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姚枢

　　第六节 姚枢

　　早年经历与传播理学

　　姚枢（1201—1278），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先人自后唐使辽，遂居其地，因以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为籍。姚枢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金朝的中下级官吏。1201年，他生于汾（今山西汾阳）①。金末，因父亲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也倍加赏识，称赞他有“佐王之略”。

　　1232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出逃，至燕京（今北京）投靠杨惟中，被荐北觐太宗窝阔台。这时漠北无汉人士大夫，太宗喜其来，甚重之。姚枢因此留居岭北多年。这段经历，对他熟悉和了解蒙古风俗习惯和文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1235年，皇太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蒙古军破枣阳（今湖北枣阳），主将欲坑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得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阔出所部攻陷德安（今湖北安陆）时，姚枢从俘虏中访得江汉间的名儒赵复。二人相见于军中。姚枢“戎服而髯”，赵复初疑为西域人，经过交谈，他对姚枢的才识十分赞赏，乃出所为文数十篇相赠。赵复以九族殚残，不复欲生，但被姚枢强留于军帐中。当夜，姚枢醒来，发现赵复床上惟存寝衣，连忙起身出追，“鞍马号于积尸间，求至水裔”②，见赵复脱履被发，仰天而号，欲投溺而死。姚枢以“汝存，子孙或可传诸百世”为辞，苦劝赵复北上授徒。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并协助杨惟中创立太极书院，以赵复为师儒，教授程朱理学，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理学在北方由是传布日广，从此，姚枢本人也得以研读赵复所赠“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并很快成为在北方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1241年，姚枢被窝阔台任为“燕京行台郎中”。这时花剌子模商人牙老瓦赤担任总领汉地政务中州断事官，汉人把这个官职称为燕京行台，姚枢事实上就是中州断事官的幕僚机构成员。由于牙老瓦赤性喜货贿，汉地世侯们惟恐获罪于他，“竞以掊克入媚”。牙老瓦赤常从接受的贿赂中分出一份送给姚枢。姚枢洁身无门，只好弃官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河南辉县北）隐居。

　　在苏门，他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又诛茅为堂。置私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潜心读书，“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儒家经典、尤其是理学书籍相当缺少，姚枢不但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而且还动员别人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这个阶段，他与隐居在苏门附近的窦默、许衡等人过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元史·许衡传》）。正是经过姚枢的介绍，许衡这时最早接触二程、朱子著述。回到魏地（今河南魏县之南）后，许衡曾感慨地对自己学生说：“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尽弃前习，以从事于小学、四书，为进德基”①。窦默后来回到肥乡（今河南肥乡）教书授徒，也逐渐知名。苏门也因此成为当时北方理学传播的中心之一。名士王磐受窝阔台汗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主转至姚枢处从学。

　　 在世祖藩邸中

　　姚枢的政治经历及其学识与名声，不可能不引起“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的注意。当时在忽必烈周围业已逐渐聚集起刘秉忠、张文谦、李德辉等一大批名流儒士。1250年，姚枢也被召至漠北，俾居卫从，而不直宿。忽必烈时召与语。姚枢曾为书数千言，殚精竭虑地劝说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又列时政要务三十条，包括立省部、辟才行、举逸遗、慎栓选、汰职员、班俸禄等。这个时期，姚枢日渐受到忽必烈的信任，成为潜邸幕府中的重要谋士之一。

　　1251年6月，忽必烈之兄蒙哥，登上大蒙古国汗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忽必烈为此大宴群下。众人都忘乎所以，姚枢罢酒，将出，忽必烈遣人止枢，问他：“倾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姚枢回答：“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元史·姚枢传》）忽必烈听后恍然大悟，于是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

　　1252年，姚枢向节度漠南军事的忽必烈建议，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他总结了自1235年阔出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失误之处，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不仅造成南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因此姚枢建议，变秋去春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等到积谷高廪，边备既实，就可以大举攻宋。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姚枢的这一策略遂得以施行。当时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清口、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敌去则耕。又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这一地区日后成为蒙古军进攻襄樊的根据地。

　　为了实施攻取大理、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1252年7月，忽必烈统兵攻大理，姚枢从行。大军行至曲先脑儿时，忽必烈摆设夜宴。姚枢即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翌日，出发行军时，忽必烈在马上大声对姚枢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1253年，蒙古军驻夏六盘山。姚枢受命以王府尚书身份宣抚京兆，与杨惟中、孛兰等人共治关中，史称“旬月之间，民大和浃，道不拾遗”。入秋以后，姚枢复随忽必烈由陇西南进，穿过吐蕃东部，攻至大理城下。他先遣三使入大理诏谕。大理守将尽杀蒙古使节。但是忽必烈攻入大理城后，依然饬令姚枢“尽裂帛为帜，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军士无一人敢取一钱直者”。姚枢等人举曹彬事迹为止杀之谏，似乎对忽必烈造成了十分深刻之印象。

　　1254年春，忽必烈北归，驻军六盘山。这时姚枢有病，于是忽必烈又用他为劝农使，协助关西道宣抚使廉希宪治理关中地区。姚枢不顾疾病缠身，“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凡今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自金末丧乱以来，关中为战乱所残破，“城郭萧条，不见人迹”①。经过几年的治理，政治、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儒学教育也得以逐渐恢复。

　　蒙哥即位以来，忽必烈在汉地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1256年，蒙古贵族中有人在蒙哥面前进谗言，称“王府得中土心”，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②，告发忽必烈。本于对忽必烈的猜忌之心，1256年，蒙哥派出他的亲信、大必阇赤阿兰答儿到关中“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倚仗大汗声威，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以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忽必烈与蒙哥的矛盾呈现恶化的趋势。在关键时刻，姚枢向忽必烈进言：“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当时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以屈求伸。忽必烈思之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冬十一月，他先后两次遣使见蒙哥，表白自己归牧于岭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复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忽必烈）亦泣下，竟不令有白而止”。蒙哥于是敕罢钩考。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岭北。然而一年之后（1258），由于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的连连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公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征宋前线，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为担心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便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1260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会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与元初权臣的矛盾

