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仁、宣致治”

  第三节 “仁、宣致治”

  永乐以后,仁宗、宣宗采取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政策,取代了明初以来的严猛政治,在他们治国的十二年间,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宽松、吏治清明的时期,历史上称其为“仁、宣致治”。

   仁宗治国

  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病死于榆木川,遗诏由皇太子朱高炽继位。同年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诏改翌年为洪熙元年。

  朱高炽八月即位,至第二年五月病死,在位仅短短的十个月。然而,在这十个月中,朱高炽一反其父的所作所为,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上台,便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西洋宝船等劳民伤财之举。永乐年间,这些盛大的活动频频举行,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郑和下西洋,一次多达数万人,如此大规模的出洋,永乐年间即有六次;北征鞑靼、瓦剌,南征交阯,连年不断用兵,这些无疑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仁宗刚即位就果断地停罢了这些糜费之举,施行“恤民之政”,这无疑是一项有利于社会休养生息的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

  仁宗时期,还进一步提高了阁臣的地位,使内阁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由于政务繁忙,难以应付,便置“四辅官”以协助处理政务,但四辅官皆老儒,不能胜任其职,设置仅一年就罢废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朱元璋是个猜忌心极重的帝王,终洪武一朝,这些大学士对朝政很少有参决权。永乐时期,阁臣设置成为常制,并明确阁臣的职责是“参预机务”,内阁开始成为明代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此时阁臣的官秩仅五品,权位远逊于尚书。地位权力的限制,使阁臣在政务决策中难以发挥大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仁宗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正三品官员兼任大学士,以此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地位。其后,仁宗又复设官品高达一品的公孤官虚衔,并授之以内阁大学士,使阁臣的权位远远高过部权。宣德时,阁臣已获得票拟权,开始直接参预处理国家政事,阁权已相当于相权。①仁宗即位三月,即下诏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②。当年朱棣残酷屠戮建文旧臣,株连无数,积怨甚深。连《明史·成祖纪》“赞曰”在颂扬他的卓越功绩时还不忘加上这样一句评语:“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德亦曷可掩哉!”仁宗的这一道诏令纠正了明成祖的残酷报复政策,这多少反映了仁宗对这种报复政策所持的否定立场,以及其实行“恤民之政”的决心之大。这也成为仁宣两朝推行文官政治的一个辅助措施。仁宗时,还平息了与北部边疆鞑靼部、兀良哈部的战端,恢复了往来边市贸易。

  史称:仁宗“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①尽管仁宗在位时间甚短,但其所施行的政策却为宣宗一朝所继承,以致后代史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仁、宣致治”。

   宣宗平汉王之乱

  洪熙元年(1425)六月,皇太子朱瞻基即位,诏改翌年为宣德元年。

  宣宗即位一年后,明皇室便又发生内乱。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效仿其父的“靖难”之役,上章指责仁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诰封文臣,指夏原吉等为“奸臣”,在其封地乐安起兵,对其侄儿宣宗朱瞻基发难。然而,朱高煦远没有其父来得幸运,他曾命亲信枚青潜入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而张辅反将枚青执送朝廷;他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共同起事,结果为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而阴谋败露。朝中无内应,地方无援兵,朱高煦一开始就陷于孤立之中。而宣德时的形势,亦非建文初期所能比拟。宣德时期,历经永乐、洪熙两代,在朝廷中已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稳定的统治集团;而永乐时期,明成祖一再削夺封藩诸王的实际权力和兵权,使他们的力量不足与一镇相抗衡。这些,都是宣宗战胜朱高煦的有利条件。

  朱高煦公开举起反叛的旗帜,宣宗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帅兵征讨,但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力劝皇帝亲自出征,户部尚书夏原吉也认为“荣策善”,主张宣宗亲征。于是,八月初十日,宣宗命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留京居守,亲自帅五军将士,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将前锋,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等扈从,向汉王所据的乐安城进发。二十日,宣宗大军至乐安城外,将乐安城围得水泄不通,朱高煦的护卫军见此阵势,龟缩在乐安城中不敢出来。宣宗敕书谕降。二十一日,朱高煦出降,被解回京师,禁锢于皇城内,后被处死。宣宗胜利回朝,对有决策之功的杨荣、夏原吉等大加赏赐。

   任人唯贤,息兵养民

  史称:“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①这也是“仁、宣致治”局面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宣宗曾对臣属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君子进,小人退,人君大有为;小人进,君子退,人君就不能有所作为。“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①宣宗是个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他的致治用人的思想在宣德年间得到了切实的贯彻。

  宣德年间有几次较大的人事调动,对宣德的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宣德三年(1428),蹇义等一批元老年岁已大,相继退职,“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②。这次被推荐的九名官员中,就有政声卓著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顾佐,顾佐取代了贪墨被黜的都御史刘观后,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同时荐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③。经过这一番整肃,官吏的贪浊之风有所收敛,朝纲肃然。宣德五年六月,蹇义、杨士奇等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同年九月,周忱、于谦等六位被荐任巡抚。

  其中,况钟任职苏州知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期间,治绩最为突出。江南重赋,租税积欠,人民逋逃是由来已久的问题。至宣德初年,苏州府积欠的税粮已达八百万石,相当于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虽然从宣德初年起,宣宗屡诏减赋,但由于积弊既久,并非几纸减赋诏令所能解决。周忱巡抚江南,深入民间,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针对赋税不均的情况,创立了“平米法”,采取了平均分摊增耗、统一使用斛器的标准、减粮长三人为一人等具体措施,均平赋税,减轻了民户负担。针对赋税过重的情况,周忱和况钟对苏州府的田税作了仔细的调查和精细的计算,提出将其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后以为定制。明人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称道周忱任巡抚期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仁、宣致治”局面的出现,与任用了周忱、况钟等一大批廉能之士是分不开的。

  宣德年间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放弃了交阯,采取了息兵养民的政策。自永乐年间出兵征讨安南黎氏,把安南置为明皇朝辖下的交阯布政司后,安南屡次起兵反抗,明皇朝不断派兵征剿,无岁不用兵,用兵最多时达八十万,交阯的战事成了明皇朝的一大历史包袱。宣德元年(1426),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出征安南的荣昌伯陈智兵败,宣宗接到败报后,已有意放弃交阯,后两次在文华殿召见大臣,商讨解决交阯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明皇朝在交阯经营了二十年之久,“劳费多矣”,一旦要放弃,就连蹇义、夏原吉这样的股肱之臣也表示反对,因此,宣宗一时也未能痛下决心。宣德二年,征讨交阯的安远侯柳升全军覆没,征夷将军、成山侯王通接报后无心再战,遂私自接受黎利的请和,立坛为盟,从交州退师。接着,黎利以原国王陈氏三世孙陈暠的名义遣使上表明朝廷,要求复国。宣宗欲藉此“罢兵息民”,“遂纳其言”。十一月,宣宗命礼部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罗汝敬等为使节,“赍诏抚谕安南”,“尽撤军民北还”①。至此,明宣宗彻底甩掉了这个备受困扰的历史包袱,进一步去施展他的息兵养民、安民求治的政策。

  

  ①参见汤纲:《明史》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②《明史》卷八《仁宗纪》。

  ①《明史》卷八《仁宗纪》。

  ①《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赞曰”。

  ①《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②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③《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①《明史》卷九《宣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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