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与蒙古的关系

  第二节 明与蒙古的关系

  明朝自洪武时起便存在着来自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蒙古贵族的侵扰,几乎与明朝相始终。明初,主要是对北元的征讨,明中期以后,由于国力衰退,军备废弛,明朝廷处于全面防御态势。与此同时,在北方,明廷还建立了一整套防御体系,并以封王、通贡、互市等手段,牵制蒙古诸部。

   北征蒙古

  建文三年(1401),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称可汗,废北元国号,称鞑靼,蒙古分裂为三部分。永乐初,蒙古三部不断发生战争,尤以鞑靼为盛。永乐元年(1403),阿鲁台杀鬼力赤,与本雅失里称雄鞑靼。永乐六年、七年成祖连续派人去鞑靼,但本雅失里无意通好,并杀了使臣郭骥。七年七月,成祖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精骑十万北征鞑靼。由于丘福孤军轻进,明军在胪朐河(今克鲁伦河)遭到鞑靼骑兵的包围袭击,丘福及诸将被执遇害,“一军皆没”①。永乐八年二月,成祖亲率五十万众出塞北征。明军大败本雅失里于斡难河(今鄂嫩河)上,“本雅失里弃辎重孳畜,以七骑遁”②。明军旋回师东击阿鲁台部于飞云壑(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部),阿鲁台部大败,于是年冬遣使贡马,表示内附。之后,成祖又于永乐十四年(1416)、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进行了四次亲征,除十四年是打击瓦刺势力以外,其余皆是征讨鞑靼部。

  明朝前期对蒙古的北征,虽然未能达到统一漠北的目的,但对巩固明朝统治、稳定北部边疆有一定积极意义。明兵攻下大都后,各地还有割据势力的存在。面对这种割据势力,朱元璋建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全国的统一事业。洪武年间延续二十年之久对蒙古的征伐,可以说正是朱元璋为了消除北元对明朝统治的威胁,实现这一事业的重要内容。到永乐年间,形势已有很大变化。由于明军的一再打击,由于明朝政府的怀柔政策,对来降的蒙古贵族、官员和头领,分别封以官职;对其首领封王,如永乐七年(1409),成祖封瓦刺部的三个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永乐十一年(1413)又封鞑靼部首领阿鲁台为和宁王。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纷争,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对明朝所造成的威胁程度也已大大降低。但成祖为了实现他做“天下共主”的雄心,多次大规模亲征,其目的就是使蒙古臣服①。这种大规模用兵,固然有其利益所在,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战争不仅割裂了蒙古与内地的联系,影响了双方经济的发展,而且由于连年征战,征需频繁,民力凋敝,也使明朝的财力因之“大窘”②。这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成祖的北征,不免失策。

   北疆的防御

  明朝边防的重点是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从洪武初年开始,太祖就着力经营北方,派重臣加以镇守,以致“重兵之镇,惟在北边”③。但当时明朝的国都在南京,太祖对远离京师的北方,又放心不下,于是就“酌周、汉,启诸王之封”④,实行分封诸王的宗藩制度。从洪武三年(1370)开始,太祖陆续将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洪武三年四月,首封秦、晋、燕、吴、楚等十王。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燕王“之国北平”⑤。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分列在各个军事重地。

  从当时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边防的重点是蒙古势力,因此太祖沿长城内外,择其险要地区分封了九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广宁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太原的晋王、宁夏的庆王、西安的秦王、甘州的肃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①,在长城沿线形成一道严密的军事边墙。而在各王的辖区,即成为明军北上的重要基地。以诸王守边,有利于加强北部边防,捍御蒙古的南下,同时,“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②,也有利于明朝的久安长治。然而,到永乐时,这种诸王守边的局面因为成祖的削藩而遭到破坏。永乐年间,成祖还有足够的能力和才智数征漠北,但仁、宣以后诸帝,从各方面而言,都逊于太祖和成祖,因此除了宣德三年(1428)宣宗曾虚张声势巡边一次外,都不敢轻易巡边。尤其是中期以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北部边防更是陷于全面防御和退缩。尽管如此。明朝对北部边防并不敢掉以轻心。

