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疏言天下事定计取中原

　　第三节 疏言天下事 定计取中原

　　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 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巨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二十六日，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颁诏大赦，改次年为顺治元年。

　　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

　　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色胆包天，竟然要抢夺范文程之妻，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没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郡王（原系亲王，因故降爵，不久复封亲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日后会舍此不究吗？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

　　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殊勋。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文关系到清帝能否君临天下，至为重要，摘录如下：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也。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惟摄政诸王察之。①范文程此书，讲清了四个问题。其一，明国必亡。尽管此时清国君臣尚不知晓李自成农民军已打进北京，灭了明皇朝，崇祯帝自尽，但范文程已经看准，曾拥有雄兵百万、辖地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国，必将迅速灭亡。他非常透彻地剖析了明朝的内忧外患，四面受敌，人心尽失，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认清这一基本形势，对久怀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决策，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其二，与“流寇”争天下。如果说在此之前已有人议论明国将亡，范文程不过是阐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话，那么，与明末农民军争夺明皇朝的天下的论点，则是范文程最先提出来的。此时，清朝将领和谋士对大顺、大西农民军所知甚少，仅把其当作活动于西北一隅的“流寇”。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尔多斯部之人向多尔衮报告李自成取陕西、攻三边的消息时，多尔衮还于当日给农民军写信，欲图与其建立联系，协同攻明。信中明确讲到：“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①范文程高瞻远瞩，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军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敌，强调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矣。”这一论断十分精辟，至关紧要，为清军入关及其与大顺军决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范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势强之后，着重点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恐将落入农民军之手。如果处理不当，不争取人心，则有可能以己之力驱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时大势就无可挽回了。因此他大声疾呼：“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范文程此论，确系高见，此时李自成已入据北京半月有余，河北、山东传檄而定，设若清军晚个一年半载才出兵，大顺农民政权有可能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全部接管除辽东以外的明朝旧有辖地，那时大局已定，清军要想问鼎中原，就难上加难了。

　　其四，变方针，创“大业”，禁杀掠，收人心。早年努尔哈赤大杀辽民，二大贝勒阿敏贝勒弃遵化屠永平，清军四次深入，抢掠而返，使明国臣民以为清朝并无大志，不过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已，“纵来归附”于清，亦“未必抚恤”，因此他们疑惑不定。范文程剖析了汉民“因怀携贰”的缘故，提出应当宣布此次“进取中原之意”，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纲要性地提出四条原则：“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这样一来，汉民必然纷纷归顺，“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

　　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多尔衮并明告三军：“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①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范文程抱病力趋，建议说：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伐厥君后，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何功不成……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思。倘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①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本来相当犹豫，是前进，还是中止。清军之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现在既然农民军已先据都城，直捣山海，清军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如与清兵交战，胜负难卜。多尔衮对阿济格、多铎说：“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得毋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观动静。”三人“咸有惧色，遂顿兵不进”②。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李自成败走，清军大胜，并乘势追击。

　　此时，沿途官民畏惧杀掠，“民多逃匿”。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这一宣谕相当有效，“民心遂安”。③清军迅速前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

　　

　　①《清世祖实录》卷4。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89页，《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①《沈馆录》卷7，页13注；《清世祖实录》卷4。

　　①《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②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

　　③《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