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宫廷到朝廷

  第二节 从宫廷到朝廷 《明史》记述成化中的内阁时说:“时彭时已殁,商辂以忤汪直去,在内阁者刘珝、刘吉。而(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珝与尚书尹■、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然珝疏浅而安深鸷,故珝卒不能胜安。”②党同伐异的政争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明廷上层的政争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政治状况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成化朝是一关键,成化间政争的激化与内阁权力的扩展似乎是同步的。

  互相倾轧,用心全在排除异己,于是政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这其中相比之下刘珝还算稍好一些,但于成化十八年(1482)为万安讦谄致仕,彭华、尹直相继入阁,成为万安、刘吉一党天下。

  成化七年(1471)有星象之变,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称此由于君臣相隔,应经常召见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也上书力请,司礼监乃约定在皇帝御殿之日召对。可是待到朝见之时,彭时刚刚言过一事,万安便顿首高呼“万岁”,彭时、商辂不得已,只好叩头而退。事后太监们嘲笑大臣道:“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宪宗从此也不再召见大臣。①到成化末年,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大臣相继被逐,朝中更无正人。

  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朝无正人,司礼监怀恩被逐,一时政风紊乱,颇多弊端。待到孝宗嗣位之时,万安草登极诏书,内有禁言官假风闻挟私之类言辞,引起朝内外一片哗然,御史诣内阁质问,万安称:“此里面意也。”②里面者,自非孝宗,而宪宗已卒,无非即当权之宦官外威者也。

  其实万安的弄权是很有限的,他无非是控制内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在一切政事上,则依从于掌权太监和外戚。他讨好皇帝的做法也不过是进献一些房中术的小册子。他是个官瘾十足的人,直到孝宗命怀恩当面向他宣读诸臣弹劾他的奏章,他数跪起求哀,仍无去官的表示,最终还是得要怀恩动手。怀恩对这位万阁老是厌恶已极的了,他上前摘掉万安的牙牌,并说道:“可出矣!”①七十多岁的阁老这才惶遽归第,表示愿归乡里,但一路上还在望着三台星,希望能得复用。

  在万安的被逐罢之前,人们很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成化六年(1470)七月,他出生在安乐堂时,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成化帝的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臣僚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

  但是人们很快便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朝廷官员们感到那失去的秩序仿佛重又来临了。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孝敬父皇,也就是维持传统,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围绕这一原则而开始的。

  皇帝的个人性格和生活有时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因为经历的坎坷而明显地早熟。他甚至比他父亲还显得成熟些。乃父虽然也曾因英宗与景帝兄弟在继位上的冲突而遭废立,但是却因为自幼依偎于一位年长于自己十八九岁的妃嫔万氏身边,成为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皇帝。人们常常不能理解,成化帝为什么要去宠爱一个从年龄上可以做他母亲的妃子,而且终生不渝。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的话,这应该是成化帝从幼年形成的心理模式定态化的结果。而造成这种定态的则是万贵妃,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成化帝的心理性格乃至一切,并且一人占据了他身边两个最重要的女人的位置——母亲与妻子。这成为明朝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大奇闻。

  孝宗的后宫生活与他父亲截然不同。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甚至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过着民间恩爱夫妻式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同张皇后有性关系,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正德帝的生母便不是张皇后,而很可能是宫女郑金莲。只是这些宫人并未因皇帝的临幸与生儿育女而获得妃嫔的封号。孝宗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

  诚然如此,对于生活细节的重视,往往便是人们道德观念的体现。孝宗即位当年秋季,曾欲建棕棚于万岁山,以备登临眺望。一个名叫虎臣的国子监监生上疏劝谏。国子监祭酒费訚恐怕招致圣怒牵连于己,将虎臣锁系于国子监树下,等候发落。不久,有锦衣卫官校将虎臣带到左顺门,皇帝传旨慰谕道:“若言是,棕棚已毁矣。”①费訚大感惭愧,虎臣则因此名闻都下。

  费訚并非趋炎附势的佞臣,为官政声不错,议论宏伟,耻言人过,朝臣多以公辅期之,但他的耻言人过中殊缺正邪之辨,又受成化末朝政之影响,与弘治初政颇不相合,倘若在成化政事中,他确有入阁为辅臣之希望,然而于弘治中,则必然无成。

  作为一个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孝宗还必须改变成化时不问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在位时间既久,阁部诸臣又恪奉职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皇帝本人的自我约束了。

  孝宗是一位身体孱弱的人,这可能与他幼年生活坎坷有关,但是他在历史上颇得“勤政”之声。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有时身体状况不佳,便自我顺养,以求调和。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①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来说,往往是颇见效果的,他居然这样支持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广是弘治朝受宠信的内侍,以道家之术惑帝,对此史书中虽乏明述,但是从当时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导孝宗游宴宫苑,习道家养身之术。大约从弘治八年(1495)起,视朝渐晏,至十年前后,游宴及崇道烧炼最为突出。这一年二月间,内阁首辅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辞极厉的奏疏: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疎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①这份奏疏堪称言辞激厉了,目的在为恢复皇帝勤政传统,以多接触儒臣而远内侍。与这份奏疏几乎同时,侍讲王鏊在侍经筵时,也有针对地讲到了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之事。这对于孝宗是颇有触动的,他为此召来太监李广,训诫道:“今日讲官所指,盖为若辈,好为之。”②并且罢去游宴。

