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私家著作

　　第四节 私家著作

　　私家著作所记载的是私人的活动、感受、见闻、议论等，能够反映官方文件所涉及不到的许多方面。也有使用官方文件记述官方事务的私人著作，乃是事后的追述，与事发当时起政令作用的官方文件是不同的，其价值也就在于事后下笔，可作综合叙述并评其得失。

　　近代去今不远，私人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多。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专著、诗文集、信札、日记，以及野史笔记等，并各具特色。

　　 专著

　　近代专著为数不少，大体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大类。

　　记事专著有魏源的《圣武记》，内容却是近代以前清朝的“武功”。作者眼见鸦片战争失败，感愤时事，藉此书以抒发如何图强御悔的思想，当时影响颇大。

　　近代大事头一件是鸦片战争。记此事的著作有一批，主要的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以上三书的作者都未出国门，故所记外国情事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了解外国情况成为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两部著名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书博大，徐书谨严。虽仍有对外国情况叙述不尽准确之处，但在闭关一百多年的中国，使国人开始得以窥见外部世界，其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

　　近代初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这次起义高潮是被清朝镇压下去而结束的，统治阶级方面为此而编撰的书很多。记事首尾齐全的先后有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和李滨的《中兴别记》。为湘淮军“记功”的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钱勖的《吴中平寇记》、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等。记左宗棠进军陕甘、收复新疆的，有易孔照等编的《平定关陇纪略》、黄丙煜等编的《戡定新疆记》等。上述诸书，《湘军志》文字雄劲，间有直笔，最有名。《湘军记》记叙更详赡。其他则率由军中幕僚引录有关谕折文报按时间顺序连缀而成。

　　又有记各省区战事的专书，主要有张曜主编的《山东军兴纪略》，尹耕云主编的《豫军纪略》，罗文彬、罗秉恩编的《平黔纪略》。

　　记中法战争的有罗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记中日甲午战争的有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记戊戌变法的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另有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光绪一朝清廷大事。

　　有关辛亥革命的记事专著较多。孙中山的《革命源起》（即《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8章《有志竟成》），是他自述革命活动之作。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事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至1925年止。其他如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则是记有关辛亥革命的各地各事的著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记大事的著作主要有，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曾毅的《护国军纪事》，马震东的《袁氏当国史》，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记张勋复辟的有许指严的《复辟半月记》、天悔生的《复辟之黑幕》等。

　　记言专著有：《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写于1861年的政论，影响颇大。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撰。本书所收大半是他在香港主持《循环日报》时写的宣传变法自强的文章。

　　《盛世危言》，郑观应著。此书对戊戌维新运动影响较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收入此书。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戊戌维新造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

　　《变法通义》，梁启超著。1896年发表于上海《时务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仁学》2卷，这是谭嗣同的哲学著作。1899年梁启超将其中一部分在《清议报》上发表，后来全文出版成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收入此书。

　　《訄书》是章炳麟（太炎）早期政治社会思想论文的结集。初刻于1900年，计50篇。后又重订，删去一些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的论文，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计63篇，另有“前录”2篇，1904年于日本出版。1914年更名《检论》，62篇，另有正文附录7篇。比较研究，可以考察章太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收入此书。

　　《革命军》，邹容著。1903年出版之后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

　　《警世钟》和《猛回头》，陈天华著。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天华集》。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本书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著作，写于1917—1919年，后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诗文集

　　近代文人的诗文集很多，难得有精确统计。有的学者据各大图书馆藏书存目计算，清人诗文集约有1.5万种，这还不是完全的数目。其中，属于道光朝以后的在半数以上。至于民国年间属于近代的诗文集有多少，尚无统计，其下限也不易确定。

　　诗文集中的诗和文，一般都是分开编辑的，我们这里也分开谈。

　　文集不同于专著，是把作者不同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诸篇文章编在一起的。其内容的特点是散，杂。因为文集内容散而杂，所以也难有概括其内容的题名。有的冠以作者的名号，如龚自珍的《龚定庵文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文集》、贺涛的《郝先生文集》、章炳麟的《太炎文录》等，为数较少。大多数冠以作者的书斋或住所的名称，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文集》、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邵懿辰的《半岩庐遗文》、潘曾莹的《小鸥波馆文钞》、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方浚颐的《二知轩文存》、薛福成的《庸庵文编》、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叶昌炽的《齐觚庼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文集》等，这样的题名和文集内容并无联系。至于现在重新整理出版的，直书作者之名，如《龚自珍文集》、《魏源集》、《何绍基诗文集》、《郭嵩焘诗文集》等，一看便知是谁的集子，对于读者是方便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新文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志向，写文章，作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先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小册子单行，而后才汇编成集。如谭嗣同、刘光第、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陈天华、章炳麟、禹之谟、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锷、马君武、熊希龄等人的文集，近年来已陆续编辑出版，其内容主要是政论文章。这类政论的文章，就其内容之丰富和影响之大来说，可以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孙文的《孙中山全集》为代表。

