大刮地皮，大搞房地产投机，在利用越界筑路扩大租界中，很快成为“地皮大王”，1931年死时的财产竟达400万英镑（相当1.3亿枚银元）。

　　“租借地”。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强租中国的港湾。在被租借地区，列强不仅享有土地使用权，甚至有领土权，不付任何代价，这无异于领土主权的“割让”。德国强租胶州湾后设立胶州保护领地，把“胶州”纳入德国的殖民地之列。英国把强租的九龙半岛称为“新界”，与被其割占的香港同置于香港总督殖民统治之下。沙俄强租旅大后，设“关东省”，视同俄国领土。列强并以租借地作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军事据点，在其势力范围内操有筑路、开矿、办厂等特权，大量侵夺中国国土民田。仅沙俄修筑东清铁路即侵占土地16万多垧。

　　教会侵夺民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开始享有“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的特权。

　　义和团反帝斗争失败后，“外国教堂，依条约应特别认为法人，得享有土地所有权”②。在直隶（今河北），法国天主教献县张家庄总堂，从1856年建堂到1949年，共侵占农田5975亩，民房3330间③。在四川西部，天主教会占有土地30万亩。绥远省265所天主堂竟占有土地500万亩。此番情况遍及全国。教会对占有的大量土地，同样采取分割小块出租的方式经营，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式。它与中国传统的地主土地所有不同，在于农民不入教不许租佃，玩弄一套“天主”、“上帝”赐给的把戏，并享有收租谷而不缴纳赋税的特权，此亦是殖民主义土地所有的一种特征。

　　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最为突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国土民田的抢夺。日本占领台湾后，曾以“山林原野调查”之名，出动军队1.2万人，由日本台湾总督任总指挥，任意掠占土地。到1914年，划为官有的土地达752091甲（1甲相当于0.9691公顷，约14.55市亩），而认定为私有地的山林只有31179甲。随后将官有地廉价抛售给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其收入在台湾总督府经常岁入中所占的比重，1910年为53％，1916年为70％，1927年达78％。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迫不及待地加紧移民，侵占中国农田。到1936年，日本政府更加狂妄地提出“百万户移住计划”，目标为侵夺土地1000万町步（约1.5亿市亩）。日本侵略者除强行低价收买（一般不到市价的三分之一）外，往往以“危险地”和“维持治安”的名义，驱赶中国农民离开家园。如1939年5月强迫黑河上游上马厂等7个屯207户居民迁离，占地2450垧。6月又占去老青屯等4个屯的土地7500垧。①根据日本政府炮制的“开拓三法”（即《开拓团法》、《开拓农业协同组合法》、《开拓农场法》），将日本集团移民称为“开拓民”，他们的农业用地、房舍等为“世袭家产制”，不允典卖和转移给中国人，使开拓团永远成为在东北农村殖民统治的据点。

　　日本移民占有大量耕地，一般出租二分之一左右，多者在90％以上。如吉林省舒兰县四家房的大日向开拓团，每户平均20町步（约300市亩）土地，其中19町步（占95％）出租。地租占收获量的60％，远远超过当地以往的地租率。② 少数民族的土地关系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上多次的民族大迁徙，屯田、移民以及朝代的更迭等原因，各民族的分布形成了有杂居、散居和聚居的不同状况。而远离汉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阶段则比较落后，有的地区还保持封建领主制度、奴隶制度，甚至原始公社制度等等。其土地制度、土地关系有显明的特点。

　　1.藏族封建领主土地关系。

　　藏族的封建领主土地关系由来已久。民国时期土地属于官府、贵族、寺院三大领主，包括山水草木以及非耕地在内，一切土地都属于三大领主所有。

　　农奴一般称为“差巴”（藏语意为支差的人），从领主那里领得一块“份地”，要向领主与官府承担苛重的无偿差役。以拉萨区两个领主庄园内差劳役为例：

　　

　　

　　差巴一般有家室，占有少量耕畜和农具，但人身依附于领主，世代被束缚在领主土地上，如果逃跑被抓回来，往往被打入九死一生的水牢里，份地被抽回，财产被没收。失去份地的差巴，下降为“堆穷”或“朗生”。

　　“堆穷”（藏语意为“小户”），取得少量的耕食地，或者由主人供给粗劣的食料，终日从事繁重的劳动，不得温饱。毫无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很低。

　　“朗生”一译为“囊生”（藏语意为家内奴隶），是最低下的等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可以被买卖、赠送、陪嫁和任意处罚，甚至没有自己的家室，不准婚配，私生子长大仍是家奴。

　　2.傣族封建领主土地关系。

　　傣族居住在云南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公元十四世纪由奴隶制进入封建领主制时代，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

　　傣族领主土地关系集中体现为“澜召领召”一语，直译为“水和土地都是‘召’的”，“召”即傣族的领主。最高首脑的“召”称“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之主”，即元明以来的大土司。“召片领”分封亲近人员做各地的领主，称为“召勐”（勐，意为地方），“一勐之主”即小土司，封地可以世袭。到二十世纪时有30余“召勐”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分别控制辖境内的军政财经实权，对召片领承担各种军事政治义务。召勐又把辖区内的土地连同农奴，分封给自己的属官，作为俸禄，俸田多少和官职大小是相称的，对其所属的农奴及辖区内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和剥削。