  成祖以藩王即帝位后,首先把拥兵镇抚北方边境的藩王内迁。建文四年(1402)把驻宣府的谷王徙往湖广长沙。永乐元年(1403),徙宁王于江西南昌。另外,又削弱代王、辽王等藩王的军事力量,减其护卫。这样,从总体上看,削藩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但另一方面,却造成北部边防的空虚。如洪武时,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等,使辽东和宣府、大同互相沟通。永乐元年后,由于藩王及卫所内徙,“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①。与此同时,出于对蒙古用兵的需要,成祖又将靖难有功的将领派往边塞要地,直接统率节制军队。因此《明史》亦言:“帝(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②到弘治时,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长城沿线,逐渐形成了九个军事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号称“九边”。并且每镇设巡抚都御史一人,总兵官一人,根据需要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分守辖区诸要地。

  除此之外,从洪武时起,明朝还在边地设置都司和行都司,如万全都司、辽东都司、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等,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下设卫所。这些都司和行都司与内地其他都司不同,它们除了具有军事性质外,还兼理民政,负责屯田、征收赋税等事宜,以加强对边地的管辖。另在蒙古的兀良哈部,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在西北地区,也设置哈密卫、安定卫、沙州卫等。这些卫所皆为羁縻卫所,使在东北与西北构成两道屏障,以扞蔽蒙古的进犯和骚扰。

  总之,永乐迁都以后,“明朝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形成北部的严密防线”③。

   瓦剌的兴起

  正统年间,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崛起。宣宗时,蒙古诸部战争频仍。宣德九年(1434),顺宁王马哈木之子脱欢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悉收其部”①。正统初,脱欢又杀瓦剌部的“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②。于是蒙古的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欢统率。脱欢“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③,脱欢自为丞相。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子也先嗣位,称太师淮王,瓦剌军政大权均由也先执掌,不听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朝也都予以接纳,分别赏赐。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逐渐扩张其势力。正统十年(1445)也先进攻哈密卫,次年攻入兀良哈三卫,瓦剌的势力自哈密向辽东发展,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许多官吏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力主警惕戒备,但当时王振擅权,也先阴与王振结纳,王振对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还不断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也,也先每岁以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④。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也先借口贡马减其值而分兵四路大举进犯,其主力由知院阿剌和也先率领,分攻宣府、大同,“塞上诸城堡多陷没”⑤。大同参将吴浩战死。

  大同败报传到北京,英宗在王振的鼓惑和挟持下,决意亲征。命太监金英辅佐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扈驾从征。随征的文武臣僚虽有数百人,但却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一切行动皆由王振专断。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既没有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没有周密的军事部署,诏下两日,英宗统率的五十万大军便匆匆出发了。大军“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寇亦佯避,诱师深入”①。王振不管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到大同,王振又欲进兵北行,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见形势不利,力请回师,王振不听,仍坚持北进。会前军败报踵至,“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出御,全军皆覆没”②,同时郭敬也密告王振,如果继续北进,“正中虏计,振始惧”③。八月三日,匆匆下令班师。初十日,明军退至宣府,瓦刺大军追袭而来。十三日英宗率军到达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的土木堡(今怀来县西南)。随从的文武官员主张“入保怀来”,而王振却以“辎重千余辆尚在后未至”④,主张留待。瓦刺大军紧紧围困土木堡,明军无法移动。十五日,瓦刺军四面围攻,“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明军全线大溃。混战中,英宗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数百人皆死”⑤,王振则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明朝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土木堡之战,明军仓促出师,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明朝“遭遇到建国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①。

