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传统医学的缓慢发展

  第一节传统医学的缓慢发展 清代以来,由于封建保守思想的极端发展,中医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有些方面甚或停滞不前。

  医学文献学

  在尊经复古之风的影响下,医学考据之风盛行,对前代重要经典著作进行了大量的文献学研究,包括考证、校勘、注疏及辑复等,并出现了一大批文献整理性质的著作,如类书、全书、丛书等一类作品。

  作为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黄帝内经》,是受到最多注意的一部医经。这一时期,有关《黄帝内经》的考证、训诂、注疏及校勘等著作层出不穷。如著名考据家、经学家俞樾,对《内经》做了48条经文的考证,后经他人集为《内经辨言》(1850年)。另一考据家陆懋修则著有《内经难字音义》、《内经音义稿》等等,对该经的难字进行训诂和考据(1866年)。其他尚有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1880年)、高玉章等的《素问直讲》(1867年)。除了一般的注疏训释之外,还有一类是对《内经》中某些专题进行研究和发挥的。如廖平曾辑有《六译馆医学丛书》(1913年),共辑有5种有关《内经》的评注及考释。对《内经》中运气学说的研究则更多,包括陆懋修的《内经运气表》、《内经运气病释》,薛福辰的《素问运气图说》、陈在山的《运气举要》、高思敬的《运气指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在西医学思潮的影响下,也有少量开始用一些初步的西医知识对《内经》进行阐释的。如唐容川的《医经精义》(1892),就属于这一类,但由于其对西医的了解有限,故其见解的新义也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对另一部医经《难经》也做了一些文献学的整理工作。如叶霖的《难经正义》(1895年),对原著进行了校注,并参照以往注家的内容作了发挥。王廷俊的《难经摘抄》则整理和保存了原著的面貌,对后世研究该书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由于其在临证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研究者不乏其人,较清代以前有明显的增多,有的还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和见解。例如,陆懋修的《校正王朴庄伤寒论注》、高学山的《伤寒论尚论辨似》,都提出个人的新见解,以与其前代的注家进行商榷质疑,各不失为一家之言。应当提出的是,由于受西洋医学思想的影响,有些医家提出以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对《伤寒论》进行发挥和重新评价。其中以中西医汇通大家唐容川最有代表性。他的《六经方证中西通解》(1884年)、《伤寒论浅注补正》(1894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对《金匮要略》一书进行整理和发挥的,则有陆懋修《仲景方汇录》、杨希闽的《金匮百七十五方解略》、王介庵的《金匮平脉辨脉汇编》等。当然,也不乏对张仲景这两部书进行综合研究者,如胡嗣超的《伤寒杂病论》和李缵文的《订正医圣全集》,都属于这一类。

  医案和医话这两类著作的整理出版,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医案大致有两类:一是整理个人临证心得,一是把他人主要是前代医家的验案加以收集。前者如温病学家王孟英的《王氏医案》。此书包括《回春录》、《正续编》、《仁术志》、《三编》等;还有《王旭高临证医案》、《马培之外科医案》等。后者则有柳宝诒的《柳选四家医案》、罗定昌《医案类录》等。在医话方面,陆以湉的《冷庐医话》最为著名,五卷中包括医范、医鉴、慎疾、慎药、保生和诊法、用药,最后还集有历代名医的验案,以病证为纲,此书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宝诒的《惜余医话》,也属于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编纂大型的医学丛书、全书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其中著名的有陈修园的《南雅堂医学全书》。陈氏的著作文字较为通俗,为一般医家所乐于接受,切于实用,流传颇广,后世书商常于其中加入其他医家著作而形成《陈修园医书二十一种》,或四十种、六十种甚至七十二种者;而陆懋修的《世补斋医书》、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邹汉璜的《邹氏纯懿庐集》、雷丰的《雷氏慎修堂医书三种》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另有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等,则是中西医汇通方面的丛书。在全书方面,本阶段末期有《医学易知》,又称《医学捷径》,全书包括医药及临证各科内容共14种,比较全面。

  临证医学

  尽管这一阶段的临证医学发展缓慢,也比较平淡,缺少突出的成就可言,但仍有少数医家值得一提,其中费伯雄及王孟英两人较有成就。费伯雄(1800—1879)为江苏武进孟河人,幼时聪颖过人,人称“神童”,因其医名而曾奉召进京为道光帝及其太后治病获效而名噪一时。他曾著有《医醇》一书,自认为所言皆醇正不杂。后因战乱,其稿毁于兵火,及至晚年,仍凭记忆,追记原书内容,与原稿相比,“不及十之二三”①,遂取书名为《医醇剩义》。其医疗思想以师古而不泥于古,“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①,对内科杂病颇有发挥,如仅以“火”证一门,就列出十多种火,除内脏火证外,还提出诸如毒火、郁火、痰火、邪火、湿火、风火等一类火证,论证较详。王孟英主要贡献为温热病,其著作《温热经纬》等有不少创见。其先著成之《霍乱论》,经二十余年之实践,于晚年增补成《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62年),认为霍乱一证有时疫与非时疫之别,指出大流行之原因乃“人烟繁华,地区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廓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②之故,这是很正确的。治疗则分寒热两大类。此外,王旭高的《肝病论治》,也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之作。