　　农奴有不同等级，较高级的称为“傣勐”（意为“土著”），占农户总数的55％，沿袭古老的农村公社组织形式，聚居成寨，领种较多的耕地和私有较多的耕畜。较低级的称为“滚很召”（意为“官家的人”），占农户总数的39％，主要是被释放的家奴，领种土地较少。农奴领得“份地”后，要提供与之相应的劳役与贡赋，用自己的耕牛和农具无偿代耕各级领主的“公田”，承担修水渠、修路、修桥与各种强制性的劳役。农奴为自己“份地”（称为“私田”）的劳动与为领主“公田”的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严格分开的，实质上是劳役地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农奴的消极反抗，领主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将“公田”交农奴包种包收包产，甚至有将“公田”划为“份地”，一并分配给农奴耕种，只收实物地租。公田和私田的界限逐渐消失的景象，类似春秋战国之际井田制的崩溃。

　　3.凉山彝族奴隶制土地关系。

　　民国时期分布在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奴隶制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十分森严。黑彝自视为血统“高贵”、“纯洁”的贵族等级，称为“诺合”，绝大多数为奴隶主，是彝族的统治者，占总人口的7％，占有70％以上的土地。白彝是被统治者，统称为“节伙”，有“曲诺”、“阿加”、“呷西”之分。

　　“阿加”，彝语“阿图阿加”的简称，意为“主子寨旁的奴”，主要是单身奴隶呷西经主子婚配成家，分居繁衍起来的，约占总人口的33％ 。他们被限定住在主子宅旁，常年为主子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通常靠主子给一小块“耕食地”，勉强维持家庭生活。阿加没有人身自由，仍属于某主子，无自己的婚权和子女的亲权。

　　“呷西”，彝语“呷西呷洛”的简称，意为“主子锅灶旁边的手足”，主要是被俘虏或买卖来的，也有从“阿加”子女中抽来的，约占总人口的10％。呷西基本上是单身奴隶，几乎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住在主子家里，整年干最累最脏的活，如牲畜一般被任意抵押、买卖和虐杀。

　　“曲诺”，彝语中的“曲”是白色之意，即称白彝，主要是由历来的阿加赎身后繁衍而来的，约占总人口的50％，是被统治者中的最高等级。曲诺的人身仍隶属于黑彝奴隶主，不能随意迁出主子家支所控制的地区，每年要为主子服一定天数的无偿劳役和受其他剥削。曲诺一般占有一定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极个别有上升为曲诺奴隶主，也有不少下降为阿加和呷西。

　　彝族奴隶主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占有者，也是奴隶的占有者。奴隶主一般将其土地划分为两部分：即“自营地”（也叫“节伙耕作地”）和“耕食地”。“节伙耕作地”即奴隶主利用阿加、呷西和曲诺的劳役直接经营的那一部分土地，约占其总土地数的70％以上，是其剥削收入的主要部分。“耕食地”是供给阿加维持生活用的。有的奴隶主将其荒地山林出租招佃，一般是曲诺承租，待开发改良土质后又借故夺回。有的则因远处的田地不宜自营而出租。这些租佃方式并不是作为奴隶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只是奴隶主进行剥削的一种补充手段而已。但在凉山边缘地区，因受汉族封建租佃关系的影响，奴隶的怠工、破坏农具或逃亡，奴隶主难以控制，而不得不出租耕地。这反映了凉山彝族的土地关系所发生的缓慢变化。

　　4.独龙、怒族、布朗族等村社土地共有关系。

　　独龙族分布在云南独龙江流域，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阶段，以采集、渔猎补充生活之不足，与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耕地极大部分未固定，有轮歇的“火山地”，半固定的“水冬瓜树地”（指村寨附近较好的耕地），及房宅周围的“园地”（属个体家庭所有）。

　　“克恩”是独龙族原始共同体的基本形态，“克恩”成员使用自己的农具共同耕种“火山地”、“水冬瓜树地”，种籽也由各户平均摊出，收获物平均分配。每个“克恩”还有公共的猎场、鱼口、采集场等使用。“园地”一般是私有伙耕（即一家有地，几家合种）或私有私耕。个体私有的萌芽，表明原始家族公社在逐渐解体中。

　　怒族分布在云南怒江流域，土地关系与独龙族大同小异，存在着氏族原始公有、家族伙有共耕与个体私有三种形态。伙有共耕是土地公有向私有转化的一种过渡形态，其特点是共同占有、共同耕种、平均分配。受汉族、白族的土地私有制影响，怒族也开始出现家族伙有土地的转让与买卖，使伙有土地逐渐被个体私有土地所取代。

　　布朗族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双江等地山区，还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残余形态，由若干“考公”（家族组织）与个体家庭构成的农村公社的领地，有着严格的完整性与不可侵犯性，未经许可，不准本族以外的人使用土地和土地上的附属物。族内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关系：一是农村公社公有地，村社成员可自由垦耕；二是“考公”地，家族成员集体所有，集体耕作，产品按户平均分配；三是个体家庭私有地，包括宅地、园地，不占主导地位。

　　还有拉祜族、佤族等少数民族都是处于类似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土地公有为基础，正在经历着由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缓慢地向土地私有私耕过渡。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中国存在着复杂的各种形态的土地所有，但主要形态是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这种所有关系，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强加于中国的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更是置中华民族于死地。不铲除此类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土地关系，就不可能更新生产方式。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4页。

　　②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75页。原编者说：光绪年间的统计，将庙田及其他公田等是并入私有地计算，若归属官公田项下，官公地则占25％。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4页。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24页。

　　①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②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99—101页。

　　③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99—101页。

　　①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26页。

　　②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189页。地主所有的土地，包括“集团地主”的“族田”等在内。

　　①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页。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3页。

　　①《中法北京条约》，1860年10月。

　　②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0页。

　　③《天主堂在献县等处的田产》，载《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

　　①见《爱辉县志》，北方文物社1986年版，第28页。

　　②［日本］依田憙家：《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第257—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