　　诗集，常常和文集合编在一起，如刘蓉的《养晦堂集》、戴望的《谪麟堂遗集》，内收文集，也收诗集。又有书名“文集”，但里面也收诗集的，如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史念祖的《俞俞斋文稿》、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皆收有诗集。诗集单行的也很多，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诗钞》、张维屏的《松心诗集》、张际亮的《思伯子堂诗集》、金和的《秋穗吟馆诗钞》、黄遵宪的《入境庐诗草》、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康有为的《南海先生诗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张謇的《张季子诗录》等。词，有附编在诗集之内的，也有单行的。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也就日益激发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从而产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大批诗篇。阿英辑有《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等，收录爱国诗歌甚多。

　　有一类可以称之为“纪事诗注”体的诗，多为五七言律绝句，于字句间加注，或于题下加叙，或于每一诗后附以较长的说明。例如贝青乔的《咄咄吟》，对鸦片战争时期江浙战场清军之腐朽乖戾有具体揭露。如记太平天国时事的有：佚名的《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首》、海虞（常熟）学钓翁的《粤氛纪事诗》、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等。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胡思敬的《驴背集》、高树的《今銮锁记》、龙颙山人（郭则沄）的《庚子诗鉴》、洪寿山的《时事志略》等。刘成禹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注记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许多史事。后来又有张伯驹撰《续洪宪纪诗补注》。

　　 书信

　　近代距今不远，书信流传下来的也多，有的早已编印行世，有的近年才整理出版，有的还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里，其总量是很大的。近代书信编印行世的，大致有以下各种情况。一般文人的文集中收有信稿，其内容有许多是说经论史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中，书札很多，单编为多卷。

　　书信编集单行的，有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左宗棠的《家书》，李鸿章的《尺牍》等。

　　后来陆续出版的书信集，多是作为商品或史料编印出来的。如《何桂清等书札》、《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信稿》、《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左宗棠未刊书牍》、《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荣禄存札》等。近代印刷技术进步，有些书札是影印的，如林则徐致刘建韶（闻石）的《林文忠公尺牍》（北京懿文斋本）、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则徐书札手迹选》、《陶风楼藏名贤手札》、于式枚拟稿李鸿章审定修改的《李文忠公尺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名人书札》等。这样的影印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写信人的手迹，比排印本更可靠。

　　上述这些排印的或影印的书信集，都是就收藏者（私人或单位）所藏书信稿编印的。也有多方搜集编印成集的，不过这类搜集整理的书信单独成书的少，大多编入作者的文集中。如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李有明等编的《刘光第集》、汤志钧编的《陶成章集》等，皆收有多方搜集来的书信。

　　不论是官方通信或私人通信，凡当时并不公之于众的，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而人们最为注意的，是那些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秘密信件。近代最著名的是与1861年“辛酉政变”有关的《热河密札》，是咸丰皇帝死后，有人从承德行宫向北京发出密信，报告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和企图揽权的皇太后之间的冲突。又如《袁世凯致徐世昌函》、《端方密函》、《张勋藏札》等，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事件中的里层情况。

　　和密信相反的是公开信，例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是以给康有为公开信的方式来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的。又如孙中山的《讨袁宣言》，也可以说是直接诉之于公众的公开信。

　　还有晚清一些革命志士的遗书，在慷慨赴死以前，留给家属、朋友、同志的，如《吴樾遗书》、陈天华的《绝命书》、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方声洞的《致父书》等，充满爱国激情，令人感动。

　　总之，我们要注意各类书信的特点，并要了解这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事、以什么方式、写给什么人的，了解了这些才能知道该信的性质，才能判断该信内容讲的是真话、是假话，或有哪些是真话，然后才能准确地评估其文献价值。

　　 日记

　　近代知识分子，很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自己日常生活的记录，大多是为自己备忘而不供别人看的，所记的是当日的行事、见闻、思想、心情，比其他私人撰述更具有真实性、原始性。

