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吴澄

  第二节 吴澄

  家居授徒的大半生

  吴澄(1249—1333),抚州崇仁人,字幼清,晚年又字伯清。友人程钜夫题其居屋为“草庐”,人称草庐先生。

  吴澄出生在颇为宽裕的普通家庭。祖父吴铎追求举业,且好天文星历之学。吴澄的幼学发蒙,是在祖父指导下起步的,祖孙之间的感情联系甚深。他十六岁时,祖父赴抚州郡城参加乡试,因未能通过,一年后即溘然去世。十六岁那年他随祖父抚州之行,对其一生产生有重大影响。从当时在抚州临汝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程诏开(若庸)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程朱学说。前十余年里,他孜孜以求的一直是声对词赋、记诵词章之学,“自以为所学止于是矣”,而“不知科举之外他有所谓学也”。此行后他恍然大悟,“先圣先师之所学者,固不止是”(《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谢缪守书》、《谢张教》)。从此较系统地阅读理学家的著述,开始与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相交往、切磋学问。

  至元七年(1270),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时年二十一岁。从他后来写给主考官等人的信札来看,他虽也希望能在礼部试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亲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吴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翌年春,他赴省试不利,从此便断绝了角逐之念。下第这一年,他纂次旧作,题曰《私录纲领》,收录他接触理学以来自内心生发的感想杂识等,从而将弃举业之决心表露无遗。此后,他没有再参加南宋皇朝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吴澄维持读书授徒的家居生活已长达十五年之久。有好几年他曾迁居乐安,与当地的一名南宋贡士同隐居于布水谷。在此期间他校读考释《易》、《诗经》、《尚书》(今文尚书)、《春秋》、《仪礼》大小戴记、《孝经》等经典。

  至元二十三年冬,奉元世祖忽必烈诏命到江南寻访名士的程钜夫到达抚州。这时吴澄刚从居父丧期满释服。程钜夫命郡县迎吴澄,至则强使出仕。吴澄以母老坚辞。程钜夫乃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南北统一后,北游中原风物成为当时南人很普遍的向往。吴澄于是决定辞家出游。

  他是享受着应征名贤的待遇乘驿北行的。至元二十四年春,他抵达大都。程钜夫又一次力图劝他入仕,仍以母老辞。他留在大都不过几个月,终于在年底南归。他的态度与当时羁留在大都的许多南宋遗士有殊。北方文人送别他的诗章里慨叹道:“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

  回到抚州以后,他仍然过着授徒、读书的生活,差不多又是十五年。在此期间,他曾到宜黄义塾教书;后应担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的程钜夫之邀去福州访问;几次游历龙兴(今江西南昌),在当地官学开讲,“听者千百,多所感发”。他在布水谷耕读时所校定的诸经,早由程钜夫之请被元廷誊录,藏国子监崇文阁,以备诸生览阅。

  大德五年(1301),恰是在他居母丧服除翌年,元廷诏授吴澄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这时他已不能再以母老为托辞了。在写给力荐他的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董士选的信中,吴澄表示了对当时儒者苟求苟得,“舐痔尝粪,何所不至”的厌恶情绪,并希望董士选理解他“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吴文正公集》卷七《复董中丞书》)。但是,不顾吴澄受诏不赴,次年春天元廷仍督迫邑里具驿舟,“敦遣”他赴京。吴澄被迫在秋季启行,十月至大都。然而在他到达京师之前,吏部已将去年授予他的官职作不赴任阙处理。很可能是这一缘故,吴澄抵京不久即欲归还。无奈河冻不可行,拖到下一年开春才得动身。

  回到江西家中第二年,又有江西儒学副提举之命,仍不赴。几年之间,他潜心于校定邵雍著述及古《葬书》,订定《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还曾到袁州(今江西宜春)授徒。大德末年,江西行省为催请他赴学职,先后遣人十余次,文移往复凡数十,吴澄仍以疾固辞不就。

   国子监传道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元廷以国子监丞之职再诏吴澄。翌年春,他在殡葬去世的次子以后,由江西行省遣官礼请,给驿舟赴任,是年60岁。在这个年纪步入仕宦生涯,无论如何是太晚了。但是,吴澄是以蜚声天下的学者到国家最高学府去指导诸生。这与他以接续道统自任的本衷并不抵牾。他接受官职的主要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到职以后,国子学的生徒六馆“翕然归向。公清晨举烛堂上,各举所疑以质问;日昃退就寓舍,则执经以从。公因其才质之高下而开导诱掖之。讲论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废。一时观感而兴起者甚众”(危素《吴澄年谱》,《吴文正公集》卷首)。

