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鄙视和珅力保晚节

　　第六节 鄙视和珅 力保晚节

　　乾隆五十四年（1789）阿桂视察荆州堤工返京后，直到嘉庆二年（1797）病逝的九年时间内，他一直在京城处理政务，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段里程。此时，朝廷的政局已为和珅及其同党所把持。和珅善于揣摸和迎合乾隆帝的心意，处处讨其欢心，深得皇帝宠信。阿桂虽以勋臣为首席军机大臣，地位在和珅之上，但因他十余年间经常外出，很少在京城处理政务，使得和珅乘机窃取大权，“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①。

　　阿桂对和珅专权乱政很是痛恨，但碍于乾隆帝对和珅的宠信，加之自己年已古稀，力不从心，因而也无可奈何。然而他不愿和和珅同流合污，尽管和珅一再拉拢他，也不能动摇他洁身自好之志，“乃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通交接。凡立御阶之侧，公必去和相十数武，愕然独立，和就与言政事，公亦漫应之，终不移故处也”②。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禅位于其子颙琰，自己则称太上皇。次年，颙琰正式即位，是为嘉庆元年（1796）。这年阿桂已八十岁，他因身体不适被准休假养病。谁知从此不起，于次年八月病死，终年八十一岁。阿桂死后，被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号文成。

　　阿桂为乾隆时期著名战将和统帅，屡次统领大军东征西讨，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立下了重大功勋。他知人善任，发现才能胆识之士，即使是“散僚卒伍”，也“即登荐牍”。其下属有一名叫兴奎的将校，相貌魁伟，气度不凡，阿桂见之曰“此将材也”，即给副将札，命他进攻敌方阵地，果然大获全胜。以后兴奎屡立战功，为一时名将。此外王昶、韩崶、百龄和朱尔赓额等人都是阿桂从他们身为微员时提拔上来的，“其后皆为卿相”。他多谋善断，“闻其于军务倥偬间，惟于幕中独坐饮酒吸烟，秉烛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长啸，持酒旋舞，则次日必有奇谋”。他治军有方，赏罚分明，“其驱使将士，如发蒙振落，其成功者，或奖以数语，或偿以糕果，而其人感激终身，甘与效死”。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也使阿桂屡建奇功。当年征金川时，为了掌握敌情，一天傍晚，他率领十数名骑兵，登上一高地观察敌军阵地，但被发现。数百名敌军将高地围住。众寡悬殊，情况十分危急，但阿桂却毫不慌乱。他镇静自如地令随从的骑兵下马，脱下战袍并把它撕碎，悬挂于树上。然后再上马徐徐地走下高地。敌军逼近高地，在落日余辉的照耀下，他们隐隐约约看见树林中似乎挂有许多清军旗帜，估计清军人数一定很多，因而不敢再前进。等到侦察兵探明真相后，阿桂及其部下早已返回军营了。

　　阿桂不仅是著名的统帅，而且是一代名臣。他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政务的决策，勤慎善断，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乾隆四十六年，高宗见国家库存甚丰，就颁旨将康熙，雍正时沿续下来的各行省提镇空名坐粮归入养廉，另行挑补虚额。这样就需增兵六万名，每年也需增军饷三百万两。阿桂上疏劝阻说：“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新增之饷，岁近三百万，二十余年即需七千万。请除边省外，无庸概增”①。应该承认，阿桂所言颇具眼光。但乾隆自恃库藏充溢，不以阿桂之议为然，决计行之。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挑补虚额的做法，不仅没有制止武官吃空饷，而且由于每年多支出军费三百万，时间一长，就便清朝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进入嘉庆时期（1796——1820）以后，清朝财政日益拮据，人们这才认识到阿桂当年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嘉庆十九年（1814），吏部尚书英和在奏疏中说：“即如裁撤武官名粮，添给养廉一事，系乾隆四十六年奏准……臣闻其时，阿桂即有恐数十年后经费不支之奏。可见老臣谋国诸事，务期久远”②。

　　

　　①《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②《啸亭杂录》卷8《阿文成相度》。

　　①《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②《皇朝经世文编》卷26《户政、理财上》；英和：《开源节流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