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梁启超 第一节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

  第十六章 梁启超 第一节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

  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③,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耀祖光宗,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①,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1885),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广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①。

  光绪十五年(1889),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②。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①。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③《康有为政论集》,第1125页。

  ①《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5—16页。

  ①《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页。

  ②《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页。

  ①《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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