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化学 第一节早期的化学书籍翻译与化学知识传播

　　第三十七章 化学 第一节 早期的化学书籍翻译与化学知识传播 西方近代化学知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而开始进入中国的。到鸦片战争后期，有一些国人开始学习西方技术，仿造军火和轮船。在这种仿制火药火器的活动中，必然接触到一些酸碱和金属化学知识，这样中国人开始了解到一些零散的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如十九世纪初欧洲化学家合成起爆药雷酸银的技术，就在鸦片战争稍后传入中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丁守存在天津制造地雷、火机时进行了仿造，获得成功，并在其《自来火铳造法》中记载了他实验过的硝酸钾和乙醇的提纯方法、硝一矾蒸馏法制硝酸和雷酸银制法等①。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关闭的大门被打开了，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并没有因此而很快传入中国。一方面清廷仍坚持闭关政策，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技之长以制夷”的思想没有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自1807年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恢复活动的来华天主教士恃船坚炮利为后盾，也不再以科学知识为敲门砖。所以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传入我国的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十分有限。

　　中国人了解独立的化学学科，可能以玛礼逊学堂的学生为最早。该学堂是为纪念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玛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而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1839年在澳门开办，招收了几名中国幼童入学。1842年该学堂迁至香港后，曾一度开设过化学课，内容很肤浅①。

　　在近代早期的西学东渐史上，传教士医师作出一定的贡献。最早的一些西方科学译著大都是他们编译的。如合信（BenjaminHobson，1816—1873）在译医书时，就编译了一本《博物新编》（1855），作为其《西医五种》之一。《博物新编》是一本自然科学常识书，它所介绍的近代科学常识，已远远超越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介绍的科学知识水平。该书共三集，分别讲述了理化、天文和动物学知识。其第一集“地气论”和“水质论”等篇之中介绍了化学知识，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元素理论，并具体阐述了养气（今氧气）、轻气（今氢气）、淡气（今氮气）、炭气（今二氧化碳气）、磺镪水（今硫酸）、硝镪水（今硝酸）和盐镪水（今盐酸）等化学物质的性质和制法。此外，他的《内科新说》（1858）卷下的“东西本草录要”也介绍了一些化学药品的制法。

　　《博物新编》是第一部介绍了近代化学基础知识的译书，但该书并没有提到化学这一科学分支。最早把chemistry译为“化学”并将其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来介绍的，是上海墨海书馆的翻译家。这是一家英国伦敦会在华出版机构，馆主传教士麦都思聘请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等人与传教士伟烈亚力等合作，翻译了几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植物学著作，较系统地介绍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尽管在他们的译著中，没有一部是化学书，但他们已把chemistry一词翻译过来，称为“化学”。他们以“变化”之“化”译以物质反应变化为研究对象的。chemistry这一学科，极为贴切。据研究，目前所见“化学”一词的最早出处是在墨海书馆佣书的江苏学者王韬1855年的日记之中①。稍后，伟烈亚力在他主办的《六合丛刊》月刊上就一再运用此词。伟烈亚力在《六合丛刊》创刊号（1857年1月）“小引”中还把化学与“察地之学”（地质学）、“鸟兽草木之学”（动、植物学）、“测天之学”（天文学）、“电气之学”（电学）、“重学”（力学）、“听学”（声学）和“视学”（光学）等并列，从此化学作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分支，逐渐为中国人所了解。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一次失败，清廷终于认识到中国再也无法闭关自守了，一部分上层统治者发起了一场“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核心就是要学习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军工技术。从1865年筹办上海江南制造局开始，一批军工、工矿企业陆续建立，它们都与化学密切相关；许多民用工业品如火柴、肥皂、食品等也离不开化学。化学知识的引进已刻不容缓，在这种形势下，一系列化学译著陆续问世。