　　忽必烈称汗不久，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间的争位战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以漠南汉地为基础与阿里不哥抗衡的忽必烈，失却了黄金家族多年以来积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笔财富作为凭依，亟须通过增括中原财赋来支持新政权。在史天泽、张易等人推荐下，元廷起用王文统为中书省平章政事，由他主持更张庶务，全面负责汉地的钱谷大计和行政事宜。王文统原来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前朝以经义登第，但同时又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之类主张，而把政策侧重点置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恰好深中忽必烈的心意。因此，中统年间，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偏偏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不是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迂儒。

　　姚枢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见，似乎在中统之前双方就已有所冲突。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以潜邸旧臣为十路宣抚使，分行中原汉地，以安定各地政局，姚枢受命为东平宣抚使，乃以“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夺其位”为由不陛辞，直接之郡。二年七月（1261），元廷立燕京行中书省，统领中原政务。十路宣抚使的建制，约在这年撤除。或许应在此前后，姚枢回到朝廷。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似乎在世祖面前进行过推翻王文统的活动。史载窦默曾与姚枢、王鹗等人在忽必烈面前批评王文统，说不可让他久居相位，并推荐许衡为相。这场政争的详情现在已难以确知，关于姚枢在此时的行迹也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资推究。但是，在隐居苏门时期所结成的深交，大约使他不会与窦默、许衡的活动完全无关。正因为如此，王文统才会始终不移地把姚枢同许衡、窦默等人一起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于是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太子师傅的地位不算不高。但对姚枢这样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材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地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意图。姚枢遂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授。同年八月，被改授为大司农，管理农桑、水利等务。

　　中统三年春，益都世侯李璮发动兵变。早在正月底，当李璮留质于燕京的儿子李彦简刚刚从燕京逃走时，忽必烈便马上召姚枢问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根据姚枢判断，李璮叛变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姚枢的观察和预见是十分敏锐、准确的。

　　李璮之乱发生后，王文统因有牵连被诛。此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另一方面，行政中枢一时难以有足够的合适人选，因此，几乎与提拔阿合马同时，姚枢于1263年正月被任命为中书左丞，不久，又带相衔先后行省事于河南、山西等地。中统、至元之际，元廷乘平定李璮之乱，断然改变中原世侯各擅其地的局面，在各路置牧守，行迁转，军民分职。在实施这一重大的体制改变的过程中，忽必烈急于求治，措置失当，一度出现“政令日改月异”的状况。朝中有人上言，批评“中书政事大坏”①，忽必烈闻后大怒，是以举朝人心惶骇。姚枢遂上劝言书，向忽必烈陈说保持政令稳定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建议忽必烈“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歉，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由以建成宏图远业。忽必烈怒为释。

　　在担任中书左丞以后，姚枢的政迹似乎并不十分显著。这或许与阿合马以“功利成效”固位取宠不无关系。至元元年，阿合马即从领中书左右部“超拜”中书省平章政事，并由此逐步控制了政权中枢。至元五年，姚枢以河南行省“佥省”之职又一次离开首都到外地供职。他的具体任务，主要是在河南经理屯田事宜，为平宋张本。至元八年入觐，十年，官拜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使。十三年，罢昭文馆，姚枢乃改任翰林学士承旨。这时正是阿合马在朝廷中如日中天的时期，姚枢就在翰墨词臣的位置上，“明哲保身”一直到十五年病死。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实际上曲折地暗示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作为曾被忽必烈深为倚重的藩邸旧人，自从中统以后，他却始终没有在政坛上取得过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

　　当忽必烈还是藩王的时候，他获得中土人心的主要活动是制止暴政，安集流亡，恢复汉地封建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生产，同时为了在黄金家族中获取更有利的政治地位，他也需要精通谋略的士人辅助他纵横捭阖。姚枢这样的儒生恰恰在两方面都适合忽必烈的需要。中统建元以后，忽必烈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关注，与儒家讳于言利、一味主张节用爱民的偏执观点发生抵触，他只好到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那里去寻求支持。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①，应与这种大背景有密切关系。除了作为政治家而外，姚枢亦颇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反而使忽必烈留下“公茂善谈论，物之圆者只说出柄来”②的印象。这恐怕也是使忽必烈后来对他逐渐疏远的原因之一。

　　

　　①据姚燧《三贤堂记》，姚枢生于辛酉年，即1201年，死于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见《牧庵集》卷七。按《元史·姚枢传》谓枢卒于至元十七年（1280）。其所据当即姚燧《姚枢神道碑》。按碑文云：“明年（至元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于三月，问可以惠利斯民者。……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跽不能言，帝急命从臣扶出登车至家，未更百日而愈。后三年，疾再至，昏然三日，薨，寿七十八。”元史作者将这段文字理解为十四年病，三年后复发致死，由此推断姚枢死于至元十七年，此误。

　　②《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①《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①《故宣差京兆府路田公墓志铭》，《寓庵集》卷六。

　　②《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①据《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当时有宋子贞曾上言：“朝省之政，不宜数行数。”

　　①《元史》卷二○五《王文统传》，至元十二年，伯颜灭宋，捷报日至，忽必烈命阿合马、姚枢等议行盐、钞法于江南，姚枢去：“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在元军已占宋地的情况下，是否改行中统钞，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事关大局。故姚枢之迂，使忽必烈不满，称其“不识事机”。

　　②《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