  至大二年,元廷立尚书省变更钞法、经理国用。原中书右丞刘楫以阿附脱脱、三宝奴等人,改授尚书右丞。刘楫尝通《尚书·洪范》、《易经》之义,近进者多敷言儒术以迎合之。刘楫殊欲借吴澄之名以自重,但是吴澄执意不愿与之相过从。刘楫的一个门客自谓能致之,两次拜访吴澄。吴澄先以疾为辞,拒绝与刘楫交往;继之则回避不见客。门客逆知终不可致,“归给其人曰:‘老儒未尝骑乘,堕马折臂,不能来矣’。乃止”(《吴澄年谱》)。

  元仁宗继位后,尚书省臣伏诛,阿附得进者皆斥罢。吴澄升任国子司业。这时新任国子祭酒的刘赓,自渭“朝廷徒以吾旧臣,故自台臣来领学士。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遇,诸生其勉之”。国子监教学实际上由吴澄所掌,似乎使他感到一展生平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参考程朱诸儒关于课读诸生的奏疏、教法、私议等,斟酌去取,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力主以课读讲习责督诸生,反对季考月试的大学积分法。但是,吴澄这一套主张,与国子监内大多数同列的想法颇不相合。于是有人议论纷纷,称引他问学须以“尊德性”为本的观点,将他划入“陆学”的阵营。自南宋以来,朱、陆两人的门下长期“依草附木”,互相攻讦。元代官学尊尚朱熹学说。指吴澄为“陆氏之学”就是公开声言他不宜居国子监师儒之职。吴澄慨然于自己的意见和合者寡,又不屑于自辩,乃于翌年化冻后决意辞归。国子监诸生及属吏追至通州(今北京通县)河上恳留,不从。朝廷遣特使止之,亦不肯再留。他第一次“窃禄”为官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为时尚不足三年①。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冬,吴澄回到江西老家,继续著书授徒。

  延祐四年(1317),由于江西行省坚请,吴澄被迫同意主持恢复科举以后的第二次乡试。同年,元廷又以集贤直学士聘召他入京。吴澄拜命后久病不愈,遂无行意。经虞集执意敦请,才在翌年五月勉强动身。行至仪真,复因疾作而辞谢任命;乃令使者回京复命,他自己则暂住淮南,后又在建康(今南京)、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滞留。他的《尚书纂言》完成于羁旅建康时;在江州,寓于濂溪书院,南北学者从之听讲者百余人。延祐七年,回到家中,从学的北方学者皆随之南趋。

  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之职衔,遣使臣到崇仁特聘吴澄。二月,吴澄自家中启行,正月到达大都。这时,在大都庆寿寺内,用泥金誊录佛经两部的制作工程,已开始将近半年。七月,元英宗在上都传敕,命吴澄为“金书”《佛经》作序;并授意吴澄,此役意图在于“一追荐列圣,一祈天永命,一为民祈福”。这是吴澄就新职后接受的第一道诏令。他却以超生荐拔实乃“蛊惑世人”为由,拒绝接元英宗旨意写序。元英宗可能来不及得到吴澄的答复,就于八月初从上都回銮途中在南坡遇弑。序金书《佛经》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年冬天,晋王也孙铁木儿即皇帝位。翌年初在大都开经筵。吴澄与中书平章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同为讲官。今《吴文正公集》卷四四,存留着一篇阐发通鉴所载汉高祖约法三章的经筵讲义。在这篇讲义里,吴澄开导长年出镇漠北、不谙汉地事务的泰定帝说:“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

  这样的“讲义”,与他和其他学者之间的论学问对相比,自然粗浅得多。但这些言辞出自一位七十多岁高龄、而且体弱多病的老学者之口,在蒙古皇帝听来,分量一定是很重的。据说泰定帝听讲后“大悦”。

  泰定二年(1325)正月朔日,吴澄因老疾不克朝贺,复有南归之意。到闰正月,翰林国史院设局纂修英宗实录,他仍被指名与役。是年秋,英宗实录修毕,他便坚意离京。冬,吴澄至家,时已七十七岁。次年,朝廷又有诏征澄,不起。乃赐钞币等,遣翰林编修送到家里,以示优礼。吴澄写信给时宰,说自己“虚老而已,无才可称”,乞“收还所赐”。