　　1868年，京师同文馆出版了该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著《格物入门》，其中有《化学入门》一册。《格物入门》虽在1868年刊出，但其编译在1866年即已完成。《化学入门》分为“总论”、“原质”（元素）、“气类”（气体）、“似气类”（非金属）、“金类”（金属）、“生物之质”（有机物）共六章，采用问答体介绍了30种元素及其化合物，已初具化学知识系统的轮廓。

　　在《化学入门》问世的时候，广州博济书局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与其学生何瞭然，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寿和英国人傅兰雅已着手翻译专门的化学书籍。嘉约翰从1866年起，在博济医局附设学校讲授解剖学和化学，何瞭然曾从合信氏学医兼及化学，他们在1869年开始翻译《化学初阶》，1870年译成二卷，1871年刻成印行。1868年5月，在徐寿的请求下，江南制造局专设翻译馆，聘傅兰雅为主要口译人，开始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徐寿对化学特别重视，在翻译馆设立之初，他就计划翻译化学书。从1868年开始，他与傅兰雅合作，由傅氏口译，他笔述翻译了一系列化学著作，为化学知识的介绍与传播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由于化学专门著作的汉译在当时尚属初次，许多元素与化学概念在汉语中都没有相应的词汇表达，因此必须拟定一套元素与化学概念的汉译名。为此，徐寿等人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869年，他们开始翻译《化学鉴原》，同年11月之前他们译出了该书第一卷，即概述化学理论的一卷，并添加了“华字命名”一节，阐述元素与化合物的命名方案。关于元素的译法，徐寿等首创了以元素英文名称的第一音节或次音音译为汉字再加偏旁以区别元素的大致类别的造字法，巧妙地将元素名称译为汉字。他们据此新造的汉字元素名称如钙、铍、锂、钠、镍等合乎汉字习惯，几乎看不出是新造的汉字。他们的这一元素译名原则与所译50个元素汉名中有36个至今仍为我们所习用。而在当时，嘉约翰、何瞭然了解到他们的译名后，就在翻译《化学初阶》时采用了徐寿等人所拟的一些译名。至于化合物的译名，徐寿等除对一些特别常见的化合物采用意译外，一般都译其化学式，“连书原质之名”，如硫酸铜的中文译名为“铜养硫养三”。

　　《化学鉴原》于1869年译完，1871年作为翻译馆的第一批译书，稍后于《化学初阶》刊印问世。《化学初阶》和《化学鉴原》是最早的两部系统介绍无机化学知识的汉译书，而且它们是根据同一部原著翻译而成，都是译自Wells’Principles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的无机部分，原书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很流行的课本。著者David A.Wells（1829—1898）是美国科学著作家和经济学家。《化学初阶》译文比较简略，而《化学鉴原》内容很丰富，译文也比较流畅，被时人誉为“化学善本”。《化学鉴原》共6卷，卷一论述化学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如元素理论、亲和力理论、物质分类、原子理论、酸碱理论、当量概念、定组成定律、定比定律、质量作用定律和物质不灭定律等。全书介绍了64种元素，从卷二起分类介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制法与性质，是整部书的重点所在。卷二论述气体氢气、氯气、氧气和氮气及其化合物，卷三论述碘、溴、氟、硫、磷、硅、碳等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卷四论述碱金属、碱土金属等及其化合物，卷五论述铁、锰、钴、锌、铅等22种贱金属及其化合物，卷六论述汞、银、金、铂等贵金属。由于原书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普通化学课本，它所介绍的化学知识与当时化学的最新水平距离较大，部分内容已陈旧过时，如书中原子量与当量的概念含混不清，还没有正确的分子概念。至于元素周期律在西方化学教材中也是到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被采用。