  三月里一次经筵日讲之后,孝宗在文华殿又召见了内阁之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人。四人来到殿内时,看到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案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书。孝宗招呼他们到榻前,命太监取来题奏交给徐溥等,又分置笔砚和纸条。徐溥等人看过后,议定批文,陈奏得允后,录写于纸进上。孝宗再看,并亲自批写,有时改二三个字,有时删去二三句,随手而书。山西巡抚的题本,涉及边事,孝宗向诸臣问道:“欲提问一副总兵,该提否?”“此事轻,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徐溥等答道。“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孝宗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提问的念头。徐溥等人在礼部题本上拟批一个“是”字。“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遗失。”孝宗边说边取本复阅,看罢后说道:“是只须一字足矣。”

  有时遇到涉及事情较多的题奏,刘健有意取回细看:“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孝宗却主张就此处理:“文书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闲,就此商量,岂不好?”

  这次皇帝与辅臣一同处理题奏,前后大半天时间,将主要的处理过后,弘治帝指着案上余本道:“此皆常行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诸臣这才叩头告退。

  李东阳后在《燕对录》中写道:“自天顺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尝召内阁,不过一二语。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以窥天质之明睿,庙算之周详,圣心之仁厚,有不可测量者如此。”①这确是历朝罕见之举,孝宗用矫枉过正之举重振勤政之风,并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称许。

  不久后一个偶然的事件,给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弘治十一年(1498),小公主患水痘病死,太皇太后将其归罪于李广信奉左道,李广畏罪自杀,孝宗身边减少了个佞臣。弘治中得到宠任的太监有李广和蒋琮,二人后均事发而败,司礼太监萧敬历事英宗、宪宗诸朝,用孝宗的话说:“萧敬朕所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①原因之一是萧敬谙习典故。

  外廷诸臣中,最主要的当属内阁、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内阁,初有万安、刘吉、尹直等人,后万安罢,尹直被劾致仕,仅存刘吉,虽身居首辅,实附名于徐溥、刘健诸正臣之后,窃美名以自益而已。弘治帝即位之初,丘濬以进《大学衍义补》获重用,四年(1491)入内阁参预机务;八年(1495)谢迁、李东阳同时入内阁,而是年丘濬卒。终弘治之世,居内阁者仅此诸人。十一年(1498),徐溥以目疾乞归,刘健代为首辅,与谢迁、李东阳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

  内阁的构成变化,也是孝宗求治所致,他以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于己,也必然以此术要求诸臣。刘吉虽有“刘棉花”之号,以其耐弹闻名,终于五年(1492)被讽今致仕,也正在于此。

  六部之臣的选用也必然遵循这一原则。王恕以正直入掌吏部,于宅门写道:“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②后又以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皆不避权贵之人,一时请谒路绝。

  刑部初用何乔新,也是以刚正闻名的官员,后虽遭刘吉等诬陷致仕,而代之者则彭韶。史书称:“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③礼部尚书耿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对时政之弊,多有陈言,后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反对中旨内降授官,敢以疏争。为人公正,不偏于爱憎,自奉澹泊,家业萧然,以名德著称于时。六年(1493)改吏部后,以倪岳代为礼部尚书,晚年再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也是名声甚好的官吏。

  马文升有文武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成化末,官兵部尚书,遭李孜省谮,外调南京。这种清望极高的官吏,正适合于弘治之治所需,因此孝宗即位之初便将马文升调任左都御史,但马文升所长在军政,于是次年又有代余子俊掌兵部之任。十四年(1501)吏部尚书倪岳死后,马文升以高龄资深再掌吏部,虽已八十老人,遇事侃侃论列不少衰。马文升离兵部后,刘大夏拜兵部尚书,大夏忠厚长者,曾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言:“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①又有老臣闵珪、戴珊,闵珪初任左都御史,后改刑部尚书,戴珊官左都御史,掌都察院,都是不畏权势,老成持重之人,且久居法司,熟于刑律,又廉介不苟合者。

  又有儒臣丘濬,成化末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之事。孝宗即位,他进所撰《大学衍义补》,于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外,博采群书,补治国平天下之条目内容,得到皇帝赏识,擢升礼部尚书,并于弘治四年(1491)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他死于弘治八年(1495),在阁仅四年,且与吏部尚书王恕不相得,言官对其颇有微词,但他为官廉介持正,一生好学,极负文名,也是弘治朝重要官员之一。

  《明史》中对诸人皆有精辟评语,称:“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包括李东阳在内,皆为“明贤宰辅”。①“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②又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③

  

  ②《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①《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②《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①《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①《明史》卷一六四《高瑶传附虎臣传》。

  ①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①《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①《明史》卷三○四《萧敬传》。

  ②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价》。

  ③《明史》卷一八三《彭韶传》。

  ①《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①《明史》卷一八一《赞曰》。

  ②同上卷一八二《赞曰》。

  ③同上卷一八三《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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