  土木堡丧师,英宗被俘,朝廷震动,一片混乱。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群臣聚哭于朝”②,不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珵(后改名徐有贞)主张南迁逃跑,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反对,主张坚决抗御。朱祁钰以太后命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刷新内政,加强战备。

  是年九月,郕王正式登皇帝位(景泰帝),明朝更显稳定。同时,于谦又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下令调集河南、山东、南京等地军队入卫,部署京城九门守军及城外防务等。十月初,瓦剌军又大举进犯。也先率主力骑兵三万掠大同,直冲紫荆关,知院阿剌率二万骑突入古北口。十月九日,也先破紫荆关,阿剌等军从赤城南下,两路向北京合围。于谦“身先士卒,躬擐甲胄”,出德胜门亲自督战,特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③,于是“人人感奋,勇气百倍”④。

  十一日,瓦剌军列阵西直门外,也先的本营设在土城。当夜,明军进击瓦剌军先锋于彰义门,杀敌数百人。次日,明军在各门外略有斩获。十三日,瓦剌军与明军战于德胜门外。于谦令大将石亨“设伏空舍,遣数骑诱敌。敌以万骑来薄,副总兵范广发火器,伏起齐击之,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死”⑤,明军奋勇砍杀,“亨挺刀单马进,独杀数十人”①,瓦剌军大败,只好退兵营守。相持五日,瓦剌军“战又不利”②,又怕四方勤王兵至,断其后路,遂挟持英宗北撤,退出紫荆关,京师解严。景泰元年(1450)八月,也先送还英宗,恢复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鞑靼的复兴

  土木之变后不久,蒙古瓦剌部内部发生矛盾。景泰二年(1453)春,也先追杀脱脱不花,四年自立为可汗。六年(1455),也先又被阿剌知院杀死,致使内部分裂,瓦剌部势力逐渐衰落。鞑靼部却从此强盛起来。当时鞑靼各部以孛来最强。成化元年(1465),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驻扎下来。成化六年(1470),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等部也入据河套,河套成为其骚扰内地的一个主要基地,当时被称之为“套寇”。明廷虽派兵对其进行打击,但“去辄复来,迄成化末无宁岁”③。弘治年间,鞑靼部的达延汗(明朝称之为小王子)统一了蒙古各部,势力大增,“渐往来河套,出没为寇”④。正德末年,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一度分崩离析,但到嘉靖中期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时,势力又兴盛起来,不断率其部众骚扰延绥诸边。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边总督曾铣上疏请复河套,加强北方防务,这个建议得到首辅夏言的支持,但严嵩为了扳倒夏言,他把计划收复河套的曾铣说成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而为穷兵黩武之举”①,借此杀了曾铣和夏言。从此,明朝廷内再无一人敢言收复河套事,俺答入犯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再次举兵大举南下,攻掠大同,明军一触即溃,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从间道攻古北口入犯,长驱直入,掠怀柔,围顺义,到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②,京师大震。兵部尚书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然而当点阅京军册籍时,发现“是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③,于是只得急调宣府、大同、辽阳、蓟州诸镇兵入辕,“大同总兵咸宁侯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等,各以勤王兵至”④。当时明朝集合了五万援军,但却未及储备粮秣,以致军粮缺乏,当援军会集京畿时,“制下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⑤。仇鸾虽率大同兵二万入京,世宗又以他为平虏大将军,统率各地援军,但却不敢出战。兵部尚书丁汝夔也“恇扰不知所为”⑥,束手无策,只好闭门坚守,城外任俺答部焚掠。当政的严嵩认为俺答是抢食贼,不足患,“饱将自去”,暗示将官“惟坚壁为上策”⑦,世宗也准备以“皮币珠玉”去向俺答求和。这样,明廷任凭俺答的军队在城外肆意掳掠达八日之久,最后俺答仍由古北口故道退去。因为这年是庚戌年,故史称“庚戌之变”,明朝又经过一场惊恐,度过一次危机。