　　在介绍有机化学时，徐寿和傅兰雅选择了C.L.Bloxam（1831—1887）所著《化学》（1867）一书的有机化学部分，译为《化学鉴原续编》，于1875年刊行。Bloxam是伦敦King’sCollege的化学教授，所著《化学》从1867年初版至1912年共出12版，是一部很著名的教科书。该书的特点是介绍化学理论不多，而着重论述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制法和应用，故其主体不易受当时化学的飞速发展而动摇。但Bloxam对有机化学的兴趣不大，其书有机部分主要取材于他的同事W.A.Miller（1817—1870）的《化学基础》第三卷（Elementsof Chemistry，vol.Ⅲ.organicchemistry，3rd.ed.，1864—1867），较无机部分逊色①。有机化学被徐、傅译为“生物化学”。《化学鉴原续编》按其不同的来源和制法分类论述当时已知的主要有机物，如氰化物、苯及其衍生物、动植物碱、植物染料、动植物香料、有机酸、醇、糖和金属有机化合物等。由于有机物西文命名都很复杂，徐、傅对有机物名称翻译绝大多数都采用音译，故《化学鉴原续编》一书比较难读。

　　《化学鉴原续编》译成之后，他们又将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译出，称为《化学鉴原补编》，于1789年刊行。《化学鉴原补编》主要分类介绍各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与制备，内容比《化学鉴原》更为丰富，其元素分类较《化学鉴原》更接近于元素周期律。译者还增补论述了新发现的元素镓及其化合物。但《补编》没有介绍当时新的化学理论。徐寿和傅兰雅还根据翻译《续编》、《补编》时积累的化合物译名编成《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出版，这是第一部英汉化学词汇表。

　　《化学分原》（1871）是第一部分析化学译著，由徐寿之子徐建寅和傅兰雅合译，它概述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和实验。后来徐寿和傅兰雅根据英译本Manualof QualitativeChemistry Analysis（new ed.tr.by S.W.Johnson，NewYork，1875）和QuantitativeChemical Analysis（7th Eng-lished.，London，1876），把近代分析化学之父、德国分析化学大师KarlR.Fresenius（1818—1897）的两部最有名的分析化学专著译为《化学考质》（1883）和《化学求数》（1883）刊行、KarlR.Fresenius的这两部著作是十九世纪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面最著名的著作，内容相当详尽，代表了当时分析化学的发展水平。因此，十九世纪介绍到中国的化学知识，与当时西方科学水平最为接近的是分析化学这一学科。

　　《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译自Henry Watts（1808—1884）编辑的名著A Dictionary of Chemistry and theAllied Branchesof Other Sciences（London，1875）中的有关条目。它介绍了气体、液体和固体受热膨胀理论、气体定律、理想状态方程、绝对零度等理论和概念，详细罗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学家研究液体、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结果。

　　上述无机、有机、分析化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表明近代化学知识的引进介绍在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一定的系统性。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还译出了不少专门的化工著作和其他化学著作。在化工方面，徐寿等人译有《造硫强水法》、《制玻璃法》、《制肥皂法》和《制油浊法》等。傅兰雅还与汪振声翻译了一部化学工业名著，即著名的德国工业化学家Georg Lunge（1839—1923）的ATheoritical and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Manufacture of Sul-phuric Acid and Alkali，with Colleteral Branches（London，1879—1880），将其译为《化学工艺》（1898）刊行。此书共三集，初集论述硫酸工业，二集论述盐酸工业和吕布兰制碱法，三集介绍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发展起来的索尔维氨碱法制碱工艺，并论述了漂白粉的制造。另外还有《电气镀金略法》（1881）和《镀镍》（约1882），论述金属电镀工艺。在金属化学和矿冶化学方面，有《造铁全法》（1880）、《宝藏兴焉》（1885）和《银矿指南》（1891）等。其中《宝藏兴焉》是根据英国著名化学家WilliamCrookes（1832—1919）的APractical Treatise on Metallurgy（London，1868—1870）翻译的，详细论述了金、银、铜、锡、镍、锑、铋、汞等金属的矿藏、冶炼与提纯及其物理化学性质，内容相当深入丰富。此书也是徐寿和傅兰雅翻译的。此外，在火药方面，制造局译有《制火药法》（1871）和《爆药纪要》（1880）等；在农业化学方面，译有《农务化学问答》（1899）、《农务土质论》（1902）和《农务化学简法》（1902）。