　　公开印出来流传的，较多的是记行程的日记。当时在士人和官员中有一种风气，一上路就写日记。赶考的、上任的、出差的，乃至被罪赴戍的，都写日记，可以出示亲友或印出来馈赠亲友。这类日记主要记沿途所经的山川名胜，间及风土人情，有的也要记及这次旅行的任务。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遣戍新疆时从西安到伊犁的日记，是由他的后人在光绪三年（1877）刻印出来的。不过据《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所收这段日记的原稿对勘，可知刻印时颇多删改。

　　派赴各省的主考和学政，几乎无例外地要写日记。如潘祖荫《秦輶日记》，瞿鸿《使豫日记》和《使闽日记》，皆只记行程，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吕佩芬《湘轺日记》，除记行程外，并记考试诸事。

　　考生赴试的有，云南新平举人马太元的《北游日记》。官员入都或赴任的有，黎庶昌《丁亥（1887年）入都纪程》，记由黔川陕晋北上；保廉《辛卯（1891年）侍行记》，随其父陶模自陕入觐又赴新疆巡抚任。这两种日记，详记沿途山川道路等情，并予考订，号称博雅之作。

　　还有其他出差日记，如聂士成的《东游纪程》（1893年），李树棠的《东缴纪行》（1898年），皆自天津至黑龙江的往返考察日记。

　　近代中国派员出国考察或派出驻外使臣及其随员多有日记，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搜集整理，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已出第一辑10册，收36种，其中主要是外交使者的日记，记有：斌椿《乘楂笔记》、志刚《出使泰西记》、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欧游杂录》、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此外尚有黄山书社出版的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

　　还有一类专题日记，是专记特定事件的一些日记。鸦片战争时有张喜奉派赴英舰接洽议和的《抚夷日记》，曹晟记英军陷上海的《夷患备尝记》，朱士云记英军陷镇江的《草间日记》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有不著撰人的《庚申都城戒严事记》，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日记更多。如陈徽言《武昌记事》，记太平军第一次克武昌；周邦福《蒙难述略》，记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克庐州府（合肥）事。松江姚济《小沧桑记》，秀水（嘉兴）沈梓《避寇日记》，皆记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东下苏浙等地情况。中法战争时期，有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日记，以北京、天津为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卷记事》，不只记“拳匪”，且记八国联军；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系教民，记避入使馆被围困情况。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阁《庚子日记》、高楠《高楠日记》等，记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

　　多年连续不断的日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常年日记，记录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始末具备，最有价值。近代重要人物的日记主要有：《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其中他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反抗英国侵略期间的日记最有价值。《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这是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1840—1849）李星沅历官豫、陕、川、苏、云南、两江监司、督抚的日记，所记颇详。曾国藩日记，先有1809年据手稿影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1965年台湾又出版手稿影印本，增添了道光十九、二十两年的日记；近年岳麓书社编印《曾国藩全集》，《日记》部分据以上两本校点排印出版。《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他的日记自咸丰五年（1855）起，至光绪十七年（1891）止（缺三段约39个月）。翁同龢日记，1925年有影印手稿本，名《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近年编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出版标点排印本，名《翁同龢日记》。起咸丰八年（1858），至光绪三十年（1904）逝世止，前后46年（只缺咸丰九年四月以后9个月）。另有《军机处日记》，为他第一次充军机大臣时（1883—1884）的办事备忘手记，有1938年影印本，现亦校点整理附印在《翁同龢日记》中。《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1830—1908），字燮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官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其日记起自同治六年（187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稿本有缺失，大部分完整。记事比较周全，内容丰富。

　　还有些常年日记，作者并非身居要职的达官显宦，但所记者抑或涉及大事要事，特别是数十年不断，遂亦为世所重。这样的日记有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1852—1856）和《能静居日记》（1858—1889）；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1863—1889）；《赵缦堂日记补》（1854—1862）；《郇（荀）学斋日记》（1889—1894）；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1869—1916）；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1870—1917）；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仅存光绪十九年至三十四年（1893—1908）间的十年的日记。

　　宋教仁的《我的历史》，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日记，起1904年10月30日，迄1907年4月9日（缺1905年9月22日至12月），多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1920年在宋氏故乡湖南桃园石印出版。近年收入陈旭麓主编之《宋教仁集》，中华书局出版。

　　还有一些从常年日记中分类摘抄（不是全抄）重行编次的有：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这样的分类日记其好处是便于按类查找材料。

　　 野史、回忆录、笔记等

　　野史，也叫稗史，是相对正史而言。大多是作者回顾某一历史事件中的经历之作，凡属个人经历的，就是回忆录，也有于个人回忆之外，兼采其他材料的。近代这类野史很多，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大都已能择要稍作介绍。