  俺答退兵后,于这年十二月遣使到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至宣府求通贡市。世宗准许先在大同开设马市,后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但一年之后,嘉靖三十一年(1552)初,俺答部又在大同边境骚扰,于是世宗下诏停罢马市,以致边境战事又起,明朝京师多次戒严。如嘉靖三十三年秋天,俺答部“攻蓟镇墙,百道并进,警报日数十至,京师戒严”①。四十二年冬,大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

  直到隆庆初年,形势才有所好转。随着明朝改革活动的展开,对九边的建设日益重视,边防因之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蒙古贵族的入犯明朝,又往往遇到坚决抵抗,损伤颇多,再加上蒙古草原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关系增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蒙汉人生活的需要,都更加迫切要求互市贸易,以换取布帛粮米和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遂出现了“俺答封贡”。

  隆庆四年(1570),鞑靼内部再次发生矛盾,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因争夺“三娘子”为妻而翻脸。三娘子原为把汉那吉之妻,俺答见其貌美,夺为己妻。把汉那吉恚恨,遂于是年十月率妻子等十余人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受其投降,并报告宣大总督王崇古。他们共同上疏极力主张乘此机会优待把汉那吉,“因与互市”②,采取安抚政策。王崇古的建议在明朝大臣中意见很不一致,“朝议纷纷”③,但是得到了内阁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的支持,王崇古的主张遂获批准,诏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赐绯衣一袭。时俺答势孤,又看到把那汉吉受到明朝的优待,于是遣使向明朝请开互市。

  隆庆五年(1571)二月,王崇古上《确议封贡事宜疏》,提出了具体处理封贡、互市事宜的八条建议。“封贡互市”主张提出后,“朝议复哗”①,张居正毫不犹豫,仍全力支持王崇古的主张,明确指出封贡通市有互利,在他的坚持下,封贡互市的主张“才获通过”②。于是,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余蒙古诸首领也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职。又根据王崇古的建议,恢复贡市,蒙古与内地经济交往得以正常往来。从此,四五十年以来不断南犯的俺答,“事朝廷唯谨。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③。

  万历十年(1582)俺答死,由其子黄台吉袭封顺义王。万历十四年黄台吉死,其子撦力克袭封。俺答妻三娘子,在俺答祖孙三世中,“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④,明朝政府封他为“忠顺夫人”。在“俺答封贡”到三娘子掌权的数十年间,明朝与蒙古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明朝从建国以来,就不断受到蒙古的骚扰,延续了二百余年。明政府虽把对付蒙古势力作为边防的重点,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无论是进取,还是防御,却都一直未能消除明朝北方的祸患。然而,俺答封贡后,北部边疆各民族却友好相处,“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⑤。明朝北方形势的安定和这种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人魏源曾对此作过较为公允的评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①,论述极为深刻。

  

  ①《明史》卷一四五《丘福传》。

  ②《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一《亲征漠北》。

  ①参见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下篇第四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②郑文彬:《筹边纂议》卷一。

  ③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

  ④李日华:《官制备考·分封》。

  ⑤《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①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六《分藩记》。

  ②《明太祖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

  ①《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②《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③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①《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③《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④《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丙戌。

  ⑤郑晓:《皇明北虏考》(《吾学编》本)。

  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②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酉。

  ④《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⑤《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①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②《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景帝登极守御》。

  ④《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景帝登极守御》。

  ⑤《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②《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③《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④《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①《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癸未。

  ②《明史》卷二○四《丁汝夔》。

  ③《明史》卷二○四《丁汝夔》。

  ④高岱:《鸿猷录》卷十六《追杀仇鸾》。

  ⑤高岱:《鸿猷录》卷十六《追杀仇鸾》。

  ⑥《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⑦《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①《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③《张居正集》卷四七附录一《张文忠公行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①《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③《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④《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⑤《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①魏源:《圣武记》卷十二《武事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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