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第二节 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时值内忧外患,纷至迭起,清皇朝险象丛生,危机四伏。太平军雄踞金陵,虎视江南,与清廷严重对峙,虽几经曲折,其势仍迅猛异常。江南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大敌人对清皇朝的威胁。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西上,直扑天津,摆出进攻北京的架势。在侵略军咄咄逼人的威慑下,咸丰帝速派员赴天津谈判。奕对此表示不满,上奏《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反对对侵略者委曲顺从,指出“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后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③。但咸丰帝无心抵抗,为解京畿之危,他采纳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等人力主妥协的意见,决定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奕又立即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指名道姓地指斥其岳父桂良的妥协言论和张惶恐惧的心理,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咸丰帝则企图通过“和谈”方式促使英法联军退兵。但是,《天津条约》的签订助长了英法联军的嚣张气焰和侵略欲望,它们向清廷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主战派一片主战呼声。奕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①,希望咸丰帝拿定主意,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鉴于英法两国要价太高,“天朝体制”面临严重破坏,咸丰帝也表现出强硬态度,欲修改或废除《天津条约》,并表示英、法如果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于是,咸丰九年(1859)发生了大沽口激战。咸丰十年(1860)八月,清军连连败北,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清军防线发动总攻。清军一败涂地,死伤惨重,八里桥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命奕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于是奕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认为如不对外妥协,则内患不已,最终确定了对内镇压、对外乞和的方针。十月初,英法联军洗劫、烧毁圆明园,向清廷提出更为严厉的勒索和讹诈,促成奕加快了对外妥协的步伐。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以中国出卖大片领土主权结局。

  

  ③《清史稿》卷221《恭忠亲王奕》,第9105页。

  ①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367页。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