　　甦庵道人（杨綮）撰《出围城记》（《鸦片战争》第3册），作者镇江人，此文记鸦片战争时英军陷镇江事，于乱离之状言之甚悉。

　　涤浮道人撰《金陵杂记》、谢介鹤撰《金陵癸甲记事略》、张汝梅撰《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作者皆在南京城里，所记为亲身见闻，为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情况的重要史料。

　　陈思伯撰《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1号），作者在武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军北伐进至天津附近，又40年后写成此文，这是从太平军内部记述北伐全过程的回忆录。

　　李召棠撰《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34号），作者是安徽贵池人，是他在当地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写的回忆录。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年（1900）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时，吴永正官怀来知县，于混乱中接驾，并随扈西行，“回銮”时又自西安随行至开封，亲见往返情形，并得与闻行宫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忆录》，是解放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的结集，间亦有写于解放前的，共300多篇，编为6册，1961至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文史出版社有增编。作者各据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撰写，有很多是过去未曾见于记载的。

　　近代笔记甚多，内容亦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

　　亲自经历和见闻的笔记，如《水窗运呓》2卷，上卷湖南湘潭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内容记述道光、咸丰、同治各朝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共约100条。《梦燕亭杂记》2卷，陈燮龙著。作者以兵部司员追随荣禄，庚子之变时以顺天府尹留京，此后十年间外任督抚，杂记所记其这段时期内亲身经历闻见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内容既有直接见闻，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写成的笔记。又《革命逸史》6集，冯自由著，中华书局1981年新版。此书记述清末革命党人的种种活动，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并参考一些当时报刊等文字材料，所记内容丰富，翔实具体，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读。

　　有些主要是根据过去文字记载抄撮而成的笔记，如《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42卷，又《四笔》11卷，陈康祺著。此书记述清初以来掌故，属于近代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都是涉猎书籍，摘抄而成。但多不注出处，文字亦随手变动，不是第一手资料，其价值较差。《花随人圣盦摭忆》，黄浚著。他在南京时，以《摭忆》为总题撰写遗闻轶事，连载于《中央周报》，1943年集印成书，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又影印出版。书中所记以晚清史事居多，间亦述及更早的和民国初年的人和事。作者生活的时代较晚，书中所记大多是他不能亲历的；但他多引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所以所记的价值并不低。

　　近代笔记完全来自亲身经历的或完全不是亲身经历的并不多，大多数是既有亲身经历的，也有间接的；其价值高低也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来自亲身经历。

　　以下大体按内容先后举出比较著名的笔记：梁章钜《归田琐记》、《浪迹丛谈》，黄钧宰《金壶七墨》，薛福成《庸庵笔记》，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徐宗亮《归庐谈往录》，王之春《椒生随笔》，史念祖《弢园随笔》，龚淦《耕余琐闻》，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刘体仁《异辞录》，文廷式《闻尘偶记》，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胡思敬《国闻备乘》，魏元旷《坚冰志》、《光宣佥载》，金梁《四朝佚事》，继昌《行素斋杂记》，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朱彭寿《旧典备证》、《安乐康平室随笔》，夏仁虎（枝巢子）《旧京琐记》，汪东（旭初）《寄庵随笔》，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等。

　　搜集多种野史笔记，将其中之遗闻轶事逐条抄出，分类排列，是为笔记汇编。其优点是材料集中而又分类，便于查阅；缺点是不注出处，无从考核其来源和可靠性，这样的笔记汇编，有以下三种。

　　《清稗类钞》48册，徐珂编，商务印书馆1918年出版。徐珂自清末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作编辑，他搜集大量野史笔记，包括辛亥革命后报刊上有关清朝的遗闻轶事，雇人分条抄出，再由他润饰文字，分类编辑，共1.35万余条，92类，例如时令、地理、园林、外交、度支、考试、战事、宗教、会党、戏剧等类。中华书局于八十年代重排出版。

　　《梵天庐丛录》37卷，柴萼编，1925年石印本。此书辑录明清朝野遗闻，而以近代者为多。共1898条，分1183目。各条皆不注出处，也有少数是他自己的见闻。

　　《清朝野史大观》12卷，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上海 书店据其旧版复印。分编为清宫遗闻、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艺苑、清代述异等共五类。书前列有引用书目149种，但每条并不注明出自何书，仍不便于考核。此书内容和《清稗类钞》重复者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