  吴澄告老家居的晚年岁月有八年。疾病稍舒,仍著述讲学不止。至顺二年(1331),他的长媳、孙、孙媳、一妹、一弟先后去世,“半载之间凡五丧”(《吴文正公集》卷八)。次年五月,他从崇仁迁到杭州郡城,就养于三子吴京。他的最后一部撰述《礼记纂言》即完成于杭州客寓时。有的学者认为,诸经纂述之中,吴澄对《礼记纂言》“用功最勤”(《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元统元年(1333)盛夏,吴澄盛暑得疾,终老去世。卒年八十五岁。

   对朱陆末学的匡砭

  依后代儒学家的观点,“有元一代,以理学后先倡和,为海内师资者,南有吴澄,北有许衡”(蒋超:《吴澄从礼奏疏》,《吴文正公集》卷首)。这一评价是有道理的。在元代理学史上,许衡和吴澄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略有不同。许衡对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具有开创之功,吴澄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许衡兼有政治家和师儒的身份。尤其是中年以后,他的主要志向,毋宁说是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来促使元政权进一步汉化,并通过朝廷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理学;只有在从政遭遇挫折时,也才退而为师儒。吴澄则差不多完全以解惑传道自任,即使在为时不长的仕宦期间,他所接受的,也只是学官或者国史词翰之职。就从学术的层面推广和发扬理学内涵而言,则吴澄花费的精力,似乎又远远多于许衡。濂洛关闽之学的侧重点,在于“独标性命之言”(江藩:《汉学师承记》),而不甚强调追究礼乐之源。此种倾向经朱学未流承袭扩大,遂一演而成为徒习成说之风,以至于“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它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反俾记诵之徒嗤其陋,词章之徒讥其拙”。吴澄对这种“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深为感慨(《吴文正公集》卷二二《尊德性道问学斋记》)。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可以说主要是为了针砭此种弊端,并在以下两点形成显著的个人特点。

  一是按照理学的观点,重新考校并阐释多种古代经典。在他看来,这是在续朱熹的未成之志和未尽之言。经他先后校定和发挥的古代儒家经典有《尚书》、《易经》、《春秋》、《孝经》、三礼、《葬书》等。儒家以外的《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也曾由他订定,意在“使智之过高者不至陷溺于其中,凡下者不至妄加拟度于虚高”(《吴澄年谱》)。虽然他在经学方面的许多断制,并不为后学所赞同。但程朱门人,“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非北溪诸人可及也”。吴澄对元和元以后经学的发展,是起了重要的影响的。例如古文尚书,宋人虽多已疑之。但“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是书(接指《尚书纂言》)出世,人始决言古文为伪而欲废之”(《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二是力图发扬“明指本心以教人”的心学观点来纠正朱学末流拘滞于前贤的文义句读以求明道,而不知反求诸身,终使学问支离破碎而不得要领的时弊。吴澄的这个主张,显然受到江西陆学的影响。吴澄承认,“陆象山之学非俗学,然与朱子同时而不能与朱子同道”(《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谒赵判簿书》)。但是他不赞成像朱、陆门徒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他认为,正像朱学在其末流手里正面临堕落成一种新的“俗学”的危险一样,“今人说陆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偏求哉”(《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仙城本心楼记》),吴澄强调,明指本心以教人的主张,并不是陆象山所新创,而是本之于孟子,并且可以追溯到被载录在《孟子》中的“操舍存亡,惟心之谓”这段“孔子之言”。因此,“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同上)。在提倡以本心为学的同时,吴澄对象山后学那种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出所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因此,吴澄阐扬的以尊德性为主的本心说,不是要排斥朱熹的“道问学”的功夫,相反地是要将它贯穿在道问学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要求学生从文义句读入手,但又不拘执于语言文字之末,而能从对于外在“事物”的正确思考启发自身内心的感悟,内在地把握“万理之所根”。

  吴澄最早接触理学,是他在抚州郡城结识并师从程若庸的时候。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朱、陆两家。吴澄调和朱、陆的主张,可能受了程若庸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他和程若庸一样,以朱学为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不过是想吸收陆学基本主张中的合理成分,作为传授朱学过程中的方法论补充而已①。元代有些人以吴澄为陆氏之学,似乎不是一种单纯的误解,而更像是在当时学术界人事冲突中用来对他进行排斥的口实。

  

  ①吴澄辞职不久,他的学生和同事、国子博士虞集也由于相同的舆论压力离职而去。国子监内的这场斗争,是否具有中原士大夫抵制南儒控制国家最高学府的性质,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①《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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