　　江南制造局的主要口译者傅兰雅，不仅同徐寿等人翻译了大量的化学译著，他还以自己的力量创办了第一种中文科技刊物《格致汇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和宣传了各种科技知识，其中化学知识在《格致汇编》中占有较大的篇幅。它曾刊登过有关制造玻璃、冰块、啤酒、汽水、蔗糖、火柴、榨油、水泥和造纸等日用化工技术的文章，并连载了傅兰雅和栾学谦翻译的《化学卫生论》一书。《化学卫生论》译自英国化学家John F.Johnston（1798—1855）所著The Chemistry of Common Life（rev.ed.，Edinburg，1859），论述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现象和有关化学知识，深受读者欢迎，后来由广学会出版了单行本。化学是实验性很强的学科，但当时制造局没有专门论述化学实验和实验仪器的译书，《格致汇编》中连载二年的《化学器》（1880—1881），填补了这一空白。它译自英国化学家和科学仪器制造商JohnJ.Griffin（1802—1877）的Chemical Handcrift—a Classified andDescriptive Catalogueof Chemical Appartus（2nd.ed.， Lon-don and Glasgow，1877），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化学实验室常用工具、衡量仪器、容热量热器、分离分析仪器等，并附有大量的插图。《格致汇编》曾多次重印，各册印数达数万份以上，远远多于制造局译书的单种销量，《化学卫生论》和《化学器》还印行过单行本，因此《格致汇编》传播化学知识的作用未可低估。鉴于当时许多人对制造局译书感到深奥难懂，傅兰雅还根据局译化学书，编写了《化学易知》（1880）和《化学须知》（1886）等入门书，便于初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翻译化学书的还有京师同文馆化学教习、法人毕利干（Anatole A.Billequin，1837—1894）及其学生、同事。毕利干等译有《化学指南》（1873）和《化学阐原》（1882），前者是一部普通化学教材，后者与《化学考质》底本一致，也是KarlR.Fresenius的定性分析专著。但毕利干译书中所造元素名称的新字笔划十分繁琐，不合汉字习惯，译文佶屈聱牙，故流传较少，影响较小。

　　一系列化学译著的出版，改变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化学知识引进与传播的落后状况，到十九世纪末，化学知识的介绍甚至可以说已走在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前头。当时许多探求科学知识的人士都非常重视化学。有人认为“制造功夫，以算学为体，以化学为用”，又有人认为化学应用广泛，因而“冠乎声学热学光学电学之上”，甚至还有人认为“化学实为诸学之根”①。当然，依赖译书学习化学知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绝大多数译书都是英美流行的教科书，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化学新发现和新理论一般都没有介绍过来，化学各分支学科虽大都有译本，但除无机、分析化学外，其他都只有唯一的译本；其次，即使是最好的译书，一般人也感到难读难懂，真能理解其科学内容的人实在很少。因此，人们从译书中获得的化学知识是十分有限的，有时免不了闹笑话。比如，到1890年，已知的元素已不止64种，但当时译书只介绍了64种元素，有人竟将64种元素与64卦相比附。

　　

　　①本章涉及的有些时间、机构和人物等，因记忆所及和资料所限，可能不完全准确，尚需进一步考订。

　　①潘吉星：《论清代化学家丁守存的起爆药雷酸银合成》，《科技史文集》第15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7页。

　　①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刘广定：“中文‘化学’源起再考”，《化学》1991年第4期，台北。

　　① D.I.Davis et.al，“Charles Loudon Bloxam-A Victorian University andMilitary AcademyChemistry Teacher”，Ambix vol.33（1986），Pt.1，pp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