  在外科方面,中医外科至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外治法。马培之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治疗特点是强调外证不能只着眼于局部,而要内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之外,还用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论治的整体观思想,主要著作有《马评外科全生集》、《外科传薪集》及《医略存真》等。另一外科医家为吴尚先,更确切一些应称为外治法医家。吴尚先(1806—1886)字师机,为杭州人,他从事外治法研究长达20年,提倡不论内、外、妇、儿各科之病证,均可以外治薄贴(膏药)之法治疗,并罗列出枕药、捣涂、掌摊、绢熨、点眼、纳脐、卧砂、围炉等多种外治方法,提出“凡病多从外入,故医有外治法……矧上用嚏,中用填,下用坐,尤捷于内服”③。其治疗心得经反复记录修改,著成《理瀹骈文》一书,别树一帜,对后世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出现的张振鋆《厘正按摩要术》,对于用手法治疗小儿科之病证颇有发挥,且全书图文并茂。书中还提出按摩时,尚需兼用服药,内外同治。儿科方面值得提出的是已开始传播西方引进之牛痘接种,并认为痘疮是一种疠气,即烈性传染病。

  在妇产科方面,潘蔚的《女科要略》,对胎前产后病证,尤有心得,提出“胎前则顺气安胎,产后则扶虚消瘀”,确是的论。另一医家单南山,强调胎产病之治则是“胎前专以清热补脾为主,……产后专以大补气血、兼行滞为主”①,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阶段在喉科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主要是由于多次喉痧大流行,遍及全国,为害甚烈。为了探索此证的诊治,不少医家致力于喉证的鉴别。盖因喉证种类多,有急缓轻重之分,此时流行之喉痧,实为现时所指之白喉,医家多致力于其鉴别诊断。著名的专著有沈善谦的《喉科心法》、夏春农的《疫喉浅论》,对喉痧则分其初起及病情变化,因证施治,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中药学和方剂学的进展

  传统中药学源于《神农本草经》,历代虽出现不少新的本草学著作,但对本经至此时期仍有不少人致力钻研。本时期顾观光对《神农本草经》的辑复,是历代诸辑复本中较好的一种。由于顾氏是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史基础的文人,后来又专志习医,他整复《神农本草经》就具有比其他人优越的条件。他认为:“大率考古者不知医,业医者不知古,遂使赤文绿字,埋没于陈编蠹简之中”②,因而根据他的文史修养,从《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抱朴子》、《博物志》、《太平御览》、《本草纲目》等有关著作中辑出365种中药。他明确提出他辑复此书的目的是“为考古计,非为业医计也”①。因此,此辑本是一部比较理想的辑本,具有较好的文献学价值。

  正如历代本草学的发展过程所示,这一时期虽比较短暂,仍然有一些本草学家依照历代本草学者的惯例,根据个人用药的体会与经验,重新编纂本草著作。如屠道和的《本草汇纂》和周岩的《本草思辨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本草汇纂》(1863年)的编纂,是综合了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的,全书共收药560种,以药物的药性为分类依据,计分成31类,即温补、平补、补火、滋水、温肾、温涩、寒涩、收敛、镇虚、散寒、驱风、散湿、散热、吐散、温散、平散、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温血、凉血、下血、杀虫、发毒、解毒、毒物。书中又以其自然属性另分出谷、菜、果、禽兽、鳞等五部。在另一卷中,则又仿古代通用药之例,以病为纲,每纲之下列所用药物,计依五脏六腑各脏器所受之病证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热、痰、气、血、积、痛等,列200余种病证,各证均列所用之药物。因此,本书是一部切于实用,取诸家之长的本草著作。《本草思辨录》为周岩所作,刊于1904年,作者对128种常用中药之临证应用,依据其个人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辨识,其立论主要从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的方剂的方意加以发挥,颇有个人见地,具有时代特色。

  中医的方剂,具有独特的品格,主要以复方为多。每一个时代的方剂,既有继承前代行之有效的旧方经方,又有自创的新方。迨至近代,历经数千年之考验,方剂以千万计,但行之有效的常用方,也并不特别多。清代名医汪昂于1682年所著之《医方集解》,主要系收集其前代一些验方,加以通俗化的解释,便于医家们推广应用,的确起到很好的普及作用。经过200年左右的实践,诸多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本阶段,名医费伯雄又著成《医方论》(1865年),书中除肯定了《医方集解》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外,他又发挥了师古不泥于古的精神,对该书中若干方剂之弊病作了无情的批评,如认为书中对李东垣的麻黄白术汤可治六经之各种病证不妥,评以“未闻可以六经通治也”。对书中所用其他古方,如朱丹溪越鞠丸、刘完素防风通圣散等等,也都批评时人滥用套用《医方集解》之弊,劝诫人们:“古人立方,不过昭示大法”,要灵活运用,不可泥古不化,“方能得古人之意”②,确是击中时弊的中肯之言。

  这一时期另一重要方剂学著作是鲍相璈的《验方新编》(1846年)。此书收集民间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剂共3200余首,分92门罗列,其中不乏颇有效验的方剂。

  

  ①公侠:《植物研究会缘起》,《理学杂志》1907年第5期,9~10页。

  ①费伯雄:《医醇剩义》。

  ②《孟河四家医集》。

  ③《霍乱论·热证》。

  ①吴尚先:《理瀹骈文》。

  ②单南山:《胎产指南·女科总论》。

  ①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②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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